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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别 时 分

同桂荣

1936年2月，志丹东征前，夜夜和我长谈，好像要把他的心思全讲出。他说：“我爱父母和乡亲，我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愤恨卖国贼，我愤恨堕落的政府，我痛惜中国人民深受苦难。我因此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他说：“我从历史上知道，有学问的人，要干正义的事业，一定会碰不少钉子，受磨难，受挫折，受诬陷，甚至送命。但逆境也是一种锻炼，人的一生中一定会碰到有人耍手段、搞诡计，但我对同志总是以真诚对待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会计较的。我相信正直也会感动有良心的人，一定会战胜邪恶。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 　　他特别郑重地说：“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这一去时间可能很长，战斗也一定很残酷的。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得不够，你要谅解。” 　　他临走那天还问我：“我给你说的记下了没有?”我赶紧回答说：“全记下了，你放心。”他抱起孩子亲吻，并说：“你是父亲的好女儿。” 　　我像他过去上前线一样，望着他的身影，心里说：“他一定会胜利归来的！” 　　志丹的祖父、父亲对志丹从小教管很严，祖父教他要“泛爱众”、“苦其身”、“勤其力”、“立其志”……村中人都说他懂道理，有礼貌，有分寸。他很孝敬父母，他在家时经常给父母倒尿盆。他对我们家雇的长工张万银老汉很尊敬，叫他“干大”(叔父)。他组织游击队时，把张老汉的儿子张明科，和他的弟弟刘景范一起带去参加革命。他对人说，明科也是他的弟弟。他对革命同志都是以诚相待。 　　1931年组建革命武装，省委派来的领导人借口“整军”，突然袭击，把刘志丹所部的一位负责人当场枪毙，并命令缴枪。志丹在主席台上看着，很是气愤，战士们都看着他，但他压下了心火，命令大家把枪交了。他自己也把枪交给了那位领导人。一场眼看就要爆发的火并熄灭了。1932年，志丹任总指挥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省委书记杜衡又突然宣布，由他任政委，撤销了志丹的一切职务。志丹没有作任何辩解，后来在团长王世泰和战士的要求下，才答应叫他去随军学校当教官，他没说二话接受了。红26军南下失败，杜衡叛变，志丹和王世泰指挥边打边退，又重新集合起人马，在照金恢复了红26军。 　　张庆孚是上海中央1934年派来陕甘边根据地的特派员，他一来就是指责，但经志丹说服，他看了事实，心服口服，接受了志丹的意见。1935年冬“肃反”时，“左”倾分子把他也逮捕了，还说他是“叛徒”，变成了志丹的“走卒”。 　　志丹多次对我讲，他办事是按人的常理常情，“左”倾分子不分青红皂白，乱斗人乱杀人，常常把地主家的佣人也杀掉。而志丹把好几股土匪、哥老会、民团的头子和国民党的一些军官都团结过来了，成为革命的力量，而这却成了他们整志丹的借口。 　　志丹还说，群众很讲究孝道，常常分一个人的好坏，就看他孝敬不孝敬父母。可“左”倾分子硬要知识分子和父母划清界限，人家父母在国民党政府作一般的职员，也说人家是反革命，甚至把留剪发头的妇女也看成敌人，搞到了荒谬的程度。 　　他说，不爱父老，不爱家乡的人，说爱国爱民，是不可能的。他说残暴绝对不合乎人情，残暴恐怖的办法，不是革命的办法。如果一个人有野心，没才能，刚愎自用，又打上“革命”的旗号整人，那把革命一定搞失败，他说这是事实已经证明了的。但他牺牲前还戴着“右”倾的帽子，在这点上他一定很惋惜，可是他仍然承受着压力而奋勇去战斗!正如他平常所说：“我能忍受一切，都是为了救国。” 　　在延安时，有的老同志对力贞说：“你爸爸什么都好，就是太让人了，连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这一点你可不要学。”我说：“志丹正是因为有这点，才感动了天地，才干出了一番事业。”他是顾全大局的人，以革命利益和党的事业为重的人。这样的人才能作出历史贡献，才能为人民办成好事，才是道德高尚的人。 　　在纪念志丹牺牲60周年时，我这92岁高龄的人思绪万千。我希望我们国家要继续搞好改革开放，发展大好形势，很快走向繁荣富强。一定把握好大政方针，千万不能再出现“左”的错误，这就是对志丹的最好纪念。 　　 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