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党外人士座谈会

雷云峰张宏志

　　(1943年 1944年)
　　为了广开言路，克服官僚主义，使各级政权机构中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边区党和政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批评与建议。
　　中共西北中央局(以下简称西北局)于1943年1月29日召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教育厅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边区政府委员李丹生、毕光斗等党外人士座谈。贾拓夫介绍了西北局高干会的经过及所议决的各项问题后，与会者希望在制定计划、讨论财经等问题时，集中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的意见，并要求清除党内个别坏分子。这些呼声受到谢觉哉的赞同，希望今后与党外人士更加亲密合作。2月1日，毛泽东在会议简报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任弼时指示：“以后要经政府通过执行的重要政策是可以先与他们交换意见，然后提出。”
　　此后，西北局在每年年初都要召集边区政府中的党外人士座谈，合盘托出全年工作方针与任务方案，征询意见，加以修订，再公布实施。
　　1944年7月18日，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结束。根据会议情况及实行“三三制”中所存在的缺点，21日中共中央转发西北局对各地委的指示，要求各分区立即邀请边区、县级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中有声望的党外人士(不在参议员或政府委员之列者亦可)出席。发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进一步求得对边区各项建设工作的批评与建议。
　　随即陇东、延属、绥德等分区，富县、延安、庆阳、子洲、安塞、甘泉、子长、延川、赤水、米脂等县及一些区，相继多次召开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座谈会。与会者除政权中的党外人士外，还有地方士绅、社会名流、劳动英雄及其他政府委员、参议员。
　　会上所发表意见主要有两类：
　　一、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司法，民俗等方面。如绥德分区姬伯雄建议政府注重工作检查，了解清楚下面的实际情形；马醒民等建议干部犯了错误要处分，不能调走了事；瓦窑堡市杨汉卿提议组织人民修补农村公路、小桥等。
　　二、意见。主要是对区乡工作，特别是干部作风方面的意见。如延安县党外人士解林江批评河庄区赵家崖乡干部，对群众派的公粮重，自己负担轻；甘泉县李加才提出个别共产党员不起模范作用，工作无办法，反而嫉妒他人；子长县王和有说：乡干部脱离群众，布置公粮不切实际，轻重不匀等。
　　毛泽东得悉情况后，除亲自参加一些座谈会外，并对林伯渠等指示：“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对所提问题逐条解答。”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针对不称职干部问题说明，可以采取罢免重选、向上告状、或政府集中培训等办法。凡自己错了的当即向党外人士作自我批评，对于正确的批评建议及时予以肯定接受，会后迅速采取措施，付诸实施。当毛泽东得知霍祝三参议员等提出训练区乡干部的建议后，立即指示一年可训练一次。西北局于1944年冬至1945年初办了一期区乡干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训练班，取得了显著效果。从此，训练区乡干部形成了制度。延安县政府根据提议，把开展“十一运动”(即争取三、四年内实现每区一个铁匠辅；每乡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学校、夜校、识字组、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每村一架织布机、一口水井；每户有一年余粮、种活一百棵树、一牛一猪、一个厕所；每人识一千字)写成详细指示，要求区乡级召开一揽子会议，详加讨论，订出计划，推动了运动的广泛开展。延川县根据党外人士提议，召开专门会议，组织路工委员会，动员民众利用冬闲修路建桥。并于座谈会后立即召开区乡干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撤换了个别不称职的乡长，干部作风大为转变。
　　边区政府从群众对区乡干部的意见中认识到，问题在基层，责任在上级，上级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所以1945年1月5日至8日，西北局高干会讨论了作风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指示所有机关开展干部作风大检查。边区领导机关和干部身体力行，作出榜样。这样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赢得了党外人士的信任，增强了各级政权的凝聚力。如李鼎铭原来自居“客位”，遇事不表态。后为林伯渠等共产党人至诚团结的精神所感动，他便以主人翁态度直言提出建设性意见，并由衷地表示：共产党切切实实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无凝；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我情愿以衰朽残躯为国家民族竭尽绵薄”。原来不愿意接近共产党干部的李丹生，也与谢觉哉成为至交，临终时将自己的两位幼女拜托给了谢老抚育。
　　1944年8月21日，《解放日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的社论中指出：为了巩固和加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巩固和加强各阶层的团结，还需要定期听取党外人士对政权工作的批评与意见，要求敌后各个根据地仿效实行。(张培林)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主编：雷云峰；副主编：张宏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