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 > 刘志丹 > 史料文献

陕北匪祸之再认识(节录)

成柏人

自从四川共匪一部北上，经甘肃窜入陕北，中央才组织剿匪总部，任命蒋中正、张学良二氏为总、副司令，同时派出东北军大部，开入陕甘，参加堵剿。现在总部已成立，蒋氏以中央政务羁身，不能来陕，实际上张氏一人负责；而匪方情况，近来日益严重，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等悍匪，均窜入陕北，与刘子丹所率之共军已合股，凶焰日益剧烈。我军精锐部队，时时败挫，最近王以哲、董英武部，均有损失，上月下旬(指1935年秋)匪之一部，窜至耀县以西，声东击西，似此情形，令人发生种种疑虑。究竟匪之扩大，能有如何之人?究竟匪之运用，能有如何的妙方?在我大军严密包围之下，竟能频施诡计，挫我军威，飘忽窜扰，扩大贼势，这其中必有内含的原因，值得我们考虑、检讨，明确认识之。 　　现在陕北的共匪，在统属上，可分三股；一为刘子丹股，人枪约五千，另有赤卫军、游击队五、六千人。一为徐海东股，人枪约三千，一为毛泽东股，人枪亦约三千。此得之逃出匪区之商民陈述，为数当然不能精确。我们为比较方便计，则刘子丹不过一万，徐、毛二股，不过各六千，共计两万余人。我军方面，人枪均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超过匪军五倍，然而围剿之结果，非特肃清渺不可期，而我军之受挫，匪区之扩大，时告惊焉。 　　这是什么缘故，吾人约略举之，不出以下四端： 　　一、计算匪军力量，不能仅注意匪方的正式红军，须知正式红军外，尚有种种组织，如游击队、赤卫队、突击队、特务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等，也均为匪军重要力量。换言之，这才是匪军的力量的基础，匪的各种组织，普遍深入到社会各内层，如贫农会、雇工会、赤色工会、劳动妇女会、儿童会……此外尚有反帝同盟会、互济会、学生会，直接间接都是匪的实力。所以正式红军与国军比较，当然匪少我多，相差好多倍。但以匪的整个组织和匪区的全体民众与国军比较，匪则百万以上，而国军只千万二十万人，反为少数。这是我们应当充分认识的第一点。 　　二、匪组织严密，纵横皆有系统。匪区社会内部，每一层级，都有共党为中心，所以运用非常灵活，全社会成一整体。多年来刘子丹给民众以小恩小惠，给穷苦人分粮分地，组织上学，严治贪污，又有严刑镇压地方恶人及不满者。故无丝毫个人自由，一切整齐划一，有条不紊。而我军方面，纵数十万大军，各军自成系统，且防地辽阔，交通不便，消息动作，不能联贯。甲军有警，乙军不能知悉。乙军受包围，甲军无法营救。前进之我军，往往被匪方个个击破，守城的我军，往往被围城打援，损失巨大。我数十万大军，一入匪区，即被分裁为无数单位，互不能协力，不能互应。以化零之我军，对整体之匪军，能保全就是万幸，尚何论夫清剿乎。刘子丹的战法，取之于孙子：“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避实击虚”，“以众击寡”，“识众寡之用”，“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能避之。”。“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刘为黄埔军校毕业，我军黄埔出身者众矣，为何匪能用之而战，我不能矣!值得深思。 　　三、匪区社会各层级工作分明，互相牵制，一般民众皆纳入其控制范围内，受匪利诱威吓，不敢盲反抗，只有接受刘匪指挥。所以内部不用正规红军设防，红军力量可团聚一起，保持精锐，挥之而战。每战能集兵力顾之一方，在此一时一地，力量比我大而有余。我必受重创。匪军出击，攻城略地，皆能全力应付，而不会顾此失彼。国军前进越快，防地越多，兵力愈分，力量愈小，常被匪军分而击之，个个消灭。地方之保甲，仅有名目，不能藉力为助，反须派兵监督，否则不战而败。我转送粮饷、传递消息、侦探匪情……事事都要分兵，是多么的涣散。一遇正规匪军，则为其所败。相反匪军事事有民众相助，军民一体，以至不惜性命。这正是共匪之政治利诱，严密纪律所致，若能一时奏效，我何乐而不为呢!这是我们应当认识的第三点。 　　四、军队行动，给养为绝对必需，而我军转粮，往往在千里之外，一入匪区，则四望荒凉，野无人烟，开不了灶，饮水亦不易。因匪放弃一地之先，必迁走民众，带走其物，不能带之者毁之，水井流泉，亦填塞或拥滞之。使我军未战，先吃种种苦头。以疲其神，以劳其力，使国军已无力跟踪追击匪军，而匪军则从容退避或休整，积精力而迎战我军。匪军对我明察秋毫，对地理更是熟知如家珍。某村多少户，有多少粮食，水井在何处，路在何方，因民之食以为我食，因民之居以为我居。行动飘忽，日走百余里，时扰我军后方，不战也牵制我多个部队。有了民心，困难时也能有给养。此实匪致胜的主要原因。这是我们应认识的第四点。 　　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敌我的优劣情势，胜败之由了。可以断言，剿匪当局，如仍执迷不误，不改弦更张，其前途之失败，当无已时。如按以往行事，纵是个人功名富贵、个人利害得失不计，而如此之战，实际上是以精锐之师资敌，为虎谋皮。结果贻害于地方，贻害于国家民族，实无穷期。这是我们不能默尔而息的。 　　我们认为今日陕北之匪，绝不仅为一省一区之利害了。而是我们国家民族百年之大患。我们尤其认为，除军事进剿外，若不动员其他力量，民众的力量，这西北的滔天匪祸，绝无肃清之可望，现言出我们一得之愚，仅供剿匪当局参考，并就正于国人。 　　第一、进剿陕北共匪，决不仅限陕北一地，负责当局，首应与临陕北各省协同，保持非匪区之安宁秩序，确立强固之剿匪阵线。使陕北匪只能日益缩小，而不能有任何扩大。剿匪孤军深入，我们不敢苟同。贪功冒进，阵地不能确立。胜则驱匪于乱窜，使更多地方不能安宁。败则损兵折将，挫我军威，长匪志气，这是我们最失算的地方。今已开入陕北之我军，在肤施(即延安)、鄜县(即富县)的我军，已身受其苦，当能有所悔悟了。现应集中洛川一带，全力扼匪，勿令南窜。 　　当务之急，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努力训练民众，使匪孤立。不急于开战，在东去之富平、蒲城、澄城、白水、郃阳(合阳)、韩城，西去之耀县、淳化、三水(即旬邑)、邠县(即彬县) 　　庆阳、合水、环县，北面的三边、横山、绥德、榆林、神木等县与匪区划出界线，形成一包围圈，步步为营，逐步压迫，不使共匪越雷地一步。对上述各县选用精明强干之县长，积极编组保甲，训练民众，加强政治工作。凡军队前进多少里，均保持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之完成。一步一步，稳步向前，不出三月，可以收效。不出半年，可望肃清。 　　第二、政治工作人员，可训练本县之正绅，以及青年学生，要能吃苦耐劳，不宜借才外地，如某县人不及额，才可用外地人。强干有为者，使之任保镇长。军队前进后，由此辈维持秩序、筹办粮饷、运输、传递消息、调查户口，严诘奸宄。军队可留一、二官佐，常驻县内，勾通军民关系，以解临时发生的种种困难，使匪不可离间。 　　至于剿匪总部内，应延聘地方热心人士，筹划剿匪事宜，并备高级领袖咨询。地方人士，应念先人庐墓所关，国家兴亡所系，与军人同心一体，共同除思。以求共匪早日肃清，地方常保安定。 　　第三、刘匪子丹，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有好的斗士、好的方法，亦不能发挥效力。刘匪能为，我何不能? 　　笔者曾与某剿匪将军晤谈，据其所述，匪区内之民众，十之八九不解共产主义，许多人说，只要国军供其一饱，即愿投入国军。但据我所知，这位将军在前线的士兵，也难一饱。可见那有余力，以赡顾百姓。剿共当局，应多方筹款，或向中央陈请，或向社会募助，有相当的经济力量，自能收效。当然有了钱，如中饱私囊，那就是坏事了，一定要用到救济上。其它如军队纪律，也要得到百姓好评。只能比匪军好，不能比匪军差。 　　总之，我们无甚高论，想与剿匪不无补益，相信诸公，筹之烂熟。不待我们哓哓了。(原载西安1935年11月《政治旬刊》) 　　 纪念刘志丹/刘力贞，张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