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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同志是一个一向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 中共中央[1983] 28号文件(节选)

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前期，先后发动了武装革命、创立根据地的斗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谢子长同志负伤去世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军在刘志丹同志统一指挥下，粉碎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创造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立下了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 　　不幸，1935年9、10月间，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只是因为党中央的到达才得到挽救。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前，由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刚到陕北的二十五军组编成的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中消灭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部分敌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未能粉碎“围剿”。中央红军到达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直接指挥之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最后粉碎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三十年代前期，我们的党还没有脱离幼年时代。武装革命和反对武装反革命，特别是创造农村根据地，还缺乏知识和经验。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由无到有，由小到大，不可能不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过程。在这样曲折的过程中，犯一些错误，存在许多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各地发生这些错误和缺点，只能有性质和程度的差别，没有有无之分。 　　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正统治着全党，即使是走向胜利发展的地区，也很难免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和干扰。王明“左”倾路线4年间的统治，使白区党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其严重的挫折，直到遵义会议，才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标志着我们党的成熟。 　　对于历史问题的争论，要从全局上根本上来看，除了路线是非必须分清外，对其他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歧，不要再纠缠不放。事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大家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的十二大更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都要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反之，如果我们除路线是非外，对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具体分歧(虽然其中也包括若干比较重要的分歧)争论不已，就不利于团结前进，也有违刘、谢生前的愿望。因此，我们建议所有有关的同志把一切有碍于党的团结的争论，特别是在党外进行的这种争论，一概终止下来。至于杀错了的人，应该由中央组织部或民政部通知平反，也不要算细帐。 　　党的历史总是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和整理的。三十年代在陕北、陕甘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都应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和当时文献的记载，从两个方面来重新学习和认识以往的史实。所说两个方面，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个是政策性的文件，即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布的《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见1935年12月1日《红色中华报》)、《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等。以这些文献的精神来检验过去的工作。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历史。列宁教导我们，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毛泽东同志也教导我们说：“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应以“三大作风”为武器，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作出适当的总结，为西北党史大厦提供可贵的资料。 　　…… 　　刘志丹同志是一个一向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 　　 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