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 > 刘志丹 > 全文图书 > 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为自己的信念奋斗——刘志丹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思考

徐文学(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前提。江泽民指出：“关键是要牢固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地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念。”①刘志丹同志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36年春牺牲的十多年里，始终以党的奋斗目标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革命赴汤蹈火，百折不挠，越斗越勇，直到英勇献身。他的革命精神，他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在黑暗中选择革命的正确道路 　　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先进文化与各种落后文化的矛盾与斗争，它对人的成长会给予深刻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选择。 　　刘志丹的出生地陕北是一个穷则思变的地方。20世纪初，陕北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政治黑暗，经济萧条，以军统政，割据自重，税多无数，民众负担日重，军阀中饱私囊。陕北民众背负常年敲骨吸髓之剥削压迫，挣扎在死亡线上。许多村落为墟，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在如此闭塞的地方，反动统治者企图以更加残酷的手段继续维持其统治，人民群众则要求推翻现状以求解放和发展，已养成了一种反抗剥削压迫的心理，除平日在提款交税时与统治者斗争外，而狡黠者往往利用此种社会背景，啸集山林，使此地成为绿林豪杰活动之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刘志丹，最熟悉当地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精神。 　　富有革命传统的陕北，对刘志丹的青少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是自明朝末年到清初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农民起义运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以李自成为首的可歌可泣的人物。明末清初的历史演进、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农民革命传统，深深地蕴藏在陕北民间，这是一本把有志青年引上反抗统治剥削和树立革命理想信念极好的历史教科书。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和家中的长工张万银常给刘志丹讲述这些历史故事，逐渐地使刘志丹从小同情受苦民众，仇恨压迫百姓的官吏。刘志丹到县立高小上学，常听进步教师讲述辛亥革命故事，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青少年时期的刘志丹，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在进步思想的不断熏陶下，萌发了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 　　刘志丹在榆林中学求学时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这是他确立坚定人生信念的转折点。榆林是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时的榆林中学在爱国人士杜斌丞主持下，改革校政，提倡进步思想，聘用了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等任教，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广泛传播，进步的革命组织，如学生自治会、共进社、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支部等相继建立。刘志丹进入该校学习，深受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的熏陶和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常常使他激动得彻夜难眠。刘志丹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深刻的信仰，他曾用战斗的激情在《爱国歌》中写道：“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持戈，驰骋疆场。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②在《万恶的狂风》一文中呼唤“拿起百折不回的精神，拼命的与狂风飞沙相抵抗”，③充分体现了这位热血青年对祖国的强烈热爱与忧患意识，这正是他信念坚定不移的根源所在。 　　在党的指导下，刘志丹很快就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刘志丹被选为榆林中学学生会会长，积极组织宣传队上街下乡进行宣传活动，在同军阀和进行文化侵略的外国传教士的斗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魅力和才能，写戏词、歌词、演戏演说，情绪激昂，非常具有感召力。刘志丹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委员时，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该校，他代表学生会致电西安、上海、北京等地学生会表示声援，组织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他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出席在三原召开的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议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虽因路途不便延误了学代会只参加了共进社的会议，仍被选为该会第一审查委员会委员。刘志丹为大会的题词表达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未来的憧憬：“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④刘志丹的理想信念一经确立，就自始至终坚如磐石。他从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就把一切都献给了党，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怀疑过，对自己的信念没有动摇过。他坚定地表示：“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⑤ 　　二、时时处处维护和实现穷苦民众的利益 　　刘志丹20出头就成为陕北出名的革命家、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和他领导的红军时时处处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出身于秀才之家的刘志丹青少年时代生活比其他孩子优越，家中一开始就极力反对他放着清福不享而去过还不如叫花子生活的那种食不饱腹、衣不裹体、钻山洞、住丛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革命生活。但刘志丹已立志要解放全中国人民。他从闹革命后，就受到敌人的通缉追捕，家中房屋被烧、财产被抢、祖坟被挖，家人到处躲避，二妹夫和一个叔伯弟弟被杀，他自己甚至在与部队失散后沿途讨饭。父亲对他很不理解，请刘志丹的舅舅劝他好好享享清福，不要再去受苦受罪了，而刘志丹坚定地说：“我一个人成了员外顶啥用!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⑥“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这就是刘志丹的人生价值观。 　　人民群众是革命的胜利之本和力量之源，革命离开了人民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中国共产党长征之后所以能够在贫困落后的陕北落脚，就在于有一批像刘志丹这样的共产党人立足于实际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使穷苦民众从实实在在的具体利益中看到了共产党确实是他们的代表者。群众领袖刘志丹是一位非常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人。他穿着没面的羊皮袄或粗布衣，头上扎着陕北“虎头包”式的白毛巾，长年奔走在一年四季只能身披老羊皮、连内衣都没有的穷苦百姓中间。他虽然担任着师长、军长、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但群众战士见了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咱们的老刘”。“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表达企盼翻身解放过好日子心愿的陕北民谣这样称赞代表了当地穷苦民众利益的刘志丹。 　　刘志丹心里只有人民，他就像一团火，无论到哪里，就以强烈的革命热情感召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使他们从具体的实践中认识革命、投身革命、支持革命，形成团结战斗的集体和无坚不摧的力量。刘志丹先后把他的家人、亲戚及家中的长工等都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渭华起义时，刘志丹等人用顺口溜的形式颁发布告，道出了当时人民革命的原因，唤起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土豪劣绅加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以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成好光景”。⑦他能在陕北屡挫屡起，就是因为有一批批穷苦民众始终跟随着他，并把争取生存、温饱的希望寄托于他举起的红旗。 　　刘志丹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都非常重视时时处处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与战士的利益。红军的一切生活来源，严格地规定由剥削者地主来负担。部队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首先分给劳苦大众，然后才是部队。部队分配东西时，也是先分给战士，有次只剩下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分给刘志丹，他就翻过来穿。他的一双布鞋白天穿在脚上，晚上枕在头下。群众慰问送来的猪肉、羊肉、白面等，先分给先锋连和义勇军，然后按数量多少分给各部队。行军作战命令，由他自己亲手起草；每晚的口令也是由他自己拟出；每到一地宿营，只要有空必定亲自做饭。他既没有勤务员，也没有警卫员，只配有一匹马、一个马夫兼炊事员。他的马经常是伤病员骑，自己步行。他九死一生、百折不挠创建革命军队和根据地，时时处处为群众和战士利益着想，自己却一生清贫，牺牲时遗物只有几份文件和几支香烟!这就不难理解刘志丹为什么在西北根据地内享有这么高的威信和他领导的革命具有那么强的吸引力。正因为如此，群众一看到刘志丹和红军就自动组织起来唱歌欢迎，洗衣、送水，热情慰劳。刘志丹率领部队向山西进军途中，陕北群众听说刘志丹的军队过来了，纷纷前去迎接，有人甚至从几十里路以外赶来。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太也来了。她看不见就用手上下摸着刘志丹，激动得热泪盈眶。周恩来看到这种情景，也感动得流出热泪。他曾多次赞扬说：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最守纪律，是品质高尚的共产党员。⑧他牺牲的噩耗传来，西北苏区中心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许多人痛哭失声乃至倒地。 　　刘志丹始终把党的目标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把党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楷模形象。正如林伯渠所说：“在边区的农村中，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老百姓谈起他。人们是以对家人那种亲切来叙述他们的领袖的，那里有矜夸，有不可动摇的信赖，甚至小孩子唱起小调来也歌颂着革命，歌颂着他带领他们的快乐日子。部队的战士时时提起过去带领他们在西北高原上纵横驰骋的领袖，他们称赞他的坚决勇敢，认为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从没有一个在提起他时，不表示自己的崇敬与感激的。……那活生生动人的事实教我认识到志丹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体验到革命同志间的战斗友谊，也骄傲着中国人民中产生出这样优秀的子弟。”“志丹一生献身革命，对党、对自己所热爱的人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所创造起来的边区，是和他的血肉分不开的……”⑨ 　　三、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刘志丹同志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⑩ 　　刘志丹在其为革命奋斗的短短十多年里，经历了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曲折，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曾先后三次被捕，多次被错误地降职和无端指责，但他都能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对党毫不动摇，忠心耿耿。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其军队中进行“清党”，将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扣押于开封，并威逼他们“必须宣誓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否则要“查明枪决”。(11)刘志丹等同志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了冯的无理要求，后在湖北孝子店车站机智脱险，又到武汉找党。 　　1932年春，刘志丹奉命到驻在旬邑职田镇的地方军阀苏雨生部队任团长，准备起义，因被当地豪绅告发被捕囚禁于彬县。他虽身陷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王明“左”倾错误使刘志丹同志深受其害。刘志丹和陕甘边特委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被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指责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刘志丹更被斥为“一贯右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右派”，并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帽子。他多次被降职，并错误地受到处分，但他从没有怨言，更不计较职务地位高低，不论在上面，还是在基层，都照样努力工作。对此，与刘志丹一起工作的同志非常不满，而他总是从大局出发说：“现在不是说谁正确的时候，先设法保存好我们的力量。”(12)更有甚者，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还以开会为名，于1935年10月初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骗回逮捕。刘志丹在返回途中恰好碰见了往前线送逮捕他和其他同志密令的通信员。这位通信员不知信的内容，把信交给刘志丹，但他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仍让将信送往前线，自己反而策马加鞭前往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驻地瓦窑堡，想向他们申诉，宁愿逮捕自己也不要逮捕前线的同志。但他一到瓦窑堡立即被投入监狱，连五岁的女儿和妻子也被监视。“左”倾机会主义者竟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武断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他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在狱中，刘志丹作为“首犯”，戴着手铐，钉着脚镣，他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被活埋、枪毙的残酷现实，泰然处之，并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13)保持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气节。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刘志丹等才得以获得自由重返革命队伍。当时，一些出狱的同志，因蒙受不白之冤，个个义愤填膺，刘志丹却告诫大家，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并指出：“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14)还多次向部队讲话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15)党中央指出：“刘志丹等同志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16)刘志丹以身作则，不计恩怨，照常工作，从而使长征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和西北红军很快打成一片，共同壮大发展了西北根据地。 　　四、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走最艰难的路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而艰险的，只有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踏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刘志丹同志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充满荆棘与坎坷的革命道路。他为革命奋斗的十多年里，虽出生入死，几经挫折，多次蒙冤，身陷囹圄，但却信念更坚，斗志更旺，锐气更足，是共产党人的伟大楷模。 　　五卅运动爆发后，党号召青年学习军事，刘志丹毅然投笔从戎，抱定“走最艰难的路”的决心，投奔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旋即随军北伐。之后，刘志丹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任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长，以新的思想训练军队。不久，他又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代表的身份到豫西收编军阀刘镇华部。刘镇华先以重金收买，继而以扣留、杀头相威胁，但刘志丹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坚决完成收编该部任务。 　　被冯玉祥“清党”后他又回到陕西，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利用各种关系与矛盾，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在民团和土匪的夹缝中为革命工作。刘志丹认为：“我们没枪，怎样革命？现在就是要利用各种方法，团结人，争取人，这些人有枪，能争取过来，我们就有了武装。”(17)1929年春，他与共产党员曹力如、王子宜通过合法斗争，挫败了保安县恶霸势力，刘志丹取得了保安县民团团总职务，在民团中秘密建立党组织，将其改造成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1929年到1931年间，刘志丹等利用关系，先后打入陕甘宁边界军阀部队和民团进行兵运工作，曾收缴了甘肃合水县太白镇反动民团的枪支，先后筹划三道川、职田镇等军阀部队起义均遭失败，甚至自己被监禁，但他从不气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刘志丹总结这段工作时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8)从兵运工作中，刘志丹逐渐认识到，利用军阀武装应当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全新的革命武装力量。他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思想日渐成熟。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与其他同志一起，在西北地区开始了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艰辛历程。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他和其他同志秘密组织军阀李虎臣部许权中旅配合农民于1928年5月在陕西渭华地区发动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50多个乡、村的苏维埃政权，领导农民打土豪，分财物，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农民群众热情地歌唱：“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这次起义虽然坚持50多天失败了，但却在全国开创了党领导的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的先河。刘志丹从渭华起义失败后便苦心经营，为创建根据地奋斗了7年之久。1929年，他到陕甘边界的桥山，见当地是“三不管”的地方，一些土匪搞几支枪，就能在此割据一座山头，便动员党员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翌年夏天，他拉起一支200人的队伍上了永宁山，当地民谣传唱：“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刘志丹等先后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红军陕甘游击队、红26军，开辟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南梁革命根据地，极大地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1935年2月，刘志丹与谢子长分别领导的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正式合一，统一了两地区党与军队的领导，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群众工作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形势迅速高涨。1936年2月，党中央组织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命令刘志丹和宋任穷率领红28军担任侧翼，配合中央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红28军取得了节节胜利。为了消灭三交镇的敌军，刘志丹亲自观察地形，详细研究敌情，严密部署战斗。4月14日，在围攻三交镇敌军的战斗中，他一直在军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战斗，当日午后，他在前沿阵地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幸中弹伤及心脏，他强忍剧烈疼痛，断断续续地向身边的同志说：“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随后英勇牺牲，实现了他为信念奋斗到死的誓言，年仅33岁。 　　刘志丹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走着最艰难的革命道路，与其他同志一起，终于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万里长征后党中央和各主力红军的落脚点、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地。 　　五、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人不仅要有远大而坚定的理想信念，还要有实现理想信念的能力。 　　刘志丹同志在领导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把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指导工作。他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来自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理解，来自于他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来自于他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刘志丹同志胸怀宽广，身居丛林窑洞，心想全国革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实事求是，又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和总结经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他能够坚定地为理想信念奋斗的根本条件。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也是他能够驾驭各种复杂斗争局面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理论旗帜。早在榆林中学时他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在于实际应用”，(19)“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学习时他非常用功，得了疟疾也不耽误学习，同学们劝他休息，他却说：失去时间就是失去知识。在革命斗争中，刘志丹很善于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还提出不仅要使干部知道，特别是要让每个战士都知道。 　　经过无数的失败挫折与成功，在革命实践中，刘志丹形成了适合西北地区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思想。 　　关于军队建设思想：刘志丹从多次革命失败中认识到，革命没有一个为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真正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军队是不行的。他主张建立强大的、为我党所绝对领导的自己的军队。他总结实践经验后指出：搞武装斗争非靠山不可。应当先建立组织，积蓄力量，进而武装起来，打击敌人。“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20)他提出在建军中要以工农为基础，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先组织赤卫队，再编成游击队，经过一定锻炼后，再提升为工农红军。收编非法武装，先编为义勇军，经教育改造后再编入红军。这样，在根据地建立了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每个连队都建立了党的支部，重视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生活，严格部队纪律。 　　关于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刘志丹接受了陕西多次革命起义失败的教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决定红军的作战任务，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在敌强我弱、双方力量悬殊、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经常受到敌人“围剿”的情况下，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诱而歼之，以计取之；长途奔袭，积极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进攻。打运动战时，围点打援、奔袭孤立无援之敌。 　　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他比较早地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多次提到“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遭受失败。”(21)他认为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革命武装歼灭敌人，摧毁反动政权，就是为了建立革命政权，领导人民从事各项建设。他每到一地，就开展地方工作，找当地党政同志谈话，派军队人员帮助建立党政机关，依靠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政治上人民当家做主，实行民主选举；经济上，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集市贸易，发行边币，维护工商业和小商小贩利益，和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发展工商业，繁荣经济；文化上，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创办列宁学校和陕甘特委的党内刊物与边区政府的刊物。 　　关于发展革命力量和建立统一战线思想：刘志丹认为，必须依靠觉悟了的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革命是千百万民众的事业，只有组织群众、动员群众、领导群众，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朋友要越多越好，敌人要越少越好，要灵活地运用各种办法，团结人，争取人，关键是团结民众，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才能站住脚。他领导的部队，十分重视做群众工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和创建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经常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在民团和土匪的夹缝中利用其矛盾，同各色人物打交道，建立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他通过当地哥老会、旧同事、老熟人等先后与一些民团首领和有影响的人士建立联系。对土匪采取分化利用改造的方针。陕甘等地不少出身贫苦的人迫于生活无奈沦为土匪，刘志丹对其中凡是同情、倾向革命的，都肝胆相照，热忱相待，耐心争取，使其弃暗投明。对那些民团和哥老会组织，刘志丹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针，争取不愿与红军为敌的，孤立打击最反动的，为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创造条件。对国民党的杂牌军，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 　　刘志丹短暂而伟大的一生得到了党和人民高度评价。他牺牲后党的领导人纷纷题词纪念这位英雄。1943年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在延安公祭刘志丹同志的大会上致词说：“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刘志丹同志。”(22)这是对刘志丹同志坚定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的高度概括。我们今天纪念刘志丹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为信念而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页。 　　②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457页。 　　④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119页。 　　⑥刘景明：《刘志丹在家里闹革命》，《革命英烈》1981年第2期。 　　⑦徐焰：《刘志丹陕北百姓喜欢他》，2001年5月29日《北京青年报》。 　　⑧解放军烈士传编委会：《解放军烈士传》第2集，长征出版社1990年版，第489页。 　　⑨林伯渠：《永恒的记忆》，《刘志丹》第84页。 　　⑩刘力贞、张光编：《纪念刘志丹》(未刊稿)，第488页。 　　(1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12)马文瑞：《革命楷模》，《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3)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14)(15)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16)王世泰：《耿耿丹心照千秋》，《刘志丹》第121页。 　　(17)《解放军烈士传》第2集，第490页。 　　(18)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19)王子宜：《和刘志丹同志相处的日子》，《刘志丹》第232页。 　　(20)马文瑞：《革命楷模》，《刘志丹》第98页。 　　(21)张策：《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刘志丹》第163页。 　　(22)王世泰：《耿耿丹心照千秋》，《刘志丹》第119页。 　　 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刘志丹研究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