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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回忆*

蔡子伟

我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三四年夏天，因组织遭破坏，从北平回到陕西。在西安见到黄子文同志(当时他是渭北游击队负责人)，经黄介绍并由渭北游击队护送，我们一行数人一同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堡。我初到南梁时跟随部队行动了一些日子后，组织上决定我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先后兼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政治秘书长、文化委员等职。 　　同志们向我说，根据刘志丹同志提议，陕甘特委和四十二师师委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南梁地处第一路和第三路游击区的中间地带，自然地把两路连接起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此，陕甘红军游击战争，就以烈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了。不久，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为了统一党和部队的领导，一九三四年底，成立了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皆受西北工委的领导。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迅猛壮大。 　　那时，苏区的群众团体主要有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等，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苏维埃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与土地革命等均起了很大作用，它们是革命政权的有力支柱，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强纽带和桥梁。 　　当我们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政府时，刘志丹同志、习仲勋同志、马文瑞同志、吴岱峰同志等和我一起在红军干校住了好些天，开会商量具体工作，有时分头进行工作。刘志丹同志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政治决议案是大会将要通过并付诸实行的主要文件。我及其他同志起草了财政、土地、粮食决议案及其他一些文件。 　　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是：按照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界均有代表，照顾到各个方面。 　　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十一月七日那天，在荔原堡庙前广场的戏台前，举行了群众庆祝大会，晚上还演了戏。 　　大戏台下面是一片宽敞的平地，能容纳几千人。出席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都赶来参加了。这样的盛会，在当地说来，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老百姓们奔走相告说：“我们几辈子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事情。”整个荔原堡洋溢着一片节日的气氛。大戏台上，首先映入人们的眼帘的是一条巨幅红色标语，上面写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大戏台下，几千人云集在场地上，喜气洋洋，热闹非凡。镰刀铁锤红旗和各色各样的彩旗交相辉映。人如海，旗似浪，锣鼓震九霄，口号若雷响。此情此景，生动地说明革命确是劳苦大众的最盛大的节日! 　　庆祝会后，代表大会开始了，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志丹同志首先讲话，接着习仲勋同志讲话，郝四同志和工农兵各界代表都讲了话，会场一片欢腾。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以及其他决议案，接着选举习仲勋同志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边金山为副主席。原来革命委员会下属各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被选举为苏维埃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长。 　　代表大会后又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接受刘志丹等同志的检阅。边区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通过主席台前，无比壮观。 　　在分配土地工作中，土地委员长张步清，因革命使他家庭好了起来，还雇人种地，对土改不积极。志丹同志知道了非常生气，对我们说：“关键在于这张老头了，他变了，怎能把土改搞下去呢!”后来撤销了张步清的职务，任命李生华同志为土地委员长。这一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成。李生华同志原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来他开小差跑出来，参加了革命，年纪轻，工作热情很高，经常和我一起出去检查和安排分配土地的工作。有时天黑了，我们在老百姓家留宿，或者住在破烂的窑洞里。到了吃饭时间老百姓叫去吃。就这样，走东村，串西堡，工作有了较大进展。 　　粮食政策。那时没有什么征粮任务。志丹说，没收地富的粮食和羊，除了分配给群众外，给红军游击队留一部分做为公粮、公羊，保存在村里，由农民看管，以备红军到时吃用，因此红军走在那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负担，军民关系犹如鱼水。 　　恢复集市贸易，过去这一带历来有集市贸易的传统，但自清朝同治年间就停止了集市，老百姓就找不到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场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活跃经济，我们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集市贸易。在荔原堡每隔三天一次，逢集有各种杂货，卖小吃的，还有卖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一派生机繁荣的景象。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同志和我们几个人都去转一转，群众每每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印制发行边区政府货币。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边区经济建设、市场稳定，我们废除了伪币，印制发行了陕甘边区自己的货币，苏区内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的票币，严禁使用国民党币。当时边区政府的票币印制简单，在白洋布上盖上边区政府财经委员会之印，然后用桐油一油即成。印鉴是蓝色的，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发行数量不大，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商品和货币价格十分稳定，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拥护。 　　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办公所需笔墨纸张等一切用品都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如衣服，冬来发棉，夏来换单。那时候，没什么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形成一种艰苦为荣的风尚。在物质待遇面前，大家互相谦让，相互帮助，同志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记得有一次我害了病，又值换季时节，天气寒冷，马锡五同志及时地给我送来了一套内装羊毛的新棉衣，同志间这种情同手脚的感情，十分感人。 　　志丹同志还指示和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以物换物。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白区较开明进步的商人取得合作。我们把边区的羊子等廉价卖给他们，他们赚了钱很高兴，便愿意跟我们做买卖。我们就叫他们给搞布匹，或者弄些其他急需的物品，偷偷用驮子给我们送来。这样久而久之，有一些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表现进步了，有时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我们送货。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地骂这些人是“通共”。那些进步的商人也很会想办法，设法把钱塞进国民党有关当局和人员的腰包里，便打通了与边区相互来往的通路。 　　此外，我们通过在西安的地下党购买物资，给根据地秘密送来。 　　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办了军政学校，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 　　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又称随营学校)的光荣诞生，规模虽不算大，贵在是我们党自己创办的一所军政学校。干校设在南梁地区的豹子川，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学员们自己动手挖成的，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柴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坑。搞了很简单的成立大会仪式。刘志丹同志任校长，习仲勋同志任政委，吴岱峰同志任副校长并主持全校的日常工作，马文瑞同志和我都是教员。不论校长、政委以及教员都是兼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训练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军事素养和游击战争常识等。军事课由刘志丹同志担任。因为学员文化较低，文化课以扫盲为主。马文瑞同志、吴岱峰同志和我也不断在这里讲课。干校的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很愉快。干校每期学员百余人，我的印象中，大约共办了三期。 　　第一个列宁小学在河家沟门办起来的，教员只有两个，一个是张景文同志，女，在“左”倾路线的“肃反”中被杀了，另一个是贺从堂。教材通俗易懂，都是我们自己编写的，多采取诗歌的形式，朗朗上口，孩子们学习兴致很高。为了消灭文盲，我们还在一些村子里办起了成年人的识字班。 　　另外，陕甘边特委还办了党内刊物，叫《布尔塞维克生活》，是特委的机关报。报纸的主要负责人是龚逢春同志。政府的公开刊物叫《红色西北》，是一个不定期刊物。发表的文章消息以红军战报和经济建设等最多，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的某些决议和其他号召性文件均在本刊发表。这个刊物版面不大，相当现在八开纸，用的是质地较好的有光纸，因为条件所限，油印的，有红、蓝、黑三色。刻蜡板的主要是席德仁等同志，字迹工整漂亮。 　　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精细，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刚到陕甘边苏区的时候，刘志丹、习仲勋、杨森等几位负责同志正在严家洼子老百姓的土炕上开会，志丹同志一见到我，马上亲热地说：欢迎，欢迎。他中等个子，眼睛机警有神，志丹同志住过黄埔军校，参加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继而在陕甘边界搞武装斗争，带弟弟刘景范，他家长工张明科等同志来到桥山山上。 　　志丹同志很会利用各种关系为我们开展白区秘密工作。通过志丹同志的关系，安塞、保安县伪县政府的不少人经常给我们送来关于敌人方面的情报。 　　对于土匪，我们采取了分化利用的改造的方针。能够争取改造的尽可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则下决心消灭之。当时，梁占奎和史老么是黄龙山区最大的土匪头子。梁占奎作恶多端，不可争取，把他打死了；史老么投靠了国民党，后又拉了出来，在路过二将川时，我们打算争取他，但史诡诈的很，怕红军力量大，会吃掉他。郭宝珊部，在我们反复说明利害和讲明政策的情况下，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参加了革命。为了改造这支土匪队伍，我们派任朗华同志到郭部任政委，加强政治工作。对郭部那些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人，发给路费资遣回家，留下来的后来都成了真正的革命同志。 　　团结改造哥老会，是我们进行统战工作的又一方面。陕甘边一带哥老会极多。哥老会的成员，大都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这种封建团体内盛行一种作风，即内部等级森严。龙头大爷是哥老会的头目，他的话别人不敢不听。因此，只要把他们的头目争取团结过来，其整个组织便很容易投靠革命。鉴于南梁地区哥老会极多，团结他们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不少哥老会大都为我掩护过伤员，或帮助过其他革命工作。南梁堡有一个哥老会的郑大爷，由于我们不断教育和帮助，他逐步脱离了封建迷信团体，成了我赤卫队的总指挥。 　　此外，对国民党的杂牌军，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尤其是刘志丹同志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有时甚至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正确主张，做对方的工作。 　　志丹同志有着非常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比如行军打仗，他简直是一份活地图。按一般规律，部队向某一目标行进之前，他事先胸有成竹地总要考虑行军路线、路程远近、到达时间、计划怎样走才更合适些等等。对村与村相距的里程，每个村多少户人家，这村子共有多少口锅，多少可睡觉休息的土炕等一系列涉及到普遍军事常识的问题，他都考虑到了。他的很多指示，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他常说的：“两山之间一条川，两川之间一条山”，就正确地反映了山区的特点。有时半夜行军迷了路，志丹同志能够从观察地形形状，进而断定这是什么地方，应该向着那个方向前进。结果证明，他的判断一点也不错。 　　志丹同志不仅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他的思想品德也是很高尚的，这一点在他平常的举止言谈就得到充分的反映，特别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他那超人的共产主义者的优秀品格表现的更为突出。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疯狂一时，“肃反”斗争无情地打击和迫害革命同志的时候，志丹同志曾亲手接到了要逮捕他自己的信，但他毫不考虑自己，为了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不惜个人的一切，以坦荡无私的宽大胸怀面对这一政治事件。凡知此事的人，谁不钦佩志丹同志这真正的亮节高风啊! 　　当党中央和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纠正“肃反”错误时，志丹同志更是宽大为怀，不计个人恩怨，尽可能教育和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教育引导其他受过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也这样做。总之，在南梁一年多的时间里，志丹同志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秀品德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 摘自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一文。 　　 纪念刘志丹/刘力贞，张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