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见闻*—1

高朗亭

　　1929年革命低潮时我加入共青团，1932年10月入党。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陕北的革命洪流，亲历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创建、发展和艰难曲折的斗争。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知情人之一，我把自己在陕北红军游击队这段阅历整理出来，有义务告慰先烈，为后人保留史料。
　　一、创建先锋队
　　1930年12月，“延川县共青团员高朗亭到榆林向特委请示工作，高向常应黎汇报说，延川折家坪有个反动民团，他想夺取民团的枪，建立革命武装。常说要高朗亭等些日子，见到刘志丹、谢子长后再决定行动。常并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我说应当找高朗亭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再做决定。常去找高时，谁知高竟负气走了。特委觉得这是件大事，立即召开常委会进行研究。后通过延川县委，派刘善忠帮助高计划此事。”(引自赵伯平《回忆1930年至1932年陕北特委领导下的斗争》)常应黎即常黎夫同志。
　　刘善忠接受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的指示，于1931年1月中旬，在延川县文安驿曹必明家与我会晤。原设想夺取郭驿沟地主民团的枪，因该民团调进延川县城集训而未成。于是共产党员刘善忠和我两人自己筹款买得两支手枪，我们又联合共产党员王保民、田汝霖和在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开过饭馆的杨秉权(非党的革命群众)等同志，就秘密带着这两支手枪来自卫，在横山、绥德、清涧、吴堡、延川、子长、延安、米脂等县农村进行秘密串联。1931年春陕北特委机关被迫转移到农村，联系人常立德、张玉明被捕，我们与特委的关系断绝；延川县党组织虽未遭破坏，也失掉了和上级组织的关系。但是延川县党、团组织，积极主张创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其中最热诚积极的有曹必明(中共延川区委书记)、梁毓珍、杨育先、梁鼐斌、罗成德、梁毓风、刘子太等同志。延川县党、团组织形成了我们活动的指导中心。
　　我们秘密串联活动的经费主要从我家和田汝霖、王保民家供给。到1932年2月，形成了十七八个秘密联络站点和几十个秘密农会小组。我们运用这些联络组织，传送情报，掩护来往人员，宣传党的“六大”路线方针政策，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深受群众欢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初步掌握了基本社会情况，建立了可靠的群众基础，为以后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1932年2月底向延川县党组织汇报了一年的工作情况，党委决定，可以组建红军游击队了，责成刘善忠、高朗亭负责。并积极寻找上级的组织关系，汇报请示将延川区委改建为县委，以便领导游击队。我们即在安定县井尔湾联络站作准备。王保民执笔以北平某大学生名义给清涧县淮宁湾民团团总邱树楷写了一封信，我们到距淮宁湾5华里的沐沟峪联络站，在康自威的协同下，进一步了解到雷珠山寨的近况，知道邱树楷团总不在山寨，最后决定了行动时间，按行动方案作了演习。
　　1932年3月12日，刘善忠、我和杨秉权等人，化装后到清涧县淮宁湾雷珠山寨子，缴了地主民团的6支步枪。13日在中共延川县委曹必明书记的领导下，在上田家川村，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刘善忠任队长，我任政委，杨森茂等10余名党、团员和十几名革命群众先后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在延川、清涧、安定、绥德、延长、延安等县，打了绥、清边界留仙嘴白登高土豪，焚烧了他的契约帐簿，筹得银币2400余元。宣传组织群众，还买到1支冲锋枪、1支步枪和弹药1000余发。
　　4月18日拂晓，中共延川县委领导延川游击队，在群众的配合下，袭击了延川县永坪镇的地主武装民团，活捉了永坪区长兼民团团总刘广汉(名建邦)，焚烧了区公所的税捐档案，缴获步枪17支。在镇南畔的戏台上召开群众大会。这时，我们树起了预先准备好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的军旗，宣布了西北先锋队的成立。刘善忠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杨作栋任参谋长(后叛变被处死)，刘益三任经理处长，并组建了党、团总支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共先锋队委员会，领导部队的作战训练、思想政治、党团建设等工作。书记党思恭(以后脱党)。先锋队下辖3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杨秉权，第二中队队长党克明，第三中队队长康作桂。当时有70余人，装备30多支线镗枪，其余都是些冷兵器。先锋队利用永坪镇的延川县立第三高级小学的油印机，刻印了我们预先写好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成立宣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告农民书》、《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简明军律》各200余份，在镇上张贴宣传，还张贴了没收基督教会牧师吕仙笙和高利贷者刘光明财产的布告，宣布全区人民免交捐税。
　　先锋队在永坪镇紧张地活动了1天，傍晚准备集合出发，这时突然从东门楼上射来了1枪，接着四面都响起了枪声，向正在集合的游击队进行射击。原来是瓦窑堡驻敌骑兵团的两个连赶来，企图消灭刚刚诞生的先锋队。由于遭到突然袭击，部队被冲散了。我只身逃出永坪镇，来到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同站长田得雨商量怎么集合队伍。田得雨说：“距永坪镇15华里处有座高山叫姐姐圪堆，上面有座真武庙，周围几十里的山上都能看到，何不把先锋队的军旗插在庙顶上，附近的游击队员看到红旗就会奔来集合。”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第二天中午，刘善忠来到上田家川。傍晚，先锋队掌旗员高文俊带着军旗赶到了，还有一些同志也在晚上陆续到达。20日拂晓，我们在姐姐圪堆山上，把军旗插在真武庙顶上，已到的队员在庙里边学习边休息。这一着真灵，失散了的队员望见军旗陆续奔上山来。到22日下午整队点名时，只有受伤被俘的杨桐未到(后来牺牲了)，还增加了3位新战士。简单地总结经验教训，刘善忠检讨了他组织指挥方面的失误，部队向绥德县田庄方向进发。24日在安定县东区郝岔峪村宿营。下午尾追之敌二五六旅一个步兵营赶到了，敌人上了南山包围我们，我们则上北山，敌人见我队展开，就鸣枪后撤走了。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到了绥德县的沐沟峪，联络站站长康自盛动员全村男女老少为游击队让房做饭，封锁消息，保护80多名指战员在这里秘密休整3天。4月底，先锋队绕清涧县城东店则沟镇南下回了延川县的青坪川、永坪川一带，这时已有100多人。部队计划兵分两路：刘善忠带几个精干分队，北上绥德，打算去田庄镇抓大地主田子厚的孙子作人质筹款；我带一路在延安东北和延川西南一带做群众工作，准备在此建立游击根据地。
　　刘善忠所带一路，去田庄抓地主人质未获，回到延川东北的华家坬，混进部队的几个哥老会分子在5月20日晚暗杀了刘善忠后逃跑投敌。第二天上午，我带队赶到铸铢原，收集了刘善忠所带的分队，并与尾追之敌清涧县民团150余人打了一仗，随即退出战场，我队无伤亡。当晚部队到延川城东的育龙渊村，全体指战员一致公推我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时得到消息说，延长县北区农民集合1万人准备进县城抗粮、抗捐税，我们决定部队昼夜兼程赶到延长县境，支援农民斗争。在行军途中部队经费有困难，经理处长刘益三从自己家中拿出几十元银币，给群众支付粮食、柴、菜、油钱。部队到达延川县城北育福里村得到消息，进城的几千农民群众已撤出县城了，先锋队只得渡延河南下。6月2日晚，先锋队宿营在延长县安沟镇附近的二圪台村，不少人因走路太多脚热出汗，突然下水过河，脚出了毛病，行动困难，决定就地休息。次日凌晨3点钟左右，尾追之敌1个连和民团百余人向我发起进攻，因仓促应战，高中岳、高自立两同志阵亡，党克敏、罗文成、郝永祥、钱为人等4人被俘带进延长县城牺牲。我和经济员杨森茂受重伤。这天晚上，我们在梢沟宿营，几名队员正在给我调理伤口，有一个人突然闯进门来，我们缴了他的枪。经询问，他叫党益三，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二大队的一个中队长，他们的大队长是高岗，支队长是阎红彦，在总指挥刘志丹的率领下奔袭临镇未克，与部队失去联系，寻找大部队的，并告大队长高岗在这村南面的高山上。因为经理处长刘益三和几位共产党员在延安的省立第四中学读书时认识高岗，我便让党益三去南山上把高岗及其所带的分队请下山来。高岗动员我们同他一道去找刘丹志率领的部队，我同意了。这时先锋队把所辖的80来个人、近50支枪，编为两个中队，加上党益三的1个中队，共3个中队。两个星期后，寻找刘志丹未着。我们决定经延安、甘泉之间通过保安(今志丹)去甘肃省宁县的盘克原地区，会合刘志丹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主力。我因伤口未愈，在延安城南35华里的红寺村休养，高岗和先锋队总支委员会及参谋长杨作栋带领部队南下去盘克原方向。后来才知道，这支部队在安条岭一带遭到尾追之敌和堵击民团的夹击，高岗和他带的18个人分枪散伙。寻找刘志丹陕甘游击队的计划没有实现，先锋队只好又回到延川、安定、清涧间的游击根据地。这时的先锋队只剩下十几个人和十几支枪，杨作栋准备安家后，投降白军当官。部队亟需加以整顿。
　　*本文编者有删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