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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马晓文(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西北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群众万众一心、集体团结的奋斗中，经过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经过陕北、陕甘边无数优秀儿女、革命先烈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的奉献牺牲，在陕甘边、陕北、神府地区开辟和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根据地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书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选举刘志丹为军委主席。由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神府苏区的党组织、军事力量和政权组织。随着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又解放了6座县城，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苏维埃县)，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一个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90万的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一、党的正确领导是西北根据地建立的关键和前提条件 　　西北的党组织和红军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中，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刘志丹、谢子长，拥护党和红军，是西北根据地真正得以巩固和发展的铜墙铁壁。 　　党的领袖和高级干部心里有多少劳苦群众，群众的心里就有多少党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是他们的命根子时，他们就会自发地形成铜墙铁壁来保卫它。 　　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陕北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得很快。其间虽然受到“左”倾路线的危害和国民党的破坏，但各级党组织的多数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同当地群众有着鱼水关系；加之陕北地方偏僻，地广人稀，不是国民党的重点防范区域，所以陕北党组织能够多次排除“左”倾路线干扰和国民党的破坏而取得自身的发展。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虽几经变动，但多数同志在“左”倾错误面前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在同上级几次失掉联系的关键时刻，能正确地领导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战胜困难而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中共陕北特委对各地党的工作的指导，就不会有陕北这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33年7月23日—25日在陕北佳县高起家洼举行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委员马文瑞、毕维周、崔逢运(崔运)、鲁学曾、常学恭、王兆卿及张达志、高长久、崔文宪(田夫)、崔逢吉(田民)、贾怀智、高朗亭、赵福祥、唐洪澄、张岗、魏岗、高录孝等出席会议。马明方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陕北社会基本情况、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阐述了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与可能性。报告指出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明确提出全面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新任务。会议一致认为“陕北具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决定立即发动游击战争，扩大武装力量，开辟神府、绥清、安定战略游击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这次会议是陕北革命斗争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陕北游击战争由准备转向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的转折点。 　　1933年8月3日，发生了“米脂事件”即“无定河畔六烈士”事件，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特委委员毕维周，特委交通员高录孝，米脂区委负责人王守义、高庆恩及崔明道六同志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陕北特委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并没有退缩，也没有被吓倒。1933年陕北特委在佳县寨子沟召开会议，决心以六烈士为榜样，继续战斗下去。崔田夫、崔田民到绥德、清涧组织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马文瑞到神府组织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马明方到安定，张达志、高长久到佳县、吴堡。陕北特委又开始战斗了。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1931年底，谢子长、刘志丹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杜衡召开成立大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全团200多人。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任政委，郑毅任团参谋长，杨重远任参谋主任，杨琪任管理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长，张秀山任一连连长；同时宣布撤销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的职务。经争取，刘志丹被勉强留下，任政治处长。1933年6月，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造成红二团南下惨败的结果。 　　1933年6月初，杨森到渭北游击队传达陕西省委关于改编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四团的指示。7月21日，王泰吉领导的骑兵团在耀县起义。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的陈家坡召开了著名的陈家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舞山、张秀山、杨森、高岗、习仲勋、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黄子祥、王柏栋等。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将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李妙斋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1933年11月3日，陕甘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召开了包家寨会议。会议决定将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部，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杨森任红四团政委兼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会议决定成立红三团，王世泰任团长。会议还决定建立三路游击区和游击队，即安定区、南梁区、照金区，强世清、杨琪、张明吾分别任三路游击队总指挥。在照金根据地薛家寨失守后，又决定建立南梁根据地。陈家坡和包家寨这两次陕甘特委召集的扩大会议，在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军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1933年6月以后，陕甘边根据地能够快速发展壮大，主要是这个时期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出了叛徒杜衡，遭到破坏，在客观上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不能对陕甘边根据地继续产生影响。特别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产生了以刘志丹同志为核心的党、政、军领导集体，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更加成熟了，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斗争方向，按照游击战争的规律进行顽强而又艰苦卓绝的斗争。 　　二、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首的党、政、军领导核心的建立，成为西北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堡垒和中流砥柱 　　刘志丹和谢子长是最亲密的战友，他们都是西北人民最爱戴的领袖，是西北党和红军最有威望的主要领导人，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陕北人民亲切地叫他们“老谢”和“老刘”，足见他们同群众心连心。他们都是陕北党内开展对敌武装斗争的最自觉的革命先锋，是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谢子长比刘志丹大六岁，在陕北，是大革命中涌现的人人皆知的“谢青天”。志丹称子长为大哥，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结成了最亲密的战友。谢子长和刘志丹在领导和经历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的痛苦失败之后，在共同的亲密战友唐澍等同志英勇牺牲之后，在黑暗中苦苦探索着人民解放的道路，他们一起被派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张家岔召开扩大会议，谢子长被推举为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4月，谢子长受命去宜川争取梁占魁的绿林部队，由刘志丹接替他出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1930年1月，谢子长与刘志丹共同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这是他们集多次失败之后的英明选择。谢子长、刘志丹、张秀山、高岗、贺晋年等相继打入宁夏驻军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部十旅，同年2月，马鸿逵向苏雨生开战，十旅转归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霖部，1930年夏，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在陕甘交界的三道川集结，却再一次尝到了失败的苦果。“三道川事件”再一次教育了他们，白色的、灰色的都不好搞。1931年春，谢子长到平凉一带从事兵运。在两年半的共同战斗中，刘志丹、谢子长英勇顽强，历经千辛万苦，屡败屡战。正是在反复的斗争和失败中，使他们更加坚定成熟，也使他们的战斗友谊更加深厚。 　　1931年10月中旬，为了寻找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率领晋西游击队前往阎家洼，在红柳沟遭遇张廷芝匪部。阎红彦同志奋起出击，不料掉下深沟，被摔得昏迷过去，幸未受重伤，苏醒后，他攀山越岭，寻找游击队。路经刘志丹家时，由刘家招待好吃喝，并派同志送阎红彦回到部队。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到达南梁地区，在阎家洼，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会合了。阎红彦同志当即把自己最心爱的一支盒子枪赠送给刘志丹，作为见面礼，他们也是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 　　1931年10月30日，谢子长来到游击队，成立了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同志组成的新的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1932年1月，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同年2月12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年底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二团。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共同承受着“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打击、迫害和批判，被逐出他们亲手创建的部队。刘志丹虽然留在部队，又遭受了1933年6月南下失败的更痛苦的折磨。 　　1934年1月22日，谢子长受命回到陕北，领导开展游击战争。谢子长又重新打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支队的旗号。1934年7月8日，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指挥部直辖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共计600余人。游击队打开安定县城，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力地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8月15日，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回师安定西区，取得安定景武家塌大捷。谢子长、刘志丹一北一南配合默契。从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二团到1935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成立，仅仅两年多一点儿。1935年1月20日，在谢子长伤重之时，刘志丹率红二团赴安定灯盏湾水晶沟看望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他们就陕北、陕甘边两地区党和军队统一领导，打退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达成共识，为他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西北根据地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谢子长对敌斗争英勇坚定，从1932年到1936年间，光他的亲属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就有八位。他们分别是：谢子长大哥谢德惠，二哥谢占元，侄子谢绍安、谢绍斌、谢福成、谢财娃、谢福玉，侄女谢玉梅。谢子长全家满门忠烈。 　　刘志丹不但在武装斗争中技艺超群，在党的建设上党性极强，在统一战线中更是心胸开阔。刘志丹与谢子长在共同的战斗和革命事业中结成了最亲密的战友，他们的友好情谊将与世长存。 　　三、建设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红军游击队等强大的人民红色武装力量是创建西北根据地的重要保证 　　陕北、陕甘边区的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就是因为手中没有武装。为了建立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共西北的党组织组织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一系列起义和暴动。1931年开始在敌人最薄弱的陕甘宁边区进行武装割据和游击战。刘志丹的办法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小仗不打大仗，打民团不打正规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紧紧地依靠群众，发动土地革命。由于刘志丹、谢子长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形成了陕北、陕甘边区中共党组织和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形成我党、我军无坚不摧的政治优势。红军爱人民，人民更加热爱工农红军，出现了全家父子参军、兄弟几个争相参军的热烈局面。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二团时，不过200余人，有长短枪150余支，到1934年10月20日，陕甘红二十六军已经发展到拥有四个正规团，1000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从1933年7月到1935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部成立，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发动土地革命、实行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陕北、陕甘边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星星之火，燃烧成燎原之火。 　　根据周家硷会议确定的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刘志丹采取了正确的第二次反“围剿”部署，集中主力兵团打歼灭战，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杨家园子三战三捷，消灭敌高桂滋部两个营又一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共计1300余人。×年×月西工委召开玉家湾会议，决心一鼓作气，连克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部队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一举打响定仙墕战斗，歼灭晋军一个整团、一个旅直属队又一个营的战绩。到1935年8月21日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我军消灭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解放六座县城，陕北、陕甘边地区广大农村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游击区扩大到30个县。我主力红军发展到已拥有2个师9个团，共9000余人。组建了第一个机炮连。各路游击纵队发展到4000余人。西北工委、军委、前总的成立和红军主力兵团的组建，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初步形成。而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陕北和陕甘边的连成一片，则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最后形成。 　　四、各级红色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西北根据地全面形成并得到巩固的重要因素 　　陕北根据地的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实际上还是中共党的基层组织建立的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安定北区的任家砭，绥德的铁茄坪、麻地沟，米脂的姜家新庄，清涧的高杰村、袁家沟，佳县的高起家洼，神木的王家坬等都是党的堡垒村。那就是红色政权的根苗。工农革命政权是革命根据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随着陕北党组织的日益壮大和革命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建立各级工农政权的任务迫在眉睫。1934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墕里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分配工作的任务。随后，在安定、清涧、佳县、神木、吴堡、绥德、延川县设立了九个苏维埃县，建立了县、区、乡各级革命委员会，后改为苏维埃政府。1935年1月29日至31日，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大会决定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下设土地、粮食、财经、劳动、文化教育、内务等委员会和保卫局。陕北省很快建立了16个县级工农民主政权，即赤源、秀延、仲远、延安、横山、清涧、吴堡、绥德、佳芦、延川、延水、靖边、米东、米西、神木、府谷。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召开，选举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设土地、劳动、粮秣、财政、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到1935年2月，先后建立了华池、赤安、庆北、甘洛、合水五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陕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分配工作的进行，使广大贫苦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取得了生活的保障和实实在在的利益。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拥护，使西北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梁星亮，姚文琦，刘志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