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解放之初
陈宜贵口述 杨建平整理
(一)留在宁夏
夜，已经很深了，但大家都没有去睡觉，十个八个地围坐在一起，盼望着黎明的曙光早一点把窗纸照亮。今天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的最后一天，明天是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就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在伟大祖国新生的前夕，谁还能睡着觉呢!大家兴奋地守夜，天南海北地聊着。从秋收起义谈到井冈山会师，从五次反“围剿”谈到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又从八年抗战谈到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以至今天进军大西北、解放全宁夏……
就在同志们越聊越起劲的时候，突然听外面有人喊：“天亮了，听广播去呀!”哗啦一声，人们从屋里全跑了出来，向有收音机的地方涌去。我来到师部会议室，那里早已挤满了机关的同志，大家紧紧地围着一台老式收音机，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从北京传来的声音。
终于，在大家急切地盼望中，收音机里响起一阵轰!轰!轰!……的庄严礼炮声，一、二、三、四、五……一共是二十八响。在庄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奏完后，接着传来了毛主席浑厚、有力、宏亮和清晰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
这时，大家再也抑制不住激情，不由得和天安门广场的首都人民群众一起，连连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同志们也把一面缀着五星的鲜艳国旗，高高地悬挂在师部的院子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宁夏解放了，可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在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以后，又要担负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使命。我们一九一师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圆满完成银川市的接管任务以后，奉命将银川的防务移交六十五军一九五师，部队转移到城郊谢家寨进行休整，准备随军回师秦陇，参加天(水)宝(鸡)铁路的修建工程。
可是就在这时，我接到上级的命令，调我到六十五军任政治部主任。从个人来讲，我是不愿意离开六十四军的老首长和同志们；不愿意离开为我所熟悉、热爱的老部队——一九一师；特别不愿意离开那些朝夕相处、同甘苦共患难，多年南征北战的战友们。可是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决定。
兵团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同志，代表兵团党委和我谈了话。告诉我军委的任命电早就来了，只是因为宁夏战役紧张，一九一师又没有师长，所以现在才公布。潘主任知道我对一九一师感情很深，就开导我说：“陈宜贵同志，你不愿意离开老部队的心情，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我们不能解放完宁夏，拍拍屁股就定了。宁夏是新区，基础比较差，马鸿逵又留下这么个烂摊子，我们有责任帮助宁夏人民重整家园、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宁夏。六十五军今后要长期驻在这里，无疑要承担这个艰巨任务，你这个政治部主任的担子不轻哩!怎么样，咱们留下来一块干吧!六十四军回师秦陇修天宝铁路是战斗，六十五军驻守宁夏、建设宁夏也是战斗，而且是特殊的战斗”。他接着嘱咐我说：“宁夏有回、汉、蒙、满等民族，是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过去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挑拨利用，各民族之间隔阂很深，特别是回、汉之间，曾发生过数不清的纠纷和仇杀。所以我们要把民族工作放在首位，继续加强对部队党的民族政策方面的教育，尽力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潘自力主任最后拍着我的肩头，关切地说：“你就要离开老部队了，可以在师里多呆几天，好好和同志们叙谈叙谈。等把工作移交接任你的王泽同志后，再到六十五军上任。”
战斗中结成的革命情谊是最深厚的。一九一师的同志们不愿意让我走，我更舍不得离开大家。在这支光荣的部队里，有多少朴实憨厚的脸庞和骁勇善战的形象铭刻在我心里。副师长孙树锋、参谋长汪应中、政治部主任潘清，五七一团团长刘凤珂、政委粟泽元，五七二团团长张怀瑞、政委谷子珍，五七三团团长杨守愚、政委权仁，以及许许多多基层指挥员和战士们，他们都在进军大西北、解放宁夏的战役中，为革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九一师的同志们从全师的骡马中，专为我挑选了一匹最好的大青马和一头膘肥体壮的骡子。汪应中参谋长还把自己的一件狐皮大衣送给我作纪念。为了不辜负战友们的盛情，我一一收下了。向王泽政委移交完工作，恋恋不舍地离别一九一师，我又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六十五军是十九兵团一支比较年青的部队。她的前身华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是一九四八年底成立的，于北平和平解放前，被中央军委统一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五军。王道邦同志为该军政委兼军长，肖应棠同志为副军长兼参谋长，下辖三个师：一九三师驻宁朔、养和堡、大坝地区；一九四师驻平罗地区；一九五师卫戍银川市。
一九五师入城接受一九一师的防务以后，即成立银川市警备司令部，师长阮平兼任司令员，政委杨银生兼任政委，仍隶属六十五军领导。当时银川市警备区司令部，就设在中山公园的“怀远楼”内。
后来，根据党中央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全部解放西北五省后，又相继在各地建立了各级军区和军分区。从兰州战役以后，共先后组建了一个一级军区，即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三个二级军区，即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第一兵团兼新疆军区；六个三级军区，即除陕北军区外，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第一军兼青海军区，第二军兼南疆军区，第五军兼伊犁军区，第六十五军兼宁夏省军区；三十三个军分区：陕西十二个，甘肃十个，新疆十个，青海一个。
宁夏省军区，最初曾由十九兵团兼代过。后来十九兵团大部队离开宁夏，开赴陕西，留六十五军继续驻防宁夏，所以省军区亦改由六十五军兼代。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六十五军与宁夏省军区正式合并以后，干部重新进行了调整：王道邦任省军区司令员，中共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兼省军区政委，肖应棠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原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又参和独一师师长黄罗斌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我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六十五军兼宁夏省军区以后，政治部的工作量更大了，除本军和地方部队经常性的政治工作外，还要担负许多地方性的工作。当时政治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协助人民政府建立和健全各县、区、乡、村的人民政权。宁夏是新区，党在当地的工作基础很薄弱，所以军队成为地方各级政权及地方武装干部的主要来源。早在进军宁夏过程中，六十三军和六十四军，就从部队抽调大批的优秀干部，组成了庞大的民运工作队，先后分赴固原、黑城、海原、同心城、中宁、中卫、宁朔、金积、灵武、吴忠堡等县镇及其所属各区，建立人民政权，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现在六十五军进驻宁夏以后，也采用此种方式，以一九三师负责平罗县，一九四师负责惠农县，一九五师负责贺兰县，由各师派出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公安局长、秘书，以及县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财政助理等主要领导成员，组成了三县的各级人民政权。同时，我们还陆续从宁夏省军区所属部队中，抽出大批党员干部调往地方，使宁夏广大新解放区内，有党组织的地方得到加强，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织织，加强了党对宁夏地区建设工作的领导力量。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银川市军管会顺利完成军管任务以后，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下，宁夏省第一届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中共宁夏省委书记、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同志，被中央任命为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
三位副主席是：邢肇棠(原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水利委员会主任)、李景林(原陕北行政公署副主任)、孙殿才(原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
十七名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是：王道邦(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五军政委)、王金璋(中共三边地方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石子珍(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税务总局局长)、朱敏(中共宁夏省委副书记)、李冲和(教育界)、金三寿(回族、回汉支队副支队长)、郝怀仁(原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贸易公司经理)、徐宗儒(教育界)、马全良(回族、起义将领)、梁大钧(中共宁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曹又参(原人民解放军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黄执中(中国民主同盟、教育界)、黄罗斌(人民解放军师长)、云祥生(蒙族、曾任中共旗委书记)、达理札雅(蒙族、原阿拉善旗札萨克)、赵文献(原陕甘宁边区咸阳分区保安处长)、刘汉鼎(司法界)。
至此，宁夏地区的党、政、军工作走上了正轨，宁夏各族人民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始迈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第一步。
(二)“不能枪毙他”
六十五军及其它部队进驻宁夏后，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为了进一步树立部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宁夏省军区政治部还向所属各部队颁发指示，规定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三日为拥政爱民月，号召全区部队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一个拥政爱民的热潮。政治部在指示中特别强调：“在检查政策纪律中，对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特别好的单位或个人，应给予适当的表扬和奖励；对破坏政策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应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批评和处分……”
在拥政爱民月中，各部队积极执行军区政治部指示，为宁夏人民作了大量的好事，涌现出不少拥政爱民的模范。一九五师五八五团机二连仅二十天时间，就为银川市民担水三千三百多担。该团五连为三区一乡群众修房、盘炕、垒墙不计其数，三百多名受益群众自发集会，赠送给五连五面锦旗，其中有一面写着：“民族英雄，为民服务”。一九三师五七八团二营，把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一百二十亩荒地，无代价地让给了永宁县十一户贫苦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六十五军卫生处主动为附近居民治病。一次，他们听说市民李海书的小孩因玩炮弹被炸成重伤，魏、张二同志就急忙赶去抢救，经精心治疗，终于使小孩转危为安。李海书感激不过，备上厚礼登门酬谢，魏、张二同志坚决不收，解释说：“救死扶伤是解放军应尽的义务，不应该要酬谢!”类似以上的例子，在拥政爱民月中是不胜枚举的。
与此同时，宁夏各族各界人民也在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以各种方式来报答人民解放军的恩情。为了感谢解放军把人民从反动统治下解救出来，并在政治上真正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银川市一万三千多回族人民，推派马金库阿訇等为代表，赶着十头牛、二十只绵羊，到解放军驻地进行慰问。灵武县二、三区群众数百人，于春节前携带牛羊肉、鸡蛋、粉条、点心、纸烟等大批慰问品，成群结队地前往当地驻军独一师，犒劳广大指战员和医院伤病员。
可是拥政爱民月还没有结束，就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九三师驻永宁县五七八团发生了一起步枪走火，打死一位回民群众的严重事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除夕夜晚。永宁县一片爆竹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准备欢渡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五七八团三营机炮连连部住在一区，房东是一家姓孙的回民，三天前刚刚娶了媳妇，大家和睦相处，就象一家人似的。
吃罢晚饭，连长谢宝财命令通讯员杨玉金到营部去取口令，小杨背上自己的小马枪就出了门。外面瑞雪纷飞，天气寒冷，北风吹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生疼。机炮连离营部只有二、三里路，可是取回口令时，小杨的手和脚都冻僵了。他在连部门口停下，跺了跺脚，又打算把肩上的枪放下来，抖一抖身上的雪花。可是当小杨把小马枪往墙上靠时，突听“啪”的一声响，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忘记卸子弹的枪走了火，子弹不偏不倚地穿过房东的窗户，将正跪在炕上梳妆的新媳妇当场打死了。
事情发生后，一九三师和团、营领导都很重视，慰问了死者亲属，沉痛地表示了歉意。部队还送给他们一笔钱和几千斤小麦作为抚恤，并请阿訇念了经，按回民的风俗习惯安葬了。死者亲属对部队的善后处理比较满意。可是对肇事者杨玉金如何处置，当时师、团领导感到很为难，只好将他暂时关押起来。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几乎全省都知道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乘机煽动说：“解放军打死咱们一个回民，死得可真冤!”“杀人为什么不偿命?还不是看咱回民好欺负!”“解放军也就那么回事，嘴里说得好听，实际上又是一套。”这些流言蜚语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回民群众中，引起了一些波动和对解放军的议论。
六十五军党委认真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认为宁夏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广大回民群众对我军还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任何工作中的疏忽和不慎，都会给敌人留下可乘之隙。所以对通讯员杨玉金枪走火所造成的结果，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般误伤人命，应该作为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问题严肃处理，否则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将会给党在宁夏的工作带来不良影响和损失。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对通讯员杨玉金从严处理，由军法处判处死刑。
当王道邦军长和我(当时兼军法处处长)，把五七八团政委张英叫到军部，向他传达了上级的处理决定时，张政委呆住了，半晌没说出话来。他眼睛里噙着泪水，为杨玉金求情说：“王军长、陈主任，杨玉金是枪走火误伤人命，怎么能枪毙呢?况且善后工作我们已经妥善处理了，人家死者亲属都很满意，给杨玉金严重处分不可以吗?”张政委擦了一下眼睛，接着又说：“小杨是一个好战士，今年才十九岁，老实憨厚，作战勇敢，进军大西北就立过四次功。他从小给人家放牛，家里很穷，只有一个老母亲，我们怎能忍心枪毙他呢?”
听了张英同志的话，我们心里也感到很不好受，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王道邦军长低沉而又严肃地对张英说：“枪毙这么个好战士确实可惜，我们心情和你一样沉痛，可你没听说在宁夏的历史上，曾因为一句话或一件‘小事’，而引起回汉人民之间残酷仇杀，造成千万人流血丧命的惨痛例子吗?杨玉金固然可以不受这么重的惩处，可这件事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不良影响，敌人正在利用它作文章，如果不这么进行处理，可能会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威信，我们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呀!”经王军长一番解释，张英同志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不再争辩了。
虽然决定对杨玉金判处死刑，但我们心里很不踏实。因此，我和王军长给张英同志留下一句活话，如果在召开军民联合宣判大会时，绝大多数群众不赞成这样处理，我们还可以重新考虑。
三月九日下午，对杨玉金的军民联合宣判大会，即将在永宁县养和堡召开。早就得知解放军要枪毙杨玉金消息的乡亲们，一直在为此事担心，他们听说下午就要执行枪决，许多人难过得连午饭都没有吃，相约着三五成群地朝养和堡急急忙忙赶去。乡亲们一边走一边议论着：“解放军的纪律太严了，说枪毙就枪毙，枪走火嘛，又不是人家娃娃故意的。”有的说：“咱们快点走，截住别叫枪毙了，和他们讲道理去!”
下午三点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闻讯赶到养和堡会场的老乡足有三、四千人。杨玉金被倒绑双臂，老老实实站在台前，惭愧地低垂着头。老乡们紧紧围在他身旁，怜悯而又焦急地望着这个即将被枪毙的解放军小战士。这时人群里突然有人高喊：
“不能枪毙，大家同意吗?”
“同意，不能枪毙!”老乡们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象打雷一样响亮。有的老乡凑上前要求看押杨玉金的战士把步枪里的子弹退出来，有的要求给杨玉金松绑，还有几个老大爷跪在地上，哭着为杨玉金求情……。看到这种情景，在场的解放军指战员、包括杨玉金在内，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得掉下眼泪。
直到五七八团政委张英宣布军民联合宣判大会开始，会场才渐渐安静下来。首先，一九三师保卫科科长苏国柱，代表六十五军军法处宣读判决书：“杨玉金，现年十九岁，察哈尔省怀安人，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在太原和兰州战役中立过四次小功，现为共产党员。今年二月十七日晚七时，因枪走火打死一区孙宝善的婆姨，根据上级的指示，判处杨玉金死刑，于今日执行。”听完宣判书，老乡们以为没什么指望了，都难过地低下了头。
接着，永宁县人民政府第一科科长贺浦堂上台讲话，他说：“现在和过去不同了，共产党不象马鸿逵，想枪毙谁就枪毙谁，把人秘密处死。今天召集乡亲们来开大会公开宣判，乡亲们!我们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啊!”贺科长的后一句话，就象掉进油锅里的水珠子，会场上顿时炸开了。
老乡们见又有了希望，高兴地呼喊起来，会场上举起无数的拳头，争先恐后地要求上台发言：
“我有意见!”
“让我上台讲话!”
“不能枪毙他!”
“是误伤呀!”
……
在一片嘈杂声中，死者的亲属孙老奶奶首先请人替她上台发言：“小杨这孩子好，老实厚道，经常帮我们干活，就象自己家人一样。枪走火打死人是误伤，死的人也好好安葬过了，如果还要枪毙，就枪毙我老婆子好了。我没啥说的，可就是不能枪毙他!”
“对!赞成!”
回民纳云清老汉红着眼睛走上台，用手揩着鼻涕眼泪说：“解放军拚性命把马匪打跑，解放了我们老百姓，不知使多少母子夫妻团圆，使多少人得到活路，解放军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杨同志是人民功臣，误伤人命，不能枪毙他!如果说一定要偿命。我老汉甘愿替他死，留下年轻小伙子，打土匪、斗恶霸，好再为人民立功!”
“讲得好，”不能枪毙!”台下响起了一阵暴雨般的掌声。
“我来发言!”机炮连连长谢宝财再也按捺不住，急步走上了台，瓮声瓮气地说：“杨玉金是俺连的战士，枪走火打死人，是俺平时对他管教不严、教育不够造成的，所以俺要负主要责任。打死人应该偿命，但不能枪毙他，请上级枪毙俺谢宝财!”
下面又响起一阵乱哄哄的议论，老乡们都说解放军离乡背井、出生入死地来解放宁夏，还不是为挽救咱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哪个也不能枪毙。主持大会的张英政委，极力使会场安静下来，然后宣布由杨玉金自己上台讲讲。倒绑着双手的杨玉金站在台上，泪流满面地对乡亲们说：“我犯了纪律，打死了人，对不起老百姓。判处死刑是应该的，我服从上级的判决。老乡们的好意，我心里都明白，就是死也忘不了。只请组织上以后照顾一下我的老母亲，别的就没啥说了……”。
“不行，你不能死!”台下群众着急地嚷了起来，有三四十个年青小伙子冲出人群，将几个持枪的卫兵包围起来，生怕他们突然把杨玉金拉出去枪毙。这时群众的情绪到了高潮，会场上沸腾了起来，无论大会主席怎么努力，也无法使大家安静下来，仿佛再不向群众作出让步，他们就要动手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会主席团经过临时磋商，然后向大家宣布，为了尊重广大群众的意见，对杨玉金改为三种处理方式，请大家举手表决：一是执行枪毙，二是连长替他死，三是从宽处理。当念到第三种处理方式时，群众们的拳头唰地一齐举了起来，有的还举两只手，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不少人还高兴地流了泪。
接着，张英政委给大家讲话，他说：“这次事故我要负主要责任，怪我对部队领导得不好，管教不严，对我的处分请上级决定。机炮连连长和指导员各记过一次。因为宁夏是新区，老乡们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太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军纪，不允许有任何损坏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今天老乡们不让枪毙杨玉金，又送来这么多保状，感谢大家对子弟兵的爱护，我们对此十分感激。通过这次血的教训，我们发现部队还存在着对人民群众不负责任的现象，以后一定要严格管理，加强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永宁县县委书记何广宽同志也发言说：“对人的生命不能马马虎虎，我们既要对得起死的，也要对得起活的，老乡们的意见一定反映给上级。”
最后，一九三师保卫科科长苏国柱，代表六十五军军法处宣布：“杨玉金暂不枪毙，再请示上级，听候处理!”老乡们一听又嚷了起来：
“不行，什么暂不枪毙，就是不能枪毙!”
“徒刑也不能判!”
“你们如果不准，我们自己到省里去说!”
“…………”
张英政委再三向老乡们解释，说明为什么不能擅自决定、必须请示上级的道理，并保证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这才勉强说服了群众。散会后，仍有不少老乡围在主席台前，眼睛瞅着杨玉金，显出不放心的样子。经再次向他们做工作，保证解放军说话算数，一定不枪毙杨玉金，大家这才放心地散去。
天黑了，老乡们纷纷地往家赶，一边走一边议论说：“今天好险呀，晚去一会就把这孩子枪毙了，解放军的纪律真严明啊!”
后来，我们根据群众意见，没有判处杨玉金死刑。我不仅为妥善处理了此案件感到高兴，而且为部队政策观念的加强，新区群众觉悟的提高，军民之间团结友爱精神的增强而感到十分欣慰。
(三)改造八十一军
宁夏和平解放后，宁马部队的一部分官兵，按个人意愿遣散回家；另一部分按中央军委的统一编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卫起义的八十一军，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被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后，继续驻扎中卫地区。我党本着宽大信任的政策，除了清除八十一军中个别反动军官外，仍然留任马惇靖为独二军军长；原参谋长杨遇春为独二军参谋长；原三十五师副师长卡得云为一师师长，原八十一军参谋处长郭奎武为二师师长；各团、营、连、排的中基层军官，基本上保留原职。
为了加强党对独二军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使这支旧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统一制度、统一纪律下，真正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从一九四九年底开始，十九兵团陆续抽调了二百多名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派到独二军分任各级政委，政治部(处)主任、干事、教导员、指导员及其它职务。当时派去的主要领导干部有：独二军政委甄华(原十九兵团敌工部部长)、政治部主任程襄文(原六十三军后勤政治部主任)、后勤部政委陈守芳(原十九兵团敌工部干事)以及一师政委牛连壁(原六十四军敌工部部长)、二师政委张建刚(原六十四军一九二师政治部主任)等同志。
以甄华政委为首的各级政工干部到中卫后，独二军专门举行了一次全军大会，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会上，马惇靖军长首先上台致欢迎词，他说：“八十一军自中卫起义后，处处受到共产党宽大政策的优待，不但被光荣改编为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而且上级还派这么多政治干部来领导、帮助我们，这是咱们军莫大的幸运和了不起的大喜事!我代表全军官兵，对甄华政委、程襄文主任、陈守芳政委、牛连壁政委、张建刚政委、以及其他新来的各位领导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说罢，马惇靖带头鼓掌，可是响应者不多，会场上的掌声稀稀落落。马军长略有些尴尬，他用眼睛向台下狠狠一扫，接着又说：“就在两个月前，不是还有人骂我投降共产党吗?当时我就向他们解释，这不是投降是和平起义。今天我还要告诫大家，八十一军能够首举义旗，脱离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统治，投向人民的阵营，这是我军无尚的光荣和骄傲!过去我们八十一军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助纣为虐，苦害人民，而今共产党宽大为怀，不但将过去的罪恶一笔勾销，又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改造自新、为人民服务的金光大道，对此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劝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或者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的人们，赶快放弃你们的立场，认真接受改造，否则自食其果，悔之晚矣!我相信，独二军今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马军长结束讲话后，用严厉的目光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拉长了声调，大声宣布说：“下面欢迎我们军甄华政委给大家训话!”带头鼓掌的仍然是他，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但可以听得出，这不过是为了应付一下而已。
从这些细小微妙的表现中，甄华政委察觉到，在独二军官兵中，还多少存在着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猜疑、观望、不满、甚至敌对的情绪。在这些各种不同目光的注视下，甄政委从容地走上台，宣讲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说明了政工干部在人民解放军中的作用，解释了有关部队改编等问题，最后郑重地说：“八十一军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支旧军队，一下变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飞跃。可是由于飞跃的跨度太大，可能一时难以为大家所接受，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仍抱有各种看法、甚至反感，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人的思想转变总要有个过程嘛!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既然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就一定能被那些顺应历史潮流、有爱国之心的起义官兵所理解和接受。我希望同志们今后加强政治学习，注意改造思想，使自己早日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革命军人。”
政工干部们分头就职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工作难以开展，士兵们处处躲避他们，即使见面也不理睬，有时问他们话，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叫你毫无办法。营区里，平时秩序很乱，当官的聚在一起喝酒打牌，当兵的凑成一团押宝赌钱，有的抽足了大烟、喝醉了酒，躺在炕上姐呀妹呀地哼唱黄色下流小调，有的互相谩骂、揪打斗殴，完全和过去的旧军队没什么两样。特别是暗藏在军队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利用各种时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勾结土匪，组织叛乱，暗杀我派去的政工干部，想方设法抵制和破坏共产党对旧军队的改造。因此，改造旧军队，仍然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某团反动连长马少云，在杀害派去的指导员以后策动全连叛变，把队伍拉到海原以东，投奔了惯匪马绍武。
一师一团三连二排长煽动几十个人，打算抢了仓库上山为匪。该连指导员得到消息后，来不及组织部队，提起一支冲锋枪独身追了去。叛兵们正准备采取行动，突然看见指导员提枪赶来，吓得惊慌逃散。正在这时，一营教导员李杰同志也率部及时赶到，将逃散的叛兵一一抓获。二排长被绑回后，还死不认账，狡辩说自己也是去追逃兵的，后来在同伙当面揭发下，才不得不低下了头。
对于独二军有能力、有影响的政工干部，反革命分子更是怀恨在心，他们雇用土匪、派出特务、想方设法进行卑鄙的暗杀。
一师一团政治处主任孙华亭，经常被人跟踪。一天晚上，他带着爱人、孩子和警卫员，到戏院去看秦腔。戏演到一半，孩子睡着了，孙主任就让警卫员先把她们送回家，自己一个人留下来看。当他无意中回头时，突然发现后排有一个穿长袍马褂、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正是经常在自己家附近摆摊修自行车的一个人。孙主任已经不止一次，发现这家伙在暗中跟踪自己，他假借出去解手，趁机甩掉了“尾巴”。
快走到家时，孙主任又发现路旁的黑暗角落里，有一个人正鬼鬼祟祟地朝自己家张望。他快步走上前，大声喝问：“干什么的?”那人说是油房的，可声音又不象油房的老李，因没有什么别的证据，孙主任只好放过了他。
回到家后，孩子已经醒了，正在地上玩耍。孙主任刚要把在戏院及路上遇到的事，告诉爱人和警卫员，就听小孩拍着手喊：“爸爸，有人，有人!”只见外屋墙上映着一道人影，突然一闪又不见了。警卫员立即拔枪追出去，可院子里什么也没有。
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奇怪的事情，孙主任认为这绝非偶然。他嘱咐爱人和警卫员，夜里要加倍小心，并变换了平时睡觉的位置。
熄灭了灯，孙主任怎么也睡不着，他索性点上一袋烟，慢慢地抽着。可是一袋烟还没完，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房顶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原来睡觉的床被炸得稀烂，幸好没有伤着人。露天的屋子里硝烟弥漫，里面的人被震得两耳轰鸣，一时什么也听不见。为了提防再遭暗算，他没有让大家马上出门，而是躲在屋子里观察外面的动静。不一会，房顶上响起轻微的脚步声，接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头，从上面的窟窿里伸进来探望，警卫员举起驳壳枪就是一梭子，可是没有打中，那家伙赶紧把头缩了回去。
住在附近的二师政委张建刚，听到爆炸声，知道出了问题，立即给师里打了电话。很快，二师四团的一个营，在教导员的带领下赶到现场，经严密搜查，一个坏人没有抓到，房顶上的凶犯也不知什么时候逃掉了。
这起轰动一时的暗杀未遂案，经很长时间侦察才破获。房上投炸弹的凶手，原来是八十一军的一个退伍连长。参与此案的有中卫县城开小铺的、照相馆的、修自行车的，他们都是被暗藏在独二军的反革命分子所收买操纵的。
一九五〇年三、四月份，宁夏地区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社会治安也很不安宁，独二军党委更加紧了对内部的政治工作。那时候，外面的土匪曾扬言，要里应外合攻打中卫城，并从土匪内部传出风，他们还要到独二军来取子弹。此事引起了军保卫部的警惕，在组织对军弹药库清查时，果然发现账物不符，并在大庙(弹药库所在处)的神像后面，发现了隐藏的七八箱子弹。保卫部立即逮捕了负责保管弹药的军械员童菊堂，经审讯，童承认了自己和土匪的关系。
土匪在社会上的疯狂活动，助长了独二军一些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纷纷跳出来捣乱破坏，蒙蔽和利诱少数思想落后的士兵，公开和政工干部唱反调。为此，军党委专门召集了一次政工会议，听取了各团的汇报。有的团反映：现在部队中各种谣言很多，说独二军要拉到新疆长期垦荒，在下面引起了思想混乱，不少士兵要求退役，还有的士兵开了小差。有的团反映：有些人对我们揭露马家军队的反动本质很不满意，他们自恃八十一军起义有功，和政工干部辩论说：“八十一军一贯为大众效劳，和解放军的为人民服务没多大区别，根本不需要改造。”“宁夏的军队还是很能打的，如果不起义，解放军不一定能打赢。”甚至有个团参谋长，在全团排以上干部会上，公开煽动说：“吃红粮，保红主，吃米不忘种谷人。现在有人骂马鸿逵，我就不高兴，我相信弟兄们也不会高兴的。骂蒋介石，我更不高兴……”。还有的团反映：有些人对打家劫舍的土匪表示同情，说：“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这些人是梁山式的绿林好汉，都是替天行道的。”
分析研究了独二军的现状后，军党委一致认为，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之所以如此猖狂，就是因为我们打击清洗不够才造成的。过去的种种顾虑和宽忍，不但给敌人留下可乘之隙，而且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脚。因而，军党委毅然作出决定，对独二军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彻底清洗，以保证部队内部的纯洁。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诉苦教育运动，用人民解放军这种特殊有效的新式整军方法，对独二军进行根本的改造。
几天后，在全军召开的一次连以上干部大会上，甄华政委批驳了部队中流传的一些政治谣言和反动观点，严厉地说：“现在还有极少数人，不肯放弃他们的反动立场，气焰十分嚣张。有个团参谋长在会上公开说，骂马鸿逵他不高兴，驾蒋介石他更不高兴，难道骂共产党他才高兴?我们独二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样的人怎配当参谋长?!军党委决定撤销他的职务!”接着，甄政委又以一团三连二排长策动叛乱，被军法处判处徒刑；军械员童菊堂勾结土匪，盗劫军火，经上级批准处以死刑为例，警告那些执迷不悟者说：“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任何想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分子，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独二军永远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一点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最后，甄政委耐心地讲解了党对起义部队的有关政策，说：“独二军发生过叛乱是事实，有人进行反革命活动也是事实，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一行动。那些仇视共产党、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少数反革命分子，和独二军广大官兵毫不相干。就是对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官兵，我们也要分出主谋与胁从，只是对那些首恶分子才予以严惩。我们仍然坚信，独二军的广大官兵是拥护共产党、愿意改造自新的，只要大家共同努力，独二军的前程无限光明!”
不久，在广大士兵群众的揭发协助下，独二军彻底清除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诉苦教育运动在全军普遍开展起来了。独二军广大士兵和部分下级军官出身贫苦，据当时统计，士兵中贫雇农成份占全军百分之七十五，下级军官家庭贫寒的占所有下级军官的百分之四十点七。这些官兵在旧社会都轻重不同地受过欺凌与剥削，因而对旧社会仇恨相当大，阶级觉悟易被启发，这是开展诉苦教育运动的一个有利条件。
诉苦运动首先从阶级教育入手。针对多数士兵存有“穷富在命”的宿命论思想，部队运用算细账找穷根，以具体事实和数字来揭露阶级剥削的实质。通过算细账，讨论“穷人不是生来受苦命”后，士兵们这才恍然大悟，某团一连士兵芦生华说：“以前我还认为地主对我不坏呢!这一算才明白了，一年老财就剥削我四百五十块白洋，真是太狠毒了。”某团团部饲养班副班长李占才伤心地哭着说：“我要不是被剥削得那么狠，我十七岁的妹妹也不会被地主用五石粮食买去了。”班长朱忠信说：“这一算就把我们穷根子闹清楚了，我们都是受苦人，应该好好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独二军广大士兵和下层军官在旧社会受尽了欺压和剥削，仅他们的亲属被残害而死的就有二千一百九十八人，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可是，由于多年来反动派的欺骗教育，使他们有苦不知苦，甚至把过去受过的苦遗忘了。因此，在进行诉苦教育时，部队采取了以苦引苦，组织访苦、诉苦记实，登记苦事，小型诉苦、典型诉苦等方式方法，使广大士兵和下层军官的苦，都能尽情倾诉出来。
一师一团在团卫生队的一座古庙里布置了灵堂，给全团所有士兵被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派和宁夏土皇上马鸿逵杀害和逼死的父母亲属，摆了灵位，供上整羊，并将士兵们悲惨苦难的家史，画成一张张图画，挂满了灵堂，在这里对全团士兵们轮流进行阶级教育。图上画着有的父母在伪保甲长如狼似虎的逼捐催税下，被迫悬梁上吊，有的因交不起租子，全家被地主恶霸捆绑毒打，有的被 反动派抓当兵，父母跪地哭求，还有的因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回民的压迫，被反动派枪毙活埋……士兵们看到案上的灵位和这些悲惨的家史不由想起自己苦难的身世，一个个跪在地上，放声大哭。有个士兵对着自己亲人的灵位捶胸顿足，哭喊着说×××营长就是杀死他父亲的仇人，发疯一样地要冲出去为父报仇，被同志们拉住了。经过阶级教育的士兵们，如同一场大梦初醒，他们围住我们的政工干部说：
“原来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国民党反动派才是人民的死敌。过去我们稀里糊涂地为马家当兵卖命，现在总算明白过来了。”
“他们不许我们接近你们，说共产党派政工干部来，是为了监督我们劳动改造，原来这是造谣，想破坏咱们的关系。”
“以后大家听你们的，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
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的士兵们，自动在灵堂前站成排，举着拳头宣誓说：“共产党给我们的好处永远不忘!谁要敢再说共产党的坏话，我们就砸扁了他!今后跟共产党一辈子，请领导上信任和考验我们!”
经过两个多月的诉苦教育运动，大部分官兵的阶级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各团在诉苦教育运动结束后，都分别召开了复仇宣誓大会，某团韩团长亲自带领全团官兵进行宣誓。某团王副政委在宣誓大会上宣布，全团同志被反动派残杀而死的亲属就有三百九十七人，大家要牢牢记住这笔血债，在共产党领导下报仇雪恨。某团在复仇宣誓大会上，喝齐心茶，吸齐心烟，饮决心酒，官兵们一齐高声朗诵自编的顺口溜：“齐心茶，喝两口，决心跟着共产党走。”“饮了决心酒，咱们穷人抬了头。”“大家吸了齐心烟，团结复仇不费难。”各团指战员还纷纷上书首长，表明革命的决心。
由于马家军队历来贪污成风，兵饷被层层克扣，士兵们根本见不到几个钱。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士兵们常常几个月无钱理发、洗澡，头发长得象一团乱草，身上又脏又臭，生满了虱子，每个连都有不少士兵身上长疥疮。为此，军后勤部发起了一个“灭疥疮，讲卫生”运动，设法改善士兵们的卫生条件。后勤部政委陈守芳、副部长张子严和各级政工干部，亲自给土兵们烫衣服、理发，组织部队洗澡，为他们擦身子、涂药膏。这些新鲜事在旧军队里，别说是见，就是听也没听说过，士兵们为之深受感动。一个被擦完澡的老兵，眼睛里满含泪水，双手握着张子严副部长的手说：“我在八十一军混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被人这样体贴过，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谁还能这样对待我呀!过去当官的见了我们，不是打就是骂，象对牲口一样吆喝使唤。现在的解放军大官还为我们当兵的擦澡，真是两种军队两重天呀!”没几天功夫，叫花子一样的士兵们，面貌焕然一新，一个个就象过节似的干净整洁。
过去马家军的后勤供给，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一切由长官个人意志定，官喝兵血现象相当普遍。当兵的两年才发给一套衣服，不到年限就破成了鱼网，根本不够穿。可是就连这也保证不了，上面经常无故逾期不发，想方设法从士兵身上揩油。独二军实行人民解放军统一供给制后，上级规定什么就发什么，从脚上穿的，头上戴的，到床上铺的盖的，士兵们应有尽有。最受士兵们欢迎的是高腰解放鞋，穿在脚上既舒服又轻便，特别是它的名称，对士兵们更具有吸引力。为此，各级后勤部门还专门出了一期板报，对“解放鞋”的名称和来历进行了有意义的宣传。
为了改善部队的生活水平，独二军打破了过去“当兵吃粮”的旧习惯传统，专门成立了各级生产领导机构，抽调一些部队垦荒种地，大力开展农副业生产，生活也有了改善。官兵关系的改变，生活的改善使独二军广大士兵对共产党更加热爱。就连军长马惇靖，对我们的这一套办法也很钦佩。
在独二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官兵是回民，因此，党的民族政策执行得好坏，对改造八十一军关系重大。为了进一步增进回汉团结，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全军在改编后一律禁止吃猪肉，并对回民的封斋、念经等活动不加干涉。各团、营、连经常举行回民或回汉座谈会，征求回民意见，使他们真正体会到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人民军队大家庭的温暖。回民官兵们看到汉民同志为他们长期不吃猪肉，都感到过意不去，纷纷反映说：“以前在旧军队里，回民不让汉民吃大肉，汉民还非吃不可，吃了还用油手往回民脸上抹。现在叫吃也不吃了。”五月闭斋期间，正值大生产，某团九连十几名士兵觉得如要闭斋就不能参加劳动，还要吃白面，而人家汉民弟兄正在挖渠，吃的是小米，这样不太好，于是他们决定不闭斋了，和大家一起继续参加生产。但汉民同志非让他们闭斋不可，并保证帮助完成生产任务，使回民们深受感动。八月下旬军政治部召集各团回民开座谈会，他们纷纷表示，汉民同志可以吃大肉，只要不把碗盆弄脏就行。
在党的教育和指引下，独二军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随后，全军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团组织，从士兵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团员骨干。后来，在执行宁夏剿匪和生产建设任务中，独二军为人民作出了贡献。这支国民党反动派用以反共反人民的旧军队，终于被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
(四)开展大生产
为了减轻宁夏人民的负担，增加国家财富，改善部队生活，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宁夏省军区党委作出决定：除一部分部队执行剿匪任务外，大部分部队投入生产建设运动。并向全体指战员发出：“安下心、扎下根、劳动建设大西北、建设新宁夏”的战斗号召。
一九五〇年一月三日，宁夏省军区生产委员会正式成立，以黄罗斌同志为委员会主任，孙润华、曹鹏程同志为副主任，王道邦、曹友参、牛化东、陶克忠、李志洲、刘思孝等同志为委员。
在召开的首次生产会议上，生产委员会向各部队规定了全年生产任务：团以上机关(司、政、后)完成三个月的口粮，团以下战斗部队完成四个月的口粮，各部队完成牲口三个月的草或一个月的料。平均每人种二亩菜，七至十人养一口猪，一人养一只鸡。生产委员会还指示各部队，除积极参加开渠、打堰、修路、建房、修水磨等国家建设外，还可利用宁夏丰富的天然资源，大力开展挖煤、烧砖、纺羊毛线、采药材、抓发菜、捕鱼等副业生产。
大生产任务下达后，各部队指导员的劳动热情十分高涨，他们立即着手准备农具、勘察荒地、请教老农，积极为开春的垦荒生产作准备。庄稼人说：“种地不使粪，等于瞎胡混”，劳动出身的指战员们，当然不会忘记这个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早在一月份以前，六十五军已普遍开展群众性的积肥活动，各单位除了积攒军人厕所、猪圈、马厩的粪肥外，大家还背着自己用树条编的筐，到野外去拾粪。五八二团生产委员会要求全团每人每天至少拾粪三斤，各连党支部热烈响应，纷纷召开支委扩大会，研究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办法。特务连还专门成立了积肥委员会，仅一月六日一天，全连就拾粪一千一百五十斤。五八〇团十天内积肥二十多万斤。平罗城的老乡称赞他们：“又能打仗，又会生产。”
冬去春来，河水刚刚解冻，塞上的风仍带有几分寒意。可是，每个指战员心里却热乎乎的，他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在开荒生产的战斗中大显一番身手。清晨，迎着初春的太阳，部队机关干部、指战员同当地老百姓一样，扛着镢头、背着犁铧、挑着筐子、牵着牲畜，以高昂的劳动生产热情，向一望无际的荒野进军。
人迹罕至的荒草滩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热气腾腾的景象：到处是劳动的人群，到处是飞舞的银锄，欢快的歌声和宏亮的劳动号子交响在一起，就象一部雄壮的生产大合唱。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荒地，终于被重新唤醒了。在战士们一镢一镐的挥舞下，泥土纷飞，灌木倒下，翻过来的肥沃新土在太阳下闪闪发亮。遍地的荆棘划破了手脚，粗糙的镐把将手磨起血泡，但大家毫不在乎，简单地包扎一下，就又投入了战斗。看到一块块荒滩被开出、一片片新田展现在眼前，指战员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在开荒热潮中，宁夏省军区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们也下到部队，他们脱去衣服，和战士们一样挥汗抡镐。从四月五日开始，我们政治部从主任到勤杂人员，全部组织起来前往生产点，和部队一起开荒种地。头一天由于工具少，七十多人施展不开。只开出十几亩地。第二天我们设法借来一张犁，保卫部长何崇山在后面掌，我和几位部长在前面拉，不到半天就开出二十多亩地，同志们风趣地说：“这就是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关系!”
领导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不但鼓舞了部队开荒生产的积极性，而且教育了宁夏解放入伍的新战士。看到王道邦司令员等省军区领导同志，也扛着镢头下地来，战士们高兴地喊道：“同志们，军区王司令员来了!大家加油干呀!”军直属队几个解放入伍的新战士，从远处望着王司令员的身影，看他抡镢头的动作那么熟练有力，怎么也无法相信他就是省军区的司令员。过去在马家军队里，他们都轮流为马鸿逵种过地，当官的虽然也时常下来，但不是扛着镢头，而是拎着马鞭，看谁干活不卖力，劈头盖脑就是一顿乱抽。解放军的司令员怎么和当兵的一样干活流汗呢?当他们问过周围的同志，确实肯定那就是王道邦司令员时，才感慨地说：“以前我们不大愿意种地，如今司令员都下地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在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战下，垦荒工作不断取得好成绩。到播种前，各部队共垦荒七万五千余亩。
宁夏水利条件极好，可是在马鸿逵统治时期，官僚们只顾捞钱，不事修建，许多地方只有进水渠，没有排水沟，大片良田沃土被浸成盐碱湖滩。古老的引黄渠道长年得不到维修，遇到洪水季节，常常决口泛滥。因此，整修水利不仅是发展生产的需要，也是宁夏人民的宿愿。部队响应省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兴修水利工程，帮助当地群众挖渠、筑坝、建桥、开涵洞，先后投入了二十多万个工。为排泄唐渠、汉渠、惠农渠间的浸水，部队接受了开挖中干沟的任务，共投入了十万个工。部队成为水利建设上的一支主力军。
宁夏地区不仅盛产水稻、春小麦、糜、黍、大豆、大麻等农作物，而且煤炭资源丰富，畜牧业发达，还有许许多多的土特产，如人们所说：“头发菜，甜甘草，老羊皮不用找，遍地都是宝。”各部队按照军区生产委员会规定的副业生产指标，因地制宜，组织了驮煤队、抓发菜队、挖甘草队、捕鱼队；喂养牛、羊、猪、鸡、鸭；开办榨油厂、副食品厂、肥皂厂、煤窑；还从事编席、打绳、种菜、砍柴等各种副业生产。
第一年的农副业生产，全区部队获得了巨大的丰收，共收获粮食八百余万斤，养牛、羊、猪、鸡、鸭一万四千余只，开各种作坊三百八十八个，挖甘草二百五十万斤，打柴五百五十万斤，抓发菜六千余斤……。
人民解放军在宁夏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把荒野变成了良田，为国家扩大了耕地面积，更重要的是培养和锻炼了部队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把“南泥湾”精神带到了宁夏。
秋收工作还未结束，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同志，从兰州乘飞机来到宁夏。这一天，潘自力政委、王道邦司令员、肖应棠副司令员、还有我和其他几位省军区领导同志，高高兴兴地前去看望敬爱的彭老总。
彭总见我们来了很高兴，热情地把大家让进他的卧室，请我们坐在沙发上，亲切地问长问短。我们开始还有些拘束，后来见彭总那样温和朴实，没有一点架子，大家才渐渐随便起来。我初次见彭总，还是在红军长征过草地的途中，那时他骑着一匹大青骡子，外表看上去很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现在一接触，才感到彭总实际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他转过头看了看我，大概见我显得比较年轻，就笑着问：
“你有多大年纪?”
“三十四岁。”我认真地回答，并反问：“彭总，您有多大年纪?”
“我呀?比你大两个!”彭总诙谐地做了个“八”字手势，接着又说：“你还很年轻嘛，如果把你留在宁夏，你干不干?”
“只要彭总下命令，我们都愿意在宁夏干一辈子!”
彭总满意地笑了。他对我们大家说：“现在有些同志就不安心工作，嫌这里艰苦，我看大西北就挺好吗，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将来一定会大有发展。你们提出的口号很好，‘安下心、扎下根、劳动建设大西北、建设新宁夏’，不安下心怎么能建设大西北?但从思想上真正安心扎根也不那么容易，这就要靠你们今后的政治思想工作……”
当王道邦司令员汇报部队一年来的生产、剿匪、建政、学习等情况时，彭总一直认真地听，并不时地插话，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第二天，在银川市的“怀远楼”，彭总又给部队师以上干部作了关于扎根边疆、建设西北的重要报告，向高级干部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彭总的谆谆教导，更加鼓舞和坚定了全军指战员“安下心、扎下根、劳动建设大西北、建设新宁夏”的信心。
解放宁夏/陈宜贵口述 杨建平整理.—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