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刘建章同志

王耀明

　　欧阳山同志是南方人，为了革命在延安工作时，他努力学习陕北的方言土话，并学得很好，他的《高干大》小说就是用陕北方言写的。
　　《高干大》是部好小说。欧阳山以刘建章同志在南区合作社工作12年中间的一段经历和业绩塑造了高干大这一纯真、憨厚、逼真可信的形象。
　　刘建章同志和我在南区合作社一起工作了10年(1938年3月——1948年9月)。他原籍陕北佳县人，1897年3月25日生于乌龙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当过店员。1923年，他逃荒到延安，以务农赶脚为生，1935年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成立南区合作社时，群众选他进入合作社，先当会计，后被选为主任。在他领导下的南区合作社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出色地走群众路线，处处为群众着想，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给群众解决了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困难问题。1943年在全边区劳模大会上，他被选为全边区模范经济工作者。1944年在全边区合作社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特等劳动英雄，多次荣获毛主席和边区政府的接见和嘉奖。
　　刘建章同志在延安时历任南区合作社主任，延安县联社主任，分区联社主任，陕北合作局局长。解放后，任宁夏省供销社主任，甘肃省供销社主任以及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等职。1958年10月20日在兰州病殁。现在兰州有他的夫人、儿子等家属，有很大的纪念碑。
　　刘建章同志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生活一惯艰苦朴素，忠心耿耿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例如，南区合作社的信沟门村离城10公里多路，他去城里买到少量货物，就饿着肚子背回来(当时合作社的范围小，资金缺)，买的货物多时，就请群众用去城里卖柴的空牲畜运回来，从不花运费钱。我们谁去买货也就照他的榜样办。同时，他总是将在城里买到的货物转手售出(货物缺，物价不稳)，所赚的钱如数交清，从不私占便宜。又例如他哥哥和他妻哥妻弟来合作社要赊帐，买货或借钱倒卖牲畜，请合作社的干部做保时，刘建章同志就拒绝不让办。他常对我们说，不要和他哥、妻哥、妻弟们打交道，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工作和群众的看法。他哥积攒下点钱，爱倒牲畜生意，影响了家里农业，刘建章便将他哥买的一头好骡子投入合作社的运输队，断绝其倒贩牲畜的资本。他那种正直、公正、公私分明的榜样，模范地教育了职工。
　　刘建章同志会看些小病。他用扎针、按摩给群众看病，一看就走，从不要报酬。群众过意不去，拿瓜籽、鸡蛋等食物强行交给合作社干部，给他也不要，他让大家吃。
　　刘建章同志胆大心细，经常深入群众中调查，了解情况多(群众人多智广)。他肯动脑子，善于研究总结群众的智慧。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敢想、敢做，很多事情是边做边改。他有时提出要做的事情，使人很难理解，有的领导便认为是超出原则范围的，说他标新立异。但他却敢于坚持，最后用事实证明做对了，说服了领导，帮助大家提高认识。例如合作社的股金先是摊派的，退股还要理事会批准，他改为入股退股自由，发展比以前快得多!创办民办公助分社也是如此。又例如：包交包运全区全县的公盐任务，群众按当时盐价交钱作为股金。盐价是要交政府的，群众的股金便保不住了。但结果不但完成公、私盐的运输任务，而且上缴全部公盐钱，群众的股金也保全了。包交公粮也是如此。刘建章同志是个好带头人，遇事肯和大家商量，能发扬民主，不独断专行。论年龄他比我大17岁，但凡是合作社的大事情，他总是和我们商量，征求我的意见，遇有他不能脱身的大事，总是指派我去干。他善于采纳正确的意见，不掩盖自己的过错，知错就改，十分磊落。
　　刘建章同志平时不多说话，比较急躁，脾气不太好，但他批评下级，却从团结、爱护、帮助出发，虽有时顶碰领导，却又能顾全大局。
　　刘建章同志诚恳老实。往往由于轻信一些人，有时就上当受骗。因为他有一颗坚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心和顽强的毅力，所以，即便上了当，他也不灰心，而是从中汲取教训，从头再干。
　　刘建章同志在1947年战争中，随军攻打榆林城两次。在这种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他一方面不避艰险地参加战斗，另方面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抽空在佳县地区放棉花，组织群众纺线织布渡荒。延安光复后，他步行近千里赶回延安，不知疲劳地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和运送弹药军火支援前线打仗。
　　刘建章同志有时象个小孩，显得天真又可亲。如在1958年，那时他已是61岁高龄的老人了，身患重病，却专程来西安看望我，和我住在一起。当谈起我的工作时，他说,1947年战争中，大部分职工为避开敌人，转移到山西；少受了惊怕，南区社独你一个人跟随政府游击队坚持战斗，还保护下来部分商品，没被敌人抢走。这样，大家回来还能生产救灾和生活，否则难以渡荒的。他又后悔地对我说：“解放前上级多次指名调你，我不该硬把你留下，影响了你的进步。”(他指的是1938年我刚到合作社，县政府指名调我当一科长，他向县长要求要我去做骨干，科长的职位另调别人去顶了。1938年4月建设厅办学习班，我去学习过10多天。该厅要办合作科，指名调我去筹办，他不愿让我去，派我去保安县卖货买羊前后半年多时间，拖过去了。1940年建设厅合作科和边区联社举办一个合作社干部轮训班，我参加第三期共3个月，结业考试时全班54人中我考了第一名，建设厅指名调我去合作科工作，他又去做工作将我留下的。)又说：“解放后，不该把你留在延安，应和我一块工作。”说着说着竟哭起来了，我越劝他，他哭得越伤心，仿佛他做出了十分对不起我的事情而悔恨交加，这使我心里十分难受。第二天临别前，他把他和老伴的最后两张单人像片交给我留念，我送了一程，怀着难分难舍的心情告别了。他回到兰州只几天就与世长辞了。我至今感到内疚的是，他带病来看我，明明是向我最后告别的，而我却认为，解放前他的身体是那样不好，环境又是那样的艰苦，他却一次一次地脱险活下来了，现在身体好多了。在党和人民正需要他的时候，没有料到，竟离开了我们。那时如再留他住几天，多谈谈工作，多听听他的宝贵意见，多好啊!
　　刘建章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是中国财贸战线广大职工的学习榜样。
　　《高干大》是部好小说，承蒙多田正子女士把它翻译介绍给日本人民。我很高兴，为我的亡友刘建章同志衷心地向她表示感谢致意。
　　*这是作者为日本日文版《高干大》的译者多田正子女士写的文章。
　　

南区合作社史料选/延安地区供销合作社，延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