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 > 刘志丹 > 缅怀纪念

刘志丹同志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五十周年

张邦英

刘志丹同志牺牲整整五十周年了，他的形象和业绩，时常闪现在我的眼前，铭刻在我的心中。 　　一九三三年九月，当我们在王泰吉耀县起义时搞起的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与抗日义勇军、红四团，在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打开旬邑县城所在地张洪镇，胜利返回照金根据地的时候，正值阴历八月十五，恰巧志丹等同志这天也从终南山辗转回到这里，大家相见分外高兴。由于我是头一次见到志丹，心情格外激动。他的回来，使我们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更加充满了胜利的信心。遂即陕甘边特委任命刘志丹同志为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从此，我在志丹等同志的指挥和边特委的领导下，同大家一起战斗，度过了几个艰苦的春秋。在这期间，志丹同志的思想、品德和军事指挥的才能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善于总结斗争经验发展根据地 　　陕甘边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曾经历过长时期的艰苦奋战和流血牺牲，既取得了许多胜利，也遭受过不少挫折和失败。对于这些，志丹同志一向非常重视，适时总结经验。 　　一九三三年夏，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执行“左”倾路线，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志丹等同志的反对，迫使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开辟新苏区”，致使这支年轻的革命武装在终南山遭受失败。时隔不久，当我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指挥主力部队取得张洪镇战斗的胜利，由王泰吉和志丹等同志领导北上攻打合水县城，准备进军南梁时，敌人乘机集中一个团的兵力和民团数千人围剿我照金根据地，使照金失守。面临这种情况，我主力部队在攻克合水，打了庆阳三十里铺，毛家沟门等战斗，消灭了许多敌人，加强了部队力量之后，于十一月在包家寨(注1)召开会议。这次会议重新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了四十二师。志丹同志认真总结了以往作战的经验，特别是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和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临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即所谓“狡兔三窟，仅免其死”，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的余地，积极地配合各地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会议遂决定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并相应组建三个游击队指挥部，以当时随主力部队一起行动、战斗的陕北安定游击队为第一路，陇东为第二路，关中为第三路。此后，我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桥山中、南段大力帮助二、三路地区发展游击队、赤卫军，组织农民群众进行斗争，并于一九三四年“五·一”在南梁附近重新正式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注2)。接着，陆续建立了庆(阳)、合(水)、保(安)、甘(泉)、安(塞)和恢复扩大了照金、淳 (化)、耀(县)、旬(邑)、正(宁)、宜 (君)等地的革命政权，把二、三路根据地连成一片。至此，刘志丹同志的战略思想得以初步实现，根据地日益扩大，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运用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指挥部队作战 　　在当时敌强我弱、双方力量特别悬殊，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经常遭到敌人围剿的情况下，志丹同志能够运用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指挥部队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其不意，攻其不备，诱而歼之，以计取之，长途奔袭，积极主动灵活地打击消灭敌人，多次粉碎敌人的进攻。 　　一九三三年秋至一九三四年七月间，我主力红军转战南北，先后打开合水县、黄堡寨子等几个城镇，进行了毛家沟门、葡萄沟口、马子川反击战和杨家店子、西华池，三里塬等歼灭战，打破了敌人多次对我部队的围追堵截和对根据地的围剿，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其中西华池一仗是打得最漂亮的。 　　记得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军由耀县向北连续打了瑶曲、小石板、店头、五雷镇、蔺家砭、崖窑、元城子、李家梁等地的敌人后，遂配合二路游击队进至合水县城附近，装出要打的样子，以调动庆阳之敌，乘机消灭之。庆阳敌警备二旅闻讯即派五团团副带两个营和一个机炮连赶来增援。这时我军已向西南方向转移，敌随后尾追，两军在西华池相遇。在此情况下，志丹同志(此时已担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当即抓住战机，乘敌尚未展开，迅速指挥骑、步兵从三面包围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仅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缴获步枪六百多支、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骡马五十余匹，俘敌六百余人。广大指战员们欢欣鼓舞，无不交口称赞志丹同志用兵巧妙，指挥有方。 　　利用各种关系建立统一战线 　　为便于发展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志丹同志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关系和敌人之间的矛盾，进行统战工作。他曾通过当地的“哥老会”、旧同事、老熟人等，先后与庙湾的夏老么、建庄的贺世兴、小石崖的罗连城、嵩咀铺的贾生才、太白镇的李绪增等民团首领和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建立联系。我不打他，他也不打我；我们常将缴获的大洋、烟土、牲口等送一些给他们，他们帮我们购买些子弹、医药，掩护伤病员，探听敌情，允许我们的部队从他们的驻地周围通过等。这对于便利我军行动，克服某些困难，曾起了一定的作用。 　　记得一九三三年秋后，我们部队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经过长时间连续作战，许多指战员体力减弱，染上了伤寒病。我在部队于合水附近消灭了贯匪杨谋子数千人后也发起高烧，既无法行走，也不能骑马。志丹同志得知我的病情后，即给嵩咀铺的贾生才写了一封信，通过当地老百姓把我和另外五、六名战士介绍到他那里，由他派人暗中将我们安排到深山密林中的一个山窑里，并派人送水送吃的，使我们很快病愈，回到了部队。 　　密切联系群众与战士同甘共苦 　　志丹同志是一位非常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人。他在生活上从不特殊，与战士同甘共苦，大家吃啥他吃啥，冬天常穿着没面的羊皮袄，头上扎着“虎包头”式的白毛巾，分不出他是指挥员还是战士。由于工作需要，部队专为他配了马，可他却常让给伤病员，自己很少骑。平时对同志们没任何架子，平易近人，许多人都不称他的职衔，而亲热地叫他老刘。 　　每当部队行军到一地宿营时，志丹总要找当地群众或曾熟识的人谈话，一方面询问周围敌情，另一方面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正因为如此，他对陕甘边一带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豪绅地主压迫剥削和群众生活等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往往部队准备宿营时，他提前就把各团、连的驻地分好，使部队能很快进入驻地休息。 　　志丹同志对部队的纪律要求也很严格，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凡是吃了老百姓的米、面等，必须付钱，即使群众不在家，也得将钱留在容易看见的地方。记得部队在打开合水县后，曾分发给每个指战员三元钱，我把它缝在衣袋里，一个也未用，最后都是在紧急情况下替部队给群众付饭费了。对于群众的东西，一点也不准拿。有次部队驻在正宁县的一个地方，司令部的一个马夫在部队临开走时，拿了群众的一条布腰带、抓了一只鸡。群众随后跑来告状，志丹同志于第二天部队行军路过一个村庄时，即召开全体军人公审大会，宣布了这个马夫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并根据他过去一再违反纪律、表现不好的情况，经战士讨论，决定立即予以枪决。 　　由于志丹同志平时严格要求，使部队能很好地遵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声誉很高。部队开到哪里，群众只要听说是刘志丹的队伍来了，都非常高兴，热情地为部队腾房、做饭，有的还四处打听谁是刘志丹，盼望能见上一面。 　　以革命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得失 　　志丹同志在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中尽心竭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得失，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革命家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品质。 　　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和其它同志，率领部分游击队和赤卫军南下，与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汇合，并在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会上除谈了工作问题外，主要商讨如何帮助粉碎军阀井岳秀对陕北根据地的首次围剿。志丹同志当时任陕甘边军委主席，以革命的精神和兄弟般的热情，尽力予以支援，当即调给枪百支，并经会议确定由子长同志担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带领四十二师三团，返回陕北安定、清涧一带，协同当地革命武装，打击消灭敌人，从而取得了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一九三五年春夏，志丹同志先后担任西北军委主席、前敌总指挥，率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并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接着，又同红二十五军一起取得劳山战役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影响，陕北于十月间开始了错误肃反。当时让志丹同志从前线回后方，在由洛河川向安塞行进途中，志丹从一个送信的通讯员手中发现了要逮捕他和部队许多高、中级指挥员的名单。在这关键时刻，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逮捕这样多的同志将会给革命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于是，他临危不惧，毅然骑马赶赴陕甘晋省委和保卫局所在地瓦窑堡，想说服当时的负责人予以制止。但是他的努力未能起作用，一到瓦窑堡就被逮捕了。不久，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同志闻讯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几位同志去做工作，才使志丹等一批革命同志幸免于难。事后，志丹同志未表示任何不满，而且还说服其他同志要顾全大局，听从中央的安排。许多同志都被他这种宽阔的胸怀和坚强的党性原则所深深感动。 　　志丹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他是胜不骄、败不馁，知己知彼，多谋善断的杰出的红军指挥员，是久经革命锻炼，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一往无前、奋不顾身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深受西北人民群众爱戴的领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在今天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学习他识大体、顾大局，时刻以革命利益为重的高尚思想品质，学习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以激励我们努力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两个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刘志丹同志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注1：一说为莲花寺 　　注2：有关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还有一说为一九三四年秋。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