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窑洞大学”之源从“抗大”说起

郭杨全

　　树有报，水有源，当年被世界上称为“窑洞大学”之一的“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是几经变异，由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更名的，其建校之源在何处?在瓦窑堡。
　　1927年起，中国工农红军都成立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
　　1933年，党中央在江西瑞金创建了中国红军大学。1934年10月，党中央率部始于长征，中国红军大学被改编为中央军委干部队，队长肖劲光，政委莫文骅，分军事、政治两个科，后收集了一些地方干部，即增设了地方工作科，共130多名学员。不久，中央对苏区的几个红军学校合编为“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仁穷。长征行到金沙江时，莫文骅调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
　　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中央“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撤消干部团，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倪志亮(未到职)，政委何畏，教育长李德，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未到职)，校党支部书记莫文骅。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红军大学也就分散了。
　　1935年9月，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到甘肃哈达铺，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同时成立了随营学校，校长陈奇涵，政委宋仁穷，政治处主任莫文骅。
　　1935年11月，党中央到陕甘宁晋苏区中心瓦窑堡落脚，干部营与陕甘宁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合并，更名红军学校，校长周昆，副校长吴岱峰，政委宋仁穷，政治部主任莫文骅。
　　1936年1月，红军学校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大学，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并于2月以西北军委之名发了招生布告，拟定4月1日开学，后因红军东征而未实施。
　　同年6月，中央决定撤消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大学，成立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书记，并于1日在瓦窑堡米粮山阎家大院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我们‘红大’的学员在这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大革命中，也要成为主导力量，为建立新中国最后的胜利而奋斗。”办“红大”是为了提高干部的水平，为革命积蓄干部。要办好“红大”，就要艰苦奋斗。他说：“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
　　那时的瓦窑堡，沿袭祖传以箍砖窑为最多，其次是石窑、土窑，根本没有高楼，少量的房屋还多为门市。所以，“红大”称作“窑洞大学”也是名符其实的。
　　“红大”初创时，管理与教学制度很简单，没有成文的章程，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人才为宗旨，按照毛泽东“过去好多前辈没有读过大学，但处理问题很好，他们就是从实际中学，带着问题学，和实际联系起来的”教导，坚持“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让学员们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并重实战演习、测验考试，开展“学习模范”、“突击队员”运动与竞赛活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教室，蓝天下面的院子就是课堂；没有桌凳，屁股下坐块砖头就是凳子(即使发展到后来，也只是每人一个小板凳)，膝盖(上放一块木板)就是桌子；没有训练场地，田野就是操场；书本也没有那么多，主要靠耳朵听、脑子记。晚上没有电，队部专配一盏马灯，各窑洞呢?都是小麻油灯，学员们围成圈，或者学习、或者开会。教职员工呢?一期一、二科在瓦窑堡时，只有14名专职干部(包括军事、政治、文化教员)，大部课程要靠中央领导来讲授：毛泽东讲军事辩证法，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关于民主问题”；周恩来讲了“抗战的形势与前途”；陈云讲了“干部政策”；张闻天讲“中国革命问题”；秦邦宪讲“联共党史”和“资本论”；李维汉讲党的建设；吴亮平讲“政治经济学”；哲学后来是艾思奇讲的。
　　学员们的生活也很清苦，吃的是小米饭，一日三餐。初期面食很少，偶而才吃一顿面条或馒头，算是调剂生活。开饭时，以班为单位到食堂打饭，饭食不足，大家都相互推让着，穿的全是粗布衣裳。每月每人给发一块钱“抗大卷”，算是零花。“抗大卷”是用麻纸制作的，用它只能到抗大服务社购买东西，不能到街上流通。用它就餐，可买一份红烧肉，有的同志说笑话，说这是“改善了一次生活”。
　　毛泽东曾高度赞扬这种艰苦创业精神，很有风趣地对学员们说：“你们是石器时代的人，但学的是最进步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安住石窑洞时说的)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说：“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是的，世界上再没有像“抗大”那样的“窑洞大学”，也没有学员们自己动手打土窑洞居住的，更没有中央首长亲自给大学讲课的。
　　然而，正是这所“窑洞大学”，用马列主义的雨露阳光，在黄土高原上培育出千万颗革命的种子，他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互相监督，互相促进，自觉地遵守纪律，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学习、训练任务。瓦窑堡自古就有夜间沿大街小巷叫卖“煎饼、凉粉、碗托、烧鸡”的习惯，可是他们每到“抗大”门前路过，且无人进食。
　　“抗大”总校共办了八期，培养各种军政干部2.9万人。在瓦窑堡驻过的，有一期一、二科约240人；四期(于1938年4月16日开学)一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治委员胡耀邦，政治处主任王赤军，下辖四个队，一队队长习德藻，二队队长常德善，三队队长谢海龙，四队队长吴恒富。一队是军事队，主要培训团以上军事干部，学员多数来自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红29军、红30军、新四军、东江纵队等的工农干部，大家称之为“老干部队”；二队是政治队，主要培训团以上政工干部；三、四队培养的对象是营连级军事政工干部，学员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华侨。一、二队驻米粮山，三队驻小东门，四队驻齐家湾。由于入校学员的不断增加，又新设了一个九队，并因成立时间晚而未和其他队一起毕业。四期毕业，五期开学。1939年4月，奉中央军委之命，一大队调回延安，三大队前来换防，大队长先方正平、后刘忠，政委黄志勇，政治处副主任邓可运。从五期起，大队下设支队(相当营级)，支队下设队(相当连级)。1939年7月9日，三大队奉命告别瓦窑堡，随总校挺进敌后办学。1943年4月，“抗大”八期三大队(相当于团级)960人，从敌后归来，又进驻瓦窑堡，大队长赖光勋，后由徐绍华接任，政委雷钦。
　　四期学员毕业时，成仿吾和吕骥合编了一首毕业歌，其词是：
　　是时候了，同学们!
　　改我们去上前线。
　　……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
　　那怕什么千难万险!
　　我们的血沸腾了，
　　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
　　快跟上来吧，
　　我们手牵手，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此歌是多么的鼓舞人心、士气啊。
　　“抗大”师生们在瓦窑堡期间，他们不仅是学习模范，也是爱民的先锋，平时借住群众窑房，总是把室内外的卫生打扫的干干净净，被褥迭的整整齐齐，经常帮房东担水等，军民关系很融洽，他们每月还要请房东吃一次饭；房东呢?也把学员们当作自己的子弟，给缝衣裳、吃好的。他们不仅和群众相处的好，也很支持当地政府；1938年，当子长农民遭受自然灾害后，一大队全体师生节约伙食费，向地方捐现金一百三十余万元(相当于人民币130余元)；1939年，三大队离开瓦窑堡时，把自己开荒所种的庄稼全部无偿送给了地方政府。
　　1939年3月3日，国民党政府的县长田杰生，以请我方人员参加清洁运动会议之名，无辜扣押我政府县长薛兰斌等同志，“抗大”远在安定十里铺开荒的学员闻讯，立即带上武器、手榴弹，跑步赶到小南门，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员肖劲光和“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联名发出通电，提出强烈抗议，最后迫使田杰生释放了全部扣押人员。
　　对“抗大”在瓦窑堡的事绩，受所掌握的资料少的限制，只能是肤浅而蜻蜒点水式的作些介绍。但“抗大”在瓦窑堡这块沃土上却结出了丰硕之果，所培养出的军政干部，绝大多数成了国家的栋梁。比如一期一科的38名学员中，我列举下例人员就可证明这一点：罗荣桓(兼一科政委)元帅，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检察署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主任兼政治学院院长；彭雪枫，新四军师长，抗战初期牺牲了；谭政大将，曾任总政第二任主任、一、二、五届人大常委、国防部副部长、军委常委；苏振华上将，海军政委、军委副秘书长；杨成武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莫文骅中将，政治学院第二任院长、装甲兵政治委员；赵尔陆上将，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上将，曾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杨立三，曾任总后勤部部长，授衔前去世；张爱萍上将，曾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王平上将，曾任总后勤部政委；耿飚，曾任兵团副司令员、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肖文玖少将，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树声；贺晋年将军，曾任总参谋部装甲兵副司令员；谭冠三；李涛，总参三部部长；张纯清、周文龙、胡竹庭、刘鹏、冯玉和、周建屏、刘惠农、武亭、许世友上将，曾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童小鹏等。
　　参考资料：
　　1、马文卿、白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述略》
　　2、吕仁礼：《抗大第四期和第五期片断回忆》
　　3、牛克伦：《抗大在瓦窑堡》
　　

党中央毛泽东在瓦窑堡/郭杨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