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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 |
| 王世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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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刘志丹
1928年春，我考入延安第四中学。1929年3月，同学刘国梁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我们组织学生游行，揭露反动政府和反动校长迫害进步学生的罪行，在校内罢课，并动员市民一起进行斗争，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派部队进驻学校，封闭了四中。
延安四中被封闭后，我把自己保管的党内文件和驳壳枪、左轮手枪、独角龙各一支及一些子弹，埋藏在未暴露党员身份的学校工友姚安基家中。9月初，我回到洛川县东南乡黄连河村家中，向母亲和兄长们叙说了学校被封的情由和自己以后的打算——到陕北参加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搞革命斗争。
1930年10月间，我到延安找到中共延安区委书记刘明景。他告诉我，谢子长活动的地点他们不清楚，还是先找刘志丹。他说刘志丹领导了一支几十个人的游击队，活动在保安(今志丹)县和安塞县一带，要找志丹需先到保安县找曹力如，让他把你送到刘志丹游击队里。
我又联络了两人，一起到了永宁山(县政府驻在这里)，去教育局找曹力如。他外出，教育局派人安排我们食宿。等了三四天，找来一位工友带我们上路了。我们翻山越岭，一直向东北方向的密林走，两天过后终于到达了刘志丹游击队的驻地。
当把我们带到一孔窑洞里，看见炕上盘腿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志丹，另一个是杨树荣(姜兆莹)。志丹见我们进来，忙欠身让坐，我随即把介绍信递给他。
看完介绍信，志丹抬起头笑着说：“好，投笔从戎，有志气。欢迎，欢迎!我们队伍中就是缺少有文化的人。”
志丹耐心仔细听我谈如何寻找党组织的经过后，一边抽烟，一边笑嘻嘻地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这支队伍里党员少，你们事事都要带头才行。”说着，指着杨树荣说，“他是咱们党支部的负责人，有啥事多和他联系。”
志丹胸怀宽广，学识渊博，身居窑洞，想着全国。他对我们延安四中的学生运动怀有极大的兴趣，让我详细地作了汇报。指示我今后要多和四中的同志联系，教给了我联系办法。最后他感慨地说：“这批觉醒了的学生，是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他的这种预言，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延安四中有一大批学生先后投入革命的怀抱，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来到向往已久的游击队，揭开了我生活中新的一页。对我这个刚离开学校的青年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
这时部队已发展到八九十人，长短枪六七十支，编制两个中队，魏佑民和卢仲祥分别担任中队长。
我和张子元被分配到1中队1排1班当战士。班长是贺彦龙，我们一见如故，大家无拘无束，相处得很好，使人感到这是一个革命的集体。
这支部队一开始就成立了党支部，杨树荣担任书记，刘志丹任队长和支部委员。因为当时党的活动不公开，党内的事由志丹、杨树荣直接和党员联系，大小问题通过他们二人传达给每个党员，并要求党员团结群众，起模范带头作用。
志丹抓紧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他和杨树荣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经常利用行军和打仗的间隙给大家讲授军事知识。志丹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每到一地都要亲自了解社会和自然状况，因而有“活地图”和料事如神的美称。
刚到游击队时，枪支少，我和张子元还有一些同志只好徒手跟着大家行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我一直在寻思怎样才能搞到一支枪，使自己像一名革命战士的“样子”。想到在延安四中时，党支部存有驳壳枪，我曾保管过，如果把这支枪取来不就有枪了嘛。经过认真考虑，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志丹，他同意了。临行前，志丹嘱咐说：“你一定要小心谨慎，要在阴历年前返回部队，敌人驻保安县老城，准备‘清剿’我们，部队随时准备转移。”我当即表示一定按时归队。
到延安后，才知道那支驳壳枪被区委拿去了，仅剩两支小枪。我又设法弄到了一支德国造步枪。阴历正月初二，我带枪回到游击队驻地。志丹听我回来了，忙迎出窑洞，满面笑容地说：“辛苦了，辛苦了!快进窑洞暖和暖和。”说着把我拉进窑洞，他从上到下打量我。我心里很内疚，原说要取回驳壳枪的，结果没有完成任务。于是低声说道：“我没有完成任务。”志丹哈哈大笑：“你不仅完成任务好，表现更好。区委把枪拿走也是革命的需要，你能用计搞来这支德国马步枪，可真不容易，你为革命立了一功。”
我把几支枪交给志丹，志丹把两支小枪交给别人，把德国步枪递给我说：“这支枪今后归你用，希望你勇敢、顽强地战斗。”自此以后，志丹对我比较信任，有什么重要任务都交给我。我知道，这并不是自己有什么能力，主要是志丹着意在培养我。因此，我为能在这样一位亲如兄长的领导下，为革命而战斗感到莫大的荣幸。
游击队在王庄活动一段时间后，得知驻守保安县城的敌高雨亭营有“清剿”我们的动向。志丹决定部队先向瓦子川一带转移，避开锋芒，进入甘肃省陇东地区活动。
部队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志丹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同魏长顺和一个战士，背30两烟土、100多块银元，带着他给曹力如的信，去事先约定的地点接头。约定地点在离永宁山寨10来华里的一个地方。这批东西是志丹交给曹力如作为保安县地下党活动的经费。
晚上1点多钟，我们在预定地点接上头，当面将信和东西交了来人，我们立即赶回驻地。
第二天，早上8点多部队进入子午岭，向合水县方向前进，经平定川、葫芦河、连家砭、曹家寺，第三天到达固城镇。
固城镇，位于合水县东，沟壑纵横，森林茂密，交通阻塞，人烟稀少，历来是“山大王”出没之地。当时，这里有三股占山为王的土匪。一股是以赵二娃(又名赵连璧)为首的七八十人，30多条枪，战斗力比较强。赵系保安县人，雇农出身，家境困难，外出占山为王实属迫于生活。一股是以唐青山为首的200来人，十几条枪，其余皆手持长矛大刀。唐是合水人，其部下绝大多数是当地人。第三股以贾生财为首的三四十人，十几条枪。贾原籍陕西神木县，早年逃荒流落在固城镇。
赵、唐、贾三人，熟知志丹的为人和才华，对志丹非常敬重，特别是赵二娃与志丹有联系，关系尤为深厚，早有投靠志丹之意。因此，当志丹率领游击队到合水后，他们便闻风而来，提出要与游击队联合。
志丹纵观局势，分析敌情，认为这三支土匪，大多数是穷苦人，可以教育改造成革命者。面对敌人“清剿”的形势，四股力量汇一股，有利于对付敌人。我们游击队有100多人，枪支较好，战斗力强，也可以控制局面。经过几次协商，一致推举志丹担任总指挥，并决定各部队暂时不改名称，仍为赵部、唐部、贾部，不打乱编制。
为了统一游击队的思想，认清形势，志丹让支部书记杨树荣召开党员会议，要求党员：一要认清当前联合的必要性，同时要充分利用同乡和哥老会的关系，积极做好赵、唐、贾部队工作，启发出身贫苦的战士们的阶级觉悟，成为自觉的战士；二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作好应变的准备，防止赵、唐、贾部反水。那些日子，我们真辛苦，既要做思想工作，又要站岗放哨、出操训练，还得监视赵、唐、贾部的动向，晚上基本上不能脱衣服睡踏实觉。
几天之后，这支队伍在固城镇召开大会，正式宣布志丹任总指挥的决定。志丹在会上讲了话，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我们这支联合部队大部分人是穷苦出身，都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或是受地方、官府的逼迫拉起队伍的，现在会合一处，人多力量大，要团结一心，同地主反动武装和国民党军队斗争到底；二是我们中的人绝大多数是农民，都深知老百姓的苦，今后绝对不能再干祸害老百姓的事；三是现在人员增加了，在这深山老林里无法解决给养，准备把部队拉出去，筹措给养，扩大武装。
大会之后，部队浩浩荡荡地向盘克塬前进，到达距宁县县城约30里的张皮塬一带宿营。陇东军阀陈珪璋部第5旅驻在宁县早胜镇，离县城30里，离张皮塬30里。
当敌人探得一支三四百人的队伍进驻盘克塬一带后，非常惊慌，决定趁我立足未稳之际消灭我军。
在阴历正月初五，敌人由早胜镇经县城向张皮塬开来，而我们事前却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等敌人到了我们眼前，我们才仓促应战。
一交火，我们处于被动的地位。敌人的战斗力比较强，有骑、步兵配合作战，而我们的联合部队总共加起来不过150多条枪，绝大多数人拿的是大刀、长矛，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敌人拼命向上攻，我们也死守阵地，从上午直打到下午，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敌骑兵部队从东塬麻子掌抄了我们的后路。形势非常危急，如果顶不住敌人骑兵，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志丹下命令，让大部分部队抗击正面敌人，命令我所在的中队二十几个人阻击骑兵部队。由于我们占据了一个小崾岘，敌骑兵多次冲锋，均被我们打了下去。但是，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最后，子弹打光了，被迫撤离，这时天已黑了，摆脱了敌人。正面抗击敌人的部队，也被敌人冲散，少部分退往深山里。
张皮塬一仗，我们损失很大，战后在麻子掌一带收容起来的总共不到100人，其中主要是志丹带领的游击队队员。赵、唐、贾部的人，大部分被打散，少部分跑到后山去了。
兵运活动
联合部队被打垮后，志丹领导部队于第二天穿过子午岭到达陕西省宜君县小石崖的上畛子，经志丹联系，与罗连城民团建立起统战关系，由他供给游击队的生活必需品，使我们休整了20多天。
这期间，志丹准备利用与苏雨生的旧有关系，争取得到国民党西北军的番号和给养，使游击队渡过难关，并利用公开身份，扩充部队，伺机打击敌人。
苏雨生，是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旅旅长。1930年，刘志丹搞兵运工作时，曾在他部下当过中校团附，两人有过一段交往。苏雨生其人，野心很大，奉命驻扎陕西彬县一带，竭力扩充自己的势力。志丹知道可以利用一下他，才决定派人联系的。
我记得，志丹当时派的是马锡五、车衡福两位同志去的。经过多次交涉，双方谈妥，苏雨生答应把我们收编为其部属，给了个补充团的番号，任命刘志丹为团长，杨树荣为中校团副，陈鸿宾为少校团附，马锡五为军需，并决定驻防地点为旬邑县职田镇。
1931年4月，志丹带部队开往职田镇。由于有了合法的地位，部队不仅换上了军装，而且还领到了部分生活费。那时，我们说起来是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连。第1连是魏佑民当连长，刘约三当副连长，第3连连长叫同守孝，只有三四十个人。我当时在1连1排2班当班长。与此同时，志丹还派人到子午岭、南梁一带寻找失散的部队。
部队改编为苏部补充团后，志丹派杨树荣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听取了汇报后，明确表示同意志丹的决定，并给予了相应的指示。随后，陕西省委又派高岗以巡视员身份来到部队带来省委的书面指示。省委的批示是密写在《红楼梦》书的字缝里，放在点心盒里带来的。我看见过这些密写的信件，其大意是说，省委同意志丹的决定，让充分利用苏雨生给的补充团名义，迅速扩大队伍，寻找机会把部队拉出去，打击敌人。
在职田镇，部队活动了三个多月，人员也有所增加。这期间，我们改选了党支部，书记仍是树荣，宣传委员由志丹兼，我担任组织委员，党员人数已达到30多人，分散在各个连、排。
1931年夏季到了，由于苏雨生对我们存有戒备，不好好发“饷”，使部队面临吃饭困难。一天，我团陈鸿宾一班人到职田镇下塬大地主刘日新家催粮，刘日新惜粮如命，死活不给，战士们气得要命，把刘拉了几下，踢了几脚。刘日新自认为被羞辱，便于当日服毒自杀了。刘日新在旬邑一带是有名的大地主，他的自杀自然引起当局的重视，再加上其家属直接上告到省政府，杨虎城即命苏雨生严加追查。
苏雨生在接到杨虎城命令后，先以商量军机要事为名把志丹召到彬县，立即关押了起来，随后又派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突然包围了职田镇，勒令我们缴械。
全团指战员听说志丹被押，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但是，大家又考虑到拼一仗容易，也解恨，志丹怎么办?搞不好，敌人会对志丹下毒手。敌人兵强马壮，拼的结果只能全军覆没。杨树荣此时前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没有回来，部队临时负责人魏佑民、刘约三、马锡五等经过反复考虑，准备派刘约三为代表与敌团长直接谈判。谈判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一是立即释放刘志丹；二是不愿当兵的发放路费让回家；三是不准伤害我们一个人，不准搜腰包。我们特别申明，第一条如果做不到，我们宁愿以死相拼。敌团长基本答应了我们的条件，但说第一条他做不了主，不过他可以保证刘志丹的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才把枪交了。交枪后，很少一部分人领到路费走了，留下我们七八十个骨干(主要是不放心志丹安全)随同敌人一起到达彬县。
职田镇被迫交枪，从表面上看是逼死刘日新引起的，实际上根本的原因，是苏雨生这个狡猾的狐狸，已经掌握了刘志丹领导的部队里有共产党员的情况，怕志丹部队壮大后，对他造成威胁，所以才派两个团的兵力，缴了我们的械。
我们到达彬县后被编为苏雨生部直属运输队。七八十个人，分为两个队，运输队长魏佑民，副队长刘约三，1排长李锦如，2排长刘景范，驻扎在彬县城外东关娘娘庙里。说起来是个运输队，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运过，是处在被半监视的境地。
就在我们到彬县不久，听说杜斌丞先生出面营救了志丹。志丹出狱后，叫同志们先等一等，他只身前往平凉陈珪璋部队。事后他曾告诉我有两个原因：一是在狱中他结识了陈珪璋的副官处长李勤甫，李勤甫是受命去天津为陈珪璋购买驳壳枪。两人在狱中谈得非常投机，成为朋友。李勤甫和志丹一起出狱，他邀请志丹去陈珪璋部，并说要鼎力推荐；二是陈珪璋部有个团长叫刘保堂，是保安县人，同志丹有亲戚关系，此人出身行伍，但非常重义气，素来敬重志丹，所以志丹想到他那儿寻找机遇，重新组织部队。
1931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得知部队在职田镇失败，委派史直斋到彬县和我接头，准备整顿部队党的组织。史直斋来后，以一个战士的身份被安排在运输队，负责党的工作。因为我是原支部组织委员，所以党内的事都是他和我商量的。首先，我们针对部队思想情绪波动大做思想工作；其次，针对有些干部对革命丧失信心，打骂战士的胡作非为行为，进行了批评。除此而外，我们还想利用运输队的名义搞些枪支，找在苏部搞兵运工作的李炳荣、习仲勋商量对策。
不久，我们打听到志丹的消息。原来志丹到达平凉后，经李勤甫推荐，刘保堂担保，陈珪璋给志丹一个11旅的番号，让在宁县早胜镇驻防，志丹正在那里招兵，准备叫我们去扩充武装。
听到志丹的确切消息，我们高兴极了，不少同志说，到底是“老刘”，总有办法。大家不约而同地商量着要逃出苏雨生的控制，到志丹那里去。趁孙蔚如与苏雨生火并混乱之机，我和张文元先借机跑掉，约定杨植本、杨彦麟、魏长顺等人第二天逃跑，在早胜镇集中。从彬县逃出，两天就到了宁县早胜镇找到志丹。
劫后相逢，志丹非常高兴，我们像离家的孤儿，重新回到温暖的家里，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志丹说：“我们正在利用陈珪璋给的11旅番号，‘招兵买马’，你们回来太好了，部队正缺乏党员骨干。”随后志丹让我们先在教导队里集中。
1931年8月间，正宁、旬邑县境内有股叫李培霄的土匪武装在活动，这股土匪势力很大，大约有七八百人。志丹想以11旅名义收编这股土匪。经过谈判，李培霄认为满足不了他的条件，拒绝收编。此时，志丹已召集了包括我们十多个党员在内的50多名骨干，已打发人到各地叫失散的同志快归来。
半个月后，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高广仁团哗变，带七八百人到宁县境内。高广仁哗变前，早已和陈珪璋挂上了钩，所以他一到陇东，便被陈珪璋任命为13旅旅长，令其驻防早胜镇。高广仁部，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战斗力也强，陈珪璋派刘保堂带4个连到早胜镇进行收编。刘保堂到达早胜镇三四天之后，高广仁突然再次哗变。这次哗变不仅缴了刘保堂4个连的枪，也顺手牵羊地把志丹11旅的枪也收了，刘保堂部的枪械破烂不堪，高广仁只收子弹，枪仍让他们自己背着，并派1个营的兵力，押解志丹、刘保堂及我们所有被缴了械的人，向合水进发。
高广仁率其主力攻打合水县城，激战一天未克，结果反被陈珪璋主力蒋云台的第5旅击溃。解救了刘保堂及其部属，我们也得到解脱。第二天晚上，刘保堂慌慌张张地来找志丹，说蒋云台找茬子说志丹防务不力，丢失早胜镇和宁县，要逮捕志丹。其实这纯粹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有两条：一是蒋云台早就想收编李培霄部扩充自己的实力，没料想志丹先行联系，导致李培霄出走，因此迁怒于志丹；第二，志丹1929年率军在太白镇收枪时，打死民团团总黄毓麟，而黄的儿子就在蒋云台手下当连长，这位连长提出要亲手杀死志丹“替父报仇”。
志丹得知消息后，便带着马锡五、王壁成连夜冒雨进入子午岭，到南梁一带寻找到失散的同志和赵二娃、贾生财、杨培盛等旧部，重新组织部队。他把我们交给了刘保堂，让他把我们带到平凉。志丹还让张秀山转告全体党员。要在陈珪璋部队积极创造条件，寻找机会搞兵变，为革命拉出武装来。
不久，志丹在南梁又建立起游击队，晋西游击队也到南梁来会合，成立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
1931年9月上旬，我们一行二十几人，随同刘保堂的部队来到平凉。我和张秀山、张文元、杨植本、杨彦麟、魏长顺、王廷光、常佩青、马福吉等十余名党员，编在1营1连和3连。张秀山因给志丹当过警卫排长，看在志丹的面子上，给了个班长，后升为排长，其他人都是士兵。
我们虽然分散在各班，但心都是连在一起的，一人有事，大家帮助。但我们不是为了混饭吃才来当兵的，我们的任务是搞兵运。到达平凉不久，我们18个党员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张秀山担任，我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是曹化民(1营营部书记官，湖南人)。当时我们向陕西省委汇报了我们开展兵运工作的情况。我所在的1连，连长是个老粗，是刘保堂的亲信，对部队一概不管，大小事务依靠一个副连长。我们去的这帮青年学生，比起一般当兵的，当然是技高一筹。有一次平凉举行运动会，一方是军队，一方是学生，比赛结果，我们1营得了第1名，第2名更多。无论是跳高、跳远、打球、赛跑，我们样样行，张秀山跑3000米还得了第2名。运动会上我们露了脸，在官兵中自然受到另眼看待。士兵们更愿意与我们交往。我们也趁机给士兵教唱歌，教文化，帮助他们写家信，记口令，以此来联络感情。在朝夕相处中，我们以诚相待，使许多人同我们交上了朋友，把第1营的两个连队搞得很有生气。不少非党员班长、副班长还同我们结拜为兄弟。
两三个月之后，1连基本掌握在我们手中，3连也以几个党员为中心形成了骨干力量。
1932年4月间，谢子长被陕西省委错误地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派往甘肃省靖远搞兵变，路过平凉时住在东关的一个小店里。当天晚上，我同张秀山、曹化民同志去向他作汇报，我们谈得很晚。
1931年11月下旬，杨虎城的军队来打平凉，我们准备趁机发动兵变，把人拉出去找志丹。但因出不了城，在混乱中被拖入战场，兵变计划破产。我同秀山商量，秀山说他要到靖远国民党军王子元部去搞兵运。我说，陕甘游击队由志丹任总指挥在陇东、关中一带活动，我们尽快去归队；另外，杨虎城军队中有4挺重机枪，我一心想搞到这4挺重机枪，待杨军打陕甘游击队时在战场上拉过去。我的想法秀山也表示同意。一天有人悄悄地对我说，听说敌人发现你有问题，赶紧逃跑吧。我们于1932年6月下旬在盘克塬武洛堡村找到了陕甘游击队，见到志丹。我结束了只交朋友而未拉出人的兵运工作，重新开始了红军游击队的生活。
在陕甘游击队
回到游击队不久，我看到马云泽骑着大骡子去西华池，他是受志丹指示与新编警备11旅曹友参营1连长高鹏飞(地下党员)联络起义事宜。7月上旬，高鹏飞连在西华池举行起义，又缴了2连的枪，消灭了营部。与此同时，阎红彦率领陕甘游击队1大队和骑兵前往接应，两支部队在宁县盘克塬胜利会师。会师后起义部队被编为陕甘游击队第3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
志丹说，西华池兵变成功，是我党在陇东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兵运史上的首次胜利。这次兵变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和红军游击队取得了密切联系，及时会合，避免了过去兵变部队长时间孤军作战，多面受敌，终被打散、拖垮的结局。
7月下旬，陕西省委派李艮到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他根本不把志丹放在眼里。李艮是带着省委指示行事的，要求“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要“打击把红军拘泥和束缚在游击战争中的思想”。
当时陕甘游击队400多人，而且在距敌人据点较近的开阔塬区活动，敌人随时准备进攻我们，所以我们不能长驻一个地方，而须经常变换驻地，用游击战术和敌人周旋才能生存。李艮完全不顾这种严峻的客观现实，却提出20天内在五顷塬进行土改，建立根据地政权。
五顷塬是正宁县湫头塬北端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500亩土地。刘志丹、阎红彦等提出根本不具备条件。但李艮不听正确意见，反给扣上“逃跑主义”、“梢山路线”的帽子。
我们党员到群众中动员分配土地时，有个老汉对我们说：“娃呀，分地是好事，可是我们不敢要。白军、民团一来你们跑了，我们要下地，全家性命难保呀。”这些情况我们如实向李艮作了汇报，但他很不以为然。
李艮又命令部队进攻湫头镇民团王郎坡寨子。王郎坡寨子三面临沟，东面由一条窄崾岘和湫头塬畔相连，东寨门口有一座吊桥。战斗打响后敌人把吊桥抽掉，居高临下用火力封锁了东寨门，我们强攻一天未克，只得撤回驻地。这一仗，我军骨干伤亡较大，李艮提出的土改分地只好作罢。
敌人来“围剿”，李艮又坚持“死守五顷塬，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命令部队进行“阵地战”。
我军仓促应战，伤亡很大，最后被迫转移到三嘉塬秦曲、狼牙洼村。部队在这里还没来得及休整，敌人1个团又从西南方向向我进攻。我军乘机撤退。撤退中又损失了 部分骡马。
8月底，中共陕西省委又撤了任总指挥不几天的阎红彦的职，派谢子长回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部队随即开赴耀县照金一带活动。
当我军又转移到陇东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时，部队已减员到200多人了。总指挥部开会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相机消灭小股敌人，设法筹款解决过冬困难。会后，刘志丹带70余人到合水、庆阳一带活动；杨森带五六十人到三原武字区一带活动；谢子长带30余名战士掩护，照料30多名伤病员，在平定川山中休养治疗；阎红彦、杨重远率骑兵在照金地区，设法与省委联系。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并强调“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任命杜衡为军政委。
1932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命陕甘游击队开到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接着，杜衡以中共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书记(杜本人说的，后得知当时他已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身份，由渭北游击队护送来到陕甘游击队。
1932年12月22日，杜衡以省委书记和即将上任的红26军政委名义，召开党员大会。会上，杜衡首先宣布党中央、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的指令，接着大讲一通“全国大好形势”，最后声色俱厉地批判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的所谓错误，扣上“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等等大帽子。当场宣布撤销刘、谢、阎的职务，强令他们离队赴上海中央受训。
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衷心拥护。但是，硬要给志丹、子长、红彦等强加罪名，撤职调离，大家无论如何想不通。特别是多年跟随志丹、子长的老战士，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深知志丹、子长等对党忠心不二。一时，全队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强烈不满。志丹、子长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晓之以理，让大伙服从党的决定，教育我们千万不能闹事，才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12月24日，部队开到宜君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民主选举团长，举行改编仪式。选举团长，进行了两次，一次是在党内选举，一次是由军人大会选举。党内选举，提两个候选人，有曹胜荣(中队长，连级干部)和我(班长)，我当选。军人大会选举，我又当选。杜衡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
这样的改编，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部分战士表示要离开部队回家。志丹、子长以高度的党性，要求同志们服从省委的决定。子长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志丹留下。而我则闹得更凶，表示坚决不当团长，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我虽在军队中干了好几年，一直是个普通的战士、班长，冲锋陷阵打仗可以，不会也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二是我的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杜衡听了大为光火，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党的命令。”
我说：“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
杜衡给我做了好一阵思想工作，说：“你的团长也是民主选举的，不干怎么能行!”
作为一个党员，我要求道：“要我干也行，得把志丹、子长这两个老司令留下一个才行。”
杜衡不懂军事指挥，也怕军心不稳，部队不好掌握，思索了一会儿，问我：“你看留下谁合适?”
我说：“留志丹，因为子长提出过留志丹。”
杜衡最后同意把志丹留下来，但不让志丹管军事，给了个政治处处长的职务。
找了杜衡，我又找志丹谈。自从1930年跟志丹参加武装斗争以来，我最钦佩他、尊重他。他对我也很信任，有些问题，我想不通，就愿意找他谈，即使挨一顿批评，也心甘情愿。我对志丹说：“我了解我，打仗行，带部队不行。让我当团长，不是那块料。”
志丹笑着说：“边干，边学嘛!”接着又说，“你打了几年仗，总还是个老兵吧!我要不走会帮你的。”
随后，谢子长、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去了上海。
我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拔除照金地区的敌人据点。我红2团对周围敌情作了分析。照金周围据点，除陕甘游击队时期摧毁的以外，尚有焦家坪、瑶曲、庙湾、柳林、马栏、照金、香山、高山槐等据点。这些据点中，焦家坪、马栏属宜君县民团占据，余皆为夏玉山(外号夏老么)民团。为了鼓舞士气，打好建军的第一仗，我们决定首战焦家坪较弱之敌。志丹纵观敌情，向我提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麻痹敌人，后攻其不备。
12月25日下午，我命令部队向马栏川及焦家坪方向进军，故作打马栏的姿态，造成敌人的错觉。果然，敌人上当，撤走山梁上的哨卡。而我军仅行60余里，就地宿营。
26日夜，我军突然挥师焦家坪，急行军80余里，拂晓到达，发起攻击。便衣队先行接火，骑兵连一个猛冲锋，打得敌人乱了阵脚，敌团总仓皇逃窜。我军一举将敌全歼，俘敌60多名，缴枪60余支。我身边的一名警卫员，也在战斗打响之后，冲了上去。当他背着缴获的3支步枪，美滋滋地回到我身边，我故作严肃地问他：“你的任务是什么?”他吐了吐舌头说：“以后再不随便离开团长。”
红军进入香山寺后，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照金只有30余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敌人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的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
烧寺，是由红军负责的。分粮，是由渭北游击队组织群众进行的。香山寺的粮食可真多，大约有二三千石。饥民们分到粮食，无不感谢红军和游击队的恩德。这些饥民，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给予红军有力的支援。但烧香山寺，现在看来是错误的。
红军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青壮年农民和灾民纷纷自愿参军，红2团扩建了步兵2连，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全团迅速发展到300多人，长短枪300余支。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红2团正式成立随营学校，校长由李杰夫担任，汪锋任政委，学员30余人。
在根据地发展的有利形势下，杜衡头脑开始发热，又把他那一套“左”倾盲动理论搬出来，提出“集中力量，一鼓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周围的豪绅地主武装”，极力主张红2团攻打庙湾民团。志丹和杨重远等同志，主张暂时不打庙湾，并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庙湾是夏老么的指挥总部，团丁多是惯匪、地痞出身的亡命之徒，占据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碉堡，目前我们无力吃掉他；二是夏老么过去和我们有过来往，与游击队保持着互不侵犯、互通敌情的关系，曾给我们买过物资和弹药。如果硬打，势必破坏这种统战关系，给红军活动带来困难，给根据地老百姓带来危害。
杜衡根本听不进去，凭借军政委的权力，强行下令攻打庙湾。为了争取把仗打好，部队少受损失，志丹和我们制定出作战计划：由志丹、杜衡、郑毅带领主力走捷路拂晓发动突然袭击，我带骑兵连绕道走庙湾下川隐蔽起来，堵截逃跑敌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
1933年1月17日晚，我军分两路向庙湾行动。由于事先对山路距离估计不足，步兵虽先出发，拂晓前却未能到达庙湾后山，而骑兵已按时进入阵地。早8点左右战斗还未打响，显然偷袭已失掉机会。突然一声清脆枪声(可能是敌人走火)，划破了清晨的寂静，骑兵连误认为我军已与敌接火，立即发起攻击。
我们的战士，个个都经战火锤炼，十分勇敢，一个猛冲锋便进到庙湾街里。骑兵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更是身先士卒，直接冲向敌人碉堡。敌人见我们攻势凶猛，立即龟缩进三个碉堡里。此时，志丹带领主力军从山上压下来，投入激战。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炮，缺乏攻坚能力，虽经多次强攻，终未奏效，部队受到伤亡。骑兵连长曹胜荣英勇牺牲，张秀山身负重伤，还有几个班、排长牺牲了。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本应立即撤出战斗，但参谋长郑毅不让撤，反复冲锋四五次，结果每次都被敌人用手榴弹压了下来。下午4时，部队被迫撤出。
庙湾一战，不但没有拔掉据点，反而伤亡二三十个同志。干部战士对杜衡、郑毅意见很大，这本是决策者杜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导的结果，但杜为了平息众怒，硬是把错误责任推在参谋长郑毅身上，将郑毅撤职。
郑毅曾在冯玉祥部当过营长，喜欢打大仗，不懂游击战术，错误估计我军力量，使部队受到损失，应负一定的责任。对此，我身为团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杜衡采取“丢卒保车”的伎俩，品质之劣惊人。
撤了郑毅之后，指战员坚决要求志丹当参谋长。我也公开表示，如果不任命志丹为参谋长，我就辞职。最后，杜衡迫于指战员的压力，不得不任命志丹为参谋长。郑毅随即被任命为第1连连长，后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红2团连续出击促进了照金根据地迅速扩大，地方游击队相继成立。当敌民团向红2团发动“围剿”，面对十倍于我之敌，究竟应该怎么打，团党委存在着分歧。以志丹同志为首的，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跳出照金，到外线寻机作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样可以争取主动，也保卫了根据地。杜衡的意见是，坚守根据地，打防御战。最后，杜衡否定志丹等同志的正确意见，结果，坐失良机，致使红2团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这次战斗，我们伤亡了一些战士，丢掉了4门“榆木大炮”。“榆木大炮”，是志丹的发明。他看部队没有重型武器，震慑不住敌阵，让人用榆木做了4门大炮的炮型，外边用布套上，行军时由骡子驮运。群众看见后，高兴地说：“红军有大炮哩!看狗日的民团还猖狂不?”为我们造舆论。当要攻击据点时，就抬出来支着，迷惑敌人，以助军威，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次突围丢了，暴露了“秘密”，还真有些可惜。不过，敌人抢“大炮”时，被我们的火力杀伤不少。
杜衡去省委汇报工作，我和志丹商议，决定转入外线，主动出击，打下同官县金锁关，消灭民团30余人。进军三原县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我们利用游击队地理熟悉的特点，到处活动捕捉战机。心字区北原住敌骑兵团1个排，我们派游击队在附近打土豪，佯装“失败溃逃”的样子，边跑边丢东西，有意让土豪去报告，引诱敌人。我们把1个连的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的西马道两旁。敌人果然上当，1个排被我军全歼。
4月5日，红2团南下泾阳一带活动。在三原、泾阳交界处，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杨虎城要陪美国人安立森(后听说是一位水利工程师)到泾惠渠吊儿咀参观，估计有一连军队保护。我们认为，机不可失，应该进行袭击。晚间，我们率部队向泾阳游击队驻地西风山靠拢，在这里我们找到泾阳游击队队长苗家祥一问，才知道杨虎城根本未来，安立森来了，也没有军队护送。
翌日，我们决定一部分骑兵配合泾阳游击队攻打桥头镇，我带1个排和七八个游击队员抓住了安立森，其余部队由志丹带到西凤山脚下集结。我们捉了安立森，敌人十分惊恐，遂派1个团的兵力，乘汽车堵截我军，想抢走安立森。由于我军早有警惕，两军相遇，我立即命令1连开火，猛烈的枪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在晨雾中，敌人看不清我们，慌忙后撤，我军乘机登上西凤山。敌人看见我们撤出战斗，只好“望梁兴叹”，拉着死伤的士兵，由原路返回。
红2团由西凤山过泾河，翻一座大山到淳化县南村堡附近宿营。这里有个堡子，我们原不想打，但堡子里的民团却自不量力开枪射击我们。志丹下命令，2连连长吴岱峰、指导员高锦纯带战士向堡子发起进攻。高锦纯非常勇敢，带战士冒着敌人的手榴弹，硬是冲进堡子，把敌人全部消灭了。
离开南村堡，部队继续向西行进。4月13日，在旬邑土桥镇歼敌河工队30余人。接着，又在彬县龙马、高村消灭了几股民团。不久，部队安全返回照金。本来想用安立森向敌人交换一些物资，但带着他实在拖累大，就把他送到三原放了。
斗争曲折
红2团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扫清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许多敌人据点，巩固了根据地。陕甘边特委领导根据地内各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为巩固根据地政权，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3年4月5日，由中共陕甘边特委主持，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农民)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机关和赤卫军总指挥部，设在照金。红2团后方基地设在薛家寨，先后成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被服厂有二三十个女工，她们都是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平时站岗放哨，缝制军服，战时同游击队一起执行任务，曾被人称为红军女游击队。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地相继成立桃曲塬、照金、老爷岭、马栏川、七界石等乡级革命委员会，建立公开与秘密农民联合会二十几个。自此，苏区幅员扩大到东至耀县王坪坡、胡家巷，西抵七里川黄花山，北迄伍房川、王家沟、断头川，南接老牛坡、高儿塬，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随着革命的发展，以照金为中心的这块革命根据地，几经波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摧毁，一直坚持到新中国的诞生，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照金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红2团和游击队的迅速发展，与渭北根据地紧密呼应，造成了陕甘边苏维埃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威胁西安的局面。人民欢欣鼓舞，敌人恐惧不安。他们再次调集5个团的兵力，配合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兵分四路“围剿”根据地。面对气焰嚣张的敌人，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2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习仲勋、李妙斋等带领边区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红2团插入敌人外线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
红2团跳出照金之后，向西进击，在旬邑地区消灭了一些民团，转矛北上，到宁县盘克塬武洛堡住了两天，在这里我们遭到驻守西峰镇的敌正规军两个营和几个民团的进攻。志丹考虑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不宜交战，主动撤离。撤退时，我带骑兵连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战斗中，骑兵连新任连长李光明不幸光荣牺牲。
李光明的牺牲，我非常难过，这不仅因为他是延安四中的同窗好友，更重要的是我党失去了一位坚强的战士。1933年春，他为找红军来到彬县，受彬县县委指示组建彬县游击队，活跃在西兰公路上打击敌人，影响很大。后游击队被彬县民团打散，他只身闯进西安城。在西安一家饭馆里吃饭时，不巧被他拦截过的敌一汽车司机认出，叫来警察抓他。他冲出饭馆，穿大街、钻小巷、进民宅、翻院墙与敌周旋。后迫于无奈，他拔枪抗击敌人，轰动了整个西安。一时，全城戒严，大喊“红军进城了！”搞得敌人慌恐万状。从下午直到夜幕降临，他才摆脱敌人追捕，摸上东城墙，跳出城外，最后历尽艰辛终于找到红军。志丹非常赞赏他，志丹曾说：“这个李光明，一个人敢闯西安城，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后来由我提议，经志丹同意任命为骑兵连连长。所以，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非常沉痛。
5月上旬，部队进入子午岭宜君县上畛子稍事休整。这期间，强世卿听说我们在宜君上畛子一带活动，带12个人、3条枪(1支驳壳枪、1支手枪、1支步枪)、7匹马前来找我们。大家相见，非常亲热。强世卿向志丹汇报了他回安定后，串联几个人，伏击敌伪县长，拉起游击队，自称为1支队的情况。志丹听后，非常满意，夸奖他有独立工作能力。强世卿把7匹马交给骑兵连，我们把他们全部武装起来，每人给1条枪，补足子弹。这支游击队原番号为1支队，志丹认为继续沿用1支队为好，没有重给番号。为了加强1支队的领导，志丹决定派杨重远担任1支队政委，派马佩勋担任副支队长。
1支队走后，红2团继续西进。部队行至金村庙塬，听说敌驻守长武县何全升部1个连哗变，也来到附近。于是，我们便派人前去谈判、协调，最后收编了他们。为改造这支队伍，我们曾派许多干部去做工作。但其中一些人，目无红军纪律，旧意识、旧习惯很严重，企图逃跑。因此，我们便在一个早上，突然缴了他们的械。不愿留在部队的我们发放路费，打发回家。
这一时期进入根据地的敌人，在我军民的围困下，吃尽了苦头，很快撤离了。我们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不久杜衡由西安二返红2团，正值敌人对红2团和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这时，杜衡完全丧失了信心，极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
杜衡认为敌人力量大，部队不能天天打游击，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并提出4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29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志丹、金理科等反对南下，主张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活动，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杜衡不等志丹等把话说完，蛮横无理地给志丹扣上“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对于杜衡形“左”实右的夸夸其谈，与会者感到疑惑，但他以省委名义作了硬性决定。
会后，志丹以低沉的语调说：“会议决定2团南下建立渭华根据地，这简直是开玩笑。”
我当时还很幼稚，想着只要有志丹撑腰，到哪里都一样为革命打仗。顺口说道： “你领导过渭华起义，对那一带熟悉，现在会议已经决定了，我只有服从，反正在军事上靠你就行。”
其实，志丹那时心情非常沉重，他为红2团的命运担忧，只是不便公开说出来罢了。
为了确保南下，部队作了必要的调整，把一些伤病员和身体较弱的战士留下来，把多余的武器留给地方。全团指战员共300多人，七八十匹战马，几十匹骡子，枪支弹药比较充足。6月21日清晨，我们召开全团大会，杜衡在会上简短地作了动员讲话。饭后，部队由北梁出发，挥师南下。
下午，部队到达桃曲塬。桃曲塬西有条小河，叫桃曲河，村南有座小寨子，无人居住。
大约下午4点多钟。部队正在开饭，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偷偷占了村南的寨子，向我军猛烈开火。我听见枪声，一个箭步冲出窑洞，命令司号员康健民用号声调各连反击。志丹也冲了出来，命令冲锋，把敌人从寨子里压到桃曲河沟。骑兵连又从塬上俯冲下去，截断敌人的退路，消灭敌人80多人，缴获大批枪支。这股敌人，是淳化县的保安队，有100人。大概因为他们的“情报”不准，错把我军当成小游击队，企图来个偷袭一网打尽。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天黑时，我们清扫了战场，把枪支弹药交给当地游击队，把俘虏交给地方干部。
翌日，红2团由桃曲塬出发，经凤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下去，行军100多里，到达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在这里，2团党委和游击队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2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渭北游击队的同志，对此表示异议，劝阻不要冒此风险。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强令红2团尽快南渡渭河。
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下午到达长坳。在长坳，我们配合渭北队打了敌富平张德润民团。我们准备出发时，杜衡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声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志丹感到意外：刚刚南下，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又不好说什么。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同志代理红2团政委。杜衡走时，从经理处长刘约三那里，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事后得知，杜衡并没有直接去西安，而是到了三原县。
省委听到红2团南下的消息后，非常着急，认为南下不仅错误，而且会将红2团断送到渭华一带，立刻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县阻止部队南下。袁到三原正巧碰见杜衡，与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刘映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他同志针对杜衡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县支部，在高陵县境拦截部队。遗憾得很，等命令传到高陵支部时，部队早已渡过渭河，这是后话。
且说6月24日早晨9点多钟，部队到达渭河渭桥渡口。这是通往西安的一个主要渡口。渡口高崖上修有一座炮楼，河边驻守20多个武装团丁，盘查过往行人。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出现在面前，所以，当一个团丁从大门出来被我们捉住时，还在莫明其妙。随后，我们逼团丁叫开他们的大门，一枪未放，缴敌十几条枪，夺下渡口。
夏天的渭河，水大浪急，几百人渡河非同小可。岸边有两条船，部队靠船摆渡，很难在短时间内渡过，况且这里距高陵县城不远，一旦被敌人发现，将迫我于背水一战的绝境。大家非常焦急。
正在这时，河对岸一只小船载着几个人摆渡过来，其中一人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斜背一把盒子枪，趾高气扬地站在船头。这个人以为渡口都是他的人，毫无防备。船刚刚靠岸。“干什么的?”我们战士大声喊道。“我是团总，薛兆兰。”随着来人的回答声，几个战士扑上去缴了他的枪，捆绑起来。这个薛团总，后来被我们枪毙在渭河南岸的洪庆镇，到死他也没闹明白，红军怎么会突然降临。
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积极寻找船工，一方面组织骑兵连乘马渡河，占领河南阵地，掩护部队过河。当骑兵连全部渡过之后，大部队和驮骡依次过河。大约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全团顺利渡过渭河。临走时，我们送给船工们两匹骡子，作为酬谢。
红2团南下，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进入蓝田人生地不熟，又没有群众基础，被敌人团团围住，连个回旋的余地也没有。战斗月余，终于溃不成军，幸存者陆续返回照金苏区。
回照金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近路，从蒲城、富平、耀县走；一条是远路，经蒲城、白水、洛川、富县、甘泉、保安、合水、宁县、正宁、耀县十县绕道回去。近道，因敌人刚刚打过王泰吉起义部队，沿途哨卡林立，封锁严密，通过困难；远路，虽然路线长费时间，但沿途有我们的关系，比较安全。最后，我们决定舍近求远，绕道回照金，并根据各人情况分工，白水以南由黄子文负责，洛川以上由我负责，保安以西由志丹负责。这样我们经蒲城兴镇、白水窑禾过洛河，走黄龙山到洛川，在我家住一天，然后经保安、合水返回照金。
1933年阴历八月十五晚到达照金的薛家寨。
“志丹回来了!”“志丹回来了!”这激动人心的声音，犹如平地卷起的一阵狂飙，飞扬在薛家寨上空。根据地的领导和红军临时指挥部的负责人王泰吉、习仲勋、张秀山、高岗、黄子祥、杨森迎出来了!先于我们回来的红2团指战员吴岱峰、高锦纯、黄罗斌、刘约三等迎出来了!红4团、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的战士们也迎出来了!
失去了痛苦，得到的该是欢欣，然而，我们心情仍然沉重。300多名战友，300多个情同手足的兄弟，他们血洒疆场，抱恨南山！这横祸来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可以告慰先烈的是：我们回来了，我们要用百倍的信心，千倍的努力，完成你们未竟的事业!
红26军的恢复与发展
1933年夏，陕甘边根据地上空，笼罩着阴霾，红26军2团南下受挫，陕西省委遭到破坏。
陕西省委得知红2团南下的失败，当即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4团(简称红4团)，任命黄子祥为团长，杨森为政委，拟以红4团为主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渭北游击队是建立比较早的一支游击队，在黄子祥、黄子文等同志率领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多次配合陕甘游击队和红2团作战，为创建陕甘第一块苏区——三原县心字区、武字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渭北游击队改编成红4团后，积极配合王泰吉耀县起义，在三原、富平一带进行游击战争，消灭了一些地方反动武装。但是，国民党17路军开始以优势兵力进攻红4团和照金根据地。
一星期之后，7月28日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26军政委杜衡被捕，随即叛变。杜衡带领特务到处捉捕我地下党员。党、团省委遭到完全破坏，西安和关中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
西北革命处于低潮，陕甘边形势非常严峻。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与敌人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保卫陕甘边根据地和组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决议，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分散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策略。
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红4团、义勇军和耀县3支队去合水县一带寻找战机。部队到达合水县固城川，与强世卿带领的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会合。此时的1支队已有70余人，马30匹。部队挥戈南下，巧夺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消灭民团百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
红2团南下失败后，红2团的骨干陆续回到照金根据地。较早回来的有杨琪、吴岱峰、高锦纯、惠泽仁、黄罗斌、王兆相、刘约三、魏武、苏四、康健民和于占彪、牛刚等同志。这批干部分别被派到抗日义勇军、陕北1支队和照金游击队工作，加强了各部队的力量。10月4日，刘志丹和我们几个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照金。志丹的回来，给根据地军民添了主心骨。刘志丹任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我任红4团2连连长，黄子文被派到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工作。
当时，红军主力为400余人，面对气焰嚣张的敌人，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红4团、义勇军、耀县3支队和陕北1支队，避敌主力，转入外线，寻机歼敌。同时决定习仲勋、李妙斋、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等带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转出外线，寻机歼敌的第一个目标是合水县城。合水县城当时有敌赵文治团的1个保安队，总共不到300人，战斗力不强；从照金到合水，沿途梢林遍布，有利于部队隐蔽行军。因此，临时总指挥部根据志丹和我的建议，决定奇袭合水。
10月12日，部队由照金出发，横穿马栏川，沿子午岭山麓，经正宁、宁县，日夜兼程北上。一路上，子午岭秋高气爽，霜叶红遍，山色格外壮观。可是我们哪有心思欣赏这些景色，都恨不得一步跨到合水城。10月15日下午，部队到达合水县黑木塬。
合水城池易守难攻，我军又缺乏攻坚武器，采取强攻硬打，显然很难奏效。志丹同志在综合分析合水敌情地形后，决定采取偷袭的办法。具体部署，挑选二十几名机智勇敢的干部、战士组成登城突击队，以红4团2连和陕北1支队组成主攻连，由强世卿同志指挥，随突击队攻城，其余部队在城外隐蔽。泰吉、志丹同志命令我担任攻城总指挥。
接到志丹命令，我立刻召集突击队全体成员，宣布任务，将突击队分为3个组，任命王安民任第1组组长，陈国栋任第2组组长，张明吾任第3组组长，开始准备云梯等攻城工具。
18日晚，部队冒雨从黑木塬出发。深夜3点钟，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合水东城北部沟里的预定爬城地点，其他部队也都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
城楼上的哨兵，哼着小调来回走，对我军兵临城下，毫无觉察。
我立即命令突击队架云梯登城，但是云梯太短，大家顿时傻了眼。“怎么办?”我悔恨事前没有考虑到这一问题。
“我上!”在我身旁一位战士轻声要求道。
我回头一看，是柴正祥。这位游击队员打仗非常勇敢，后来因故回家。这次他听说部队要打合水城，在黑木塬临时跟上来的。
柴正祥看到我没回答，便说：“给我一把驳壳枪、几颗手榴弹和3把刺刀，我就能上去。”我当下吩咐给柴，他迅速登上云梯。他把3把刺刀，依次用劲插入城墙的砖缝里，脚登一把，双手紧握稍高的两把，靠臂力把身子倒换着爬上了城头，放了绳子下来，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突击队员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握着绳子，登上城头。我命令第3组迅速占领葫芦把。葫芦把碉堡里住着一班敌人，正在酣睡，万万没想到“飞将军”从天而降。当他们被我战士喝令起来，顿时魂飞魄散，束手就擒。我们一枪未放，拿下葫芦把。因为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占领它，可以居高临下，用火力控制全城。
这个小组用手电筒光在夜空中划了3个圈，发出登城成功的信号。
看到信号后，我命令突击队第1、2组去占领东城门楼。此时，强世卿带领的主攻连大部分已登上城墙，我命令他们分别攻占敌人连部和县政府。
经过1小时的激战，城里敌人大部分被消灭，但西城门楼子还未拿下。这时天色已亮，志丹率部队到达东城门外，城门上吊一把大黑铁锁，无法打开。真急人，急中生智，我举起驳壳枪，对准铁锁“叭”的一枪，把门锁打了个粉碎。城门打开了，大队人马一涌而进，向敌人冲去。我军占领了全城。
救出被敌人押在监狱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80余人，其中有前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2支队2大队队长杨培盛。我们没收县政府和地主土豪的财产，开仓放粮。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充分显示了临时总指挥部的正确领导和志丹的高超指挥才能。
这次战斗，使我浮想联翩，想起红2团南下的惨痛教训。如果红2团不南下，今天的红军队伍该有多么强大，根据地何至于只有这块地盘。思痛之余，自己又感到欣慰，陕甘边红军总算又回到志丹为首的正确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我军撤出合水后，敌军恼羞成怒，尾随而来，企图歼灭我军。指挥部决定，采用疲劳战术，牵住这700多敌人的鼻子转，然后消灭他。我们在庆阳、合水、正宁、宁县一带和敌人周旋，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我们走一天，他们跟一天，跟了10来天。10月28口，我军转到庆阳县毛家沟门，敌人也追上来了，此时敌军锐气已经大减，精疲力竭。志丹认为歼敌时机已经成熟，下决心消灭他。
上午9时，赵文治看到红军撤退，误认为我军畏惧其淫威，即令其所部拼命进攻。敌人炮火十分猛烈，密集的敌人发出嗷嗷的叫声，疯狂地向山上冲来。我军退至半山时发现谭世麟部在北山后面集结，指挥部命令强世卿游击队抢占山头，对付谭世麟部队。下午4时左右，志丹和王泰吉当机立断，下达反击命令。
冲锋号一响，全军指战员立即发起冲锋。义勇军从敌人正面向下出击，红4团2连向敌阵右侧冲锋，耀县3支队从敌人左侧进攻。我战士犹如猛虎下山，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连爬带滚退下山去。红4团骑兵连追敌十余里，敌人全线崩溃，指挥官见势不妙，早已乘马逃之夭夭。敌军失去指挥，如同乌合之众，大部分丢掉枪支、辎重，抱头鼠窜，有的干脆跪在地上，举起双手等着当俘虏。
原来，谭世麟这次想在我军背部夹击，讨个便宜。但狡猾的谭世麟与我军多次交手，均遭惨败，这一次败得更惨。
这一仗毙伤敌100余人，逃回庆阳城的有300余人。
根据地中心究竟建在哪里好?照金作为根据地有着有利的一面，不利的因素主要是紧挨咸榆公路，离敌人中心城市太近，地区窄小，回旋余地不大。此刻，志丹比我们想得更多，看得更长远，他分析了当时陕甘边革命形势，深思熟虑，为红军今后的前途规划出了新的蓝图。他主动与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特委领导交换意见，提出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决策。他的提议，立即得到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领导和特委负责同志的一致赞同。
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席会议，总结了照金根据地斗争和失守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了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统一了思想。
会议历时3天，首先由高岗作了报告，然后转入讨论。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研究讨论，作出三项重大决议：
一、建立红26军42师，任命王泰吉为师长，高岗为政委，刘志丹为参谋长。
二、决定建立一、二、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
三、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对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具体计划，一致表示赞同。南梁地区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早年志丹和子长同志在这一带闹革命，影响很大，同时群众很多是外地难民，深受封建压迫之苦，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便于发动；二是南梁地区位于桥山山脉中段，而桥山山脉北起盐池、定边，南至照金根据地，连接陕甘宁三省18个县，山大沟深，梢林密布，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便于我军回旋，打击敌人；三是南梁是陕甘两省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虽有小股土匪和地方反动武装，但都不敢与红军对垒。所以，南梁地区是建立根据地比较理想的地方。
包家寨会议，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解决建立根据地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是红26军建军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陕甘边革命斗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11月7日，红42师在葫芦河川莲花寺村正式宣告成立。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辖第3团、骑兵团，计300余人。3团以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3支队和原红4团少年先锋队编成，计200余人；骑兵团由红4团1、2连编成，约百余人，战马五六十匹。
42师成立时的建制与负责人：
师长：王泰吉(后刘志丹)
政委：高岗
参谋长：刘志丹
政治处主任：刘约三
供给处主任：王世泰
政委：李映南
1连连长：赵国卿
2连连长：陈学鼎
指导员：张邦英
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
骑兵团团长：黄子祥
政委：杨森(兼师党委书记)
1连连长：李志柏
2连连长：高占胜
部队建立了党组织。师、团成立党委，连队建立支部，以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志丹同志对于建党工作非常重视，他经常以过去多次起义和几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来告诫大家，提醒大家注意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做好思想工作。
我们结合整编，建立党的组织，深入广泛地开展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少战士积极要求入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
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到陕甘边区后，在临时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经过月余战斗，由70余人发展到100多人，战斗力得到锻炼提高，武器装备也更新了。还从主力部队中选派惠泽仁、魏武、康健民等同志加强了领导力量。部队情绪极为高涨，指战员急于回陕北扩大根据地。师党委在东华池镇举行了欢送大会。会上杨森代表42师党委讲了话，他勉励1支队回陕北后，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积极开展一路游击区活动，扩大根据地。1支队政委魏武致答词，表示要坚决执行决议，发扬红军传统，搞好游击战争。
前仆后继
42师成立后，师部5决定挥师南下。帮助照金根据地内务游击队扩大游击区，寻机消灭敌人，为创建三路游击队作准备。
南梁地区，系指葫芦河发源地各支流川道。有平定川、豹子川、大风川、林锦庙川、二将川、荔园堡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方圆百十里。它的中心是南梁堡，故称南梁地区。这里是桥山山脉中的大梁山南麓，地处甘肃庆阳、合水，陕西保安、甘泉四县交界地。南梁地区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梢林密布，地形复杂，远离陕、甘、宁三省统治中心，是个三不管地方。为了迅速打开局面，为创建南梁根据地准备条件，部队到达南梁之后，兵分两路，师部带3团向东活动，骑兵团向西活动。师部率3团东进咸榆公路，消灭沿线敌人的地方武装，在甘泉县道佐铺消灭敌民团三四十人，随后偷袭甘泉未克。部队转由洛河川向北行进至葡萄沟门时，遭到敌256旅一个营和民团200人的进攻，我军临时应战。
令人心痛的是，这次战斗中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不幸牺牲。王有福十几岁参加陕甘游击队，在志丹的关怀教育下成长，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机智勇敢，革命很坚决，率领战士出色地完成过无数次艰险任务，经常受到表扬和嘉奖，所以有福同志牺牲后，我们非常难过。特别是先锋连的战士们悲痛不已，纷纷要求报仇雪恨。
骑兵团先在荔园堡、阎家洼子、赵家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敌人，后又全歼新堡民团，与东路军会师于二将川，消灭了当地部分反动武装，拔掉了敌人一些据点，组织群众，建立二路游击队。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地方机关和师后方留守队，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安川、豹子川一带治疗休养。
1933年12月初，地方党组织在军队的帮助下，先后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一带组建农民联合会，把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了起来。同时，组建起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5个赤卫队，约计lOOO人，武器有梭标、大刀、猎枪和少量步枪武器，担负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病员、保护群众等任务，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1934年元月上旬，师指挥部决定42师南下，帮助三路游击队扩建游击区，同时护送王泰吉出边区。在此之前，王泰吉向师党委提出要离开部队去搞兵运工作。师党委经过慎重研究，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不要去。但泰吉同志认为他有许多老同志、老部下，搞兵运工作比较有把握，对革命更有利，坚持要去。最后，师党委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决定师长由志丹担任。
部队由南梁出发，经廉家砭、古城川，沿宁县、正宁县山边南下，直抵淳化县蒋家山、马家山一带，与王泰吉同志分手。事后得知，泰吉同志离开部队之后，前往淳化县通润镇其旧相识民团团总马云从家，被马云从出卖，押往西安。泰吉同志的壮烈牺牲，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指挥员，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特别是他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受到人们的崇敬，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部队南下到达淳化之后，便在淳化、旬邑一带活动了一个时期，帮助各游击队整顿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游击区，并相机消灭了些小股地方反动武装。随后，部队挥师北上，返回南梁地区。
在北上途中，我军有一天到正宁县湫头塬南邑村宿营。南邑村沟畔有个堡子，四周临沟，仅有一个吊桥通过。堡内住着一家大地主，但没有武装。鉴于红军当时经济紧张。志丹决定让3团派人夺寨打土豪。于是，我命令一个排的战士，化装成便衣占领堡子，没收堡内地主的财产。
三天之后，部队到达南梁地区的廉家砭，召开了师党委会议。会上严厉地批评了高岗污辱妇女的错误，决定撤销其师政委职务，调二路游击队当政委。师政委一职由杨森同志接任。
自从红军到达南梁地区以后，群众武装广泛建立起来，地方游击队得到迅速成长，从而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系统。到了1934年2月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铜川、宜君和黄陵等14个县的地区。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陕甘边特委于1934年2月下旬，在南梁地区的小河沟四合台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起人民的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为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以及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教等委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马文瑞等兼任教员。军校具体任务是负责训练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的基层干部。事实上，在以后的年月里，这所学校确实为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
1934年春，42师党委派惠子俊、强家珍、马仰西等同志到庆阳以北一带工作，开辟了庆北苏区。
红42师、陕甘边革命政权的诞生与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直接威胁着敌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根据地周围的官吏、豪绅，四出活动，乞求陕甘军阀“围剿”我红军和根据地。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展现在陕甘边军民的面前。
志丹洞察敌情，与师指挥部其他同志研究制定了反“围剿”的方针和军事计划，命令红军主力积极作好外线作战的准备，命令二、三路游击队原地战斗，牵制敌人。
3月上旬，志丹率42师，由南梁出发，从宁县、正宁南下，突然出现在照金以北地区。敌人误认为我军南进，急令南线之敌正面堵截。我军当即挥师向铜川、宜君方向的咸榆公路转战，先后袭击姚曲、大石板、五里镇民团，歼敌百余人。敌人未查明我军动向，我军又转向西北，涉过沮水，在店头消灭民团一部。之后，我军沿槐树庄经张村驿、黑水寺过太白镇回到南梁根据地东华池一带，作短暂休整。
3月下旬，志丹率红42师和二路游击队、保安游击队，由南梁北上，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佯作进攻保安县，并有意把消息透露出去。当部队从保安县金鼎山渡过洛河到达距保安县城80里路的地方，突然调头西进，经过小蒜川，向三道川前进，当天消灭了蔺家砭、崖窑之敌。打蔺家砭时，志丹命令保安游击队远距离包围敌张廷芝驻地金佛坪寨子，命3团和骑兵团攻占蔺家砭。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打垮张廷芝一个新兵营，歼敌100多人，缴枪50余支。打下了蔺家砭后，志丹急令骑兵团火速前进，又一举消灭驻崖窑的敌一个骑兵连，缴获全部枪支、马匹等。与此同时，我军捣毁了张廷芝老窠，并当即封锁了向西的交通要道。
翌日，我军继续西进，跨过高桥时，志丹派便衣接近村庄，大部队随后跟进，突然包围了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明山的家，抓了高本人和几个土豪，缴获30支枪和大批银元、物资。嗣后，我派3团一部迅速占领元城街道歼敌数十人，包围了谭世麟老窠刘家堡子，掩护大部队通过，直扑赵家梁子。在赵家梁子，我军又歼敌谭世麟儿子谭振武所带的一连骑兵，缴枪50余支，获马50余匹。
正当我军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迂回外线，转战千里之时，敌仇良民团纠集地方民团千余人，于3月中旬，窜犯我南梁根据地，杀人放火，掠劫财物。敌人丧心病狂地用铡刀杀害我农联会主任杨珍、土地委员会干部曹思忠以及红军修械所工人李青山等6人。在阎家洼子等地活埋游击队员伤员、地方干部和群众数十人。在老庄河烧毁粮食十余石，牛羊牲畜被赶走。随后，敌又北上保安灭绝人性地抄了志丹的家，挖了刘家老坟，杀害志丹亲属数十人。
穷凶极恶的敌人，在根据地所犯的累累罪行，更加激起广大指战员和边区群众的义愤，反“围剿”斗争空前高涨。二路、三路游击队和各地赤卫军，带领群众坚壁清野、奋勇抗战，使敌人耳目闭塞，消息不灵，饥恐交加，吃尽苦头，最后以在西华池被我军全歼2个营、1个机炮连而宣告“围剿”彻底失败。
西华池大捷
我军在赵家梁子歼敌骑兵连之后，再摆出攻打合水的架势，诱敌上钩。愚蠢的敌人，累累被我们牵着鼻子打转转，仍不自觉。我军转到了西华池，我们正在开会，突然接到二路游击队来人报告说：“远处发现敌人!但搞不清是地方武装还是正规军。”志丹命令：“继续侦察!”过了一会儿，侦察员报告说：“是敌人正规军。”
志丹当即决定：“这股敌人马不停蹄地赶来送死，我们给他来个干净彻底的消灭!”
志丹、秀山、杨森和我一起登上北城墙，观察敌情。我们拿望远镜一看，只见敌人排成几路纵队，杀气腾腾向我军扑来。
志丹回过头对我说：“组织3团从正面阻击敌人，不管花多少代价，也要把敌人打下去。我和杨森带骑兵团侧面攻击。”
张秀山、赵国卿奉志丹命令，率部飞速迂回到敌后，切断敌人的退路，向敌指挥所和机炮连冲去。二路游击队也在杨琪同志的指挥下，由东沟畔向敌人攻击。这样就形成南北东三面夹击敌人的形势。
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回荡天际的喊杀声混成一团。骑兵团战马嘶鸣腾空而起，风驰电掣般地扬起弥天尘土，横扫敌群。敌人前后受到夹击，魂飞魄散，溃不成军。迫击炮、重机枪顿时变成哑巴。战士们与敌人短兵相接，厮杀格斗。
担任守城掩护任务的先锋连，见兄弟连队都在奋勇杀敌，急得齐声向我请战。不等我批准的话落音，性急的队员干脆就从城墙上跳下去，扑向敌群。
敌人在我军的包围合击下，失去指挥，无力抵抗，大部分乖乖地缴械投降。还有一部分被压在西沟畔和沟底里。我骑兵团绕过西沟畔，堵住沟口，我步兵战士跟着跳下深沟，穷追不舍。逃进沟底的敌人，眼见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全部当了俘虏。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除敌团附带领十几人侥幸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我军消灭。我军缴敌枪支600多支、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毙伤敌200名，俘敌500多人，战后，3团2连战士抬着迫击炮又蹦又跳，爱不释手。第二天行军时，他们硬是不让骡子驮，轮流抬着走了一天，以此分享胜利的喜悦。
西华池大捷后，陇东敌人暂时不敢出来。师部决定将缴获的大批武器装备二路各游击队，将一些重武器和物资送回南梁，然后主力南下，帮助发展三路游击区。
5月初，志丹率部向耀县挺进。在耀县，志丹命令我带3团1、2连各一部，攻占黄堡寨子，命令张邦英带领2连一个排到泥沟子附近，志丹带大部队到耀县东塬打游击，拔据点。
黄堡寨子，位于耀县至铜川中间的咸榆公路上。寨内有个地主，过去在国民党军中当过营长，枪法很准。我接到命令后，夜间带队出发，天亮前到达寨子跟前，挑选了一些精悍的战士埋伏在寨门附近。由于我们行动秘密，敌人没有觉察。等天大亮开寨门时，战士们便趁机夺下第一道寨门。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开枪阻击，当场打死我两名战士。我命令战士强攻，终于夺下第二道寨门，消灭了寨内敌人。那个当营长的家伙，看到寨子守不住，便狡猾地从寨子北面的树上吊绳子逃跑了。战士们发现后，跟踪追击，将其击毙在咸榆公路上。寨子东西非常多，我们搞到了大批胜利品。
经过两天行军，部队到达淳化境内。志丹命令攻打淳化县城，3团担任主攻，并决定1连由南门攻城，2连从东门攻城，3连和先锋连作预备队。
我们到达城根时，天快亮了，敌人发现我们。情况突变，师部当即决定放弃夺城计划，迅速撤退。此时，敌人火力已封锁了我2连退路。我命令部队用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火力，费了很大的劲才使2连撤退下来。
我军撤出战斗，即向十里塬、马家山方向转移，并在这里休整一天。第二天，三路游击总指挥部送来情报，说敌何高侯团的两个连，从土桥出发去淳化，即将路过三里塬。
接到情报，志丹和杨森决定消灭这两个连。命令驻守三里塬下的骑兵团和游击队，由两面向敌人包围，命令红3团由马家山跑步赶到三里塬投入战斗。等敌人发现被我军包围时，已无法逃跑，被迫龟缩进甘家嘴村抵抗。
三里塬甘家嘴，在一个塬把子上，东西两面是陡峭的深沟，南北方向是个半截塬。村子上一片小开阔地，有个场院，四周筑有围墙。敌人据守场院，负隅顽抗。
由于敌人凭借场院拼命射击，3团进攻受阻，十几个战士负伤。我立即命令1、2连组织火力压住敌人，敌阵地被突破，两连敌人顿时土崩瓦解。大部分敌人缴械投降，小部分企图逃跑，被我军压在沟底。沟底有个水坑，十几个敌人跳沟时落入水坑，被我军2连1排长扔出几个手榴弹，全部炸死。
这一仗打了两个多小时，全歼敌两个主力连，我军也伤亡四十人。战后，把伤员交给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安置，把俘虏和缴获的枪支、物资交给他们处理。因杨森负伤，张秀山继任师政委。
一个步兵营和民团几百人在直罗镇、黑水寺栏截我军；另一步兵团与几县民团也向我出击，妄图围歼我军于一路游击区。敌情紧急，形势严重。师党委和志丹同志作了紧急动员和部署，命令部队北上，迅速跳出合围圈。
与敌人相持半个钟头后，我们的子弹快打完了，而敌人后续部队不少。我军登上西梁，才摆脱敌人。天黑，我们在这一带收容了100多名敌兵。
当晚，敌人撤退了。我带部队返回五顷塬宿营，天快亮时，2连发现有个班长，煽动七八名战士持枪叛逃。我让2连连长陈学鼎把为首的抓起来，经过审问，人证物证俱在，就地枪决了。第三天由五顷塬出发经石底子、上畛子，到达丁字川上川。在这里，我们与3团1连指导员王伯栋、2连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指导员黄罗斌所带的部队会合。
5月底，陕甘边特委和师党委在荔园堡召开联席会议。主要内容是加强红42师与各路游击队的领导，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会人员有志丹、杨森、仲勋、秀山等和红军团级主要负责人。会议一致推选刘志丹同志担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边特委军委书记。同时，任命杨森为42师师长，高岗为政委。这次会议推选志丹为陕甘边军委主席，是革命的需要，也是我们军政干部的心愿。事实上，志丹由终南山回到照金之后，陕甘边的一切军事活动，都是在志丹亲自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
敌高双成旅战斗力最强的一个营驻在保安，是专门对付我红军和游击队的一支反动的部队。百余人组成“敢死队”企图突袭我军。发现敌人意图后，志丹命令第2连跑步抢占一个高山头。我们的战士一鼓作气，先于敌人占领高山头，并用猛烈的火力压住敌“敢死队”。敌人部队见我军已占山头，停止进攻，但“敢死队”仍不停地向我阵地冲锋。这个“敢死队”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武器，进攻火力很强，有的干脆脱掉上衣向上冲。
战斗在激烈的进行着，志丹同志把我叫到跟前说：“敌人气焰这样嚣张，攻势很凶，打了一天还摆不脱，你怎么办?”
我说：“我们控制了山头，居高临下，组织反冲锋，先打垮‘敢死队’，其余敌人就垮了。”
志丹同志说：“对，我也是这样想的，你现在迅速组织力量，坚决把‘敢死队’打掉!”
反冲锋将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怕志丹留在这里有危险，叫他带团部先走，志丹坚决不走。他不走我有后顾之忧，所以我让几名战士硬把志丹扶上马。志丹临走，再三叮嘱：“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垮，否则我们在南梁根据地很难站住。”但是，志丹走到不远的一个山头上又回来了，他实在放心不下部队。
这场恶战，终于打垮了敌人，保卫了南梁根据地。敌人自此以后，不敢那么嚣张地轻易出来打红军了。
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
红42师和二、三路游击队组建以来，在陕甘边特委和师党委领导下，艰苦战斗7个月，转战东西南北，经历大小数十仗，歼敌2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多次“围剿”，巩固扩大了照金和南梁根据地，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与此同时，陕北革命斗争形势也在蓬勃发展，特别是谢子长回到陕北以后与陕北特委一起，领导游击队与敌人开展积极的斗争，使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并于7月初在安定县杨家峁正式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由谢子长担任，郭洪涛兼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一经成立，就在谢子长的亲自指挥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7月下旬，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南下与红42师会合。
7月下旬，在阎家洼子召开了有陕甘边特委、红42师党委以及陕北军政主要负责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王世泰、赵国卿、龚逢春、郭洪涛、贺晋年以及红26军连级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条：一是总结陕甘边根据地和42师革命斗争经验；二是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北方代表两封信；三是研究商讨陕甘边、陕北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
会上，首先由杨森同志代表红42师党委汇报了部队发展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及尔后发展方针、政策等建议。杨森的汇报和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大家肯定42师成立以来所做的各项工作，认为42师面对敌人多次“围剿”，创建了南梁根据地，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认为42师所提出的今后方针符合实际，是可行的。
接着，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北方代表的两封信。这两封指示信，因受当时统治余党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不顾客观事实，把红26军坚持游击战争，为开创革命根据地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会上有个别人也对红26军进行指责，并于以后写了《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从根本上否定红26军的功绩。与会同志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还不知道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但都感觉到那些空洞的议论，不符合事实的批评，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所以，大家对那两封指示信，根本不重视，也认为没有必要讨论。会议中心则集中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对于陕甘边、陕北实际工作的讨论，会议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并形成了几个决议。会议同意杨森代表42师的汇报和今后工作的建议；决定红42师派红3团北上陕北，粉碎敌人对陕北第一次“围剿”，发展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争取尽快地把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决定免去高岗42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任红42师政委。
8月初，谢子长同志率红3团和陕北游击队1、2、5支队，由南梁根据地出发，8月15日到达安定县西区，拉开了反“围剿”斗争的序幕。
敌人这次“围剿”的兵力，是井岳秀的86师和一些地方民团。井岳秀多年来一直驻守榆林、绥德、延安地区，成为统治这一地区的“土皇帝”。由于陕北游击队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不断打击敌人，严重地动摇了其反动统治。井岳秀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于1934年夏开始向安定、清涧、绥德及神府我游击区发动“围剿”，妄图消灭我游击队。
针对敌人的部署，子长召集我、黄罗斌(此时任红3团政委)、贺晋年等同志一起研究反“围剿”的方针和行动计划，决定集中兵力，以确保具体战斗中我军的绝对优势，消灭以连为单位的“围剿”之敌。
正在这时，我军得到敌人一个连从石湾镇出来到安定县井吴家塌“围剿”的消息。子长决定消灭这股敌人。
8月17日，子长率3团和1、2、5支队，由驻地出发，夜行军到达井吴家塌。子长命令红3团担任主攻任务，1、2、5支队配合行动。
拂晓，我军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一阵猛冲猛打，把敌人压到村子里。这一连敌人，虽然只有100多人，但是武器精良，作战顽强，钻进村凭借院墙和窑洞拼命抗击。经过激烈战斗，大部分被歼，一小部分被我军压到沟底下，被游击队消灭了。这一仗，全歼敌人1个连，缴获枪支100多。
我军迅速挥戈东进，经南沟岔、老君殿，绕道至清涧地区的张家圪台。这里住有两排敌人，我们很快把这两个排敌人消灭了。敌人急令驻薛家峁守敌一个连前来增援，结果被我军击退，这一仗共歼敌七八十人。
此时，清涧地下党组织向子长汇报，要求部队拔掉敌河口镇据点。子长同志考虑到河口镇是清涧县、延川县守敌的战略支撑点，对我游击队活动妨碍很大，同意地方党组织的要求，决定消灭河口敌人。部队随即向河口镇方向出发。
8月26日，我军经夜行军，拂晓偷袭河口镇。河口镇地处无定河、黄河交汇口岸，背靠大山，两面临河，地势险要。进攻开始后，红3团仍然担任主攻任务，从山顶直扑敌阵，游击队控制黄河渡口，截断敌人东逃后路，从东西两面发动攻击。敌人见我军攻势凌厉，慌忙退进四五个碉堡和村边工事里，凭坚固守。由于我军缺乏攻坚武器，虽多次组织进攻，终未奏效。子长指挥位置原在高山顶上，见攻坚未克，便亲到阵地前沿我的身边，查看地形，不幸被敌人从碉堡中射出的子弹击中胸部负伤。
子长鉴于当时的情况，认为短时间很难打下这个据点，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敌人怕我军设计再来，也退到黄河东。河口镇遂宣告解放。
我部队从清涧县返回安定县途中，路过咸榆公路时，与押送壮丁的敌人遭遇。这批壮丁是从关中拉的，有200多人。敌人见我军大队人马，不敢迎战，除四五个逃跑外，其余敌人，一枪未放当了俘虏，200多名壮丁当即被我军释放。事后得知，押送壮丁的敌人，正是出卖王泰吉的刽子手马云从带的人。可惜我们当时没有抓住。
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特别不幸的是子长同志负伤，久治不愈，于1935年2月21日与世长辞。子长同志一生忠诚党的事业，含辛茹苦，在所不辞；为解放劳苦大众，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南北奔走，鞠躬尽瘁，成为深受西北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之一。
早年，我有幸结识子长，并在志丹和子长领导下，参加兵运工作和陕甘边游击队的历次战斗。子长堪称我辈良师益友，他的言传身教，曾使我受益颇大，数十年来未敢忘怀。所以，迄今我每每回忆往事，对子长的逝世仍心有余痛。
红3团完成北上任务之后，奉命于9月上旬离开安定，经保安县穿过张廷芝防区到达庆北地区，与王宝珊(队长)、张秀山(政委)率领的庆北游击队会合。在庆北地区，我们活动的时间比较长，主要任务是帮助改编郭宝珊起义的部队——义勇军；帮助游击队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开展群众工作，扩大庆北根据地。
郭宝珊，1904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南乐县(解放后划归河南省)。老少三代七口人，陆续逃难至陕西洛川县谢家峁村。后祖父、父亲、祖母、母亲等相继饮恨离世。宝珊被迫离开家园，立志闯荡江湖，报仇雪恨。他外出谋生，饱受欺凌，旧仇未报又添新仇；他扛抢当兵，雪恨无望，毅然脱离国民党部队。迫于无奈，宝珊收拢一批人，上黄龙山当了“山大王”。
“山大王”，也就是土匪。郭宝珊虽然自小痛恨土匪祸害人民，临了自己也当了“土匪”，自然内心是痛苦的。因而他学古代绿林英雄的所作所为，约束部下，不能欺侮百姓。这样一来，部队迅速发展到四五百人。当时黄龙山有股势力最大的土匪头子贾德功、梁占奎，预感郭宝珊“山头”发展太快，必将损害他们的利益，便诱骗打击郭部。郭宝珊深知贾德功、梁占奎心狠手毒，不入伙就有可能被吃掉，便加入梁部，任营长之职。但与贾、梁貌合神离。
此时，陕甘边、陕北革命群众运动，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如火如荼，蓬勃发展。打土豪、分土地、杀富济贫，与国民党反动军阀进行斗争的影响波及各地。郭宝珊开始向往红军，并让部下仿效红军，只打“大户”、“财东”，不准祸害百姓。
1934年五六月，我红军连续粉碎敌人“围剿”，军威大震。志丹综合分析宝珊的出身、经历和所作所为，决定争取他，遂派黄罗斌前往黄龙山做争取工作。黄给郭宝珊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如红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目的以及党的政策，启发其革命觉悟。郭宝珊听后特别兴奋，认为红军所作所为，是他多年来向往的事情。革命的目的，与他多年追求的理想相吻合。这就为他以后弃暗投明的革命行动奠定了思想基础。由于当时黄龙山地区有贾德功、梁占奎匪首掣肘，起义时机不成熟。
1934年秋，国民党冯钦哉部集结大量兵力。向黄龙山进剿。贾、梁、郭自估力不能敌，便率部离开黄龙山向甘肃庆阳进发。贾、梁合谋投靠甘军，郭宝珊则趁机投靠红军。遂于1934年10月20日夜率领部队100多人在庆北毅然宣布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被正式命名为“西北抗日义勇军”。
红3团与义勇军会合后，诚恳帮助义勇军整顿和改造。为了提高义勇军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我们从3团抽调一批干部，加强领导，又不断补充边区子弟兵，充实部队。同时，广泛开展阶级教育和革命理想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为人民而战的革命思想。经过一段艰苦工作，这支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提高。此后，义勇军随红3团转战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打仗勇敢，纪律严明，立下了战功。
不久，春节到了，庆北的群众送来大批肉、蛋、鸡和白面慰劳我们，使我们过了个好年。庆北的党、游击队和群众对红3团和义勇军在消灭地方反动武装的战斗中连连获胜，表示亲切慰问，特别使义勇军的指战员深受感动，进一步体会到参加革命的光荣。
革命形势大发展
1934年至1935年，是陕甘边红军大发展的时期。
阎家洼子会议之后，志丹和边特委从陕甘边革命斗争实际出发，对建立新苏区、扩大红军、建党、政权、土地等问题，都作了全面部署。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11月初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南区，系指陕甘边第三路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早在1934年春，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同时，成立了以张邦英、黄子文为首的南区党委和政府。9月中旬，红42师党委在湫头召开会议，决定成立42师红1团，红l团是以第三路游击队的特务队和平子游击队为基干，又从正宁5支队、宁县3支队抽调部分人合组而成。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辖1、2两个连，计200余人。红1团组建后，配合三路游击队进行了湫头、高窑、七界石、麻子掌、王寨子、七里铺、赵村、直罗镇、王郎坡等一系列战斗，消灭了大量的地方民团反动武装，使根据地日渐扩大到以湫头、小石崖为中心的正宁、淳化、耀县、宁县、中部(今黄陵)、宜君、铜川部分地区。
东区也迅速开辟，红2团应运而生。第二路游击队，1934年春，从保安县境沿洛河向东推进，到这年秋，已在西起方家河，东至石门子，以下寺湾为中心的百里大川，建立起游击区。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特委和军委的领导下，经过努力先后相继成立起1000余人各路游击队。特委和军委决定抽调庆阳、保安游击队各一部成立红2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辖2个步兵连，1个少年先锋连，计200余人。红2团组建后，先后消灭了旦八寨子的曹俊章民团50余人，打败了敌人256旅512团1个营的进攻，又配合红3团在头道川的新寨、白家屯消灭了王希清、王定邦民团。
红3团、骑兵团也不断壮大，郭宝珊抗日义勇军的归建，使红42师兵力得到迅速发展。1934年夏秋，敌人对陕甘边、陕北的“围剿”遭到惨败后，不但地方军阀慌了手脚，连蒋介石也深感不安，于是便于1934年10月以后，开始直接策划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调集数万兵力，采取军事“围剿”、政治欺骗和经济封锁的反革命伎俩，进行摧毁性的“分区围剿”，妄图逐区蚕食，逐地推进，逐渐压缩，迫我于其包围圈，聚而歼之。
敌人部署大体是：敌35师进攻我南梁地区，其3个旅7个团，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华池，布成新月形战线，向我中心区依次推进；敌61师6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地区，楔入我南梁、照金两区之间，伺机北进南梁，南出淳耀；敌42师4个团，摆在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肃一线，守备咸榆公路，作战略警戒；敌86师7个团缩到保安、靖边、横山、榆林、佳县、神木、府谷一线布防；敌84师4个团由河南洛阳直抵延安、安定、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等县，插入我陕北腹地；敌晋军5个旅，陈兵黄河岸，堵我东进之路。敌人总兵力共计7个师、30多个团，4万多兵力。但由于交通不便，敌人上述兵力部署，从1934年10月开始，至1935年4月才完成。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边、陕北的第二次“围剿”，志丹、子长和陕甘边、陕北特委的负责同志都在为此呕心沥血，昼夜思考作战的方针和具体部署。1935年元月上旬，志丹率红2团北上，一方面探望子长的病情和交换意见，一方面拟就反“围剿”问题与陕北特委进行商讨。经过一段工作，对两特委的领导、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等重大问题，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后志丹留在陕北继续研究反“围剿”战略、方针、计划，红2团返回南梁地区。途中，红2团与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5、6支队，袭击了延安县蟠龙镇，击溃敌增援蟠龙的敌人。
2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黄汉倡议，在安定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刘志丹主持。志丹首先谈了他和子长同志商讨的意见，提交会议讨论。与会同志经过认真研究和讨论，一致同意志丹、子长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计划的建议。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书记；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刘志丹任军委主席。
周家崄会议，是陕甘边、陕北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一了两区党、政、军的领导和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将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区、两军合并后，志丹率领西北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解放了6座县城，迎接了红25军的来到，又进行了劳山战役，消灭了敌东北军1个师部2个团，为西北根据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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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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