46、延安文艺座谈会

雷云峰张宏志

　　(1942年5月2日—23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整风精神在文艺界的贯彻，是解放区文艺界整风运动的一个小结。抗战以来，国民党统治区大批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奔赴延安，使边区的抗日文艺大军人数剧增，阵营扩大。这时“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为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活跃的心脏”。可是，随着文艺界队伍的扩大，抗战文艺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如围绕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作家、艺术家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文艺与抗战政治的关系问题，以及作家、艺术家要不要深入生活的问题等，开展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由于一时找不到正确的思想基础而难于统一，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延安文艺界出现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纲领之后，于1942年春，专就文艺问题多次约请文艺界人士座谈，交换意见，还亲自到延安北门外文化沟观看墙报，了解各方面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这就为召开文艺座谈会做了充分准备。此后，毛泽东又约请两位作家拟定名单，4月27日，亲自写了请帖请在延安的有影响的作家、艺木家出席座谈会。请帖写道：“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这次文艺座谈会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会议于5月2日开幕，至23日闭幕。座谈会先后开了三次大会。5月2日，座谈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文化界人士一百余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后来正式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他指出，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地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希望与会者就文艺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发表意见，开展讨论。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第二次大会。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央负责人到会听取发言。发言者各抒己见，有争论且很尖锐。有人从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不联系实际空泛议论；有人宣传“人性论”，说什么文学艺术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还有人宣称文学艺术不应该歌功颂德，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许多革命文艺家在发言中举实例反驳上述观点。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在会上讲述了民众剧团下乡演出的盛况。他说：几年来我们剧团的足迹遍及24个县，观众达200万人次，我们就是演《小放牛》，老百姓却都很喜欢，剧团离村，群众恋恋不舍，给我们送鸡蛋吃(毛泽东插话：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他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者，大家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拥护!会议之外，围绕文艺工作的一些原则问题在《解放日报》上同样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所有这些讨论，为毛泽东作结论提供了基础。
　　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朱德主持会议并作了简短讲话。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工农兵批准。关于转变问题，朱德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我是一个旧军队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仗打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关于歌功颂德问题，朱德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他还针对有些延安的知识分子怕艰苦的情况说：重庆的东西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东西不好，那是我们自已创造的。我们要爱护它，发展它。
　　随后，毛泽东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淡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的情况与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和整个革命运动的关系问题，系统地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的许多有争论的问题，正确地确定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的讲话不仅对当时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且促进了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座谈会结束之后，毛泽东、朱德等党中央负责人同与会的作家、艺术家合影留念。参加合影者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凯丰、徐特立、刘白羽、罗峰、草明、田方、张悟真、陈波儿、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李卓然、天蓝、江丰、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傅钟、肖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滨、千学伟、曹保华、欧阳山尊、胡采、马克、曾克、周立波、张振武、高阳、张停、刘雪苇，蔡若虹、胡蛮、金紫光、伊明、林默涵、周扬、艾青、钟敬之、李丽莲、潘奇、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钟纪明、公木、范文澜、杜矢甲、于敏、张桂、严文井、陈荒煤、何其芳、张铁夫、阿甲、张季纯、张真，张望、佟天林、华君武、李又然、李元庆、何隅、肖军、柯仲平等。
　　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0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就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发出通知，要求把“讲话”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这个文件(指《讲话》)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地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要求在知识分子中深入宣传这个文件。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界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开展了整风运动。经过整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加强了，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文艺界的面貌大为改观。1943年发动的全边区大生产运动，大大地改善了工农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的战士、干部、学生的生活，达到了“丰衣足食”。这就为边区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边区文化协会所属团体纷纷动员作家、艺术家深入农村和部队，有的作家、艺术家主动要求到前方到敌后深入生活，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作家、艺术家深入实际，熟悉生活，不仅锻炼了自己，而且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血泪仇》等，群众性的秧歌活动和戏剧活动极大地发展起来，博得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普遍拥护和热烈欢迎。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主编：雷云峰；副主编：张宏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