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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
张 策

  每当回忆起革命战争年代的情景,志丹的光辉形象就浮现在我的脑际,久久不能忘怀。
  我知道志丹,是在1928年陕西渭华暴动之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登报通缉刘景桂(即志丹)。那时候,我对他领导渭华暴动的英雄行动就产生了敬慕之情。
  我与志丹真正相识是在1933年,以后在他领导和指挥下过了一段游击生活。当时,他与我们同吃、同住、同行军。我们在一起不仅谈论革命的重大问题,还常常谈笑打趣,亲密无间,形同兄弟。虽然为时不长,却使我受到他不少的教益,渐渐地志丹在我们心目中成了一位十分崇高的革命领导者和忠诚的共产主义勇士。
  一
  志丹是一位杰出的红军指挥员,是陕甘边区根据地主要创建人。
  1933年我到红军部队后,对军事生活、游击战争可以说是一名“白丁”,而志丹早已是一位在组建革命军队、指挥游击战争方面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红军指挥员了。    
  1933年,红26军2团在“左”倾错误的领导下,在秦岭山中失败。志丹和一部分同志化装返回照金根据地。志丹曾几次表示他又上了“左”倾路线的当。几经挫折,志丹对“左”倾路线的危害越来越认识深刻。在1933年的冬季的几个月里,在他的指挥下,弱小的红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胜仗。如杨家店子的歼灭战、张洪镇的全胜、攻克合水的战斗、西华池歼灭战、庆阳三十里铺和毛家沟门的战斗等。我当时只觉得他指挥有方,本领高强,打心眼里佩服他,但还不懂得志丹已有了一套军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他接受了陕西多次革命起义失败的教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决定红军的作战任务,在战术指挥上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不断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些战斗的胜利,都为以后更大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志丹指挥作战的一个特殊本领就是善于了解和掌握情况。他对于桥山南北、陕甘边界的地理、敌情、阶级矛盾、人民生活等都了如指掌。在他的指挥下,行军从来不要向导。1933年初冬攻克合水之后,为了再打甘泉,需要把部队秘密地转移到甘泉县附近,这就需要作远距离行军。那一天,当部队开到洛河南侧一个山梁上时已是深更半夜,部队一天没有吃喝休息,人困马乏,加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夜色茫茫,连路都难以辨认,困难重重。然而,志丹却十分镇静。他迅速跑上山顶,借着淡淡的月光,看了地形山势,然后下来对大家说:“有办法,跟我来。”他领着部队从看来不很明显的山间小道走下山去,不一会儿功夫,就找到了几家住户,很快在群众帮助下解决了部队的吃住问题。要不是志丹非常了解当地的山势地理,部队难免要露宿山头,挨饿受困。
  1933年10月间,三十里铺和毛家沟门的战斗以后,部队虽然打了胜仗,缴获了很多枪支,但多半破旧而不能使用,而且没有子弹,红4团政治委员杨森还负了伤。这一切影响了一部分指战员们的情绪。当我们抬着杨森来到二将川林锦庙休息时,不知哪一位同志问志丹:“红军什么时候才能打出个局面呢?”志丹胸有成竹地回答:“不出三五年。”这简短的一句话,顿时使大家振奋起来,而后来游击战争的发展,红军的壮大,确实证明了志丹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真的不到三年时间,即1935年,红军就打出了个新局面,占领了6个县城,即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和保安,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为日后的中央红军、红25军以及党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创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条件。这也雄辩地说明了志丹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多么坚强的信念。毛泽东同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思想,在他身上是多么坚定!
  志丹是一个有胆有识的革命家,他早就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他曾多次提到,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要遭受失败。而且他认为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可是“左”倾冒险主义者总是批评他右倾,说他是“梢山主义”、“逃跑路线”,甚至说他是“家乡路线”。他反对26军2团南下渭北地区,他的正确主张几次都被那些“左”倾冒险主义者所否定,而实践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渭北根据地、照金根据地一个个地被敌人破坏了,历史证明建立所谓渭华根据地的主张,纯粹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最后还是在志丹的领导下,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陕甘边界桥山北段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而且站住了脚。这是一个不大的根据地,但它对中国革命起了多大作用,这就由历史去评说吧。
  二
  志丹是一位以身作则,品质高尚,深受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爱戴的革命领袖。
  1933年至1935年,在志丹领导下,我们在陕北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那时,红军还不大,红军的一切生活来源,严格地规定由剥削者地主来负担,而对人民群众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志丹对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一贯坚决反对。正是这样,他下决心消灭了一贯侵犯群众利益的杨谋子股匪,为民除害,这使红军的威望更高了。在志丹领导下,红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民群众的保护和支持,这也就保证了我们红军不断地发展壮大,不断地取得胜利。
  在那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在物质生活方面,志丹想到的总是人民群众,没收地主土豪的财物首先分给劳苦大众。同样,他想到的总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当时在志丹领导下部队民主生活十分活跃,部队分配东西时,不管是吃的还是穿的用的,都要先分给战士,而且要分好的。我记得打开合水县后没收了豪绅好多衣被,首先给大家分配的多是好的,而最后却给志丹分了一条女人穿的花面棉裤,他只得将它翻过来穿着。
  为了便于指挥作战,部队给志丹配备了一匹马,但他几乎从来不骑,行军总是步行,把马让给病号骑,或让通信员骑着去传达作战命令、做联络工作等。  
  志丹工作作风严肃认真,身先士卒。每到一地都是他亲自察看地形,布置岗哨(那时没有参谋人员),派出侦察员。这些事办完以后,他就挽起袖子为大家烧火、做饭,而他这样做的时候总是乐呵呵的。如在吃饭时,听见大家说他做的饭香菜好,他脸上就露出满意的微笑。
  志丹和自己的夫人同桂荣是一对真诚的革命夫妻。同桂荣一到南梁根据地就像女工一样,她用两只手一针一线不断地给指战员们缝制衣服。她心灵手巧,针工出众,还做出制服的新样式,大家都喜欢穿她亲手缝制的衣服,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由于当时条件艰苦,房屋十分困难,志丹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卧室,同时也是他夫人同桂荣缝制衣服的作坊。
  志丹具有远见卓识,他深知培养干部是提高部队革命素质及其战斗力的关键,1934年在南梁根据地就成立了红军干部学校,志丹亲任校长,他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干部。志丹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三
  志丹作为一位杰出的红军指挥员和人民群众的领袖,他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志丹亲眼目睹陕西在大革命失败后,多次革命起义遭到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光发动群众起义很容易被反革命力量镇压下去,深感革命没有一个为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真正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军队是不行的。因此,他从来就主张建立强大的、为我党所绝对领导的自己的军队——红军。
  在组建这样一支红军的过程中,在兵运活动中,为了争取在陕甘边界广泛存在的民间组织——“哥老会”,志丹同苍沟马大爷交上了朋友。马大爷称他为刘大爷,所以陕甘边的“哥老会”的人都叫他刘大爷。在行军所到的地方,我多次看到“哥老会”成员向他行拜礼,但是志丹对“哥老会”是有其正确认识的。1933年冬,红军在二将川平定川口宿营,附近一位“哥老会”的大爷给孩子过满月,请他去赴宴,他没有去,当时和我还有龚逢春同志一起杀野鸡;我问他:“他们的大爷请你,你为什么不去?”他说:“‘哥老会’里的坏事多着哩。基本上是一群狐群狗党,应付是要应付一番,但要靠他们是成不了事的,甚至还要坏事。”这席话表明了他在极其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一个共产党人的鲜明党性原则。
  志丹对桥山地区一带土匪都十分清楚,他从革命利益出发,既要争取他们,更要改造他们,如果不行,就坚决消灭他们。他绝不允许在我们的根据地和活动区域中有土匪的存在。消灭惯匪杨谋子就是一例。杨谋子这股土匪经过我们争取,投降了红军。可是很快发现他们是难以改造的,他们是一群大烟鬼,昼夜行军,冲锋陷阵,他们都根本做不到。为了弄钱抽大烟,他们依然侵犯群众利益,而我们红军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所以志丹最后下决心在合水县以东的篙嘴铺一举消灭了他们,枪毙了杨谋子等首要人物。经过教育,改造了一般匪徒,要他们回家安分立业,永不为匪。而黄龙山的郭宝珊股匪与杨谋子不同,颇有条件改造他们。在志丹争取教育下,终于使郭宝珊及其部队走上了为人民而战斗的革命道路。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志丹在建军方面所体现的正确思想。
  我在保安县工作过。保安县是志丹的家乡,志丹的近亲、同族是很多的。在革命斗争中,支持革命的人固然不少,但作为阶级敌人、从事反动活动的人也是有的。可是竟从没有发生过因为志丹的关系而包庇过任何不好的人。
  在后来的“肃反”中,更可以看到志丹具有何等鲜明的原则性。志丹为了红军的团结大局,在发现那些犯“左”倾错误的人要逮捕他的时候,他骑马自投到当时设在瓦窑堡的保卫局,那些人竟将他绳捆上镣关押起来。在中央给他和我们平反以后,志丹又毫无怨言地教育我们,要顾全大局,听从中央安排,让中央在以后的实际工作和战争中考验我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吧。多少人听到这个故事都流下难过的眼泪。志丹永远是我们共产党员维护党的团结大局的楷模。
  1936年,志丹在率领红28军东征中,为革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不幸牺牲,时年仅33岁。志丹过早地牺牲了,这是我党和人民的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是革命的巨大损失。志丹短暂的一生,是英勇战斗的一生,是气贯长虹、光辉照人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为人民建立了巨大功绩的一生。他是我们党的骄傲,民族的精英。我们要学习他的高尚品德,维护党的党性原则,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而努力奋斗!
  

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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