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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位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李维汉

俄界会议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1935年9月中旬突破天险腊子口，接着就过岷江。岷江水深流急，江面狭窄，那里住的是藏族同胞。过了岷江后，沿着洮河的右岸向甘肃的哈达铺前进。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才正式宣布成立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共有六七千人。中央派我随陕甘支队北上时，沿途检查军容风纪。因为这些地区的群众多是回族，搞好民族关系很重要。我跟彭老总一道走，一起到达吴起镇，吴起镇是陕北苏区的大门。我们到吴起镇时，后面还有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建国后先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部的骑兵跟踪而来。另外，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毛炳文的骑兵也跟了上来。毛泽东在吴起镇召开会议说，我们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赶快打退他们。他集合支队干部讲话，动员大家要坚决打退敌人。他指挥部队和敌人打了一仗，击溃了敌人，并俘敌一部充实了红军。随后，即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从此，党中央便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毛泽东在论述长征的伟大意义时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终。长征一结束，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一)陕北苏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苏区，胜利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后，陕北就发展成为我党的革命大本营，延安成为我党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 　　1、陕北苏区的概况。陕北苏区和红军是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发展起来的，1935年2月以前，在陕北存在着地域隔绝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一是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归陕西省委领导，拥有一支红军队伍，即红二十六军，一是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归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领导，也拥有一支红军队伍，即红二十七军。1935年2月初，双方经过协商，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和西北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实现了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个红军的统一领导。谢子长负伤去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6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联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革命形势是很好的。 　　1935年9月中旬，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川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随后召开了永坪会议，撤销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朱理治等组成“中央代表团”；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由聂洪钧任主席。 　　当时，陕北苏区面临的任务是如何粉碎敌人从7月开始的第三次“围剿”。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歼敌东北军一一〇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约3700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采。10月25日，在榆林桥又歼敌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个加强团，活捉团长高福元(源)。但是，“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又发展到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错杀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2、党中央到达后的紧急措施。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贾拓夫于1934年代表陕西省委到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会后，留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任总政破坏部部长)。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来到下寺湾，听取了郭洪涛的汇报。党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会议，分析了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由洛甫、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我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瓦窑堡(陕甘晋省委驻地，苏区的中心)，并指定王首道到瓦窑堡查处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战第三次“围剿”的敌人。 　　3、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在西北建立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劳山、榆林桥两个战役击败了敌人，但未能粉碎“围剿”，敌人又以5个师的兵力再次来犯。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西边4个师由甘肃的合水、庆阳，沿葫芦河向鄜县方向进犯，不粉碎敌人的进攻，就不能彻底击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1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甘泉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共同商量决定了直罗镇战役计划，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十五军团会同作战，歼敌一〇九师，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终于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方面军营以上的干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央领导我们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二)参加纠正错误肃反 　　上述发生在1935年9、10月间的陕北错误肃反事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由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及时地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但关于错误肃反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最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结束这场争论，这就为西北光荣历史的编撰扫除了路障(详见198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28号文件)。 　　下面简述我参加处理这件公案的史实： 　　1、1935年11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 　　2、1935年11月底，开了一次平反会，洛甫、博古、刘少奇等出席，五人委员会也都参加了。记得这次会是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他们以后也作了检讨。     　　3、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的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边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太合理的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4、1937年去陕甘省委工作时期，在省委和关中特委，我先后听到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同志的叙述，才认识到错误肃反的根源和1935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回延安后，我向毛泽东、洛甫作了反映。 　　5、我肯定过三点史实。1981年，我为了搜集在延安工作时期的资料，到了西安。一些从事党史研究和党史讲授的同志对我说，高岗问题发生后，边区党史不好讲了。要求我讲讲这个问题。我在座谈会上讲了话，肯定了三点史实：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位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讲话记录送原陕北、陕甘边几位负责同志看过，都表示同意。 　　*选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出版。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