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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安危 译

陕西，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最近，在陕西北部，又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然而，流传最盛的似乎要数刘志丹了。 　　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回到陕北，同国民党、地主武装民团进行了多次的斗争，终于在陕西和甘肃的边界地区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其实，刘志丹并不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诚然，当谈到他的故事时，给人们的印象却是罗宾汉式的英雄。 　　在长城附近哺育刘志丹的那个小地方，最显著的特征是偏僻，国民党是看不上这个地方的。从黄帝、孟姜女时代起，这里的老百姓就住在不怕空袭的土窑洞里，在内战中，他们对飞机的轰炸处之泰然。无论是蒋介石的狂轰，还是日本人的乱炸，一概置若罔闻。 　　1939年日本轰炸延安，据我所知，后来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又轰炸延安。然而，延安黄土坡上一排排窑洞，仍然安然无恙，只有城里的房屋被炸成破砖碎瓦。当然，现在都已修复。刘志丹的遗孀和女儿，就一直住在保安和延安的窑洞里。我1937年访问延安时，同她们谈过话，给她们拍过照片。小姑娘很讨人喜欢，她在当时的红军部队里无人不晓。 　　一、游 击 队 　　刘志丹1925年在黄埔军校上学，蒋介石当时是校长，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和周恩来是他的老师。他出生在保安县的一个叫阳青川的川道中，最初在榆林中学上学，1925年以后，在国民革命军冯玉祥将军一个军部以及上海等地区作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1928年春，他领导渭华起义，遭到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军队的镇压。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了陕北，同陕北另一位共产党人谢子长组织领导了三道川起义，但被豪绅武装头子张廷芝镇压下去了。刘志丹回到保安，用计谋作了保安民团团总，铲除了一些土豪、恶霸。但没有多久，敌人来包剿，刘志丹带领自己组织起来的民众武装，消灭了甘肃合水县太白镇的民团，杀掉了民团团总，夺得了几十条枪。接着，他又收编了桥山上的一些“山大王”，发展到300多人。这些都是1930年10月以前发生的事。 　　后来，彬县的骑兵司令苏雨生和刘志丹洽谈合编问题，刘志丹成了该部的一个团长。1930年冬，刘志丹的部队驻扎在旬邑县职田镇，这时，他的部队里已有30多名共产党员。刘志丹发动农民，杀了一个恶霸地主，鼓动人们抗缴租税。苏雨生反对刘志丹的作法，国民党叫苏把刘志丹逮捕起来。由于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和杜斌丞(杜斌丞原是刘志丹在榆林中学的校长)的干预，刘志丹才被释放。刘志丹的部队转到甘肃，又和陇东国民党第十师师长陈国璋谈判，作了他的一个旅长。但陈的部下反对，并暗里袭击他的部队，1931年夏，他驻扎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 　　正在这时，山西党组织领导的一支武装队伍，西渡黄河，到了安定县，发展到80多人，后同刘志丹的部队会合，总数达300人之多。后南下甘肃宁县，于1931年改编为反帝同盟军。这次改编后，共产党派来了许多党员。此间，刘志丹在旬邑县的一个原上，第一次和杨虎城将军的军队交战。他率领的500人，击败了杨虎城上千的一个团。 　　1932年初，刘志丹的同盟军，被共产党中央改编为陕甘游击队，分为两个支队，在关中北部地区打游击，继而西进，赢得了多次胜利。不久，党中央指示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分为骑兵、步兵、先锋军3部分，还有一个随营学校。 　　1933年春，“左”倾的杜衡，否决了刘志丹坚持游击战的主张，硬叫红军开到关中建立根据地，声称这样可以争取革命的迅速胜利。于是，部队开到西安附近，红二十六军组织对敌进攻，结果被敌人在蓝田县打败了，周旋了一个来月，结果，部队溃不成军。事实证明，在敌人力量强大的地区建立政权的计划，根本不能实现。刘志丹带着几个同伴和几支手枪，化装脱险，回到耀县的照金。 　　就在红二十六军失败时，杨虎城的骑兵部队一个团，在地下共产党员王泰吉团长的率领下起义了。刘志丹回队后，其他的红军指战员也分头化妆回来了，和王的起义军联合，重建了二十六军。此后，他们相继攻打了旬邑、彬县的几个镇子，解除了那里民团的武装，又占领了甘肃的合水县。 　　刘志丹指挥的红二十六军开到了陕甘边界，又开始打游击。1934年春，刘志丹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建立了陕甘苏维埃政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5月，红二十六军已有3000多条枪和红二十七军在安定会师，制定了新的政策。9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在延川永坪镇与刘志丹会合，解放了更多的地方。10月，红十五军团挫败了东北军王以哲部。红十五军团由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组成，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东北军在劳山大败，其中一个师被歼灭，师长何立中被击毙。东北军和红军再次交战中，几乎全被挫败。劳山战斗后，刘志丹受到一些“左”倾共产党人的怀疑，连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干部被逮捕起来，毛主席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获释。 　　陕北的农民赤贫如洗，土地瘠贫，工业极不发达。在江西、福建，妇女替红军运行李，日行六七十里，以至80里，可是在北方，年轻妇女很封建，和男人不大来往，授受不亲。 　　当时，宁夏的盐池县已为共产党占领。在盐湖附近，有两大块新拓居地，由法国和比利时神父占着，面积有500多平方里。据说在一个世纪前，蒙古人杀了两个神父，神父出于报复，夺走了这里的全部土地，变为教堂的财产。这里有30多个教堂和富庶的葡萄园，蒙古人常去那里打水、放牧、买酒。共产党人同这些神父订立契约，只要他们遵守新法，就保留教堂。他们向全国所有天主教神父发出了倡议，建议他们参加抗日统一战线。 　　二、东 征 　　1936年初，红军决定东征抗日。南路军为主力，由长征过来的第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组成，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挥；北路军作为侧应，由红二十八军和一些地方游击队组成，刘志丹指挥。南路军和北路军分别从延川、神木一带渡过黄河，粉碎了阎锡山对红军的封锁，击破了他长达数百里的黄河防线。 　　刘志丹的部队从瓦窑堡出发了，红军部队在山西如入无人之境。阎锡山为了抵抗红军，作了10个月的准备。但红军打来时，他却不堪一击。周恩来说，他不带警卫员，可以到处来去。他说，红军俘虏了阎锡山的一个营长，揭了阎锡山的老底。阎所宣称的那些对抗红军的准备，都不过是纸上谈兵。阎锡山每月把发给他的100美元，几乎全用去买了纸张，去抄写、印制阎颁布的各种命令。据说，阎锡山有5个秘书，整天忙于抄抄写写的事儿。可是那些新法令，一条也没执行过。 　　红军在山西进行过多次重要战斗，摧毁了黄河东岸长达100多里的坚固工事，缴获了大批武器。另外，还同前来围攻的蒋介石部队打过仗，使蒋军又一次领教了红军的厉害。红军本来可以多占领一些城镇，可是他们不想大动干戈。不久，蒋介石向山西调集了9个师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红军不同他们硬拼，而是打运动战，缴获了6000条枪支，俘虏了1万多人，其中好多人被释放了，留下的补充了自己的部队。这个时期，加入红军的新战士，总数达8000多人。 　　红军同蒋军关麟征部在山西的交锋中，向其发动了突然的袭击，使其损失惨重。此后，蒋介石的部队不敢再来进攻。蒋的陆军部长陈诚对红军的战略是“围剿”，这样，他们的军队很少有灵活运动的可能，不敢向红军发动攻势。他们一旦探出红军部队的主力，便驻扎下来，开始修筑工事，加以包围，搞起围困的把戏。 　　共产党人说，如果他们能在山西呆一年，完全有可能组织起一支50万之众的抗日队伍。东征期间，红军募兵速度之快，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江西苏区也是这样。1934年5、6两个月之中，从老百姓中招募了5万新兵。10个月招兵12万。兵工厂有400工人，被服厂有900工人。在这些工人中，有100多人参加了长征。 　　共产党的军队东渡黄河，宣布前往河北，打击日寇。蒋介石迅速派出军队，修筑工事，并命令其他部队攻打陕西的红军根据地。共产党人竭力制止内战，愿意和爱国蒋军建立同盟，制定抗日纲领，并想建立一个国防政府。 　　红军东征到了山西，因蒋介石、阎锡山阻挠整个抗日计划，第一方面军于5月撤回陕西。4月间，刘志丹在三交战役中牺牲，时年仅34岁。共产党人为失去这样一位英勇威武的将军而深感悲痛。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认为在日本进攻中国的面前，若在山西打新的内战，就会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力量。因而，他们回师陕西，向南京政府再次提出停止内战，共商救国大计。他们派出了代表，主张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战。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回答，谈判代表反而在山西被捕，发向南京的那份建议电也杳无音信。蒋介石用连连进犯回答了中共的建议。胡宗南的好几个师开进陕西，对陕北的共产党中央和红军实行大包围。蒋介石曾以共产党威胁他的后方为借口，拒不抗击日本。共产党人只好以大西北为根据地，同蒋介石周旋，直到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国才出现了全民抗日的局面。 　　三、分配土地 　　1929年以后，共产党在陕北农村开始了“打土豪”运动。最初不叫这个名字，而叫“吃大户”，即：穷人较为松散地组织起来，以和平的形式包围地主庄园，要求地主拿出粮食。刘志丹最初就是这样开始斗地主的，以后发展成为农民运动，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开始只有三两支步枪，几杆长矛，后来逐渐多了起来。但最初的行动多被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镇压了下去，发动者们——共产党和它的支持者被迫转入地下，神出鬼没地在山区农村转来转去。 　　1931年以后，游击战才有了发展，游击区扩大了。游击队可以同国民党的正规军高桂滋、井岳秀部队作战，力量不断得到壮大，成立了红二十六军，以后又成立了红二十七军。1935年，刘志丹率领红军，占领了6座县城和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在陕甘交界的南梁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不到30岁的习仲勋担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红军从南方到达陕北，11月进行了直罗镇战役。他们亲自指挥这一仗，俘虏了3000名东北军，击毙了敌师长牛元峰。这一仗结束了国民党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不久，红军与东北军以及杨虎城率领的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形成了。1936年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的局面就出现了。 　　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1935年还发生过“赤安事变”(保安县当时叫赤安，后改为志丹县)。当地的一个游击队长叛变，说红军发生内讧，刘志丹被击毙。他强迫游击队跟他走，但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拒绝。他只带走了五六十条枪。这时，保安反动民团还有一批人，在苏维埃地区经常捣乱。他们总数约有1000人，有一部分守在旦八寨。毛泽东把它叫“土围子”，直到1937年，才被红军打开。 　　在中国的10年内战期间，陕甘、陕北根据地已经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但进行得很粗糙，直到1935年以后才有了较详尽的政策。在分配土地方面，共产党最简单的方式是检查村子里的土地数量及总户数，然后，算出每户必需的土地数；最普通的作法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目的是要作到“耕者有其田”。如果一个村子人口集中，土地瘠薄，而邻村土地肥沃，人口稀少，就可把富村的土地给穷村调剂一部分。 　　陕甘苏区的实际作法是这样的：(1)没收大地主、大土豪的土地，给他们留一部分自耕地；(2)对于生活条件欠佳的小地主，不没收其占有的土地；(3)“自由工商业者”、医生、新闻记者、作家、化学家、专业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的土地不没收；(4)富农自己耕种的那一部分土地不没收，只没收他们出租或雇工耕种的那部分土地；(5)富裕农民也可以分配到不少于大家的一份土地；(6)不没收开明地主的土地；(7)没收汉奸及反革命的土地，但不没收他们家属的土地；(8)欠地主的债务及贷款全部废除，农民之间互欠债务，苏维埃概不承认，也不取消；(9)流氓无产者应分有一份土地；(10)贫农、农场工人及中农，可以分享没收的土地；(11)逃亡者，无论是富农、自由工商业者或贫民(地主除外)，如果回来，可以分得一份应得的土地；(12)划为地主的高利贷者，与地主同论。 　　高利率、高租税都被废除，也取消了对富农的信贷和债务。这样以来，农民的负担被解除了。从前，佃农几乎要把收获的一半粮食交给地主，现在情况大变，贫农家庭的粮食大大增加了。 　　陕北有两个县，地主势力特别大。这两个县是共产党控制得最晚的地方，那就是米脂和绥德。这里的地主一年都收2000到3000石租米，拥有2000垧到3000垧土地(1垧相当于3亩左右)。在绥德、米脂一带，有的大财主霸占耕地竟达6000至15000亩之多。 　　根据1936年至1937年间的新统战政策，没收地主的财产，但地主可以保留一部分自己所需要的土地。城市里富有的人不在，其土地也要没收，但不没收他们的工业资本。不分富农的土地。小资产阶级、技术工人、抗日军官的土地，保证不予没收。由于废除了高利率，农民可以利用信贷买货，收获后结帐，收付利息。贫农、商人、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债务不废除，而只是减息。这个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废除封建制度，允许收缴地租；强调增加生产，不强调重分土地；鼓励农民组织合作社，兴办农技站，鼓励农民集体劳动，但不主张土地集体所有制。1938年后，也只是鼓励工业合作社所有制，鼓励变工组织发展成合作社变工单位。由于缺乏农具和耕牛，把劳力联合起来进行生产，变成了一件切实可行的事情。尽管土地没变成公有制，生产合作社可以购买自己的农具、耕畜。在江西，政府合作社独立于农民合作社。然而，由于陕北的极端贫穷，两者则合二而一了。此外，由于许多人自愿参军，出现了劳力缺少的现象。这一事实，引起了合作变工、农具公有的迫切需要。在江西、福建，有一专门组织，名叫“妇女学习生产委员会”，负责训练妇女参加生产。这一组织，在陕北也成立起来了，但不太成功，因为这里的妇女裹小脚，没有南方妇女那样自然天足。 　　共产党一掌权，立即在弃耕地和荒地上开始了生产。江西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粮食生产增加了15％，生产模范县兴国县，虽然送出了万人参加红军，生产值仍保持最高水平。在闽浙赣地区，增长幅度为20％。江西提倡劳动竞赛，向内战造成的荒废土地要粮40万石(每人生产粮食3石)。6个月之内，共收获22万石。1936年2月至5月，初到陕北的红军，3个月就新开垦荒地1700垧。苏区各地都设有土地理事会或委员会，在政府土地部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土地事务方面的问题。 　　当苏区宣布撤销，抗日战争开始时，停止了没收土地、重分土地的政策。但证据确凿、与日寇狼狈为奸的汉奸不在此列。那时的主要改革是减掉对农民的高租、高税、高利息这类难以忍受的负担。 　　据我所知，解放战争开始后，又进行了土地改革。1946年至1947年，解放区6000多万农民得到了土地。 　　这里还要讲的是，刘志丹在土地革命时期，一直被“左”倾分子认为是右倾的，是投降主义的。这是因为刘志丹在革命中，十分注意策略，如主张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者，包括他们的军官。他不主张对没有人命案的地主搞肉体消灭，不主张把富农扫地出门，主张给地主民团、山大王中的一些当兵的做工作，争取他们反正，参加红军，等等。这在一些“左”倾同志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是绝对没有革命气味的。甚至他自己最后也因家庭是富农，在黄埔上过学，也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军官而遭逮捕；和他一起的许多革命者受到“清洗”。毛泽东知道这些以后，认为刘志丹做得对。周恩来称刘志丹是农民运动领袖，是出色的红军指挥员，同群众有血肉关系。这一切，都是被事实证明了的。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创立的陕甘、陕北根据地，成为长征的落脚点和革命发展的出发点，对中国革命起了极大的作用。他牺牲后，毛泽东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写了一首纪念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我没能见到刘志丹，但是，当我在延安同人们谈起他时，人们对他的崇敬和爱戴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他的确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也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成为共产党的政治家、军事家的一个典型。 　　 纪念刘志丹/刘力贞，张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