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史料文献

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零感*

周扬

一 对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上的功绩之一个估价 　　历史有时会使一个平凡的人变成英雄。陈独秀在二十年前的思想界享有大名，他的名字，和胡适的一道，成了当时广大知识青年景仰崇拜的对象。在他早期的活动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和胡适一道发动了文学革命，开辟了白话的局面。这岂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勋吗?这个功勋，如若要不违背于历史的真实，就应当说是属于消极的一面居多。请看事实： 　　最初提出文学革命，是在一九一六年胡适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里。这封信是责难陈氏的，因为曾提倡写实文学的他竟在自己主编的《新青年》上刊登谢无量所作《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的长律，且大加激赏，誉为“子云相如而后”的“希世之音”，这就不能不引起那位正有志于文学革命事业的留美学生的责问。 　　他的这种自相矛盾是偶然的吗? 　　陈独秀在文学主张上的自相矛盾与不彻底正是一贯的。他一方面主张文学应写实，应有实用性，另一方面则又不赞成胡适的“言之有物”，不赞成文学有它自身以外的目的。他给胡适的信中说： 　　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技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 　　在给曾毅的信中，他更明白而肯定地说文学应仅限于“状物达意”，“描写美妙动人”，此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他盛称“自然派文学家，其目光在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乎胸中”，因而以为“自然主义视写实主义更进一步”。 　　错误是显然的。自然主义，纠缠于事实之琐屑的表面的描摹，而不去从事于现实的本质之深刻掘入，把人不当作社会的而当作生物的来处理，它不但不是现实主义的更进一步，而正是从现实主义的偏歪与后退。陈独秀的理论就是一种自然主义再加上一点唯美主义的半生不熟的杂凑。“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虽曾深染过自然主义的影响，也沾上过唯美主义的流毒，但却是在克服两者的当中前进的。“五四”初期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们的显明倾向性，它们的启蒙的教育的作用，那是完全符合于当时的新思潮的。当时的作者不再以小说为闲书，而把它当做改革社会的器械，正是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尊重，虽然几乎仅仅只有在鲁迅的作品里面，思想的要素和现实的要素才达到了那样有机的高度的和谐。 　　主张作家不要对自己所描写的世界持一定的态度，结果只是招致艺术作品中思想价值之降低、现实主义力量之削弱而已。然而陈独秀却是以一个新思想运动的领袖、现实主义的热烈主张者登场的。在他文学主张上的这个自相矛盾中，我们不是就可以看出了和他哲学见解上的二元论，和他后来政治上的动摇与变节的一脉相通的地方吗? 　　二 “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 　　在文学革命早期理论中，有一篇文章最使人不能忘记，这就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确如胡适所说，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宣言。他开篇就说：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猛烈地抨击了一切束缚个人、戕害人性的风教、习俗、道德，把神仙、妖怪、奴隶、强盗、色情、迷信、才子佳人等类作品一律归入“非人的文学”的范畴，而加以无情的排斥，他大声疾呼着要求文学来“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这是一个何等样的历史的作弄呵!二十年前“人的文学”的倡导者如今竟成了“非人的文学”的“帮闲”。他所托庇的强盗们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养成奴隶道德，实现非人的生活，他们以搬弄各色各样中世纪式的封建古董，以散播春宫图与色情文学，来毒害中国人的心灵。而周作人，这位“五四”时代的叛逆者，却俯首帖耳于这个强盗统治之下，没有做一句声，他安之若素。他曾自白他长期地怀抱过民族主义思想，他的这个民族思想又是何其脆弱!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有它脆弱的一面。当时的领导人物在新文化历史舞台上大都还没有演完他们的角色就很快地宣告退场。当年白话的健将，后来“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鲁迅语)。青年期的“暴躁凌厉之气”让位给了老年式的恬淡幽闲。但是文化革命是必须继续下去的，于是角色就必须有另外的人来接替。文化上涌出了新的力量，工农大众的力量。 　　新文化还没有战胜封建旧文化就孕育了产生了自身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西洋物质文明破产的绝叫，东方文明的复归，柏格森、欧悭、詹姆士，一点一滴改良主义、好人政府主义、风花雪月文学、袁中郎、语录体；这就是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退却，对封建主义投降。另一方面是科学的信仰、民主的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哈诺夫、唯物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文学大众化；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深入贯彻，向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这是文化上两个主要历史趋势。鲁迅是后一个趋势的最显明的彻底的代表者，而他的兄弟周作人却是属于前者的。他所走的原是一条向下的道路。“五四”以来，从急行的历史车子上翻滚下来的，不只是他一个，但他却滚得最陡削，跌得也最凶。他堕落到了“非人的生活”，“非人的道德”。 　　在《人的文学》里面，他说过这样的话： 　　……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徬徨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无量数年了。 　　中国在苦难中前进。抗战是要胜利的。中国人民一定要得到解放。新中国的光明已经在闪耀了。你“迷入兽道鬼道”的人呀，你应该“睁开眼睛”，看看“世上有这样好的阳光”! 　　三 文学革命与大众化 　　文学革命是在谋文学和大众结合的目标之下实行的。第一是提倡了白话，宣布了文言为“死文学”，相当地吸收了民间话语和方言，使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大步；第二是创作的视野伸展到了平民的世界，对于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命运给予了某种程度的关心；第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最优秀的代表者向大众立场的移行。 　　所以不能够因为白话文学主要地还拘囿于知识分子读者的圈子，还没有普及深入到广大群众中间去，就认为文学革命和大众没有发生多少的关系；知识分子常常是大众与新思潮新文化接触所必通过的桥梁。新文学在其基本趋势上是向着大众的。 　　不用说，在这一方面存在有很大的不够和限制。 　　首先，在文字上，白话离“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的标准还有相当地远。它还没有能够成为真正大众的语言。在白话文学语言的传统上，我们又没有更好的可资凭借的根基，除了几本章回体小说。因此白话诗开始的时候摆脱不了五言七言的格式，真正只能算是“洗刷过的文言诗”(胡适语)，而初期的白话小说也就不能不留着旧章回小说的痕迹。既来不及吸取民间活的语言，又少文学语言的现存传统，所以虽然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这是一个大功绩)，却并没有把白话提炼到大众文学语言的水平。 　　在内容上提倡平民文学，主张致力于下层社会实况的描写，这是当时积极的进步的方面。但必须指出：平民这个概念实际是等于市民这个概念，正相当于西欧资产阶级抬头期涌现在文学中的所谓“中等阶级”的人物。借用周作人的说明，“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通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界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平民文学》)。这里所谓普通男女无疑是由市民或小市民来代表的，而刀锋很明显地只是对向着封建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学。这可以从“五四”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和人物上得到印证。 　　自然有时也流露了对于真正平民、下层民众的同情。主要地是对于苦力、学徒、小手艺者一类的人，而那同情又是十分肤浅，甚至是叫人恶心的，那常常是一种站在大众之上来怜悯大众的、有类于“猫哭老鼠”的态度。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之最后分界，要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鉴别青年的这确定不易的标准可以同样应用于知识分子作家。那些在“五四”当时曾对大众施与过同情的作家，因为实际并没有和大众相结合，所以一当大众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表示出他们的反对大众的态度。“五四”的老人中，只有一个作家，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经过了他自己特殊的道路，达到了和大众的真正的拥抱。这个作家就是鲁迅。 　　新文学在向大众方向的前进中，许要踢着不少绊脚石，要绕一些弯子，但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这个历史注定了的行程。在鲁迅身上，我们就看出了它的前进的旗帜! 　　四 文学革命与“欧化”问题 　　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以它以前时代的文学作为它的资料、它的条件。新文学却不是单纯直接地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自然发生出来的。被资本主义的大炮轰破了万里长城的中国社会，在文学上也如同在经济上一样没有方法再保持它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不能不受西洋思想文化的影响，或者毋宁说，它不能不吸收西洋的思想文化作为营养。如其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利用了古代希腊文化，那末中国“五四”文化运动是利用了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文化的。这个利用是必要的。科学与民主正合于现代中国生活之需要。主张科学、民主，就不能不反对旧的封建主义的艺术文学。新文艺的各部门，不论是诗歌、小说、戏剧，就都不能不从翻译开始。介绍弱小民族作家、俄国文学，易卜生主义、现实主义，在建设新文学上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然而，因此能够说新文学是完全从西洋输入，与中国旧有文学脱节了吗?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文学革命正是继承了旧有文学中的优良部分、民间的白话文学，胡适就总是把文学革命看成为历史白话文学之继承与发展。尊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等为文学正宗，给予《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等书以新的评价，是当时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功绩。 　　自然，在关于文学的外来影响与固有传统的问题上，个别地不是没有偏激甚至错误的意见的。例如钱玄同主张“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中国文字只有进博物院的价值”，以及傅斯年的提倡所谓“欧化文学主义”，就是例子。这近乎一种全盘西化的倾向。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就是出于感染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而发生的，对于西洋文化的完全倾倒，以及相应的对于自己本国固有文化的痛烈抨击和极端否定，或许是不可避免、并且进步的现象。但是，在新文化运动已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的今天，对于文化上外来影响与本国固有文化的问题，就需要有一个新的、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对外国文化的吸取，要能有所抉择，有所取舍，也就是如列宁所说，“要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考察它，而且要独立地审查它”。外来的文化必须要完全融化到自己民族的文化里面，成为它的血肉的有机的部分。另一方面，应该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上，以已经获得的进步的方法来整理、改造和创造自己民族的文化，使它成为国际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但要接受，并且要给予。欧化应当成为一个过去的名词，代替的是文化的交流。 　　* 本文原载一九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