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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刘志丹言论摘编 |
| 刘志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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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1928年，在渭华起义中，敌人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和地方上的反动民团，向我工农革命军发动了进攻。在刘志丹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后，立即召开了军委会议，分析敌我形势。刘志丹对大家讲：“我们虽然已取得两次胜利，但仍处于敌军四面包围之中，敌军数十倍于我，加之这时冯、李①言和，冯玉祥定会回师陕西，大军压境。我们如与敌人硬拼下去，势必粮尽弹绝，全军覆没。我们应立即作转移到陕北的准备，到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情况紧急，可向秦岭以南撤退，再谋新图。”②
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家乡。刘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在永宁山相聚。刘志丹对他俩说：“我从西安回来，那帮狗日的一路上盯得真紧!你们知道，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长沙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啊!……我自黄埔四期毕业后，党派我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在第四路军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徐州会议后，冯玉祥把他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干部逮捕起来，有近百人，武装押送到湖北。我们一行中有方仲如、刘贯一，还有咱们陕北的安子文等同志。我们到了湖北，汪精卫也叛变了。大家就分三路走了，大部分人去了莫斯科，另外一些人去了南昌，剩下的都回自己的家乡。我到渭南、华县一带，和唐澍同志搞了个‘渭华暴动’，但失败了，牺牲了不少同志……”
“这次大革命失败，除了蒋介石、汪精卫背信弃义，还有我们党内有些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不让搞武装，对国民党一味退让，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动派拿屠刀来割我们的头……看来，今后还是那句话，要搞武装，以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还要搞军队，只有枪在咱们手中才能有保障。这次省委派我担任陕北军委书记。陕北特委中，一些人思想上右倾很严重，省委书记潘自力曾对我讲过，陕北党如今几乎没有什么武装斗争。省委指示要整顿陕北党组织，开展兵运，搞武装割据!”③
1929年秋，刘志丹主持陕北特委工作，他多次强调说：“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这就要我们灵活运用各种办法，关键是团结民众，再就是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军政官员、绅士、老先生，能团结的就要主动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站住脚。”④
1929年，刘志丹对曹力如、王子宜说：“我也有在本县开展武装斗争的打算，这也是我回来的目的之一，如果条件成熟，那是完全可以的。可目前的形势，外边是白色恐怖，你这里一树旗帜，马上所有的反动派都会来打你，敌强我弱，老百姓要吃亏。现在我们应该努力积蓄革命力量，保留革命火种。永宁山这把革命火，将来会烧红半个天的!”⑤
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在甘军谭世麟部挂名建军。后囚张廷芝叛变，使刚拉起的队伍受到严重损失。失败后，刘志丹回到永宁山对王子宜、曹力如讲：“我和子长带着队伍到了甘肃，谭世麟根据我们的人数，把我们编成‘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分给我们地盘，让我们驻扎在三道川一带。最近我到庆阳谭世麟的司令部去参加军务和催领军装给养，回来走到路上，听说张廷芝叛变了。此人过去是靖边的一个土匪头子，也在陇东民团军领了委任状带兵，他和阎红彦同志还拜过金兰兄弟。可是他突然翻了脸，把我们的人扣起来，把枪收了。我们的队伍中有很多党团员不愿意交枪，被他们打死或是扒了衣服赶走，听说我的军需官马锡五也让他们抓起来了。谢子长跑了。张廷芝要斩草除根，派人到路上截杀我，幸亏有人通知了我，才免遭他们的毒手，径直跑回来，也不知道详细情况怎么样。”⑥
1930年10月，太白夺枪胜利后，刘志丹回到永宁山与曹力如、王子宜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刘志丹对曹、王说：“昨天，崔县长⑦找我，苦苦哀求我不要让他坐蜡⑧，希望我把队伍带开，否则张廷芝找来，他的性命倒无所谓，只怕百姓们生灵涂炭。我想也是个道理，就答应队伍开拔。现在的问题是到哪里去。”当队伍在离永宁山20里的葡萄沟里安营扎寨以后，刘志丹对王子宜说：“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你回去后立刻让特委和省委取得联系，看省委还有什么安排。我先带队伍在安塞、合水、靖边一带活动”。⑨
1930年冬，刘志丹在苏雨生部的补充团任团长，驻扎在旬邑县职田镇。后被苏雨生按共产党扣押，恰遇白冠五。白冠五在没人时问刘志丹出了什么事?刘志丹对白冠五说：“事情回头你就会知道，现在你听我说：第一，你立即去补充团，找到马锡五、刘景范、刘约三他们接上关系，告诉他们要稳住全团情绪，安慰全体官兵，告诉大家，这个事件由我一人承担，和大家没关系，要防止内部发生动乱；第二，要想办法向17路军指挥部做工作，就说姓刘的那个豪绅是在军民纠纷中受了惊吓，加上年老有病，故而身亡，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第三，这事宜迅速解决，不可拖的时间太长，千万不要让国民党的省党部插手。”⑩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进驻合水固城川与赵连壁、唐青山、贾生财等民间武装会合并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整编后在固城镇召开大会。刘志丹在大会上讲：“一、我们这支联合部队大部分人是穷苦出身，都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或受地主、官府的逼迫拉起队伍的，现在会合一处，人多力量大，要团结一心，同地主反动武装和国民党军队斗争到底；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都深知老百姓的苦，今后绝对不能再干祸害老百姓的事；三、现在人员增加了，在这深山老林里无法解决给养，准备把部队拉出去，筹借给养，扩大武装。”(11)
1931年7月，刘志丹对张秀山讲：“一定要争取带兵，千万不要做‘细腿子’(旧军队对文职人员的称呼)。”(12)
1931年，刘志丹对张秀山讲：“根据省委指示，我们要借机在陈(国璋)的新编13师发展我们的力量。”(13)
1932年初，白冠五同志去西安养伤。临行前刘志丹语重心长地对白冠五说：“到了西安，如果有条件，你就作长期潜伏的打算。革命工作需要有隐蔽于敌人内部的无名英雄。但一定要抵御反动派的腐蚀利诱，要保护共产党员的气节，这个任务是我安排的，由我负责，你勇敢地去闯吧!在那个环境里，要发展组织，决不允许混进来一个不可靠的人。”(14)
1932年7月，国民党新编警备11旅曹友参营高鹏飞连在西华池举行起义成功。刘志丹对这次起义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西华池兵变成功，是我党在陇东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兵运史上的首次胜利。这次兵变所以能成功，主要是红军游击队取得了密切联系，及时会合，避免了过去兵变部队长时间孤军作战，多面受敌，终被打散、拖垮的结局。”(15)
刘志丹鼓励部下说：“土匪、流寇在偏僻的陕甘山区尚能站住脚，我们革命者哪有站不住脚的道理。只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一心为穷人谋福利，我们就一定能成功。”(16)
刘志丹经常对大家说：“不干革命就没有危险，要干革命就一定有危险。”(17)
1932年8月，刘志丹勉励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干革命，不能怕失败，我们要学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记取教训。目前，我们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8)
1932年秋，刘志丹第一次见到只有19岁的习仲勋，鼓励他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19)
1933年春，刘志丹率红26军在耀县照金开展武装斗争，在一次分粮大会上，刘志丹对当地群众讲：“过去地主压迫我们，现在我们要翻个身，把地主压下去，要把香山寺里的部分粮食分给你们，还要把香山寺的大部分土地分给你们……”(20)
1933年秋，陕甘游击队转入外线作战，留习仲勋在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临行前，刘志丹嘱咐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读过书，有文化，又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21)
刘志丹认为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地方。1933年11月，在包家寨会议上，他辩证地讲道：“我们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在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第一，南梁地区土地兼并严重，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是发动土地革命的最佳土壤；第二，南梁地区连接陕甘两省，敌人在这一带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我们保存力量，发展壮大；第三，南梁地区地域宽广，地形复杂，山大沟深，森林茂密，回旋余地大，有利于我们游击队作战，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只要在这里建立起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22)
1933年11月，在包家寨会议上，刘志丹决定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时还提出“狡兔三窟”的设想。他明确指出：“我们要以南梁根据地为中心，以红26军为主力，再组建3支游击队，开辟3个游击区。第一路游击队以陕北安定为主，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开辟游击区；第二路游击队以陇东地区为主，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开辟游击区；第三路游击队以关中照金为主，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开辟游击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形成犄角之势，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遥相呼应，配合作战，红军主力迂回盘旋的余地大，更能有效地打击消灭敌人。”(23)
1933年，刘志丹对习仲勋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24)
1933年，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革命，并在报上登了《自首书》。刘志丹看到杜衡的《自首书》，气愤地骂道：“这个软骨头，他早就动摇了，还装腔作势地说去创造渭华根据地，等部队一出发，他自己就先溜掉了。”(25)
有一次红军要远征打仗，刘志丹在战前动员时讲道：“咱们这个地方翻身了，家里老小不受剥削了，不受官府压迫了，可那边的老乡还在受罪，我们不去帮他们翻身，人民受苦受难，敌人却养肥了，敌人就要来打我们，我们这里也就难保住。我们去帮助广大地区的人民都翻了身，敌人就没有地方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呀?”(26)
王子宜回忆：一次他骑毛驴到下寺湾给刘志丹送信。刘志丹看完信后高兴地说：“好极了!敌来我走。省委建议我们的队伍拉到西安附近，搞苏雨生的军运，将来准备把苏雨生部拉过来，组织一个大的暴动。这可是个大计划呢!”(27)
刘志丹比较早地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经常对战友们讲：“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遭受失败。”(28)
1934年5月，在一次战斗结束后，部队回到阎家洼子。刘志丹见了王四海等几个小战士便问道：“你们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才叫革命?”这一问让王四海等人十分紧张，只回答说：“要革财主的命”脸就红了。刘志丹见状便亲切地说：“《国际歌》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就是不愿给地主豪绅、军阀做牛马，不愿给帝国主义做奴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当红军，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我们要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应该打倒谁，应该团结谁和维护谁。决不能因为乡亲，就放走敌人。决不能因为邻居琐事，就公报私仇。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土。我们战旗上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就是要把吃人的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陕、甘两省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拿起镰刀、斧头、棍棒、梭镖，夺取敌人的枪炮，组建红军，创建苏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赶走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消灭日本侵略军，收复一切失地。只有这样才叫做革命。我们陕甘边苏区比起南方各苏区还是小的。我们要向中央苏区学习，扩大红军，扩大苏区。”(29)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驻守河南的高桂滋部84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总兵力约4万人，疯狂地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我红军主力只有4000人左右，面对10倍于我的强敌，如何进军?如何打?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经过周密地调查研究，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击高桂滋部。他分析指出：“(1)高桂滋部围剿的重点是我陕北苏区腹地吴堡、绥德、清涧、安定、延川、延长等县。粉碎高桂滋部，对于巩固发展陕北苏区，进而挥兵南下，使陕北与陕甘两个苏区打成一片是具有战略上的意义；(2)高桂滋部初到陕北，人地两生，不熟民俗，不熟环境，更不适应于山地作战；(3)高桂滋部没有同我军打过仗，不了解我军作战规律，凭其精良装备，狂妄骄傲；(4)高桂滋部装备精良，消灭高部可以补充和改善我军装备；(5)高、井两军阀反革命立场虽然一致，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尖锐矛盾，这使我军有隙可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30)
1935年6月，中共西北工委在秀延县的王家湾召开祝捷大会。会上，刘志丹讲道：“我们在杨家园子附近消灭敌人两个整营又一个整连的胜利，意义重大。事实证明，红军主力兵团的拳头力量是不可抵估的，这一仗打出了陕北红军的威风!这一仗也仅仅开了个好头，敌人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定会冒更大的险，今后的仗会更残酷，困难会更多。我相信，只要红军和老百姓一条心，再强大的敌人也不会吃掉我们，他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31)
1935年6月，刘志丹率红26、27军主力攻克安塞县城后，挥师北上李家塌。一天晚上，贺晋年与张达志来到总指挥部，见刘志丹正仔细地察看地图，也凑到近前。刘志丹指着地图对他俩说：“这是李家塌，是我们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之间的一个钉子，里边有200多顽固的团丁据守，地形险要。但是我们必须拔掉它，使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这次战斗，由你们红1团担任主攻，红26军3团打援，阻击保安的援敌。义勇军和红27军2团在李家塌南山用火力支援你们，红27军3团作为指挥的预备队，你们有什么困难?”
李家塌战斗胜利结束后，刘志丹亲自审问了俘虏的团总和恶霸们，并当场枪毙了反动团总唐海燕。对一般团丁，则交代政策，发给路费，释放回家。释放前，刘志丹对他们讲道：“你们参加反动民团，危害了革命，抢掠人民，本应严加惩处，但念你们是一般团丁，罪恶不大，我们从宽处理，这是我军一贯的俘虏政策。你们回家后，要改恶从善，不许再做危害革命、危害人民的事，如有再犯，绝不轻饶。”(32)
1935年6月，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包围安塞县境内敌人最后一个据点——李家塌寨子。寨子北面靠山，被敌人用武力切断。东、西、南三面均是悬崖峭壁，无路可攀。经过仔细观察，认真研究，刘志丹十分有把握地向大家部署了攻取山寨的作战方案。他说：“要在如此险要的悬崖峭壁上作战，必须挑选一批速度快、动作利索、攀登技术高、耐力强、政治条件好的党团员，组成突击小分队担当此任。我们将给敌人来个‘飞檐走壁，脑后摘金瓜’的打法，全歼顽敌。一定要给突击小分队的同志们讲清楚，要沉着，要细心，稍有疏忽，就会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将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作战计划。”(33)
1935年7月，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等省十几万兵力。8月又调东北军，疯狂地对西北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组织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刘志丹对大家讲：“我们和阎锡山的主力较量了一下，被我先后消灭两个多营，并攻克慕家塬。晋军武器好，地雷多，班配冲锋枪，连配6挺轻机枪，营编4挺九二式重机枪，团配6门八一或八二迫击炮。排连军官配10发大口径短枪。土工作业快，技术训练好，但野战不行。我军在慕家塬战斗后，扬言北上佳县，打通神府苏区。因此，敌除北线调遣86师、绥远骑兵师和晋军部署外，晋军主力可能在军渡渡河，增援定仙墕，打通到绥德敌84师结合部，分割苏区，分头‘围剿’，牵制我主力北上，并堵我主力于佳县至榆林东北，神木边界决战。如果敌真有此错觉，我们在定仙墕东北地区，集中主力消灭这一路敌人就有把握了。所以，决定2团在我打援口袋底部王新庄一线修筑抗敌阵地，绝不许敌人靠拢定仙墕。你们阵地准备打敌增援和定仙墕敌军突围两面攻击。我主力布于2团阵地，正面井不拦沟两侧适当位置隐蔽，等敌进到2团阵地前沿时，我军全面出击消灭敌人。这是我们的预想。只要敌援兵进到2团阵地，那就把他们全装进我们的口袋了。”(34)
1935年8月，定仙墕战斗结束后，刘志丹给部队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我们记取了过去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不盲动，不蛮干，一切从我们这个地区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红军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了党、依靠了老百姓，集中我们有限的力量将敌人各个击破。没有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统一领导，没有陕北苏区父老乡亲们的大力支援，我们是无法取胜的。我希望红军和游击队的全体指战员，在胜利面前不要骄傲，要时时不忘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切实做到‘知己知彼’，紧紧依靠党，依靠苏区的父老乡亲，为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继续战斗吧!”(35)
1935年9月，在劳山战役打响之前，刘志丹带领杨森等视察阵地，部署兵力。刘志丹对杨森等人说：“首先应该使干部对我们几个师的伏击区都知道，战斗是千变万化的，敌人增援往往是按我们的设想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要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些。我们是大兵团伏击，只要隐蔽得好，把敌人引进伏击圈，再强的部队也一下展不开，这样就给我们速战速决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一定要按伏击战的原则打，不准早开枪，要听统一号令，统一出击，猛打猛冲，打乱敌人行军纵队，穿插分割，摧毁各级指挥机关。要积极主动配合友邻部队消灭敌人。78师在设想的全战场中，北靠75师，南靠81师。预料敌人来一个师，一路纵队前进，其先头部队到达白土坡，后卫部队就过了党家河，以行军常规估计敌师部随前卫团就到大、小劳山之间了。为此78师范围就遇到敌师部及其直属营、炮兵部队和前、后两个步兵团的一部。所以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一定要把敌师部打乱，使敌失去指挥，同时要把随敌师部前后行动的两个团分割，不许靠拢，各个歼灭。”
当234团1营营长于振西问：“我们把大部分兵力放在西山，打响后敌人过河上东山钻森林怎么办?”刘志丹回答说：“公路在西山下，敌人大军脱不开公路，一打响，我军居高临下，突然接近敌人，这样才能达到速战速决之目的。我各师在东山都放了足够的兵力，而且料到敌人一定会想从东山突破我防线向甘泉靠拢。东山离甘泉城十来里，所以敌人只要能组织一个团、一个营，就会拼命向甘泉靠拢。可是东山到甘泉要跳几条小沟，就是少数敌人逃进森林，也逃不脱赤卫军、游击队和群众的天罗地网……军团还有一个设想，如果把延长来援之敌消灭，洛川来援之敌到达甘泉城南，必然要住在公路沿线。在人地两生、扎脚未稳的情况下，我们乘胜夜袭，再给他一棒。这次战斗是红26军、27军和25军会师后的第一个战斗，一定要打好。同时，东北军是蒋介石对我西北苏区第三次‘围剿’的主力军，打败了它，不但对整个敌人有影响，而且对争取东北军工作也会起很大作用。现在除把战场选好外，还要注意保密，要注意隐蔽……”(36)
1936年3月20日晚上，杨和亭到军部向刘志丹汇报完工作。刘志丹对杨和亭说：“接中央和军委命令，28军马上东渡黄河抗日，与主力红军会师。请你们务必配合，作好准备工作。第一件事，按时准备好渡船，保证部队顺利渡河；第二件事，预备好粮食；第三件事，请你们协助侦察敌情，搞清敌人沿黄河兵力部署的情况；第四件事，派少量精干武装和一些干部，随军东渡，配合作战和做地方工作”。(37)
1936年3月，刘志丹率部东征，在杨家沟一战，歼敌一个整营。战斗结束后，杨和亭对刘志丹说：“群众说你用兵如神，赛过诸葛亮。我今天亲眼看见你的军事指挥才能，真是名不虚传。”刘志丹笑着说：“这是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从斗争中得到的经验。”(38)
1936年4月13日，刘志丹率东征部队接近三交镇。在路上，他对战士们讲：“咱们越向南走，离中央红军越近了，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好向毛主席献礼。”到了宿营地，他连房子也没进，就上山观察地形，认真听取侦察科长汇报敌情。当他听说“敌人只有一个团，新兵多，开小差的很多，战斗力很弱”时，严肃地对大家说：“虽然情况是这样，但我们千万不能轻敌，这是每个指挥员应切实注意的。要看到我们现在是离开主力军独立作战，周围都是白区，群众基础弱。我们对每一点情况，每一个村庄的地形，都要详细调查研究，客观地判断，任何麻痹疏忽，都是不允许的。”(39)
1936年4月，红28军东征奉命南下和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前。刘志丹对王兆相说：“你不跟我们南下，你负责维护罗峪口、黑峪口这两个重要渡口秩序，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地方政权。渡口是我们东征红军与苏区联系的通道，保护好它以利主力红军作战。目前阎老锡调了几个团在保德县一带集结，企图沿河而下，强占这两个渡口，截断主力红军与陕苏区的联系。你们要加强侦察和战备，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注意经常和我们取得联系……”(40)
1936年4月13日晚，红28军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刘志丹来到1团指挥所，对黄光明团长和王再兴政委说：“这次战斗，是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现在三交镇周围大部分阵地已经被我们占领，只剩下东北面那个主要山头，敌人集中力量拼死固守，二团那面硬攻不好奏效，你们这面一定要设法积极动作，夹击敌人，使敌人士气动摇，我们好迅速地歼灭他。”(41)
二、论团结、统一战线和党内斗争
1927年7月，刘志丹对国民党第4路军一营营长韩练成说：“不管在哪里，不管跟着谁都不要忘记做革命的人，处处为民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绝不做反对革命的事”。(42)
1928年，刘志丹回到陕北对曹力如、王子宜谦虚地说：“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凡事依靠组织嘛。这次特委决定不但要注重军运，也不能放松‘匪运’(当时陕北地区，地贫财主狠，山高地形险，很多老百姓活不下去，就十几人或几百人啸聚山林，各种武器枪支都有，打家劫舍，当了土匪。由于他们大部分是受苦人，我党常常派人进去做工作，瓦解和争取他们改造成为我们的武装，这种工作就叫搞“匪运”)。现在宜川县的九殿山中有一股‘绿林好汉’，有几百条枪，为首的叫杨庚武，他是大革命时的党员，后来失掉了关系。但他不甘心投降国民党，就在后九殿一带占山为王，当起土匪来了。为了加强争取这支队伍的力量，我已派李力果打进去工作。至于军运，由于苏雨生部已经被杨虎城收编，开到西安那边去了。咱们原准备去甘肃搞苏部军运的计划就落空了。下一步怎样办好，还得仔细研究一下呢！”(43)
1929年秋，刘志丹在榆林红石峡主持召开陕北特委会议，会上他对大家讲：“搞革命的武装斗争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坚持‘红色’，即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二是坚持‘白色’，即做白军的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成为革命的一份子；三是坚持‘灰色’，即做土匪的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壮大革命力量”。(44)
1933年春，杜衡来到红26军推行“左”倾路线，指挥红26军南下。刘志丹反对部队南下，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指“照金”)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45)
1933年5月，红26军南下失败，刘志丹沉痛地对大家说：“极‘左’的人最后会走上极右。杜衡把部队葬送了，他又叛变投降了敌人，这是对我们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训，事情未经历过，总是不深刻，这下我们就知道‘左’是什么东西了”。(46)
1933年秋，刘志丹回到照金，听了习仲勋汇报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之后，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的账，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47)
1934年7月28日，在阎家洼子会议上，有人对陕甘边的工作进行无理指责。刘志丹针对那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和错误说法予以纠正。他说：“我们不到梢山地区就存在不住，建立不起根据地。游击战争不跑就不是游击。抓革命的枪杆子，建立革命的武装，是一条革命的真理，我们要革命就必须坚持武装斗争”。
阎家洼子会议之后，刘志丹抽调了一批武器，并派红26军主力3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临出发前，刘志丹对3团的将士讲：“阎家洼子会议上定了，子长任42师政委，红3团上陕北，要坚决执行任务，严格军纪，和陕北苏区的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英勇作战，完成任务，夺取胜利”。(48)
1934年7月28日，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刘志丹针对个别人的无理指责反驳道：“有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49)
1934年8月，中央从上海派来一个同志，对根据地工作横加指责。有的同志对刘志丹说：“我们给他吃上喝上，还找岔子，干脆把他赶走算了”。刘志丹教育大家说：“他受经历的限制，不懂实际，我们要多作解释，对上级来的同志不能鲁莽。”(50)
1934年11月，准备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大家一致推举刘志丹出任苏维埃主席，刘志丹谦虚地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51)
1935年10月，陕北错误肃“反”，刘志丹被捕入狱，面对枪毙、活埋的残酷现实，刘志丹泰然处之，他向狱中的战友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52)
1935年10月，刘志丹被捕入狱，“左”倾分子严刑拷打逼供，问他和杨虎城部张汉民(共产党员)旅长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往来?刘志丹知道这是寻找“罪证”。为了保护其他同志，他回答说：“张汉民是好同志，只有我一个人和张汉民有来往，别的同志根本不知道他”。(53)
1935年10月底，中央对陕北错误肃“反”成立了五人审查小组，审查小组专门对在监狱的刘志丹进行了调查。刘志丹对审查小组的同志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54)
1935年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公布了西北局(即中共中央)作出的《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刘志丹在会上讲：“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55)
1935年11月，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了刚刚出狱的刘志丹。毛泽东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并感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就好办了”。(56)
1935年11月，刘志丹从瓦窑堡的监狱出来，回到家里对妻子同桂荣说：“桂荣，你要想开些，干革命要舍得一切，要豁出自己的生命，包括亲人在内。只有站起来英勇奋斗，彻底消灭反动派，才能有我们的自由和幸福……”(57)
1935年11月，刘志丹出狱后，他对自己的战友说：“工作要紧，个人的事是小事。情况复杂，意见不一，自己再去追究，又增多了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实来作结论”。(58)
1935年冬，陕北错误肃“反”结束后，一些出狱的同志因蒙受不白之冤，个个义愤填膺。刘志丹却告诫大家说：“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59)
1936年2月，刘志丹东征前，有好几个晚上和妻子同桂荣彻夜长谈。他对妻子说：“我爱父母和乡亲，我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愤恨卖国贼，我愤恨堕落的政府，我痛惜中国人民深受苦难。我因此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他还说：“我从历史上知道，有学问的人，要干正义的事业，一定会碰不少钉子，受磨难，受挫折，受诬陷，甚至送命。但逆境也是一种锻炼。人的一生中一定会碰到有人耍手段，搞诡计。但我对同志总是以真诚对待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会计较的。我相信正直也会感动有良心的人，一定会战胜邪恶。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
他还特别郑重地说：“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这一去时间可能很长，战斗也一定很残酷的。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得不够，你要谅解”。(60)
1936年3月，刘志丹在神府与张秀山彻夜长谈。刘志丹对张秀山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61)
1936年年初，刘志丹率部东征出发前，语重心长地对习仲勋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62)
1936年初，习仲勋前往部队驻地看望刘志丹，刘志丹对习仲勋说：“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63)
1936年，红28军东征到贺家川休整训练。一天晚上，王兆相问刘志丹：“军长，听说在错误肃‘反’中，你被捕以后，在监狱里受了不少苦?”刘志丹说：“是啊，多亏党中央、毛主席到了陕北，及时救下我们这批人，把我们放出来，解决了一些问题。‘左’倾的人，他们什么经验也没有，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实之词，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历史将会作出正确的结论”。(64)
1936年，刘志丹率部东征，部队到达白文镇，天降大雪，部队不能前进，驻扎白文镇休整。张达志与刘志丹在谈到陕北错误肃“反”时，刘志丹说：“要说总结经验的话，不能完全责怪外来的同志。因为我们没有电台，没有办法和中央取得联系。外来的同志不了解我们西北的革命情况，也不了解我们这些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是左派，还是右派。要说责怪的话，主要是我们陕北党内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没有能够真实地把我们西北的情况和我们这些人如实地向外来的同志说清楚，并挺身而出制止这场肃反运动。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使外来的同志更多地了解我们，也许不至于造成这样的恶果。现在问题总算弄清楚了，总算解决了。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这回事了”。(65)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总结说：“权中(许权中)年龄长，长期指挥打仗，有经验，我当时也考虑到他的意见，但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盲动成分大，还要服从上级决定，就这样，我做错了，事后我要向权中同志道歉，但在敌人的追赶下，我们分散了，没有机会，真遗憾。”(66)
刘志丹经常告诫他的战友说：“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千千万万的大军。这都是靠做人的工作。你的主张好，还要会团结人。这首先要对人谦虚诚恳、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评，以至挨骂。更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始终如一，以信取人。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这样才能胸怀广大，不对人家挑三拣四，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容忍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67)
刘志丹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郭宝珊率部起义后，郭部纪律不好，群众意见很大。郭宝珊就抓了几个典型准备枪决。刘志丹对郭宝珊说：“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贫苦人出身，是咱们的阶级兄弟。他们违犯了纪律，与我们领导平时教育不够也有关系，整顿纪律要从说服教育入手，枪毙几个人解决不了问题”。(68)
刘志丹经常告诫他的同志和战友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多一个朋友，相对就会少一个敌人。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69)
刘志丹在国民党甘军陈国璋部做兵运工作时，对陈国璋部的刘宝堂旅长说：“你现在用这个身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对革命事业更有好处，时机成熟就可以过来”。(70)
大革命中，刘志丹两次派牛化东去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牛不想去。刘志丹对他诚恳地说：“你在那边军队中有关系，有条件为党工作。这就是在敌人营垒中闹革命，外白内红，同志们最后会理解你，会对你苦心孤诣的工作，给以加倍的欢迎”。(71)
三、论根据地政权、经济、文化建设和群众路线
1933年，刘志丹对习仲勋说：“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不了解实际。基层干部又大都不识字。你是中学生，又会种庄稼，了解农民，这是你的长处。今后要多作社会调查，学会团结各阶层的人士，听取不同意见”。(72)
1934年11月7日，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刘志丹讲道：“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这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经过10多年流血牺牲取得的。我们虽在耀县、保安、华池等许多县建立了县、区、乡政府，但反动派还没有完全摧毁，我们的政府还在乡村。过去受剥削压迫，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政府”。(73)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十分注意根据地经济建设，他对大家讲：“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农忙时，红军要帮助农民耕地，收割”。(74)
1934年冬，刘志丹对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同志讲：“根据地建立以后，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将成为我们政府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要组织人力、财力投入经济建设工作，要恢复商业贸易和金融财政事业。要成立集市，加强商品流通渠道，使老百姓能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为了活跃市场，我们可以从各地招引客商来根据地做生意”。(75)
1934年，南梁建立了革命政权，刘志丹坚持从基层起用投票选举的办法选出领导人。他对同志们讲：“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76)
1934年，刘志丹对习仲勋说：“民众自己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使革命政府有威信。”他还说：“我们共产党员就应该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77)
1934年，南梁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刘志丹一再告诫大家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为此还专门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大洋以上都要枪毙”。(78)
1934年，陕甘边革命政府成立后，刘志丹十分重视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政府聘请了老师办学校。一位老先生讲孝道，有人提意见。刘志丹则说：“要讲爱国爱民的道理。老先生讲孝道也是可以的。孝就是尊重老人，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如果红军不孝顺，那就会失去民心。”(79)
1935年春，刘志丹率部到安定县(今子长县)一个村庄，有个名叫杨成森的青年学生要参加红军，但因家庭是富农成分，部队不收。刘志丹知道后，他对大家说：“阶级社会是几千年形成的，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走什么路是可以选择的。杨成森既然愿意革命，我们就应该接收他”。(80)
1935年6月，刘志丹率部攻克靖边县城，周围的老百姓前来祝贺，部分老百姓围住刘志丹，要求红军不要走。刘志丹兴奋地对群众说：“谢谢父老兄弟!你们要求共产党和红军不要走，这完全能办到，共产党和红军既然来了，就不会走。今天打开镇靖城，消灭了敌军，活捉剥削人民的县长、警察局长及其他全部官员，我们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还要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彻底摧毁。靖边县工农民主政府早已成立，今天随红军进城办公了，希望全县人民拥护自己的政府，协助政府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81)
1935年6月，西北工委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派杨和亭去处理安塞问题。临行前，杨和亭请示了刘志丹。刘志丹明确指示：“你到了安塞，第一，要认真调查研究；第二，既要肯定那里的成绩，又要指出存在的问题；第三，县(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主要错误，是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和个人作风问题，要严格批评并按陕北苏维埃政府的决定，撤销其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让曹九德、刘汉鼎接任县苏维埃政府和县委的领导工作”。(82)
刘志丹经常告诫同志们说：“我们办事一要方向对，二要合情合理，民众最讲这后一条”。(83)
刘志丹经常告诫他的战友说：“要避免犯错误就要讲民主，善于听取大家意见”。(84)
针对党内路线斗争、敌强我弱的困难和政策错误的干扰而失败，刘志丹特别指出：“历史的经验中告诉我们，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单纯的军事行动一定不会胜利的”。他还进一步指出：“革命要胜利，就要创造根据地，依靠梢山，依靠广大群众”。(85)
蔡子伟回忆：“刘志丹领导我们闹革命，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征粮纳税摊派。而且还经常对我们说：‘我们在武装斗争中没收地富的粮食和羊，除了分配给群众的外，给红军游击队留一部分做公粮、公羊，保存在村里，由农民看管，以备红军到时吃用。红军走在哪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负担，有利军民关系’”。(86)
注 释
① 冯，指冯玉祥；李，指李虎臣。
② 李果：《刘志丹与渭华起义》，原载《革命英烈》1989年第1期。
③ 王子宜：《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④ 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⑤ 王子宜：《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⑥ 王子宜：《和刘志丹同志相处的日子》，原载《星火燎原》第1期。
⑦ 崔县长，即崔焕九，绥德人，民国十九年任民国保安县县长。
⑧ 坐蜡，地方方言，意即让人为难，不好处理。
⑨ 王子宜：《和刘志丹同志相处的日子》，原载《星火燎原》第1期。
⑩ 白冠五：《刘志丹烈士事迹片断》，原载《革命英烈》1986年第1期。
(11) 王世泰：《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12) 张秀山：《我的8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13) 张秀山：《我的8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14) 白冠五：《刘志丹烈士事迹片断》，原载《革命英烈》1986年第1期。
(15) 王世泰：《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16) 刘力贞、张光编：《人民英雄刘志丹》，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7) 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18)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19)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20) 张秀山：《我的8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21)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22) 王世泰：《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3) 张邦英：《永远活在人民心里》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24)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25) 张秀山：《我的8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26) 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27) 王子宜：《和刘志丹同志相处的日子》，原载《星火燎原》第1期。
(28) 徐文学：《为自己的信念奋斗》，《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页。
(29) 王四海：《跟随老刘战斗》，《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30) 张达志：《怀念刘志丹同志》，《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31) 李赤然：《刘志丹领导陕北苏区反“围剿”》，《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页。
(32) 贺晋年：《在他的指挥下战斗》，原载《革命英烈》1981年第2期。
(33) 李赤然：《刘志丹领导陕北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民旅英雄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6年编，第277页。
(34) 王四海:《跟随老刘战斗》、《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35) 李赤然：《刘志丹领导陕北苏区反“围剿”》，《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36) 王四海：《跟随老刘战斗》，《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37) 杨和亭：《刘志丹来到神府》，刘力贞、张光编著的《纪念刘志丹》第418页(内部资料)。
(38) 杨和亭：《刘志丹来到神府》，刘力贞、张光编著的《纪念刘志丹》第417页(内部资料)。
(39) 裴周玉：《最后在一起的时刻》，原载《陕西日报》1980年4月1日。
(40) 王兆祥：《便留真情在人间》，刘力贞、张光编著的《纪念刘志丹》第429页(内部资料)。
(41) 摘自裴周玉：《最后在一起的时刻》，原载《陕西日报》1980年4月1日。
(42) 习仲勋、马文瑞：《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8日。
(43) 王子宜：《刘志丹相处的日子》，《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44) 刘志学：《刘志丹的统战思想——“三色论”》，《刘志丹研究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页。
(45)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46) 习仲勋、马文瑞：《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8日。
(47)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48) 黄罗斌：《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原载《甘肃日报》1984年4月16日。
(49) 1942年1月11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50) 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51) 《南梁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
(52)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53) 习仲勋、马文瑞：《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8日。
(54) 王首道：《中央为刘志丹平反》，《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55) 李维汉：《初到陕北》，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
(56)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57) 同桂荣：《刘志丹故事片断》，《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页。
(58) 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
(59) 徐文学：《为自己的信念奋斗》，《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1页。
(60) 同桂荣：《离别时分》，《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页。
(61) 张秀山：《我的85年》，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62)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63) 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
(64) 王兆相：《但留真情在人间》，《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2003年版，第438页。
(65) 张达志：《怀念刘志丹同志》，《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66) 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67) 习仲勋、马文瑞：《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68) 谢文祥：《给老刘当警卫员的日子》，原载《革命英烈》1981年第2期。
(69)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70) 习仲勋、马文瑞：《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8日。
(71) 习仲勋、马文瑞：《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8日。
(72)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73) 王四海：《跟随老刘战斗》，《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74)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75) 樊为之：《论刘志丹与根据地建设》，《刘志丹研究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2页。
(76)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77)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78)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79) 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80) 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81) 王四海：《跟随老刘战斗》，《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82) 杨和亭：《刘志丹到神府》，《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7页。
(83) 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84) 盖军、李东朗：《刘志丹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的贡献》，《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
(85) 李壮、李明华：《共产党人的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页。
(86) 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刘力贞、张光编：《纪念刘志丹》第164页(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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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文集/刘志丹.—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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