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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春季剑出鞘.2

章涌


  2.10万新建大军的吃饭问题迫在眉睫!攻城筹粮,彭德怀下定决心后,告诉毛泽东:以张为主,不会有问题。
  1949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
  经过解放战争前3年的作战,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蒋介石手中的地盘也日益缩小,国民党不得不将战略防御的重点,由原来的华东、华中这些中心地带转向相对偏远的西北、西南地区,妄图保住这些地盘,坐稳屁股,伺机卷土重来。
  此时,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在数量上仍然大于解放军。国民党军的正规军尚有41万人,其中蒋介石的“四大王牌主力”之一的胡宗南集团,仍有13个军33个师约17万人的兵力。
  与之相比较,彭德怀领导的这支刚刚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兵力,仅有12万人。敌强我弱的态势十分明显。
  胡宗南面对全国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依照国民党的战略退却部署,企图以四川为后方,凭借秦岭、巴山设防,负隅顽抗。他一面将西安绥靖公署机关、学校、眷属陆续南迁汉中、广元,作撤退准备;一面对军队进行新的部署,以防人民解放军南下和西进。胡宗南的算盘是:
  第一步,确保渭河两岸交通,背靠秦岭,将主力集结于三原、高陵、泾阳、咸阳、西安、宝鸡及渭河南岸,迟滞人民解放军前进,争取时间掩护撤退;
  第二步,背靠巴山设防,主力集结汉中,一部分守西安、咸阳、宝鸡,依渭水而阵,保持子午谷为后方交通。
  然而,解放军的前进步伐是挡不住的。
  第一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员彭德怀,同指挥全国战场的统帅毛泽东一道,开始了周密细致的作战筹划。
  在陕西澄城的一野司令部和河北西柏坡的党中央所在地,两位军事统帅久久面对着标有同一西北敌情的军用地图,沉思良策……
  地图上那一个个蓝色的标号,清楚地显示出胡宗南集团的一举一动:
  胡宗南部第18兵团部及第65军、90军、1军、38军分驻富平、阎良、三原、泾阳;
  第5兵团部及第17军、骑兵第2旅、第36军等部,集结于咸阳、户县、西安、临潼、渭南、华县,第84师驻守潼关;
  第57军沿彬县、永寿、乾县、礼泉一线担任防御,战线绵长,在图上划了一道大弧线……
  敌兵多,且以逸待劳,第一野战军显然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中。
  毛泽东掐灭在手指间燃烧已久的香烟,挥笔疾书,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
  “如情况许可,西北我军能在彭德怀等领导参加二中全会动身前打一仗再休整为好,如不可能则不强求。”
  北方冬夜刮过的呼呼寒风,干冷干冷的。毛泽东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陕北此时也正值隆冬季节,大部队行动不便,遂再致电第一野战军领导人:
  “依据你处当面敌情是否有利于即打一仗,如无甚大有利,可以暂时不打,以便你及王震出席二中全会,留张宗逊和赵、甘在一起指挥部队继续休整。”
  显然,素以不打无把握之仗称世的毛泽东,此刻已将眼光放到更大的范围内,为召开奠定中国革命胜利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夙兴夜寐。
  在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候,牵一发而动全身。
  毛泽东既要考虑到积极发展各大战略区的力量,又要使各大战场的形势保持有利于我的稳定局面。他考虑,待全党同志认识达成高度统一,全军力量有所增长时,再重重地给国民党军以最后一击。
  陕西进入2月,普降大雪。
  新整编的十余万大军,增添不少困难,而迫在眉睫的当数吃饭问题。
  人是铁,饭是钢。这时的人民解放军,习惯于从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手中搞饭吃。
  彭德怀把第一野战军的几个领导人找来,商定:2月中旬解冻时,即发动一场春季攻势。目标是首先攻夺同官,吸引敌增援,求得第一仗在山地歼灭两三个军,以解决筹粮问题。
  彭德怀雄心勃勃:如敌1军、65军调离关中,先攻蒲城,得手后出富平取耀县!
  要知道,这几个地方都是当时陕西的米粮仓。
  简明扼要,决心已定。彭德怀在发往中央的电报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接着两位副司令张宗逊、赵寿山也先后在他们副司令员的名字下面,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参谋长阎揆要通知各军:
  “我军冬季整训提早结束,春季攻势提早开始,各军务须于2月8日前完成一切进攻准备,10日出动。”
  计划没有变化快,作战行动更是如此。
  2月8日,陕西雪势更大。
  彭德怀再次急电毛泽东:“原决定本月11日出动,7日又降雪,现还未止。决推迟数日,待天晴后出动。”
  彭德怀打的决心是下定了。他告诉后方的毛泽东:“如暂无力量增加,西北本年春夏(6月前)我军只作夺取同、耀、蒲、富、大、朝、平、淳等八县,收复正宁、山河,打算解决粮食困难(现在粮食只能维持到2月底),增强本身。”
  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电文时,他思考的重心仍放在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深知全国形势必将大变动,在此关头,统一全党,尤其是各大战略区领导人的思想格外重要。
  于是,他下决心要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西北战区的主要领导人,同其他战略区的领导人一样,必须亲自前来河北西柏坡参加这次不同寻常的重要会议。
  因此,毛泽东亲拟电文发给彭德怀:“希望你及贺、习、王诸同志均能到会,2月28日以前必须到达中央,如打一仗则你及王震不能到会,故以不打为宜。”
  根据毛泽东的来电,彭德怀迅速调整了打的决心,制订了新的计划,针对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明确了战役的指挥关系。
  2月12日傍晚,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通报贺龙、习仲勋:“三月无粮,须取数县才能解决吃饭问题。估计攻取蒲城、同官两城比较易得,且可逼敌放弃大荔、朝邑、平民,如我不进攻富平、耀县、三原时,不会引起大战。故我与王震离队,由张、赵、甘、阎指挥,以张为主,不会有问题。”
  以张为主,不仅彭德怀放心,毛泽东也放心。八年抗战,张宗逊担任过120师358旅旅长,转战于晋西北、冀中五台山地区,先后配合晋察冀军民粉碎了日军对五台山的围攻,多次挫败日军“扫荡”,后又担当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第1局局长兼陕甘警备司令,直接负责保卫延安。毛泽东对他熟悉得很!
  第二天凌晨2时,毛泽东即电复彭德怀,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稍后,他又亲自复电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除同意第一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的作战计划外,还对此次战役更深远的一层意思,告诉了张宗逊等人:春季攻势以抑留胡宗南集团不使东调宁沪。

弯弓贺兰: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纪实/章涌编著.—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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