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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

周扬

延安春节秧歌把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了，真是闹得“热火朝天”!出动的秧歌队有二十七队之多，这些秧歌队是由延安的群众，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组织起来的，绝大部分不是职业的戏剧团体，都带着业余的性质；职业的剧团都在去年年底下乡去了。这些业余的秧歌队，不但那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大大地盖过了职业的剧团，就在节目内容和演出效果上也显示了它们的并无逊色。他们创造了一百五十种以上的节目，从秧歌剧，秧歌舞到花鼓，旱船，小车，高跷，高台等，各色齐全。这些节目都是新的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它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我统计了五十六篇秧歌剧的主题： 　　写生产劳动(包括变工，劳动英雄，二流子转变，部队生产，工厂生产等)的有二十六篇； 　　军民关系(包括归队，优抗，劳军，爱民)的有十七篇； 　　自卫防奸的十篇； 　　敌后斗争的两篇； 　　减租减息的一篇。 　　写生产的最多，也最受群众欢迎，军法处秧歌队的《钟万财起家》，枣庄秧歌队的《动员起来》，南区秧歌队的《女状元》、《变工好》，西北党校秧歌队的《刘生海转变》，中央党校秧歌队的《一朵红花》，杨家岭秧歌队的《组织起来》，都是写老百姓生产的，都获得了成功或比较地成功的效果，写部队生产的只有留政宣传第二队的一个《张治国》，也是比较成功的。延安市民秧歌队的《模范纺织》，行政学院秧歌队的《好庄稼》，延安县秧歌队的《雷老汉种棉花》，以及西北党校秧歌队的《孙老汉拾粪》，则是用高跷或快板的形式来表现生产过程，宣传生产知识的，它们虽不如秧歌剧有故事，却得到了不下于秧歌剧的效果。 　　群众欢迎新的秧歌，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些秧歌演的都是他们切身的和他们关心的事情，剧中很多人物就是他们自己。钟万财供给了《钟万财起家》一剧以完全的材料，他看了这个剧的预演，而且当这个剧在他们的乡里演出的时候，他几乎是每场必到的观客。其余群众都以羡妬的眼光看着他，他们都愿在剧中看到自己，实际上他们是已经看到了，不过姓名不同罢了。当演到钟万财从二流子转变的过程的时候，观众中的二流子就被人用指头刺着背说：“看人家，你怎办?”象这样观众与剧中人物浑然融合的例子，是还可以举出许多的。 　　这些秧歌并不是那一个个人创造的，而是一种完全的集体创作。参加创作的不仅有诗人、作家，戏剧音乐工作者，行政工作者，知识分子，学生，这一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店员参加了。延安市民秧歌队以他们的规模，音乐，和样式的丰富轰动了观众，他们的节目大都是店员们自编自演的，《二流子改造》且出自铁匠工人的手笔。化学工厂工人们创作的《工厂是咱们的家》传达出了他们自己工厂的生活的愉快的气氛。延属分区秧歌队演出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一剧，是由两位战士口述记录下来的，剧中的角色由他们扮演，他们熟练地运用了陕北老百姓的语言。留政秧歌队的《刘连长开荒》也是由工农出身的战士演出的，演技都熟练。有的秧歌队是由机关学校部队与老百姓联合组成的，例如西区军民联合秧歌队就是，老百姓不但演出了，而且也自己编写了新内容的戏目。工农群众在这次秧歌创作过程中，做了积极的参加者；他们表现了他们的创作能力和勇气，他们没有受到专门的艺术训练，但是凭着他们的本色和聪明，完成了自己份内的艺术创造的任务。 　　艺术工作者及一般学生知识分子在这次秧歌活动中也表现了他们非常有成效的努力，他们尽了骨干的和指导的作用，同时也向群众学得了东西。个别的同志在开始的时候对于秧歌是采取了比较消极，甚至不去做的态度的；但当自己扮演的角色，他摹拟工农的语言和动作，在工农的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效果的时候，群众的热情就以一种特别的力量感染了他，他的工作态度也就变得更认真，更严肃了，他自觉到了他是在做着一件非常崇高的，有意义的事，他在实际中体验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的正确。这次春节的秧歌成了既为工农兵所欣赏而又为他们所参加创造的真正群众的艺术行动，创作者、剧中人和观众三者从来没有象在秧歌中结合得这么密切。这就是秧歌的群众性的特点，它的力量就在这里。 　　秧歌本来是农民固有的一种艺术，农村条件之下的产物。新的秧歌从形式上看是旧的秧歌的继续和发展，但在实际上已是和旧的秧歌完全不同的东西了。现在的秧歌虽仍然是农民的艺术，仍然是农村条件下的产物，但却是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是已经消灭了或至少削弱了封建剥削的新农村条件之下的产物；我们要保持农民的特色，但却是新的农民的特色。新的秧歌必须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群众对于新的秧歌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已不只把它当作单单的娱乐来接受，而且当作一种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的表现，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来接受了，群众有了下面似的反映： 　　“这些戏都是劝人好，劝人好好生产，多打粮食，光景就过得美啦!” 　　“你们能根据实在的事情演，老百姓能看懂，又是新的，老百姓喜欢看，旧的秧歌老是一套，都不要看。” 　　“你们的秧歌好，都是新世事，乡里闹的都是古时的。” 　　“你们的秧歌有故事，一满是讲生产，年青人都爱看，旧秧歌没意思!” 　　“旧秧歌脏死了，我看都不看，你们的秧歌，我直站着看。不想走。” 　　——《南区秧歌队》 　　这些反映说明什么呢?说明了群众的理解力欣赏力，说明了他们的实际精神，他们的斗争观点。他们的欣赏趣味并没有停滞在旧的事物上面。他们的生活是在前进着的：他们渴望着在艺术上看到他们新的生活的反映，找到对于他们生活中发生的新的问题的解答。在他们，欣赏和判断，娱乐和教育是不可分的。他们以他们的阶级本能，和政治觉悟能够辨别出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东西，什么是反对他们阶级的东西，他们的是非爱憎是分明而又热烈的。所以过分夸大老百姓的旧的欣赏趣味，是不恰当的。老百姓说旧秧歌是“溜勾子”的秧歌，因为过去的秧歌要骚情地主，这就可见老百姓的正确判断眼光，他们给新的秧歌取了一个名字叫“斗争秧歌”。“斗争秧歌”，你看这是新的秧歌的一个多么正确的名称。新的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脸谱，除去了调情的舞姿，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打伞改用为镰刀斧头，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这些不都是斗争秧歌的鲜明的标志吗?这种改革虽则是由知识者开始的，现在却已经变成群众的了。老百姓的秧歌现在不再用伞的了。这种变化是有重大社会的教育的意义的，它反映了新社会人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人们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 　　恋爱是旧的秧歌最普遍的主题，调情几乎是它本质的特色。恋爱的鼓吹，色情的露骨的描写，在爱情得不到正当满足的封建社会里，往往达到对于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猛烈的抗议和破坏。在民间戏剧中，这方面产生了非常优美的文学，我看过一篇旧秧歌剧，叫做《杨二舍化缘》，那里面对于爱情的描写的细腻和大胆，简直可以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使人不得不惊叹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伟大和丰富。但是旧民间戏剧中恋爱的主题，一方面仍带着浓厚的建封色彩，另一方面是比较静止比较单调的农村生活的反映。在新的农村条件下，封建的基础已被摧毁，人民的生活充满了斗争的内容。恋爱退到了生活中极不重要的地位，新的秧歌是有比恋爱千百倍重要，千百倍有意义的主题的。主题变了，人物也变了，比方在旧秧歌里丑角是一个显著的角色，在新秧歌里，就失去了他的这种地位了。在森严的封建社会秩序和等级面前，丑角是唯一可以自由行动，自由说话的人物，他或则嘻笑怒骂，或则旁敲侧击，他貌似胡涂，实则清醒，他的戏谑和反话常常是对于上层人物和现存秩序的一种隐讳而尖刻的批评，在西洋的，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就有这一种的角色，他们是可爱的。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小丑的身份已经完全改变了。边区及各根据地，是处在工农兵和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人民是主人公，是皇帝，不再是小丑了，如果说在我们的秧歌剧中还用得着小丑的话，那只能用来去表现新社会的破坏者，蠹虫，但他们已是完全否定的人物，没有丝毫积极的作用了。所以有同志主张大秧歌舞中应该一律是工农兵和人民大众的形象，不能渗入小丑和反派的角色，节目中的反派角色，或者不参加大舞，或者到演出时再化装，这个主张，我觉得是对的。大秧歌应当是人民的集体舞，人民的大合唱。它必须热闹，如老百姓所喜欢的那样。它要表现集体的力量，它要在各式各样的形象和色彩当中显出它的美妙的和谐。 　　新秧歌是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是新的了。不错，它是以旧秧歌形式做基础的，它不能够也不应当离开这个基础，但并不是说它是原封不动的原来形式，倒不如说，它和原来的形式已大不相同了。因为在这个基础上面，加进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要素，没有它们，新秧歌的创造是不可能想象的。现在的秧歌剧是一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综合的艺术形式，它是一种新型的广场歌舞剧。秧歌剧是一种群众的戏剧，它必须以广场为主，就是说在广场中央演出，如同一座圆形的舞台，四面向着观众，演出的简便，和观众的接触又是最直接最密切的。自然，广场剧和舞台剧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秧歌剧同样可以搬上舞台，定县的秧歌就是有棚有舍的，而且与“秦腔”，“梆子”，“二簧”等戏相颉颃；这在今年延安的秧歌演出中，也有过类似的经验。秧歌剧又必须主要的是歌舞剧。它可以收白话剧的手法和长处，而且必须吸收；实际上这次秧歌，有的就采取了很多白话成分，对白多于唱歌，歌剧的意味已经很少了。甚至完全用话剧形式也未尝不可。但是从秧歇剧本身的特点，及其艺术的效果来看，我以为不要轻易放弃歌与舞的因素，歌与舞是必要的。对白过多，有时甚至是一种缺点，秧歌剧是秧歌的中心节目，甚至是唯一节目，但它总是整个秧歌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和大秧歌舞或其他节目(如果有的话，为了吸引群众，最好是有)有很调和的配合。大秧歌舞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同时又可以做秧歌的一种开台，或是说前奏，以及它的尾声，同时接着剧情的需要，还可以做剧中的伴唱，它的用处是很大的，保安处大秧歌队的大秧歌舞有了一些新的创造，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它没有改变秧歌的扭法，但是在扭步和歌唱外，依照词的内容加以表情；这样使得歌和舞完全协调，舞变得更有内容，更活泼生动，更富于色彩，和秧歌剧也更相配合。我们应当创造表现生产和战斗的集团舞蹈，军法处秧歌和留政宣传第二队在这方面作了尝试，但是这种创造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本来的秧歌舞的基础，要保持民间舞蹈的健康、明朗、有力的特色，要拒绝都市小市民歌舞的庸俗作风的影响，否则不但老百姓不会欢迎，就是在艺术上说，也是没有价值的，无意义的，低级的。 　　秧歌剧作为广场舞剧，自然只是戏剧种类之一，与文学中有诗歌、小说、报告、通讯相同。它与话剧、平剧、秦腔等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各有长处和限制，它们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互相发展的，话剧是最现代的进步的戏剧形式，但它是从西洋输入，并且作为中国旧剧的彻底否定而兴起来的(这个否定在五四当时是有革命作用的)，而且又完全是在都市生长起来的，它在内容上和小市民血缘极深，它的形式是欧化的，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洋教条的束缚，所以我以为话剧到群众去必须经过一番改造，而这一点过去几乎很少人注意过。这个改造，我想并不是要它旧剧化，而是要它工农化，就是说，要把它改造到能适合于表现工农兵的情感和思想。平剧是需要改造的，这大家都没有意见，不同意见是关于如何改造，也没有人根本怀疑它能否改造。党校演出的《逼上梁山》在平剧改造工作上作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它划出了平剧改造的正确方向。民众剧团在秦腔方面的努力是一贯的，也是有成绩的，《血泪仇》是一个杰出的秦腔本，表现了作者不凡的艺术魄力。这些，和一年来的秧歌，就都是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初步成果。戏剧上各种形式应该让它同时并存，同时发展。任何艺术形式，只要它能够反映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与历史的革命内容的，都应该让其存在，促其发展。艺术上各种形式的同时并存，或互相交替，决定于社会条件，群众的需要：最后的判断者是群众，是历史。我们的任务，只是将各种艺术形式引用到一个共同正确的方向，而同时使之互相配合，各尽其长。 　　比较起来，秧歌剧是一种小形式的戏剧，它所能处理的主题的范围和深度是有限制的，虽然这次春节秧歌的实践，证实了它能够处理相当多方面的主题，而且是较复杂、较严肃的主题，如保安处秧歌队演出的《冯光琪防奸》，留政宣传第二队的《张治国》，党校秧歌队的《朱永贵挂彩》，这三个剧本就于一般的生产题材之外各自成功地反映了群众防奸，部队生产，敌后斗争。秧歌剧的长处是在它是群众性。它能够迅速、简单、明了地反映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斗争，它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成为群众自己的东西。它是群众艺术的最主要的形式。秧歌剧是以行动迅速和简单为特点的，而这同时也可以是高度艺术性的标记。从秧歌剧，一定能产生出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来的，在千百篇秧歌剧创作之中，总会有好多篇能够得到永久的流传，而在大型民族新歌剧新话剧的建立上它又将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重要的推动力量。 　　秧歌的前途是无可怀疑的，它已经成了广泛而热烈的群众的艺术运动，已经在群众当中站定脚跟了。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指示的文艺新方向的绝对正确。秧歌是向这方向的一个努力，但也还只是一个方面的，而且是初步的努力。新的秧歌正在成长的过程中，它的面前还存在有许多的问题，许多的工作。 　　首先一个问题，是新的秧歌是否已经大众化了呢?是没有完全做到的，甚至还有相当的距离呢。我这不仅是指它的普及的范围来说，而主要的是指秧歌今天所达到的思想内存和表现形式来说的。就是说，秧歌中的群众观点，群众语言，群众感情，群众作风还不够。 　　我们的秧歌写了老百姓，写了他们的生活和斗争，老百姓取得了艺术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地位。我们的秧歌写共产党，八路军，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的爱国爱民，歌颂了我们群众斗争的领袖。这些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对，正是凭着这些，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那末为什么还说群众观点不够呢?不够表现在哪一些方面呢?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一方面，我们的秧歌反映八路军太少了，太不够了。八路军不但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生产战线上所完成的英雄事迹比文艺作品中所已反映的，要千百倍丰富，千百倍伟大，值得我们大大的歌颂；另一方面，在军民关系上，特别是拥政爱民运动以来，也有许多值得反映的可歌颂的事情，秧歌比较多地反映了这一方面，但是有些剧作者却作出了关于军民关系，或者一般地关于群众先锋队和广大群众关系的不完全正确的描写。他们把共产党八路军表现为一种超乎群众之上的力量，他从上而下的来爱护着群众，他所给与群众的常较群众所与他的为多，在秧歌中我们常常听到类似这样的句子： 　　水有源，树有根，八路军叫咱不能忘了。 　　或者是： 　　共产党是咱们的命根，他是咱的亲爹娘。 　　这种说法不对吗?完全对的，也应当这样说的，它表达出了老百姓与共产觉八路军的血肉相联，他们对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衷心的爱和感激。这是真实的。但是作为党与群众的全部正确关系的表示来看就不对了。全部真理是首先对于共产党、八路军，那末，老百姓是源、是根、是命根、是亲爹娘，然后，再反过来，对于老百姓，那末，共产党、八路军又给予以伟大的指导与保护的力量。为什么我们的秧歌不着重表现前一个真理呢?我在报上看到，在去年的拥政爱民的运动中，有一个八路军的班长在拥政爱民的会上说：“我们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就象是人民的儿子一样，我们不好，老百姓当然不高兴，我们要做个好子弟兵，做个孝顺儿子，老百姓就会喜欢我们了。”他的话被老百姓听到了，拍手称赞。这是真正的群众观点。近的例子，当西北党校秧歌队在一个剧目中演到有关军民关系的地方的时候，观众中一个老乡说：“军队离不开老百姓，老百姓也离不开军队，两个谁也离不开革命”。这是老百姓的心里话，是关于军民关系的全部正确的观点。我们的秧歌为什么不着重去表现这种观点呢?我们某些秧歌，对军民关系又是怎么表现的呢?在军与民的对照上，老百姓常是被描写得落后一些，甚至拿老百姓的某些缺点来衬托军队的十美齐全，《刘连长开荒》一剧就多少犯了这样的毛病。为了要写八路军连长帮老百姓开荒，不吃老百姓饭，并且开的比老百姓自己还快(我知道它写的实在的事实)，作者硬叫一个得过革命好处的老汉为了担心八路军帮他开荒要吃他的饭而弄到一夜未眠，将一个青年好劳动的农民刻划成了近似二流子的脸相，自然老汉的担心落空了，青年农民也被鼓动竞赛掏地出了一身大汗，连长最后的溜走，使这两个善良人物的心上留下了惋惜和歉疚，作者这样有意地作弄了他们，也许不过是为了戏剧的效果，但同时却将老百姓作了不真实的描画了。我们的秧歌剧，写了老百姓的落后和缺点的，并不少(这也是要的)，但是我没有看过一个秧歌剧批评我们机关部队自己的，我们“公家人”既然比老百姓前进一些，为什么反而不要自我批评呢?难道我们在工作上和思想上真是没有可批评的地方吗?毛主席教导我们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象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要扫地一样。文艺就应当成为自我批评的武器之一。 　　新的秧歌运用群众语言，表现群众感情，群众作用，也是不够的，因此它对群众生活的反映还是比较单调的，有些公式化的，甚至使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觉。这次春节秧歌剧，只有少数是根据了向老百姓直接作调查得来的材料写成的，一般的都是从报纸上找材料，虽则剧作者或者在创作的时候，请教了本地干部或熟悉本地情况的干部，或者在演出的过程中随时吸收群众的反映，随时将剧本内容修正和补充。西北党校秧歌队采取组织效果小组到群众中去收集群众反映的办法是很好的。但是不论直接作了调查也好，从报纸搜集材料也好，剧作者一般都是知识份子，他们平常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是比较隔膜，比较生疏的，所以他们的反映就不能不发生困难。 　　更大的困难是语言。秧歌剧都是写的老百姓的事，而又是以方言演出的，语言成了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采用方言是绝对必要的，我以为以边区老百姓生活为题材的秧歌队必须用方言写和演，同样题材的话剧也必须如此。方言剧是值得提倡的，青年剧院演出的话剧《抓壮丁》，一个写得很成功的讽刺剧，就是用四川方言写和演的，收到了很好的演出上的效果。我们的秧歌虽是一般地企图采用了陕北老百姓的语言，但因为剧作者对老百姓语言的不够熟悉，他们所用老百姓的语言还不够丰富、不够洗炼的，本来，群众语言只有加以博采又经过提炼才能成为艺术语言。现在的缺点是既少而又不精。语言中渗入了两种杂质的东西，一种是旧戏式的唱白，这虽是老百姓比较习惯，有的可以听得懂，但却不是老百姓现实的语言。还有一种是知识份子的语言，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学生腔”。他们虽是借老百姓的口述说老百姓的事，甚至竭力讲了方言，满口的“尔格”“一满”，但听去总是空洞而又蹩扭的，不象是老百姓的口吻和声调，听不出真实的情感。语言是一般化的，不能表示出人物的性格和个性，张三口里唱的歌词或讲的话，移到李二口里去唱，去讲也可以。 　　在秧歌歌剧中还没有创造出很成功的角色，如果就演员的唱工好，做工好来说，有我们已经有博得观众喝采的演员了，这种演员是应当十分宝贵的。我所谓成功的角色，是指剧本中所创造的带典型性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他有自己的语言，他有真实的情感，他经过演员的创造，生动地出现在观众面前，使人看了永不能忘记。有些演员还不能很好表达老百姓的情感，他们虽想尽量表现得细腻，但因为没有探到老百姓真实情感的深处，以致弄到近乎做作，反而使老百姓的形象走样了。 　　如何取得老百姓的语言，老百姓的感情，这除了向老百姓学习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报纸上的材料，加上主观的想象，已经是不济事的了，但学习也不是容易的事，需要长期的耐心，还需要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方法。过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作家，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优秀的部分，也学过老百姓的语言，但是他们都是从他们的立场来学的。语言是表达一定思想的，因此他们的学习就不能彻底，他们不会在根本上接受群众的思想，他们甚至只是拿群众的语言来作他们作品的装饰。我们学习群众的语言，却正是为了学习群众对于事物的看法，文艺工作者并且在文艺中来表现这种看法。学习群众的情感，也是如此。在这里，作为消极的例子，我可以介绍一点鲁艺文工团在乡下工作的经验，他们在寄回来的报告上写着： 　　有些同志认为向群众学习，只是学习群众的动作、语言、表情，而学习了这些东西，单纯地是为了演戏，而忘了学习群众来改造自己思想这个任务。甚至个别本地生长的同志认为已经学到了这些东西，于是无东西可学了，便发生了自满的情绪，闲着没有事做，躺在床上睡觉…… 　　有些同志学习群众的情感，把群众的情感认为象小资产阶级一样，那种虚无飘渺，很难捉摸的东西，当凭主观去猜想群众情感，看到一个老乡坐在炕上就去想他现在是什么情感，他的心里想什么，而结果是一无所得，结果是感到学习群众情感是很困难的。 　　真是很有意义的例子，这告诉了我们，如果不把思想搞通，是什么都学不到的。 　　这一次春节秧歌，工农兵群众参加了创作，这就发生了不但文艺工作者如何表现工农兵，而且工农兵如何参加文艺创作的问题，因而也发生了文艺工作者如何帮助和指导工农创作的问题。帮助是极不够的，指导上也遇着了一些困难。工农出身的，半知识分子的，本地的演员以至剧作者，由于他们本身是工农分子，或和群众比较接近，所以他们表现工农兵是自然的，不加修饰的，比较逼真的：西北党校秧歌队演出的《刘生海转变》中的角色，以及其他秧歌队的剧目中的本地演员都有这样的特色，工农演员，更不消说。他们需要的是更艺术些。他们中间，有些根本不懂什么是艺术上的规矩，他们是真正自由自在地在创作，但当那些规矩套上他身上的时候，他们有时反而给束缚手足了，唱也唱不好了，动作也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只怪那些同志修养水准低吗?不是的，因为我们的艺术指导本身还存在着缺点。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按照表现群众生活的需要，从群众艺术创作实践过程中，去运用已有的技术，并发展新的技术，然后拿这些技术去指导他们。 　　我们的秧歌虽然一般地都是采用了老百姓所熟识爱好的郿鄂、快板的形式，但因为加进了新的思想和新的艺术的因素，比起老百姓原来的秧歌来，一方面固然是面目一新，另方面却也因此而丧失了一些老百姓的作风了。我以为旧的秧歌的形式，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如老百姓秧歌队的吹喇叭和打腰鼓，就是很好的，我们的秧歌队还没有采用和学会。现在秧歌用的郿鄂调，我统计了一下，一共不过二十来种，而用得最流行的不过几种，如象“岗调”，“戏秋千”，“紧符调”等，所以大家感到有点听腻了，其实有许多好的郿鄂调还没有采用，据吕骥同志说，郿鄂调有一百种以上，吕骥同志搜集了西北民歌小调近一千种，而新的秧歌中所用的小调不过十来种，道情就用得更少了，民间艺术的矿藏是丰富得很的，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开发，提炼。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提炼的工作。老百姓是欢喜道情郿鄂的。因为这是他们熟悉的形式，他们看得出你甚么地方音没有唱准，甚么地方乐器打错了。旧的民间曲调自然还不够表现边区人民新的生活的战斗的快乐的气氛，需要适当的改造，但这个改造的工作必须是慎重的，对于民间音乐经过热心的认真的研究的。这个改造绝不能是硬搬洋教条，和表现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而必须是表现老百姓的新的情感和思想，而又能适合于老百姓的欣赏习惯。有些同志就是唱郿鄂，唱小调，那声音听上去几乎一点老百姓的味道都没有。实在说，在新文艺工作者的脑筋里，洋教条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民间艺术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就可知我们的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什么上面了。要学习民间艺术，必须向民间艺术家学习。这种艺术家在老百姓中间是很多的，他们是我们很好的师父。 　　有些同志感觉得现在秧歌群众性是有了，但艺术性却不够，他们要求更多一些艺术性。这种要求是正当的。但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要求的艺术性呢?它从何而来呢?如果艺术性不是指技艺，那末，艺术性，就是真实地，具体地，生动地反映了生活。艺术性和形象性是差不多的意思；愈形象化，艺术性就愈高。而形象是只能从生活中得来的。所以艺术性不是可以从什么地方中取来加到作品中去的调料，而只能从作品中生活的描写本身发生出来。 　　要不要故事，容不容许“噱头”，“趣味”，这些好象是纯粹技术上的问题，实际仍是和生活之真实描写分不开的。我是主张秧歌有故事的。故事可以是实事，也可以是虚构。艺术并不反对虚构，而只反对凭空虚构。它们要有幻想，有夸张，只要这些没有离开现实基础，不是引导人逃避观实，而是引导人改造现实。我是甚至主张大团圆的结局的。五四时代反对过旧小说的戏剧中的团圆主义，那是正确的，因为旧小说戏剧中的团圆不过是解脱不合理的，建立在封建制度和秩序之上的社会的一个幻想的出路，它是粉饰现实的。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团圆就是实际和可能的事情了，它是生活中的矛盾的合理圆满的解决，保安处秧歌队演出《冯光琪防奸》的最后给锄奸英雄送匾一场，配以喇叭的吹奏，是很有艺术的效果的，据说老百姓都很欢迎，但也许是为要避免团圆主义吧，在机关演出时却给删掉了，我以为很可惜。秧歌中可不可以加进去“噱头”呢?那会不会破坏被描写的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严肃气氛呢?我想也是不成问题的。在实生活中引人发笑的事少吗?群众是最懂得幽默的；新的人物也决不是一天到晚板着面孔。“噱头”是由生活中的矛盾之突然或意外的解决所引起的，而这个解决在生活事实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虽是带偶然性的，但同时却是这个生活事实发展过程的一个自然结果，人物性格的一种适合的着色。“硬滑稽”那是要不得的，损害艺术的真实的。 　　秧歌的群众性和艺术性是必须统一的，这个统一只有经过现实主义的道路才能达到。这是就，必须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与文艺结合，新文艺与民间形式结合。有了这三方面的结合，新文艺运动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广大发展的前途，秧歌已经成为新文艺运动的一支生力军了。为了要使它前进得更好，更顺利，我们必须解决与它有关的许多思想上艺术上的问题。我上面所提出的一些意见，是就个人所见到的说的，希望能引起同志们、特别是文艺界同志们的研讨。关于秧歌目前所应做的工作，我提议下列这些： 　　一、经常派职业剧团下乡，同时在各分区建立自己的剧团，将秧歌普及到农村中的每个角落中去。去年下乡的剧团快回来了，他们一定会带回来很多的很好的经验，必须将那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今后工作的根据。 　　二、大量地发动秧歌剧作，并选集优秀的作品，加以出版。这次春节秧歌剧中数十篇是写得相当好的，不日就可印出来。剧作是剧运工作的中心环节，我们必须有大力来提倡。 　　三、大量地吸收工农兵参加秧歌写作和演出，认真地，慎重地，耐心地给与他们技术上的指导，发展和鼓励他们的创作。 　　四、有计划地有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民间艺术，将已经搜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并付印出来。罗致民间艺人，各职业文艺团体应与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团体取得密切的联系，互相学习，交换经验。 　　五、发动批评，对于已发表或演出的秧歌剧本，应加以介绍和批评。这种批评必须不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吸收老百姓观众的反映，群众的意见是最可靠的批评。 　　我现在所想到的就是这些。新的秧歌现在已经成为了广大群众性的运动，让我们从理论，实践各方面来推进它吧，每个文艺工作者都应当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而努力! 　　* 本文原载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