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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张邦英

刘志丹牺牲已经多年了，但他的伟大形象常常闪现在我的眼前，他的伟大功绩使我难以忘记。他艰苦奋斗十余年，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胜不骄，败不馁，多谋善断，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坚强战士，是深受西北人民爱戴的领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我于1931年知道刘志丹。那时我正在陕西讨逆军部队的一个营里搞兵运，听说志丹在陕甘边打起了红旗，进行革命武装斗争，深受鼓舞。曾两次准备拉出一部分人枪去那里，皆因组织上考虑距离太远，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 　　1933年9月，我们耀县第3支队与抗日义勇军、红4团，在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打开旬邑县城所在地张洪镇，胜利返回照金。正值阴历八月十五，恰巧刘志丹这天也从终南山辗转回到这里，大家相见，分外高兴。我是头一次见到志丹，心情格外激动。见到他，使我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当时陕甘边特委任命刘志丹为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从此，我就在边特委的领导下和志丹的指挥下战斗，渡过了几个艰苦的春秋。这期间，志丹的思想、品德及军事指挥才能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善于总结斗争经验，打开新局面 　　陕甘边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曾经历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和流血牺牲，既取得了许多胜利，也遭受过不少挫折和失败。对于这些，志丹一向非常重视，适时总结经验。 　　1933年夏，红26军政委杜衡执行“左”倾路线，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志丹等同志的反对迫使红26军2团南下渭华地区“开辟新苏区”，致使这支年轻的革命武装力量在终南山遭受失败。时隔不久，当我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指挥主力部队取得张洪镇战斗胜利，由王泰吉和刘志丹等同志领导部队北上攻打合水县城，准备进军南梁时，敌人乘机纠集一个团兵力和民团数千人“围剿”我照金根据地，致使照金失守。面对这种情况，我军领导人在攻克合水，打了庆阳三十里铺、毛家沟等战斗的同时，加强了部队力量。之后，于11月间在包家寨召开会议，根据志丹的意见，重新恢复了红26军，成立了42师，认真总结了以往作战经验，特别是红2团终南山失败和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临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即“狡兔三窟”的设想，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余地，积极协助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会议还决定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金为中心的3个根据地，并相应组建3个游击队指挥部。以当时随主力部队行动的陕北安定游击队为第一路，陇东地区游击队为第二路，关中地区游击队为第三路。此后，除第一路游击队遭受大的挫折外，二、三路游击队在红军主力的帮助下，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地日益扩大，许多县以上的革命政权相继建立，使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 　　运用毛主席战略思想指挥部队作战 　　在敌大我小，双方力量悬殊，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经常受到敌人“围剿”的情况下，志丹能灵活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挥部队。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其不意，攻其不备；诱而歼之，以计取之；长途奔袭，积极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多次粉碎敌人的进攻。 　　1933年秋至1934午7月间，我红军主力先后打开了合水县、黄堡寨子等9个城镇；进行了毛家沟、葡萄沟口、马子川反击战和杨家店子、西华池、三里塬等歼灭战；打破了敌人多次对我部队的围追堵截和对根据地的“围剿”，取得了许多次战斗的胜利，其中西华池一仗打得最漂亮。 　　记得1934年3月间，我军由耀县向北连续打击了姚曲、小石板、店头、五富镇、蔺家砭子、崖窑、园城子、李家梁等地的敌人之后，遂配合二路游击队进至合水县城附近，佯装攻城，以调动庆阳之敌而歼灭之。庆阳警备2旅闻讯，即派5团团附带2个营和1个机炮连赶来增援。这时，我军已向西南方向转移，敌随后尾追，两军在西华池相遇。在此情况下，志丹当即抓住战机，趁敌立足未稳，迅速指挥骑、步兵从三面包围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仅1个小时，将敌全歼，缴获枪、炮、弹药、骡马甚多。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无不称赞志丹用兵巧妙，指挥有方。 　　利用各种关系，建立统一战线 　　为便于发展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志丹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关系和敌人的矛盾，进行统战工作。他曾通过当地“哥老会”(旧社会秘密结社组织)、旧同事、老熟人等，先后与庙湾的夏老么、建庄的贺世兴、小石崖的罗连城、篙嘴铺的贾生财、太白镇的李绪增等民团首领和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建立联系。我不打他，他也不打我。我们常常将缴获的大洋、烟土、牲口等送一些给他们，他们也帮助我们买些子弹、医药，掩护伤病员，探听敌情，允许我们的部队从他们的驻地周围通过等。这对便利我军行动，克服某些困难，起了一定作用。 　　1933年秋后，部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经过长时间连续作战，许多指战员体力减弱，染上了伤寒病。当部队于合水附近消灭了惯匪杨谋子数十人后，我也发起高烧，既无法行走，也不能骑马。志丹得知后，即给篙嘴铺的贾生财写了一封信，通过当地老百姓将我和另外五六名战士介绍到贾处，由贾派人暗中将我们安排到深山密林中的一个山窑里，并派人送水送饭，使我们很快病愈，回到了部队。 　　密切联系群众，与战士同甘共苦 　　志丹是一位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人。他在生活上从不特殊，与战士同甘共苦，大家吃啥他吃啥。冬天穿着没面的羊皮袄，头上扎着“虎头包”式的白毛巾，分不出他是指挥员还是战士。由于工作需要，部队专为他配了马，可他却总是让给伤病员，自己很少骑。他平易近人，平时对同志们从不摆官架子。许多人都不称他的职衔，而亲热地叫他“老刘”。 　　每到一地宿营，志丹总要找当地群众或熟识的人谈话。一方面询问周围敌情，另一方面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正因为如此，他对陕甘边一带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群众等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往往部队准备宿营时，他提前就把各团、连的驻地分好，使部队很快进入驻地休息。 　　志丹对部队的纪律要求很严格，他要求部队处处维护群众利益，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凡是吃了老百姓的米、面等，必须付钱，即使群众不在家，也得将钱留在容易看见的地方。记得部队打开合水县后，曾分发给每个指战员3元钱，志丹将它缝在衣袋里，一个未用。结果，都是在紧急情况下替部队付了伙食费。有一次在正宁县的一个地方，司令部的一个马夫拿了群众的一条布腰带，抓了一只鸡。群众跑来告状，志丹知道后，于第二天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宣布了这个马夫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并根据他过去一再违犯纪律，表现不好的情况，经战士讨论，决定立即予以严肃处理。 　　由于志丹平时严格要求，部队纪律严明，维护了群众利益，声誉很高。不管到哪里，群众只要听说是刘志丹的队伍来了，都非常高兴，热情地为部队腾房、做饭，有的还四处打听谁是刘志丹，希望能见上一面。 　　以革命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 　　志丹在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时尽心竭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他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誉、地位、得失，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革命家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品德。     　　1934年七八月间，陕北军阀井岳秀对陕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围剿”。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和其他同志率领3支游击队和部分赤卫军南下陕甘边地区，与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会合，并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谢子长传达了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工作指示，讨论了如何打破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志丹当时担任陕甘边军委主席，竭力支持搞好陕北的革命斗争，当即调给陕北游击队枪百支，并经会议讨论确定，由子长担任红26军42师政委，率领42师3团开赴陕北安定、清涧一带，协同当地游击队、赤卫军打击消灭敌人。从而取得了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5年2月，志丹发布了反击敌人对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5月，他兼任前敌总指挥，率红26、27军连战皆捷，所向披靡，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接着，又指挥部队取得陕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并与红25军一起取得了劳山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严重干扰，同年10月，陕北开始了错误肃反，致使志丹等一批具有领导能力的同志蒙受冤屈。当时，调志丹从前线回后方，在由洛河川向安塞的行进途中，志丹从通信员送来的信中得知要逮捕他及部队许多高、中级指挥员的名单。在这关键时刻，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逮捕这样多的同志将会给革命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于是，他临危不惧，毅然骑马赶赴陕甘晋省委和保卫局所在地瓦窑堡，想说服当时的负责人予以制止。但是，一到瓦窑堡，他就被逮捕了。不久，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闻讯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几位同志去做工作，才使志丹等一批革命同志幸免于难。事后，志丹未表示任何不满，而且还说服其他同志要顾全大局，听从中央的安排。许多同志都为他这样宽阔的胸怀和坚强的党性原则所感动，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 　　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进行东征，力图准备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志丹奉命率领红28军东渡黄河，从北线突破国民党军队阻拦。4月中旬，志丹在指挥部队进攻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这一不幸的消息使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无不万分悲痛。 　　志丹的牺牲，是革命的一大损失，使我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指挥员，使党失去了一位有为的领导人。 　　志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英雄业绩，永载史册。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学习他识大体、顾大局，时刻以革命利益为重的高尚思想品质；学习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以激励我们努力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两个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