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前后的一些情况*—1

张达志

　　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是1933年六月底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的①。这次会议在陕北党的斗争史上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革命转变时刻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它对创建陕北红军、陕北苏区、陕北革命根据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特委委员。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已隔40多年了，由于记忆有限，又无资料，只能凭着个人记忆写点情况，提供参考。不妥或失慎之处，请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和知情的同志补充指正。
　　一、一些基本情况
　　陕北地处西北黄土高原，荒山秃岭，地瘠民贫，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就是在这样穷乡僻壤的地方，封建军阀、豪绅、地主越来越加重了对劳苦人民的压榨勒索，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当时，陕北的最高统治者国民党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自辛亥革命后，一直盘踞在陕北。名义上受陕西省历任军阀的节制，实则独霸一方，为所欲为，是陕北名副其实的一个土皇帝。陕北各县县长名义上由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实则都由他控制，各地粮款都归他征用，任意派粮摊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层层加重对劳苦人民的盘剥。什么田粮税、人口税、买卖税、屠宰税、印花税、牲畜税等等。更为甚者，井岳秀大开烟禁，令群众种植大烟，从中重剥税款，鱼肉人民，以饱私囊。政治上对人民群众实行血腥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禁止任何民主改革活动，凡是带有民主进步的主张和活动，都被禁止。对共产党员，或有共产党嫌疑者，格杀勿论，各地起而反抗者，一律疯狂镇压。
　　再者，地主阶级的剥削更为残酷。陕北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贫苦农民仅有极少不毛之地，或根本无地。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重租，租地主、富农的土地耕种，不得不向地主借债，受高利贷的盘剥。广大劳苦农民劳动一年所得，除向地主交纳债租之外，所剩无几。再加上地主的驴打滚高利贷剥削，致使贫苦农民流离失所，处于谋生不得之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陕北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对群众的残酷压榨，越发激起群众的反抗。
　　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陕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大革命失败后，在党中央八七会议指示下，陕北党一是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决定把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派到农村去当小学教员、冬书房教员或下到农村种田作掩护，以便在当地组织群众，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坚持革命斗争。当时，在各地秘密成立了贫农会、互济会、手工业工会等，壮大了革命力量。1928年，党派我到佳县王诚家郭家圪*(左土又劳)村当小学教员，名为教书，实则在该村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我在该村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10余人，建立了党、团支部。这些党、团员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大多数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现在幸存的同志为数极少。经过党这样长期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党在农村中不仅建立了坚强的基层组织，而且还有了农民群众自己的秘密组织贫农会、互济会、儿童团等。二是党开始抓武装。首先决定派共产党员打入分布在陕北各地的哥老会中去工作，因为他们有枪支，目的是想把他们争取改造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党决定把大批共产党员派到榆林井岳秀部和神木高志清部去当兵，做兵运工作。同时还派大批共产党员到甘肃国民党军队中去做兵运工作。其次，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党号召党、团员捐献财物买枪。1928年冬到1929年春，在米脂中学支部(县委)号召下，花了60块白洋，买了1支驳壳枪，这些钱就是党、团员把自己的被子、褥子、毡等物卖掉捐献出来的。如张汉武同志仅有的一条被子也给卖掉了。
　　这些活动都是为了组织人民自己的武装，创造条件，同时也培养训练了人才。
　　广大劳苦群众在党领导下对阶级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1929年党领导的绥德打蛋厂的斗争，以及1931年横山、1933年清涧两县人民围城抗粮抗捐斗争等，充分说明只要有党的领导，群众中就蕴藏着无限的革命力量。广大党员和劳苦人民在经过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深刻体会到并总结出了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劳动人民要得到解放，非要搞武装斗争不可，非要建设一支新型的工农红军不可，非要进行武装夺取政权不可。在这种形势下要求中共陕北特委对陕北革命斗争作出新的部署，推动革命不断向前发展，所以陕北特委适时地作出了召开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的决定。
　　*本文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本书编者有删节。
　　注释：
　　① 1933年农历闰五月。中共陕北特委高起家坬扩大会议于1933年7月23日(农历六月初一)召开。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