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大在瓦窑堡

牛克伦

　　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从诞生到发展壮大、完成历史任务的整个过程，都与历史名城瓦窑堡有着密切的联系。
　　抗大第一期叫红大(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简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典礼并讲了话。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接着他又鼓励大家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了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的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是要继承黄埔的精神，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群众》第四卷第十四期)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阐明了创办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红大的教育任务，给全校同志很大鼓舞。
　　一九三七年二月，红军大学改编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并迁往延安。抗大曾有三个大队先后驻留瓦窑堡，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其间，仅在瓦窑堡就培养了几千名抗日军政骨干，输送到各主要战场，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这一成绩的取得与瓦窑堡的党政和人民对抗大工作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时，学员的组成结构相当丰富。在第一大队学员中，有一批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干部，也有一些“一二·九运动”时期作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他们是斗争经验丰富的抗日军政骨干。此外，还有从蒋统区投身延安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及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官，有从海外归来参加抗战的华侨，还有来自朝鲜等国参加中国抗日运动的国际友人。
　　我有幸先后随抗大的三个大队在瓦窑堡工作过三年多。第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随一大队自延安出发，行军三日后抵达瓦窑堡。一大队当时的大队长是苏振华，政治委员胡耀邦，政治部主任王赤军。我任大队宣传干事。当时，一大队只有八个学员队，后来发展到二十一个学员队。为了便于领导，大队下设四个支队。随着编制的不断扩大，洪学智、刘清明曾先后担任过副大队长。我被提为宣传股副股长。
　　胡耀邦政委住在毛主席曾住过的窑洞里，苏振华大队长住在他的隔壁。政治处设在大队部东北角邻近的一个院里，各支队分别住在大街左右的民房中，后来发展到齐家湾至桃园一带，一支队住在米粮山上。
　　第一大队到瓦窑堡后，在胡耀邦政委的倡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斯达哈诺夫学习活动”，大大的调动了同志们的工作、学习积极性，大家目标明确，奋发向上，生龙活虎，工作有声有色。罗瑞卿副校长，曾率总校检查团到一大队检查工作，认为“斯达哈诺夫学习活动”成绩突出，应予推广。不久，抗大全校都开展了有关的学习突击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全校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四期学员在瓦窑堡毕业，五期开学。一九三九年四月，中央军委命令一大队调回延安，和原驻延安的第三大队换防。三大队大队长开始是方正军，后来是刘忠，政委黄志勇，政治处副主任邓可运。我根据组织命令，继续留在瓦窑堡任三大队宣传股长。三大队有五个学员队，在瓦窑堡的驻地仍与第一大队相同。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三大队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告别瓦窑堡，随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办学。
　　第一和第三大队在瓦窑堡期间，受到子长县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两个大队也积极参与了地方建设。三大队在一九三九年夏季曾开荒种地，在奉命挺进敌后时，把全部未成熟的庄稼和农田都赠给了子长县政府，军民关系异常密切、融洽。
　　一九四三年四月，从敌后归来的抗大八期第三大队也进驻了瓦窑堡，大队长是赖光勋，后来是徐绍华，政委雷钦。我仍任大队宣传股长。这个时期，抗大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培养大反攻的干部，学员大部分是在部队经过战斗锻炼的营、连干部，要提高他们的文化，军事政治理论水平，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学员都是一九四二年秋在敌后入学的，一九四三年随总校回到陕甘宁边区。到达边区后，抗大全校开展了“整风运动”、文化学习活动和毛主席号召的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边区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学员们开荒、种地、养猪、纺棉、纺羊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许多从来未参如过农业生产的学员，也在大生产运动中练就了一付好身乎。(后附影印件)。
　　一九四四年秋，我任第三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同年十一月，调任清涧第二大队副主任，从此告别了先后工作过三年多的瓦窑堡。
　　谈起瓦窑堡，不能不提到它那时的特殊情况。当第一、第三两个大队进驻该地时，那里有两个势不两立的县政府：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子长县县政府，县长薛兰斌；另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安定县县政府，县长是“摩擦专家”田杰生。国民党只管瓦市城内，共产党管城外，各有各的保安队。抗大的到来，子长县政府自然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而国民党县政府却受到很大的威胁。因此，当抗大第一大队进驻瓦窑堡时，安定县县长田杰生向群众发出通知，不许给抗大腾房子，还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八路军在前方游而不击”，“抗大不到前方打日本，在后方吃闲饭”等等。同时派流氓、特务不断地向抗大进行挑衅，晚上向抗大学员宿舍和过往人员打砖头、搞暗杀，侵占抗大校舍。针对国民党县政府的所作所为，胡耀邦政委多次召开房东座谈会，向群众和房东揭穿田杰生的阴谋诡计，大力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和抗大的任务，从而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胡耀邦几次带着我到国民党县政府和田杰生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我的任务是做记录)。
　　一九三九年初，田杰生更加变本加利。一月十七日竟非法抓捕我八路军驻安定县办事处的民运干部薛铭山、贾仲清同志。同年三月三日又以召开清洁运动会议为名，会后当苏振华大队长、王赤军主任离开会场时，田杰生竞乘机绑架了薛兰斌县长，挑起严重的摩擦。抗大第一大队在苏振华、胡耀邦、王赤军等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以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同田杰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抗大与边区警备队联合行动，做好了反击田杰生的准备。抗大学员在瓦窑堡举行武装游行，夜间加强了岗哨，实行紧急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与此同时，中央军委通过报纸公开揭露田杰生的罪行，并由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肖劲光同志通电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终于迫使田杰生释放了薛县长和我方全部人员，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然而，与国民党县政府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在抗大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换防之时，田杰生乘机从榆林调来了一个骑兵团，妄图制造更大的摩擦。待弄清情况后，中央军委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从三五九旅也调一个骑兵团到瓦窑堡周围，支援三大队与当地政府和群众，牵制国民党骑兵团，致使田杰生未敢轻举妄动。通过这场斗争，抗大的教职员工进一步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认识：斗争中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灵活的战略战术，而且要紧密的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同时，田杰生的反共伎俩，也使同志们更加看清了蒋介石真反共、假抗日的反动嘴脸。
　　一九四三年，抗大第三大队从敌后重返陕北，又进驻瓦窑堡。这时，在绥德的国民党专员公署主任何绍南和设在瓦窑堡的国民党安定县县政府、摩擦专家田杰生早已被陕甘宁边区的军民赶到榆林去了。三大队队部就在田杰生曾经住过的窑洞里。
　　这时的瓦窑堡虽已是党和人民的天下，但敌人并没有甘心失败，只是被迫从公开转入隐蔽。田杰生等撤退时，埋伏下特务分子，每日都伺机搞各种各样的特务活动。例如一九四四年春节，军民举行联欢会，我们的队伍兴高彩烈的行进到市中心，我正指挥队伍，突然飞来一块石头，击中我的右眼上角，顿时鲜血直流，到现在被击处仍留疤痕。这一事件虽小，但反映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抗日军民的切齿仇恨和卑鄙的破坏行为。
　　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我看到这个“光荣”的伤疤时，立即想起瓦窑堡，想起在那里的生活和战斗，真是无限的思念，总想回去看看她的变化。
　　* 牛克伦：河南封邱人，一九一五年二月生，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入抗大，曾任华北军大大队政委、沈阳步校政委、驻苏联付武官、总参二高处长顾问，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代表、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系政委，离休时为正军九级。
　　

党中央毛泽东在瓦窑堡/郭杨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