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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左联风云

罗银胜

一 　　1930年，周扬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参加领导中国左翼革命文艺运动。周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他的夫人吴淑媛带了3岁的儿子周艾若来上海同他住在一起。 　　据丁玲证实：“周扬是由田汉介绍，从剧联参加左联的。他参加不久，冯雪峰便把《文学月报》的主编姚蓬子撤了职，而由周扬同志来任主编。”①周扬晚年在医院里与儿子艾若十分感慨地谈道：“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若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说来也巧，在30年代前后，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好像受到神秘的力量驱使似的，他们像候鸟一样成群结队、不约而同地离开他们原来的栖居之地向上海迁徙。 　　从欧美游历归来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四一二”政变之后在日本经过了短暂的停留观望之后终于选择了上海的航线。 　　1927年9月，鲁迅从广州出发，他和许广平最后的目的地也正好是上海。 　　郭沫若、阳翰笙、李一氓等人参加南昌起义之后辗转来到上海。 　　茅盾、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宋云彬等从危机的政治中心武汉潜来上海。 　　夏衍、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王学文、傅克兴、李铁声、沈起予、许幸之等人从日本留学归来。 　　巴金、徐霞村等人从法国留学归来。洪灵菲从南洋流亡归来。梁实秋、余上沅等人从南京避难而来。 　　徐志摩从家乡硖石来。柔石在家乡参加农民暴动失败后也来到了上海。刘呐鸥从台湾返回上海，戴望舒、杜衡、施蛰存在上海与外县之间回旋。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文化运动发祥地北京的文化人的大规模南下。闻一多、饶孟侃、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冯雪峰等人离开北京南下上海。 　　这期间文化人向上海的迁徙造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一次历史性的大转移，不仅引起了文化中心的南移，而且导致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性质的根本变化。 　　这是一次文化的转移，为营造“红色的三十年代”的到来提供了人力资源上的保障。 　　上海的文坛风云际会，文学青年、年轻的党员周扬在此如鱼得水，同时也游刃有余。 　　30年代前后在中国发生的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性潮流。这种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文学潮流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世界文坛在30年代的普遍性的左倾构成了“红色的三十年代”这一历史现象。在苏联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普遍展开。 　　周扬就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世界范围被称作“红色的三十年代”，也是在全球性“左”倾思潮弥漫的革命时代，走上了革命与文学道路。在骇浪惊涛的年月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横跨新旧两个中国，经历了“文革”前后两个时期。他是一位悲剧性人物。他身上具有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悲剧因素，他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走着曲折的道路，他长期受个人崇拜思想束缚，宣传过“左”的政策，整过人。但是他晚节彪炳，他罹受的一场冤案中，显示了一位共产党人、一位理论家凛然的勇气、正气与骨气。 　　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1928～1930年在上海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不但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而且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在已经过去的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未来的人类文明中也将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沸沸扬扬，莫衷一是。 　　1929年秋，中共指示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员为基础，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党指定创造社的冯乃超，与太阳社关系较好的沈端先(夏衍)，以及和鲁迅合编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较早对鲁迅有认识的冯雪峰等筹备这一工作。经过充分酝酿，1930年2月16日，鲁迅、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彭康、冯雪峰、沈端先、钱杏邨、柔石、洪灵菲、阳翰笙等12人集会，检查了原先的小集团主义、没有很好掌握科学的批评方法与态度、放松了对于真正敌人的注意等缺点，指出今后应该努力揭露旧社会、旧思想，宣传新社会的理想并促其实现，以及建设新的文艺理论。会上组成委员会，筹备成立左翼作家联合组织的工作。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革命文学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文艺事业领导的加强。出席成立会的有40余人(当时加盟的50余人，一部分因事没有出席)。会上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理论纲领宣布：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② 　　大会决定同国际左翼文艺运动发生联系，同国内革命团体建立密切关系，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大会讨论了帮助新作家、培养工农作者、出版机关刊物等事项，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作出了具体规划。大会还选出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共7人为常务委员。 　　不久，周扬与茅盾等相继自日本回到国内，也分别参加了左联的工作。 　　周扬是1930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的。稍后，周扬便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刚刚崛起的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从1930年到1931年底，因为没有找到组织关系，周扬是“抱着革命的志愿生活着”。除由湖南老家接济外，他主要是靠自己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点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 　　周扬曾先后参加左翼进步文化社团之一的摩登社和大道剧社，编辑出版进步杂志和演出进步戏剧。他经留日时的朋友芳信(即方信)介绍，与赵铭彝见面后，回家乡一次。然后带着姓刘的表弟和侄子周绍仪(即周立波)到上海来，与赵铭彝一起住在横洪路吟桂路口的德恩里13号前楼。 　　1930年8月23日，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周扬也极想参加，但苦于没有机会。1931年3月，剧联上演四幕话剧《马特加》，这是田汉的情人安娥根据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改编的，参加演出的有郑君里、胡萍、周伯勋、葛一虹，还有周扬和长子周艾若。大家在舞台上有意地喊出了“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的口号，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在这个话剧中，周扬是扮演一个“跑龙套”的没有台词的红军士兵，地点是在大夏大学。演出以后，刘保罗提出接受周扬为剧联成员。 　　但是周扬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演戏。1931年1月，当剧联组织大道剧社时，周扬提出自己不适合搞剧联，还是转到左联为好。于是赵铭彝把他介绍给夏衍，把关系转了过去。 　　周扬参加左联后，先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外国革命文学作品。他翻译发表了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和果尔德的短篇小说，苏俄作家柯伦泰的长篇小说《伟大的恋爱》，苏俄作家米列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大学生私生活》等。 　　不久，周扬就担当了左联常委和中央文委委员工作。由于1927年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在动乱中失掉了，1932年，周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扬重新入党的手续是由冯雪峰经办的。周扬在后来谈到冯雪峰时，“总忘不了冯雪峰对他的重视”。因为周扬多次谈到这点。他的秘书露菲对此有很深刻的印象。她说：“三十年代初，周扬才二十几岁，冯雪峰让他主编《文学月报》。1927年，周扬参加了共产党，因白色恐怖，他与党内联系人失去了联系，到日本找党的关系也没有找到，返回上海后加入左联。在1932年，冯雪峰又恢复了周扬的党的关系。这些事情周扬讲过不止一遍。” 　　露菲所讲述的事实，周扬在延安写的那份自传也提供了佐证。自传里说，他向冯雪峰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由雪峰谈语(他当时也是左联常委)很快就通过了”。这样，周扬又重新回到党内。不久，在冯雪峰的提议下，周扬就“参加中央文委(当时是雪峰负责，参加的有林伯修、吴觉先、华汉等)党外团体工作”，并担任了左联机关报《文学月报》的主编。 　　再后来，周扬担任过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化总同盟书记等一系列职务，参与领导了中国左翼革命文艺运动。 　　据阳翰笙回忆，在左联成立会上，成立了几个研究会。“另外我还记得有一个专门管大学学生文艺活动的组织，可能叫学生文艺活动委员会(或文艺研究指导委员会)。钱杏邨曾负责过这个工作。除了四个研究会和委员会，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在会上讲话的则有鲁迅、彭康(代表社会科学方面)、田汉(代表戏剧方面的)、阳翰笙(代表党组织)。”“左联一成立就成立了党团。担任党团书记的，按时间顺序，我记得是这样的：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钱杏邨、冯雪峰、叶林、丁玲、周扬。”“左联是群众团体，上面的领导机关是‘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也是群众团体，‘文总’也设有党团。‘文委’则是属于党中央宣传部的机构(不归省委领导)。文委成员同时也是‘文总’党团成员，即一套班子，两块招牌。担任‘文委’书记(同时也是‘文总’党团书记)的，按时间先后顺序是这样的：潘汉年、朱镜我、冯雪峰、阳翰笙、周扬。”③不过，胡乔木后来认为：“当时的‘文委’和‘文总’党团是否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呢?不是，因为‘文委’与‘文总’的任务不一样，组织性质不一样。”④ 　　鲁迅在左联成立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⑤的重要讲话。他着重阐明左翼作家如果不和实际斗争接触，只是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他指出这样的“‘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当时不少革命作家深信自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对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理解不深或重视不足。鲁迅的这些见解是最切实的诤言，其中包含的必须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建立和检验革命世界观，更是十分深刻的思想。鲁迅还说明作家决不能自以为高人一等，革命成功后理当格外受到优待。他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正确地说明了文学工作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对于一些抱着个人幻想而参加革命文学运动的人是有益的针砭。此外，鲁迅还分别阐述了“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等四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鲁迅密切地注视着中国文艺界的变迁和十月革命后苏联作家思想的动向，并对这些现象做了深刻的分析。这篇讲话系统地总结了他这些观察剖析之所得，特别是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倡导时期的经验教训，针对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就建设革命文学的许多关键问题提出精辟的意见，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和理论威力。它的重大意义，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日益为人们所理解。鲁迅是经历了长期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⑥。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篇讲话充分显示了这一可贵特点。 　　二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周扬毫不退缩，他与40多位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罪行；又同鲁迅等人联合129名爱国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1932年9月，周扬接替原由姚蓬子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左联自成立后陆续出版了许多刊物：《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北斗》、《文学月报》等，先后被当局查禁了，主编和编辑都受到敌人的注意。周扬不畏艰险，坚持战斗，使刊物成为当时左翼作家战斗的阵地。鲁迅、瞿秋白及其他许多左翼作家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影响很大。其中丁玲主编的《北斗》为月刊，也曾是左联的机关刊物。该杂志内容丰富，设名著选译、批评与介绍、小说、戏剧、诗、文艺随笔等栏目。作者阵容强大，鲁迅、瞿秋白、郑振铎、沈起予、丁玲、谢冰心、郁达夫、徐志摩、林徽音、叶圣陶、姚蓬子、陈衡哲、沈从文、夏衍等名家均常撰稿，周扬也在撰稿者之列。该刊宗旨乃创作和理论并重，也注重发表翻译作品。在党的指引下，杂志全力介绍世界文学新潮，倡导反映社会政治现状和民众疾苦的现实主义文学，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和落后的中国国民性。“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文学创作应反映用战争来消灭战争的中心意识，描述侵略战争给大众带来的痛苦，揭露帝国主义的外交黑幕和亲日派的妥协卖国本性，宣传民众是抗日的主力。 　　《文学月报》于1932年6月10日创刊，在出版了12月15日的第五、六期合刊后被查禁。前两期由姚蓬子主编，第三期起改由周扬主编。 　　周扬的办刊宗旨表明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文学观，他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文学运动开始了新的道路，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新文学要加速大众化的进程，充分发挥鼓舞人民群众斗志的作用。 　　《文学月报》也确如周扬所言，成为新文学的重要堡垒。它的主要撰稿者有瞿秋白、鲁迅、茅盾、丁玲、夏衍、田汉、姚蓬子、巴金、洪深、芦焚、白薇、张天翼、沙汀、叶圣陶、陶晶孙、冯雪峰、穆木天、楼适夷、叶以群、耶林、胡风、丘东平等。它的特点是： 　　第一，发表过一些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其中有：小说——茅盾的《子夜》、《骚动》，丁玲的《某夜》、《消息》，巴金的《马赛的夜》，张天翼的《最后列车》、《和尚大队长》，沙汀的《码头上》、《野火》，艾芜的《人生哲学的一课》，丘东平的《通讯员》，葛琴的《罗警长》；戏剧——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中秋》、《母亲》，洪深的《五奎桥》；还有姚蓬子、何非二、杨骚、风斯的诗歌。它辟有“九一八周年”、“一·二八事变的回忆”两个专栏，发表柳亚子、田汉、茅盾、洪深、穆木天、楼适夷、叶以群、夏衍、叶圣陶、陶晶孙的散文。 　　第二，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文章，有瞿秋白和茅盾的《大众文艺问题》、《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与《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有方光焘的《艺术与大众》和李长夏的《关于大众文艺问题》。 　　第三，关于翻译的讨论。先是瞿秋白在《十字街头》发表《论翻译》，鲁迅在本刊创刊号也以同样的题目发表论文作为回答，第二期瞿秋白又发表《再论翻译答鲁迅》。 　　第四，关于学风和文风。第三期译载别德纳衣的《没工夫唾骂!》，第四期发表芸生的诗《汉奸的供状》，终刊号登载鲁迅给编者的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编者和芸生提出批评。1932年2月2日，《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号有首甲、方萌、郭沫若、丘东平的《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不同意鲁迅的观点。 　　第五，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辩论文章有鲁迅的《连环图画辩护》、周扬(绮影)的《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胡风(谷非)的《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 　　第六，庆祝高尔基创作40周年。高尔基于1892年9月25日在梯弗里斯地方新闻《高加索》报上发表处女作《玛加尔·楚特拉》。为庆祝高尔基的创作生涯40年，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等均到会祝贺。《文学月报》也为此发表了有关的消息和文章，有高尔基的《一封写给几个美国人的回信》，吉尔波丁的《伟大的高尔基》，罗曼·罗兰的《论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夏衍翻译的《高尔基年谱》。 　　第七，开辟“文艺情报”专栏，发布中外左翼文艺运动消息。⑦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学月报》是继《北斗》之后，左联比较大型的刊物。周扬的工作是十分努力的。举以下一个实例，便可证明。 　　当年被称为“一九三三年的文学新人”的沙汀，他没有料到左翼文学界会对他的小说迅速给予回响。最早作出反应的又是当时几个著名的作家。 　　《北斗》讨论《码头上》和《野火》的意见，通过艾芜转达过来。作品得到了肯定。丁玲还在编辑部对沙汀小说的四川方言作了解释。她是湖南人，有些土语这两省相通。本来周扬是沙汀介绍给艾芜的，但周离开德恩虽时没有留下新住所的地址，两人暂时断了联系。这时，倒由艾芜领他到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对面的一个弄堂里去看周扬。 　　那天穆木天也在，艾芜显得与穆木天很熟，拿他正在进行的恋爱开玩笑。 　　周扬告诉沙汀，给《北斗》的小说已经转到他手里，他很赞赏，答应把《码头上》在《文学月报》先行刊出。而且拿出茅盾看过这篇小说顺便在一方土纸上写下的简短评语，大意是说，东西写得可以，只是他不怎么喜欢那种印象式的写法。周扬认为，沙汀能得到茅盾这样的评价已经难得。他真也是喜出望外。 　　茅盾是沙汀在省一师读《小说月报》时期便敬仰的一个前辈，现在又是左联的重镇，所以他高兴得只记住了他奖掖的话，却忽略了他的批评。而实际上，他对印象式写法的自我感觉，这时还很好，也不大能够引起深的思索。此后，周扬便主动介绍他加入了左联。这是1932年11月的事。周扬又将刚出版的沙汀的短篇小说集送给茅盾看。到了12月，《文学月报》出版第一卷五、六号合刊，上面在登载沙汀小说《野火》的同时，便发表了茅盾的《法律外的航线》一文。沙汀真是生逢其时，左翼文学正急需摆脱“新写实主义”的模式，这使得茅盾毫不迟疑地愿为初出茅庐的作者呐喊一声，说沙汀的第一个集子“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 　　对此，身为《文学月报》编委的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的： 　　《文学月报》从第三期起由周扬担任了主编，有一天，他突然送来了几篇短篇小说的原稿，对我说，这些都是年轻人写的东西，我看过，认为还可以，请你审定一下，能不能采用。又说，其他太差的稿件，就不送来了。我吃惊道，从前并无此先例呀!他说，我们想发挥编委会的作用，请各编委分工审稿；你是编委，又是名作家，所以来稿中的小说就请你来最后审定。这是个新方法。过去我编《小说月报》时，都是一个主编唱独脚戏，最多在实在忙不过来时，拉一个熟人临时帮帮忙。那时也有编委会，但编委实际上是挂名的，不负责具体审稿之事。现在周扬这办法倒好，编委会名实相符，又体现了集体负责的精神。我没有二话，接下了稿件。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是我这一类文章中的第一篇。《法律外的航线》是沙汀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包括十二个短篇。不过周扬送来让我看的原稿，不是这短篇集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两篇，《码头上》和《野火》(周扬第一次送来的稿件中还有艾芜的《人生哲学的一课》)。记得《码头上》是写一群流浪儿的故事。我给周扬退回这篇稿时，附了一张字条，大意是：写得还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有才华的，小说可以发表。不过结尾的写法我不喜欢。这是十月份的事，到了十二月，我看到了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线》。因为对沙汀这名字已经有了印象，很快就读了一遍，也很快地写出了书评《法律外的航线》。我在文章的开头就说：“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我指出沙汀这个短篇集中的多数作品，不同于数年前的“革命文学”，没有公式主义的结构，没有脸谱式样的人物。这位新的青年作家却有他自己的风格。他用写实的手法，很精细地描写出真实的生活。他的人物的对话是活生生的四川话，是活的农民和小商人的话。他的农民和小商人嘴里没有别的作家硬捉来的那些知识分子的长篇大论以及按着逻辑排得很整齐的有训练的辞句。这小说集中，我喜欢《法律外的航线》，我也喜欢《撤退》、《恐怖》和《莹儿》。但是《码头上》一篇，却可以想见这位新作家的身上还有几年前的革命文艺理论的余毒…… 　　我写这篇评论文章是出于两点考虑：首先，当然是因为发现了这样一位新进的，能遵循现实主义的传统，又有自己的风格的青年作家而高兴。其次，也是想给那“革命文学”公式的残余再予以敲打。⑧ 　　三 　　在此期间，周扬在鲁迅、瞿秋白、张闻天等同志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向我国文艺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30年代的主要文艺思潮，是左翼文艺内部或同资产阶级在文学理论上的论争。如左联同“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就文学真实性、创作自由等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辩，左联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以及后来左联内部关于“典型”问题，关于“两个口号”等问题的论争。周扬在同“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辩中，撰写了许多文章，从理论上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党性原则。周扬在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但这不会妨碍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的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认识客观的真理，换句话，就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真实性”。周扬同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对资产阶级错误的思想文化进行了必要的批判，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朋友的印象中，周扬是风华正茂，潇洒倜傥——20世纪90年代，夏衍在接受李辉采访时就有如下的记载： 　　李：夏公，今天想请您谈谈您对周扬的印象和看法。你们是同时代人，从左联时期起，就相互认识，后来又一起同事，想必有许多话可说。 　　夏：你写过关于胡风的书，对周扬有所了解。不过一个人呀，嘿，前后是可以变的。周扬的变化很大的。有抗战前、抗战后，主要是去延安之后，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显然变了许多。 　　李：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夏：我认识他是在他从日本回来的时候。 　　李：30年代。 　　夏：1931年、1932年的时候。他到左联是1933年。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931年吧，他刚从日本回来。具体时间，你可以查查资料。他那时年轻啊，只有二十多岁嘛。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李：1908年。 　　夏：1908年?那比我小8岁。1930年，他只有22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喜欢跳舞。反正那个时候很潇洒。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 　　李：那个夫人是和他一起从日本回来的? 　　夏：不是。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先是他们在一起，后来他夫人走了，他们的婚姻当时是家里给定的，都是益阳人嘛。 　　李：周扬常和你们一起玩吗? 　　夏：当然。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笑) 　　李：这倒和后来人们对他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人们都说他很严肃，不苟言笑。 　　夏：在抗日战争之前，我看他当时没有什么教条。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演过那个……我不记得名字了。 　　李：那个时候周扬和胡风的情况您了解吗? 　　夏：周扬是在1933年下半年当左联党团书记吧。之后他就认识了胡风。胡风和聂绀弩一起从日本回来，最早找胡风的还是周扬。这大概你写胡风那本书时知道。⑨ 　　正如前述，周扬的文学生涯，以出书而论是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起步的。他的第一本书是翻译苏联作家柯伦泰的小说《伟大的恋爱》，1930年6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译者署名周起应。 　　柯伦泰著有“恋爱三部曲”。周扬所译是柯伦泰恋爱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这部小说反映了苏联初期人们的生活，而这正是各国人民很想了解的；同时革命加恋爱在那个时代又是很走俏的题材，这就是柯伦泰的恋爱三部曲何以会有许多国家的译本和在中国有多种中译本的缘由。 　　没有多久，周扬(署名周起应)和他的侄子周立波合译了苏联米列夫斯基的《大学生私生活》，1932年1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他们是据英译本转译的，并参照了日译本。它反映了苏联早期学生、教师和社会其他阶层的生活，但过多地描写了青年人的性生活。一个20岁的学生干部，每星期要有两三个女人满足他，才能使他“保持精神的平衡”。小说就是写他在炽热的性欲的驱动下去寻求女人的经过……译者在书前说：“书中的人物卷入了爱欲的旋涡，终而至于酿成了堕胎和枪杀的惨剧。这种现象虽是发生于苏俄的新社会的一隅，但是这只是新兴文化的过渡期的现象；这是一部分的，而不是普遍的；这是革命的过程中的许多的‘苦恼’之一，而决不是革命的归结与理想。”当年上海《时代》杂志上刊出该书的广告，称它为“性道德的问题小说”。 　　就在周扬《大学生私生活》出版后几个月，周扬编译的《果尔德短篇杰作选》于1932年4月由上海辛垦书店出版。这是他的第三部译著。这部译著的出版显示了周扬的左翼作家的本色。果尔德又译“哥尔德”，今通译“高尔德”(1894～1967)，美国共产党人，左翼作家。在中国国民党当局杀害左联五烈士不久，他作为世界革命文学大会的美国代表之一，并代表《新群众》杂志社，特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反对蒋介石等匪徒们加给我们中国同志身上的白色恐怖”，并支持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杨昌溪在1931年4月撰写的《<无钱的犹太人>再版译者序》中说：“哥尔德的被人认为新兴文学家还是去年和今年的事。因为在现代小说中由周起应译出了他底自叙传和一篇群众朗读剧，接着在最近的《现代小说》上面也还在谈到他。这样，他底为人，他底思想，他底作品底真价值，才真实地在读者底心目中得了确切的认识。”于此可见周扬这些译文的影响。 　　1932年这一年，周扬的著作是丰产的，他翻译出版了美国进步作家《果尔德短篇杰作选》；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一角丛书”翻译出版了最早在我国系统地介绍苏联音乐发展的译著《苏联的音乐》；翻译出版了美国作家库尼兹的《新俄文学中的男女》，同时还发表了多篇介绍苏联文学和高尔基的文章。 　　正是在周扬等人的领导下，左联的理论批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实绩。左联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展了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左联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批评和斗争。1931年11月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除有明显的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外，也着重指出了在理论批评战线上展开斗争的必要性。这个时期里，革命作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克敌制胜的武器，先后跟“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反动的文艺派别或错误的文艺主张作了斗争。左翼作家在创作问题以及其他文艺问题的探索上也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传播。 　　诚如周扬1980年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 　　30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的介绍和宣传。 　　五四时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首先是他的哲学和经济学说。那时候，各派思潮、各种主义都在传播，都有人信奉。学术界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正宗，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更是所知无几。左联、“社联”成立前后，李达、许德珩、杜国庠(林伯修)、李一氓、彭康、吴亮平、王学文、何思敬、柯柏年、章汉夫、钱亦石等同志较早地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是有功劳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用通俗形式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普及到人民群众中的最早的尝试。随着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开始比较有系统地介绍进来。左联成立大会通过的决议，就明确规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批评理论”。左联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任务正式提到了我们的议程上。一些同志，顶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腥风血雨，冒着生命危险，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也包括有关文艺的著作，在这方面，鲁迅和瞿秋白同志作出了最可宝贵的贡献。《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翻译者陈望道以及冯雪峰等同志也在这方面作了努力。鲁迅所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及其他同类著作，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实秋攻击鲁迅是“硬译”，然而，这种“硬译”是一种多么可贵的韧性战斗的精神啊!从此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运动开始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对于左翼文艺思想来说，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创作来说，都是一种根本性的建设，正如鲁迅所说的，是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由于这个转机，革命文学阵营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对于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便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们开始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文学艺术的现象，用阶级分析的武器，取得了批判新月派的胜利，击败了民族主义反动文学思潮。斗争的胜利，证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有力的科学的武器，使左翼文艺工作者提高了掌握理论的自觉性。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贯穿于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始终。这个观点的明确确立，是左联的一大功劳。 　　30年代，我们在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涉及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在阶级社会、在火与血的革命斗争中，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而自由，它必然要受一定政治势力、政治倾向的支配和影响。一些人叫喊“勿侵略文艺”，文艺不要“堕落”成为“政治的留声机”，那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的文学。左联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把左翼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且使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更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艺术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大大地提高了革命文艺的战斗力。⑩ 　　周扬在左联的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文学理论批评家，周扬是相当有修养的；作为党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周扬又是以具备鲜明坚定党性著称于世。他的批评实践往往散发着浓郁的策略意蕴，同时他的议论大多极具风采。这一特点是观察周扬批评活动的重要的角度。 　　可以这样认为，从1931年至1937年的上海左联时期是周扬的理论准备期。此时的周扬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现实主义文论体系：重本质的、重理想、浪漫的、英雄的现实主义，区别于批判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更区别于自然主义。 　　在与“第三种人”、“自由人”的论辩中，周扬表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斗争性。他强调党派性、阶级性是达到文艺真实性的唯一的途径。文艺真实度的最大化只依靠文艺的经验主义的实感性的认识无法达成，而需要理智的或思想的因素的指导，这便是正确的阶级立场、正确的方法，即先进的世界观。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系统地介绍与倡导，是周扬30年代上海时期文艺思想中影响中国文艺思想史最为深远的部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对中国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在译介的过程中，周扬一再对这一源于苏联的创作口号在中国的适用度进行强调。他重点指出了这种创作方法所包含的真实性、大众性、单纯性的内容，对于其中浪漫主义的成分进行了慎重的选择和严格的界定。浪漫主义在这里作为一种理想化情感诉求的代名词出现，而不是一种源远流长、有着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要求的创作方法。比如浪漫主义对主体性内涵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换掉了。对浪漫主义的兼容并没有改变他对现实主义的根本认识，反而加强了本质论、反映论的现实主义观。 　　在这个时期，周扬表现出非常“革命”的姿态。其一，在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上，他认为革命推动了文艺，作家要成为革命者。其二，关注国际左翼文坛，自觉地向国际普洛文学看齐。其三，充满了革命者的激情和自信，这也使得他这一时期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出现偏差。从理论上看，有机械论的倾向，把真理与阶级性、文艺与党派性直接地“粘”在一起；有许多全称性的判断，而这些判断本身又建立在独断性前提之上，它们的辩证性有时是值得怀疑的。他也因此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 　　周扬是以文学的阶级论者登上历史舞台的(11)。周扬在20世纪80年代编辑《周扬文集》时，写于1982年12月末的“作者附记”交代说： 　　本文(指《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与下面的《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和《文学的真实性》两篇文章，俱为20年代参与左联同“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而写。 　　这场论争发生在1932至1933年，正是左联遭到国民党的一再围剿，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1931年底，与胡秋原有关的刊物《文化评论》创刊，刊登该刊社评《真理之檄》，胡秋原连发三篇文章(《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说什么“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艺，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向受到压迫、遭到围剿、没有任何自由的左翼文坛要自由，要民主。左联外围报纸《文艺新闻》很快作出反应，发表瞿秋白执笔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和冯雪峰化名洛扬的《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予以回去，揭露胡秋原的别有用心。 　　当胡秋原的论点受到批驳时，苏汶(杜衡)以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和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之间的“第三种人”自居，先后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援救胡秋原，诬蔑马克思主义者不要真理，左翼文坛不要文艺；且挑拨地说，左翼作家“霸占”文坛，致使他们那些“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针对这些论调，瞿秋白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发表时署名易嘉)，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冯雪峰写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发表时署名何丹仁)，我写了收入本书的三篇文章，逐一驳斥苏汶和胡秋原。 　　这次论争涉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在无产阶级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的阶级性、真实性和倾向性之间的关系，文学创作的自由和作家世界观的制约作用。论争范围较广，理论色彩浓厚。通过论争，捍卫了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扩大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消除了新文艺统一战线内部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的糊涂观念，提高了文艺为革命服务的自觉性。 　　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理论和所作所为是有害的，我们对他们的批判是及时的，完全应该的，有意义的。自然，由于当时环境的特殊，总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今天看来，这三篇文章中的某些话有不尽确切之处。(12) 　　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13)一文中，周扬针对苏汶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是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吗?”他说：“请先看看苏汶先生所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义吧：据苏汶先生的意见，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有分别的，这分别就是在于后者‘现在没工夫来讨论什么真理不真理，他们只看目前的需要。是一种目前主义。我们与其把他们的主张当作学者式的讨论，却还不如把它当作政治家式的策略，当作行动；而且这策略，这行动实际上也就是理论。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何等恶意的歪曲啊。他把列宁主义仅仅当作‘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把列宁主义仅仅还原到政治的实践。他不愿在列宁主义之中看到理论，而且不愿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由列宁提高到了新的阶段。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切主张都无非是行动’，那么，胡秋原的话即使每一句都‘一百二十分地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但‘因为他妨碍行动’，‘左翼文坛必然地还要攻击他’。这样说来，‘左翼文坛’是只要行动，不要真理，而胡秋原是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目前’虽被‘非难’，也许将来的大学里会有‘胡秋原学院’了!” 　　周扬认为，“‘你假使真是一个前进的战士’，你就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百分之百地发挥阶级性、党派性，这样，你不但会接近真理，而且只有你才是真理的唯一的体现者。”他又进一步揭露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的本质，“就是不主张‘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干脆一句话，就是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但是真正‘自由’了吗?当然没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诸君!我们得告诉你们，你们所讲的什么绝对的自由，简直是骗人的话。在建筑于金钱势力之上的社会里，在劳动大众非常地贫困而少数富人做着寄生虫的社会里，不会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列宁)。那么，他们的自由是什么呢?那就是‘戴着假面具去受钱袋的支配，去受人家的收买，去受人家的豢养’。把自己裹在‘自由主义’的外套里面，戴着艺术至上的王冠，资产阶级的作家们是怎样巧妙地而又拙劣地隐藏着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阶级的服务。” 　　周扬在《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中鞭挞了胡秋原对于党派性的“轻蔑”和“嘲笑”的态度：“一方面他是怎样以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而且最有价值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派性，来贬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本质。他的这种‘无党派性’的主张，当然也并不是新奇的，这正是他们西欧的祖宗考茨基、伯恩斯坦因等人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可耻的最大的特质。另一方面他是怎样用‘我是自由人……无党无派’这些话，来掩饰他自己的社会法西斯蒂的党派性。所以他一听见人家讲‘党’‘派’两个字，就好像人家揭发了他的阴私似的，破口大骂，连‘什么屁党鸟派，不是怎么使人人都消魂荡魄的’这种‘村妇式’的话都会骂出来了。”同时周扬对胡秋原抹杀文学的阶级性也做了反驳。(14) 　　文学的大众化，也是周扬关注的话题。早在左联成立之初，就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随后出版《大众文艺》半月刊。1930年春，《大众文艺》编辑部组织了一次文艺大众化座谈会，讨论为什么文艺要大众化等问题。参加座谈会者的发言记录后来刊登于《大众文艺》的第二卷三期、四期的新兴文学专号上。《拓荒者》也发表了讨论的文章。到1932年夏，又有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 　　左联时期，大家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都十分重视，因为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但是，对于什么是大众文艺，大众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语言问题，艺术价值问题，作家与大众文艺的关系，以及怎样推进大众文艺运动等等问题，却又众说纷纭。 　　其中周扬的看法别树一帜。他在1932年7月《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发表的《关于文学大众化》认为，文学大众化这个工作“已经不在应不应该做，而在怎样去做了”。他严肃地指出文学大众化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组织大众，鼓动大众”；“就是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在这里，‘文字’就成了先决问题。‘之乎者也’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都不是劳苦大众所看得懂的，因为前者是封建的残骸，后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专利”。如此说来，“创造新的文字是目前的迫切的任务。但是怎样创造呢?这不是凭着Inspi-ration(即灵感)创造得出来的。只有从大众生活的锻冶场里才能锻冶出大众所理解的文字；只有从斗争生活里才能使文字无限地丰富起来。” 　　接着周扬分别就作品与作家谈了文学大众化的途径，在作品方面——“大众文学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呢?在这里，小的形式(Small Forms)，如Sketches(即速写)，简短的报告，政治诗，群众朗读剧等，是非常有用的。它们是单纯的，明快的，朴素的，Dynamic(有生气)的，Heroic(堂皇、英雄)的。它们可以很迅速地，直接地反映出每个瞬间的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无产阶级)的斗争生活。它们是鼓动宣传的最好的武器。描写普罗列塔利亚特的阶级经验的长篇小说虽然也是不可少的，但在目前，一天要做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十五小时肉体劳动的工人是没有工夫和能力来读长篇作品的。这里，我们虽然可以一时地、批评地采用旧式大众文学的体裁，如小调、唱本、说书等，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形式的国际性质的重要，我们要尽量地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上面所举的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同时我们还要记住：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我们不像没有内容的布尔乔亚作家一样专在形式上去推敲，也不像形式主义者一样以形式为主，我们要在实际斗争的生活中创造出许多新的形式。所以在这里，最要紧的是内容。那么，大众文学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不管题材的复杂性，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描写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斗争生活。这个任务不是带着超阶级，超党派的态度，从十字街头的象牙塔里，客观地观察着一切生活(虽然也包括着工人生活)，然后把所得的印象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作家所能够完成的。”在作家方面——“需要着完全新的典型的革命作家：他不是旁观者，而是实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他不是隔离大众，关起门来写作品，而是一面参加着大众的革命斗争，一面创造着给大众服务的作品[苏俄作家，有名的《Brmskb》(《布洛新基》)的作者潘费洛夫，就是参加集体农场的生产活动，一面写作品的]，他的立场是阶级的，党派的，因为他懂得“对一面于现实的深刻的客观的认识是在正确的党的评价的基础上找出它的艺术的表现，这就是伊里奇(即列宁)所谓‘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只有这样，他才能产生真正革命的大众作品，他才能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活人’，而不至陷于概念主义”。 　　周扬在文中最后强调：“文学大众化不仅是要创造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作品，而且，最要紧的，是要在大众中发展新的作家。关于这个，工农通信运动是当前的迫切的任务。”(15) 　　不过，周扬对文艺大众化的研究也存在缺陷。正如茅盾所云：“在三十年代，我们都热心于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但所花的气力与所收的效果很不相称。究其原因，也就是一条腿走路的缘故——政治环境太恶劣，而作家们又麇集于上海一隅。当然并非没有成绩，进步的作家们都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减少欧化的或文言的句法，尽力采用民众的口语，也涌现出了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但是作家们使用的语言，仍旧基本上是‘五四’式的白话文，即使他们写的是通俗化的作品。”(16) 　　翻译和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周扬在现代文学批评界获取卓尔声名的最早实践。1933年，他将苏联文艺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他和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对资产阶级错误的文化思想进行了必要的批判，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发表在1933年的《现代》第四卷第一期上。该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中国文艺界介绍阐释了苏联文学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批判了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错误，论述了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并针对当时左翼文学创作的缺点，强调了艺术需要形象思维的特殊性的观点。 　　正如文章的副标题所示，这篇文章着重介绍的是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为了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周扬集中批评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其错误在于“把辩证法的一般的命题绝对化，而忽视文学的特殊性质”。他正确地阐述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认为“艺术家是依存于他自身的阶级的世界观的”，但是“艺术家的世界观又是通过艺术创造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特殊性——就是‘借形象的思维’；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艺术不是“被认识了的真理的记述，而必须是客观的现实的认识”，“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的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虽然艺术的创造和作家的世界观不能分开，但假如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换句话说，就是把创作方法的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则是错误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恰恰正在于此。 　　在这里，周扬强调了艺术的特殊性，但又辩证地指出，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否定，决不意味着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轻视，“决不是说文学理论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可以抛弃不要，相反地，为了要用具体的批评去指导许多作家，抛弃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口号的批评家，今后是非把自己的辩证法更加强化不可”。不过，不只是沉湎在书斋里研究辩证法的命题，而是“浸入辩证法地发展的现实自身中去”，因为“辩证法的智慧是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汲取来的”。基于此，周扬再三强调，文艺创作应从现实生活出发，使作品要有“客观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的感动力量”，作家要“紧紧地脚踏实地”；“在那具体上了解生活”，把生活“如实地具体化”。十分明显，周扬在批判将唯物辩证法作为创作方法的同时，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周扬的这篇文章还根据吉尔波丁有关讲话和论文，介绍了苏联刚刚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现实依据、具体内容和某些重要特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周扬初步对浪漫主义做了历史的具体分析，恢复了浪漫主义应有的声誉。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仅仅享有着“辛德莉拉”的地位，随标榜“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拉普”派思潮对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打倒席勒”的口号颇有市场。对此，周扬批评了那种在文学浪漫主义与哲学唯心主义之间画上等号的错误观点，指出浪漫主义是历史地发展的，在同一浪漫主义的屋顶下可以有夏多布里昂，也可以有海涅，“在种种的时期和时代，具有种种的艺术的社会内容”。因此不加区别地排斥浪漫主义或把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截然对立起来，视为水火不容的关系，“显然是错误的”。 　　周扬指出，时代需要的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而它真实地包含在现实生活里面。“‘革命的浪漫主义’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立的，也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立的，而是一个可以包括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的，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正当的、必要的要素’”。从总体上看，周扬是把浪漫主义视为现实主义的一种补充，在理论上还存在漏洞，但是他在自己的时代肯定了浪漫主义的合理地位，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也是相当杰出的。可惜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更未展开深入的讨论。(17) 　　之后在1936年发表于《文学》第六卷第一号的《现实主义试论》中，周扬进一步论证了高尔基“在大艺术家，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似乎总是浑然融合”的观点。他举出了巴尔扎克和果戈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少是hoffmann式的奇幻的故事，写《狄康卡近郊夜话》、《泰赖斯波尔巴》的果戈理正是出色的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试论》在某种意义上是1933年瞿秋白《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的新发挥，恩格斯给英国女作家哈克纳斯的信，仍然是其基本的指导，围绕这封信的精神，对当时批评界的某些演绎作出了辩证。其中第五节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典型创造问题，针对胡风关于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解释——“所谓普遍的，是对于那人物所属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所谓特殊的，是对于别的社会群或别的社会群的各个个体而说的”——提出了不很相同的看法： 　　过去伟大的艺术家成功地写活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典型的创造是由某一社会群里面抽出最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等，将这些抽出来的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使这个人物并不丧失独有的性格。所以典型具有某一特定时代，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的个别风貌。借一位思想家的说法，就是：“每个人物都是典型，而同时又是全然独特的个性——这个人(This one)，如老赫格尔(引者按：即黑格尔)所说的那样。”(18) 　　周扬和胡风一样，都以高尔基的有关意见为援手，较之胡风接近现实主义典型论的真髓，但“抽出来”之类的思考，对创造“这一个”并无切实的帮助。有意思的是如同周扬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一样，他的现实主义典型理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一直是作为权威理论支配着理论批评界。 　　黄芝冈的《从<雷雨>到<日出>》于1937年2月发表在由夏衍、沙汀等人主持的左联机关刊物《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五号上。一个月后，《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八号又推出周扬的《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出于所谓“保证文学批评的健全的发展和信用”的目的，周扬尖锐地指出，黄芝冈的“批评”，表现了他“对于作家的态度的粗率”和“对于文艺的特殊性，以及文学和现实之关系的朴素而不正确的理解”，甚至于把黄芝冈的批评斥之为“如果不是由于色盲，就是出于‘毒舌’”。 　　在对黄芝冈施以严厉批评、无情打击的同时，周扬亮出了自己的批评观：“批评家没有理由反对作家描写社会中的黑暗的消极的现象，他所要检阅的只是被描写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的哪些侧面，反映得真实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能真实，那就要指出是怎样主观的偏见妨碍了作者……这才是批评的主要的任务。” 　　基于这样一种批评观，周扬一上来便对《雷雨》和《日出》作出充分的肯定：“《雷雨》和《日出》无论是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周扬先是参照着张庚的《悲剧的发展——评<雷雨>》，批评了《雷雨》一剧“由于这个现实主义的不彻底，不充分，所以他的宿命论的倾向没有能够被击碎，如果说反封建制度是这剧本的主题，那么宿命论就成了它的Sub-Text(潜在主题)，这大大地降低了《雷雨》这个剧本的思想的意义”。周扬接着又凭着其异乎寻常的艺术直觉，指出了《日出》一剧“现实主义的不彻底不充分”，从而道出了与多数论者迥然不同的别一种读解：作者说，他为《日出》全部材料的收集，受了不少的苦难，这努力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我恐怕他还只是搜集了这些材料，整理了剪接了它们，还没有能够把它们综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他现在还只能用片段的方法，人生零碎去阐明一个观念，而这个方法决不是艺术的大路。艺术作品的主题是人物和事件的综合，如果这个综合是偶然的或是勉强的，如果艺术作品分裂成各个单独的插话，如果里面没有一种浑然一致，那艺术作品的价值就会遇到损失。因为真正的精炼的艺术总是有明确的主题。(19) 　　《日出》的结尾虽是乐观的，但却是一个廉价的乐观。他关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只说出了部分的真实，他向黑暗势力叫出了：“你们的末日到了。”而对于象征光明的人们的希望也不只是一种漠然的希望，他还没有充分地把握：只有站在历史法则上而经过革命，这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才能根本改变。 　　正如钱理群在《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周扬对于同一阵营中的黄芝冈的“批评的批评”，实质上所要解决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非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战略策略的选择问题：“是以‘批判’、‘揭露’为主，意在明确地与之划清界限，以保持自身的‘纯洁性’；还是以‘引导’为主，以从中引发出有利于自己的‘积极意义’。黄芝冈与周扬的分歧实质正在于此。” 　　现实生活作为文学的来源和服务的观点，在周扬的理论构架中具有特别严重的意义，他的选择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是偶然的。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始终异乎寻常地吸引着周扬。1937年6月的《希望》创刊号上有他的专题论文《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1942年他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并且车氏的这篇学位论文也由周扬亲自译成中文，名为《生活与美学》，由华北书店出版发行。周扬本人也因此成为现代中国最权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阐释者。周扬指出，车氏是对普列汉诺夫、列宁有过深重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列宁称他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作家”)，他的那篇著名的学位论文表明他是费尔巴哈思想的信奉者。如果别林斯基提出了“艺术是现实的再现”，那么车氏对这一杰出的命题不仅作出了“辉煌的解释”，并且“使它大大地发展了”。他的“艺术是现实的再现”的总命题包括以下具体内容：艺术家抓住现实的本质，描写有用的主题；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引起兴味的一切事物都是艺术的主题的内容，美不过是艺术的形式；艺术中的兴味，决不是“个人的趣味”，而是深刻的时代的关心；艺术不但是“再现人生”，而且还要“说明被再现的现象”；艺术是“人生教科书”。正是这些，车氏的理论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周扬认为，“单是艺术是现实的再现”这个命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在美学史上添加新的什么，他的功绩是在对于这个正确的命题给予了辉煌的解释，而且使它大大地发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所谓“再现现实”并不同于十七八世纪的伪古典派的“自然模仿论”。盲目地模仿自然，抚摩人生的外表，那是无谓的空虚的游戏，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反对的。他要求艺术家抓住现实的本质，描写有用的主题。在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指明了艺术的形象是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有它的思想性，这是关于艺术的本质的最正确的见解。对于80多年前这位大思想家所发表的卓见，我们唯有惊叹。艺术是再现我们在现实中所感到兴味的事物，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但是他所说的兴味决不是“个人的趣味”之类，而是深刻的时代的关心。艺术家对于自己关心的问题不能不表示他的一定的意见。 　　周扬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是对于我们的艺术家的一个极尊贵的指示。艺术家应当和历史的发展倾向脉息相关，在他的作品里来处理并且解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只有这样，‘艺术家才能成为思想家，艺术作品才有科学的意义’”(20)。 　　周扬的这份工作是着眼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际的，为了强化现实生活对文艺包括文艺家的支配意义，使文艺发挥更大的推助革命运动的作用。它的强点与弱点互相依存，弘扬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却没有用足够的精力去清理车氏美学思想中的机械唯物论的杂质。 　　这时期，周扬还发表论文《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现实的和浪漫的》、《高尔基的浪漫主义》、《忧郁的文学》、《俗物主义》、《典型与个性》、《我们需要新的美学》、《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等，并有评价鲁迅翻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的书评。 　　在周扬的文学生涯当中，文学翻译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段时间，周扬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他曾编写《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一文，该文详细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学在苏联取得的成绩；编辑出版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文集》。 　　周扬在1932年由现代书局印行了译著《新俄文学中的男女》，该书由美国库尼兹所著。现代书局的初版本，32开本，204页，新闻纸横排印刷，内有《新俄的妇女》等单色插图四幅；封面为几何形构图，以黑、白、红三色套印，以美术字装饰书名，简洁、明朗，有装饰艺术效果；封底居中是一竖长方形红地儿白字的现代书局标志性图案。 　　《新俄文学中的男女》中的“男女”，指新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本书译自美国1930年出版的《十月之声——苏俄的艺术与文学》。原书共六章：一、过去与现在；二、苏俄文学中的男女；三、苏俄的演剧；四、苏俄的电影；五、苏俄的绘画与建筑；六、苏俄的音乐。本书选译其中第二章，独立成书。著者库尼兹对俄国文学有很深入的研究，著有《俄国文学与犹太人》，译有短篇小说集《蔚蓝的城》。 　　由《新俄文学与新兴阶级》、《新俄文学与知识阶级》等12篇文章构成的《新俄文学中的男女》，作者巧妙地把苏俄文学中的各种典型人物一个个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窥见在内战和再建时期中的革命者的光荣和苦恼。周扬的译笔流畅，表意准确，行文如行云流水。若说读此译著是一种美的享受，并不为过。同时它对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文艺创作的繁荣，其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周扬在20世纪30年代的翻译实绩硕果累累，他翻译出版了高尔基创作的《奥罗夫夫妇》和译文集《路》；翻译出版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等。 　　四 　　行文至此，可以说一下周扬的家庭变故—— 　　周扬在1933年前后结识了上海光华大学的学生苏灵扬，并于1934年与其结婚。 　　周扬的这一举动给他的家庭、他的亲人(妻儿)带来多么大变化，周扬的儿子周艾若在接受李辉的采访时，流露出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为了存真，照录于下： 　　李：你父亲和母亲最后分开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 　　周：父亲带母亲和我们最后一次回湖南是在我8岁那年。 　　李：那就是1935年。 　　周：我已经记得一些事情。母亲怀了老三，就是现在在石家庄工作的三弟周岳。她每次生孩子时，外祖母就要求必须回到家乡生。我们回到湖南，孩子还没有生，父亲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现在来看，是因为他已经爱上了苏灵扬。 　　李：你母亲在上海见过苏灵扬吗? 　　周：见过。还见过她写给父亲的信。在上海帮父亲收拾衣服时，从口袋里发现过她的信。但是她信任父亲，并不担心别的事情。父亲离开时，说好第二年暑假来接我们，但一年推一年，一直没有来。后来到了延安，也有来信。他还寄书寄衣服。他那时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刚刚出版，也寄回来。但别的事情，一直瞒着母亲。后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书信全无。 　　李：你母亲什么时候才知道真情的? 　　周：一直到1941年，母亲才偶然知道了父亲另外有了一个家。她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好像是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里面最后提到一句说孩子在上幼儿园。母亲这才知道。人一下子倒下去了，从此一蹶不振。 　　李：这也难怪，从分手到知道这个消息，一共是六年。太突然了。她的精神支柱没有了。 　　周：外祖母受的打击也很大，当年就生病死了。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祖母抚养，她的死对母亲影响很大，可以说也是导致母亲很快去世的一个原因。我还记得，外祖母去世之后，母亲几乎每天都带着我们到坟地去哭。十几里路，她带着我们兄弟三个，趴在坟上哭。这种哭是湖南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很悲凉凄惨。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母亲很快就病了。吴家这时已经变穷了，主要是舅舅做生意破产了。母亲的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加上心情恶劣，第二年她就去世了。1942年那一年，她只有35岁。她去世时的惨状，我永远忘不了。 　　李：母亲去世后，你们兄弟生活怎么解决? 　　周：我们成了孤儿。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由破产了的舅舅照顾，生活非常艰难。母亲对我说过：“你只要能教上小学我就满意了。”我后来真的在家乡教书，可母亲已见不到了。(21) 　　苏灵扬生性活泼，对现实社会不满，追求进步。在大学期间就加入了左联组织，由此进入了周扬的世界。 　　据苏灵扬本人的回忆，她是1933年5月在上海光华大学加入左联的。那时她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并非作家，仅仅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 　　在此之前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苏灵扬在江苏松江女中学习，当时这个学校的反动统治很严，她和其他两位同学王作民、徐微抱着要跳出这个牢笼追求自由和光明的心愿，高中未毕业就出来分别投考了大学。苏灵扬于1932年暑期考入光华大学，徐微进了复旦大学，王作民则进了杭州浙江大学。她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信息，听徐微谈起复旦活跃的政治气氛，光华就显得沉闷多了。 　　作为一个十几岁单纯的女孩子，苏灵扬只知对现实社会不满，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先安内后攘外”十分愤慨，可又不懂革命，更不懂如何去革命。她只想该打破一下光华的沉闷空气，也不同谁商量，在1933年春竟单枪匹马办起壁报来。白天上课没有时间，就点起洋烛开夜车，用“分身法”一人化了好多笔名写各种各样的文章、诗词、小说等，张贴在女生宿舍林阴道旁的墙上。 　　这份壁报出了大约两三期，就有一位和她同年级不同系的男同学来找苏灵扬，这人的学名叫“欧阳弼”，湖南人，后来写小说用的笔名是蒋弼。开始以借抄笔记为名，渐渐熟悉了。他介绍苏灵扬看《毁灭》、《铁流》等作品，对她做革命的启蒙工作。同年5月就介绍她参加了左联。他对苏灵扬说，左联是秘密组织，是左翼革命作家的团体，但在大学里，不一定都要作家才参加，爱好文学就可以。她同意加入，欧阳弼就做了介绍人。1933年，光华开始有左联小组，欧阳弼是负责人，成员中有苏灵扬和田间、马子华。 　　苏灵扬参加这个小组期间，小组几乎没有什么文学活动，她记得有一次布置她去北四川路的上海戏院看苏联电影《生路》、《夏伯阳》，这多少和文艺有点关系。当时去看苏联电影是要冒风险的。去前，欧阳弼叮嘱她，看完电影不要直接回校，要多换几次电车，以免把“尾巴”(即盯梢者)带回学校。在学校进行的左联小组活动，除用公开名义召开过一次读书会外，其他活动就是要她在校内散发传单，保管马列主义的书籍。那些书籍外面都用鸳鸯蝴蝶派的书皮伪装，里面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那时这些书籍对她既陌生又新奇，印象特别深，却又都不懂。女学生中只有她一个盟员，这些书籍放在女生宿舍比放在男生宿舍当然安全得多，所以她成了这些书籍的“保管员”。她们学校的男生在校内大规模地写过一次标语。在操场的围墙、亭子的柱子上，全用墨汁写了“拥护苏维埃”、“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等口号。字都写得很大，非常醒目。早晨，学生们一出宿舍，满目都是大标语。学校当局自然很紧张，当即把标语粉刷掉了。谁知中午下课回宿舍经过操场一看，刷的白粉干了，标语像恶作剧似的又清晰地显现出来。那几天，学校的大门口总停着红色的摩托警车。 　　1933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好几所大学同时进行大逮捕，光华也有人被捕，其中有马子华。于是苏灵扬在1934年初便转学复旦。在复旦时，与她联系的是何谷天(周文)。 　　在光华大学时，因参加左联的女生仅苏灵扬一人，和男生一起活动很不方便，到1933年初冬，在她转学复旦前不久，组织上决定把她编在街道小组。这个小组的开会地点是在叶紫家。 　　苏灵扬虽是左联盟员，但从未写过文学作品。叶紫主编《草叶》时，却布置她这个青年也要写习作，她像在课堂上向老师交卷似的交过一篇习作，居然登载了。不久，苏灵扬被调去左联做宣传干事，干事除她外，还有魏猛克，宣传部长是任白戈。 　　在苏灵扬的记忆中，在由他们三人参加的宣传会议上，周扬曾来作过一次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反对法西斯蒂》。她当时虽然知道德、意、日是法西斯，但听人系统地讲述这个问题仍感到非常新颖。可以说这是苏灵扬第一次上的一堂正式的政治课，所以印象格外深刻。(22) 　　1934年秋，苏灵扬和周扬结婚后，为了保证他环境的安全，她的社会关系除王作民外，一概断绝了，左联的活动也再没有独自出来参加过，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苏灵扬还记得： 　　“1934年暑假，我与周扬同居，住在上海霞飞路华龙路华龙里。楼下是山东人开的食品店，专卖给白俄吃的酸黄瓜、大‘列巴’。我这个家，沙汀是第一个知道的。开始只有他来，以后立波从苏州反省院放出来，我才认识。沙汀穿长袍、西装裤，瘦瘦的，冬天围条围巾。他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能出主意，爱摆龙门阵。他们家与我家是患难之交。周扬对外讲是做编辑的。在上海，一个编辑家里，每天四角钱的菜金，再不能少了，少了，就要受街坊邻居的怀疑。所以没有菜钱便问沙汀借，还有杨潮。沙汀家一个月五十元就够了，日子过得还很好!他告诉我诀窍，我学不来，我不会用钱，不能做‘经济专家’。可是沙汀也常常没钱，有时，他会掏出仅有的一元钱，跑到弄堂口胭脂店去破开，分我四毛，这样可以开门买菜，别人看我们生活正常。这对地下工作最为重要。 　　“1936年，我生第一个孩子米米，在霞飞医院。医院很小。我住在二楼大房间里，是自己走上去的。沙汀来看过我。黄玉颀(沙汀的妻子)送我她孩子杨礼穿不得的旧毛衣，可我不会打，是她帮我拆了，织成米米的第一套毛衣裤。我等于是他们的妹妹，生孩子、抚养孩子，都是向黄玉颀讨教的。” 　　周扬夫妇的老友王作民则回忆说： 　　“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是我高中同学。通过她我认识了周扬。同周扬初次见面，回想起来，有些像‘电影镜头’。时间大约在1933、1934年之间，我在上海租界一处里弄房子的大门外扣门。忽听身后有人问：‘你是王作民吧?’回头见一位身穿风雨衣的男子，帽檐压得低低的看不清面孔。他接着说：‘你是找灵扬?我见过你的照片，认出你了。’也就是周扬。原来他家刚搬迁，这是怕落下什么，特意回来作最后一次检查。真悬，分秒之差就可能同他交臂错过，那么这趟专程从杭州来上海探望灵扬，就算白跑了。 　　“灵扬意外见我随周扬来到，欣喜万分。立即把我给的杭州土产沙核桃糖装一盘送到新居二房东太太房里，大声说：‘是我杭州亲戚刚带来的。’灵扬早在信中敦促我尽可能常到上海她家，显示她家也有人来人往，免得邻居生疑。这是她提高声音的目的。我问：‘他现在呼什么名字?’他们每搬迁一次就换个名字，一会儿‘周志扬’，一会儿‘周子扬’……反正不用真名‘周起应’，那是南京正在明令通缉的‘共匪’。灵扬要我去她家，说我绝对可信，而且我没有参加革命组织，不会被捕招供出她家的住址。他们地址一般是保密的。 　　“……灵扬在光华参加了进步组织左联，也没有瞒我。周扬是作为左联领导人到光华参加活动，初次遇到灵扬的。她以少女的敏感察觉到周扬认真地注视了她一眼，后来就常到光华找她。据我所知，当年追求灵扬的青年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富家子弟，灵扬均不屑一顾。她与周扬终成眷属，实属毫无世俗考虑、一片纯真的‘情有所独钟’。从此，生活动荡不安，时刻警惕特务跟踪，再加上周扬的生计仰仗稿酬，一个职业革命家得自己解决生活问题，经常处于经济困难之中。这一切，她均不以为意。那时她既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党员，她的决心颇不简单。 　　“随便举个例子说明‘紧张’：当一次我去她家时说到想看一场轰动沪滨的美国影片。他们舍命陪君子，办法是电影已开始放映后才入场，结束放映前就退场。周扬的帽子遮住半个脸，看的当然是晚场。我心想：好紧张的文娱活动!倒像我在浙江大课堂上听讲的希腊传说中的‘达摩克里斯利剑’，随时会掉在自己头上! 　　“又一次我到上海，正遇上周扬要同一个从苏区来的同志约见。为了安全，到一家高级旅馆开个房间，把我也带上，三个人进入不招人注意。通知有客来访时，灵扬和我撤离客房，出旅馆后分别走向不同方向，打乱可能跟踪特务的注意……这次开支是我支援的。这是我碰巧到来，否则又得设法去找钱。 　　“当然我们也有欢笑时刻。有几次我至今想起来，光景如昨。一次，灵扬忽问：‘你看他像不像个教授?’原来他们一贯向所有的他们的二房东谎称周扬的职业是教授，不坐班，授课外活动自由。被她一问，我认真仔细把坐在书桌前的周扬打量一番后很负责地回答：‘学者风度，像，像个教授。真的，比教授还像教授。’逗得他们笑出声来。 　　“灵扬的父亲得知女儿‘先斩后奏’出嫁了，坚持要到上海看一看。周扬外出还有一点‘行头’，灵扬真没一件好衣裳。她到处寻找削价服装，东拼西凑用19元买了件呢大衣，穿上霎时间显得格外体面。老人家也不知大衣里面的衣着是好是坏，见到女婿相貌举止也满意，就放心地回常熟老家去了。后来周扬就此事对我开玩笑说：‘还好。她父亲没有不承认满洲国。’一句话引得我捧腹。我一笑他真会应用‘新名词’，当年举国上下异口同声‘不承认满洲国’，确是新用语。二笑他用词不当，怎么把伪满扣在自己脑门上?我的‘点评’逗得他们也大笑起来。” 　　王作民记得，一晃就到了1935年。她于同年暑期考上了清华三年级。赴北平前曾向周扬、苏灵扬夫妇告别。 　　这时，苏灵扬已怀孕。孕妇一般有些择食，由于生活清苦，苏灵扬只能从里弄口摊贩处买几只卤鸡爪嚼嚼。但她没有避讳王作民，仍开心地啃着。周扬则笑着说：“瞧瞧，她现在也不怕不雅观了。当初我们二人在马路上走着谈着时，她连咖啡也怕喝，怕喝出声音来不雅。”(23) 　　当时的情况确实很糟，据周扬的秘书露菲转述苏灵扬建国后告诉它的话说，苏灵扬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担任左联宣传部干事，“她不畏艰险，做秘密工作，为革命的文艺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谈到那时期的情况，她曾说过，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要经常搬家，有时他们竟住到了楼梯下面放杂物的地方。那时，她和周扬的日子很困难，老向人借钱，有时翻译点稿子，赚点稿费，维持生计。为了工作的需要还要扮装成有钱人的样子。由于生活困难，吃不上饭是有名的。那时苏校长也帮助周扬同志抄稿子。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女士也帮助过他们，有一次他们在电车站相遇，史沫特莱倾囊相助，数目不大，可周扬、苏灵扬同志一直心存感念，多次向我们提过。” 　　苏灵扬生育的女儿周密也证实：“妈妈也曾跟我讲过在上海时生活窘迫的状况。1936年元旦，妈妈生我时，需要20块钱的住院费。爸爸跑了好几家去借款，最后在郑振铎伯伯那里才借到了。解放后一次碰见郑伯伯，爸开玩笑地对他说：密密欠你二十块大洋，还没还呢。”(24)可见周扬当时的窘迫。 　　五 　　周扬在左联领导岗位上兢兢业业，成绩斐然。他团结了许多新近作家，包括沙汀、艾芜、关露、蒲风、任钧、张耀华等。 　　艾芜在左联内部入党后，被大众文艺委员会派到沪东去开展工人通讯员运动。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做法。他在涟文学校教书，白天教工人子弟，晚间教恒丰纱厂的工人，凌晨到申新六厂的厂门口看下夜班和上早班的工人活动。星期日走访工人家庭，忙得没有任何写作时间。见到沙汀主要是借饭费，每月6元就够维持了。他这次是在曹家渡一爿绸厂里被预先埋伏好的便衣抓去的，同时被抓的还有5个工人，一起关在南市的上海公安局拘留所里。本来是涟文学校的女教师周海涛在学校先行被捕，艾芜听说出了问题，跑到绸厂去通知做女工的周海涛的妹妹周玉冰及其他工人，结果自己也被捕了。 　　周扬估计艾芜身份不会暴露，便叫沙汀设法把人保出来。不久又交来50元钱，说是鲁迅先生听说了，表示关切捐助的，可以用来延请律师。这时，艾芜他们被押到苏州高等法院拘留所第三监狱。沙汀与任白戈到公共租界史良及其舅父、著名法学家吴经熊一起开办的律师事务所请求帮助。当时的史良已经以热心为政治犯辩护而出名。她听说了艾芜的情况，认为可以设法。她住在法界辣斐德路辣斐坊，沙汀为了营救朋友，曾多次到她家里去打听事情的进展。 　　艾芜的被捕是当时左翼文化界受到高压的一个表现。这年5月，丁玲、潘梓年在上海被捕，应修人拒捕坠楼遇难。7月，洪灵菲在北平被捕，很快遭秘密枪杀。9月，楼适夷被捕。10月，潘谟华在天津被捕，同时政府秘令查禁普罗文学作品，封闭进步刊物、书店。 　　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就在6月遭禁。在这样的形势下，沙汀跟着周扬反而加强了在左联内部的活动。 　　沙汀与周扬曾到窦乐安路附近一个小弄堂去过两次，见到关露、蒲风、任钧、张耀华这些左联成员。关露长得很漂亮，她与周立波、徐懋庸、司徒乔都熟识。后来司徒乔从美国回来，她约在一家广东茶室吃点心，周扬、沙汀也在座。司徒在席间给沙汀画过一幅很不错的画像，可惜“八一三”逃难时丢失了。蒲风、任钧是诗人。任钧就是“卢森堡”，瘦瘦的，人很清秀。张耀华是社联的，与沙汀同住在一个弄堂。 　　6月间，周扬向沙汀提出做左联常委会秘书的事，他同意了。丁玲等被捕后，左联的工作主要落在周扬身上，既是党团书记，又是“文委”成员。周随即给他送来一筐“文件”，让他保管，其中包括丁玲的一些手稿。不久，在四达里沙汀家里召开过一次左联常委会，参加者有鲁迅、茅盾、周扬和管组织的彭慧。那天茅盾到得最早，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他没想到这个“提携”过他的五四作家，瘦削，儒雅，喜欢很快地眨着眼睛，操着浙江口音，是那么健谈。两人马上谈起创作问题，谈起《幻灭》中男女青年在大革命前后的种种思想变化，茅盾讲了不少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的见闻。 　　7月的一天下午，周扬突然跑到四达里，告诉沙汀，他的同一个弄堂的张耀华被捕了，要他快点转移。周扬走后，黄玉颀按照沙汀的主意，把一些文件，主要是《前哨》的稿子捆扎在身上。正忙乱中，周扬连门都不敲，又闯了进来，说弄堂里里外外布满巡捕和形迹可疑的人，要他们马上动身，以防不测。沙汀一边紧张地取东西、穿衣服，一边埋怨周扬，怎么能冒这么大的险再跑来一次，反过来催周赶快离开。 　　搬出施高塔路以后，沙汀就没有再做左联的常委秘书，周扬通知他改做小说散文组的组长。左联的活动是半地下的，教工人夜校属于第一线，这个维持了三四年之久的小说散文组是第二线。 　　后来因为《文学月报》遭封，左联由魏猛克交涉书店，预备再出一个刊物。周扬要沙汀参与其事。第一期想向鲁迅约稿，魏感到为难。魏曾画过一幅鲁迅与高尔基的画，别人在比较矮小的鲁迅旁边题了“俨然”两字，把画发表后，弄得鲁迅很不高兴。魏猛克这次只好听从沙汀劝告，在约稿信中老实道歉。谁料鲁迅回信，不但答应写稿，还说没有关系。魏、沙两人都觉释然。鲁迅送来的稿子便是《答杨邨人先生的公开信的公开信》。不过后来刊物未办成，稿子退还了鲁迅。 　　胡风是1933年12月从日本回国的。翌年春天，沙汀到霞飞路(淮海路)霞飞大戏院对面的一条弄堂去看周扬，听周讲起了胡风。胡当时叫张谷非，在《现代》上发表的批评文章，沙汀是看过的。认识以后，胡风常来看他，对沙汀、艾芜的小说大加赞词。他的个子高大，脸上微微有几粒麻子，不太明显，说话犀利，语带讽刺。沙汀看他还穿着旧的洋服，便与玉颀陪他上街，买料子，找裁缝，帮他缝起了中式长袍。胡风与梅志结合，生了儿子，还请沙汀去吃过满月酒。梅志很漂亮，被朋友间打趣的诨名叫“冰激凌”。典出诗怪李金发，因为李说过，读一篇好作品，就像心灵坐沙发，眼睛吃了冰激凌一般。 　　还在胡风独身的时候，有一次，胡很神秘地告诉沙汀，要介绍一个人同他见面。这是沙汀第一次去胡风住地。他包了伙食，住在白俄集聚的区域里。这种洋房沙汀过去从未进去过，里面的布置也很考究。去了才知道，要见的是冯雪峰。冯诗人气质，说话容易激动。谈起文学，他说他喜欢高尔基的作品，并热情洋溢地朗诵了《马尔戈》的开头：“海笑着!”比划着手势讲得很生动。胡风在左联负责理论批评，与雪峰的关系显然很密切。沙汀回来与周扬一讲，周很惊奇，不快地说：“不是好久便说要去苏区，怎么还在上海?”沙汀感到了这之间的矛盾。 　　到了1934年下半年，周扬与胡风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周扬总是向沙汀诉苦，认为胡很难应付。周扬兼左联宣传部的工作，常要与胡发生摩擦，而且与鲁迅、雪峰、周文的意见不能一致，也怀疑是胡在起作用。沙汀的处境已十分尴尬，如果仅仅是胡风，他愿意断绝过去与他的一切关系。但是周扬同时在疏远鲁迅，他又力劝周要常去见鲁迅，以消释胡风在鲁迅面前造成的某些误解。这种观点似从30年代一直延续下来。 　　周立波从苏州出狱，通过周扬与沙汀的交往多起来。他们本来是在德恩里认识的。那时，立波因参与革命活动被劳动大学除名，自学一段时间后，进神州国光社当校对，一边试着用英文翻译东西。1932年春，因贴传单被拘留，从他的床下藤篮里搜出大量别人寄存的违禁书籍，结果关入了提篮桥西牢，判刑20个月。 　　周立波这个人颇有童心。他和何其芳、赵树理是沙汀生平遇到的文学家中的“三个天真”。他是为演《到光明之路》的话剧被捕的。周立波进监狱，就像到哪里玩了一次，很轻松。他满刑后不愿“坦白”，又押到苏州反省院住了半年，也满不在乎。反省院规定犯人要写日记，他就天天写“臭虫”、“蚊子”如何如何叮他，弄得院方哭笑不得。他的感情似乎是不会“老”的。他一出来，听说周扬已与苏灵扬同居，就极表赞成，认为早该如此。他也有苦闷的时候，一个人把棉裤当了，买几瓶酒回来，可又不会喝。他也在恋爱，是个女工，后来与别人结了婚。那个女工当时得了白喉，周立波为表示对她的真诚相爱，不嫌恶她，还特意去与她亲吻。沙汀、周扬听说了，都责备他。他就是这样不世故，天真得要命。 　　沙汀刚听说周扬、苏灵扬的事，企图劝阻。特别是黄玉颀，她与周扬的前妻吴淑媛很要好，仿佛忘了自己是怎样与沙汀结合的了，对娇小玲珑、也很倔强的苏灵扬，态度冷淡。那年冬天，上海很冷，苏只穿件薄大衣，沙汀让玉颀借钱给她，玉颀不肯。这种关系到以后才慢慢融洽了。 　　①冯夏熊：《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②载《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引文内“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拓荒者》第1卷第三期上作“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据当事人冯乃超回忆，应以“失掉社会地位”为准。 　　③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36～137页。 　　④胡乔木：《1935年至1937年间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文委”、“文总”和江苏省临委》，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5期。 　　⑤《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239页；原载《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 　　⑥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⑦张大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⑧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它》，《我走过的道路》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67～568页。 　　⑨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35页。 　　⑩周扬：《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56～259页。 　　(11)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12)《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8～40页。 　　(13)原载1932年10月1日《现代》第一卷第六期，署名周起应。现载《周扬文集》第一卷，第31～33页。 　　(14)《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8页。 　　(15)《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26～29页。 　　(16)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它》，《我走过的道路》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54页。 　　(17)《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01～114页。 　　(18)同上，第160页。 　　(19)《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98～209页。 　　(20)《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92～197页。 　　(21)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06～207页。 　　(22)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50～53页。 　　(23)王作民：《三十年代结识在上海》，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8～42页。 　　(24)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19～220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