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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真实性①

周扬

读了《现代》第二卷第五期上苏汶先生的《批评之理论与实践》，我感到，对于当做这次论争的中心问题之一的文学的真实性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 　　凡是读过苏汶先生的关于文艺的文章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在他的文章中，他常常提到文学的真实性的问题，而且他之不主张阶级的、党派的文学，反对政治干涉文学，都是为了恐怕“阶级”、“党派”、“政治”这些东西会“损坏文学的真实”的缘故。苏汶先生对于文学真实性的看重，这一点，我们是非常赞同的。但是，在文学的真实性到底是甚么——它是否可以超阶级，超党派，是否可以和政治的“正确”对立；以及怎样才能获得最大限度(maximum)的真实性，换句话说，就是从怎样的立场，用怎样的方法，才能获得对于客观真实之最正确的反映和认识，这些问题上，我们和苏汶先生却有原则上不同的意见。在这里，我想对这问题作一个全面的，原则的讨论。至于同样地是“讨论，不是攻击”，而且同样地是“为着更进步的文学理论，更健全的文学批评之建设”，那是不消说得的。 　　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的真实的。文学的真实，就不外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客观的真实之表现，借苏汶先生的话来说，即它“表现了社会的真实，没有粉饰的真实”。和那以对于现实的歪曲，粉饰，对于超现实的憧憬，幻想为一般特色的文学上的主观主义的理想化的方法相反，对于社会的现实取着客观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大胆地、赤裸裸地暴露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揭穿所有的假面，这就是到文学的真实之路。从文学的方法上讲，这是现实主义的方法。一切伟大的思想家都是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的爱好者。这只要看看马克斯②怎样反对“释勒化”③，而主张“莎士比亚化”，恩格斯怎样认巴尔扎克为比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以及列宁怎样称托尔斯泰的严峻的现实主义为“所有一切假面的剥夺”，就可了然。所以，苏汶先生所认为有害的那些“掩藏现实”“粉饰太平”的作品，也正就是我们所极端排斥的。而我们所需要的，也正就是苏汶先生所说的那种“表现了社会的真实，没有粉饰的真实”的文学。 　　苏汶先生虽然正确地主张了文学的真实性，但他对于文学真实性的理解，却是极其模糊的，混乱的，不正确的。 　　首先，必须指摘出来的，是苏汶先生把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的阶级性分开这一个事实。这是苏汶先生的一切错误的根源。 　　苏汶先生说过下面似的话： 　　所谓反映(指文学的反映——引用者)，即如镜子反映人形，不过把这种生活照出来，如此而已。美的照出来是美，丑的照出来是丑，不掩饰丑，同时也不抹杀美，此之谓反映。这是与赞助某一阶级的斗争毫无关系的。 　　苏汶先生的这种镜子反映论，完全否定了认识的主体(作家)是社会的、阶级的人这个自明的事实，因而把认识的内容(作品)看成一种“与赞助某一阶级的斗争毫无关系”的东西，一种超阶级的镜子的反映。实际上，作为认识的主体的人，不但不是像镜子一样地不变的、固定的东西，而且也不单是生物学的存在，而是社会的、阶级的存在。他不是离社会关系而独立的个人，相反地，他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内活动着的社会的、阶级的一员，阶级斗争的参加者。正如马克斯所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不单是一个与认识的客体(现实)立于相对地位的认识的主体；而他同时也是一个随现实而变化，发展，而且为现实所决定的客体。现实和认识，客体和主体，是在社会的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找出它的辩证法的统一的。 　　在阶级社会中，认识的主体，即如上面所说，是社会的、阶级的存在，则他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不管他有多么锐利的眼光，就不能不受着他的阶级条件的限制。同样，文学的认识也是为作家的阶级条件所限制的认识。每个作家都是戴着他自己的阶级的眼镜去看现实的。这样，文学作品之反映现实就决不能像“镜子反映人形”一样准确。例如，辛克莱的《石炭王》中所反映的矿工，和左拉的《萌芽》中所反映的不同；而玛希维查的《埃森的袭击》中的矿工，又和《石炭王》中的不同。即同是反映俄国革命时代的游击战争的作品，法捷耶夫的《溃灭》④和伊凡诺夫的《装甲列车》就截然两样。很显然地，客观现实之文学的反映，是因作家的历史的，阶级的条件而异的。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的作家，如歌德和托尔斯泰，也不能不受他们自己的阶级条件的限制，而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种种不可调和的内在的矛盾。“在歌德中——恩格斯说——在厌恶他的环境的丑恶的天才诗人，和不能不和他的环境妥协，使自己适应环境的佛兰克府的市会议员的小心翼翼的儿子，即维尔玛的大臣之间，有着不断的斗争。这样，歌德有时候是伟大的，而有时候是渺小的；有时候是傲慢的，侮蔑世俗的天才，而有时候是细心的，自满的，狭量的俗物”。同样，托尔斯泰，如列宁所批评的一样，“一方面信奉最严峻的现实主义，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而另一方面宣传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宗教的说教。”由此可见，大艺术家是怎样比谁都要深刻地认识了他们自己的制度的榨取和丑恶(客观的真实)，而同时又怎样因为他们自身是那个制度的产物，是支配阶级的思想的表现者的缘故，而终于不能正确地理解榨取的罪恶，正确地指出废除这种制度的道路来。 　　所以，文学的“真实”问题，决不单是作家的才能，手腕，力量，技术的问题，也不单是苏汶先生所说的“艺术家的良心”“诚恳的态度”等等的问题，而根本上是与作家自身的阶级立场有着重大关系的问题，是明明白白的了。 　　文学的反映，虽如上面所指摘的一样，不是超阶级的镜子的反映，而是为作家的历史的，阶级的条件所限制的反映；但这决不是说，文学的真实，只带着主观的(阶级的)性质，而没有客观的性质。培列维尔宰夫(V．P．Pereverzev)就是抱着这种见解的。他以为，一个作家既然无论甚么时候都是代表着他自己的阶级，而且不知道任何别的阶级，则他就决不能够认识社会现实的全体。一个作家不可避免地给他的主人公以他自己的阶级所特有的形象。如果杜思退益夫斯基⑤，照培列维尔宰夫说，是“一个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的话，那末，他的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这种见解，不待说，是机械的，孟塞维克的。这样机械地去理解阶级的存在之在文学上的反映，实际是把阶级的存在看做和社会的存在的全体(totality)分离开来的东西。在现实中，阶级是常常互相交通的，或是通过斗争，或是通过联合(如在无产阶级独裁的情形之下工人和贫农中农的联合)。同时，阶级是分化的。“在阶级斗争将近终局的时候，统治阶级内，实际是旧社会全部内的解体的过程达到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程度，统治阶级的一小部分竟脱离自己的阶级，而加入革命阶级，即有着未来的阶级中来”(马克思)。因此，阶级性，并不像培列维尔宰夫所说的一样，是那么个笼统的、抽象的东西。我们必须分析阶级性的具体的内容，从充满了种种内在矛盾的阶级的主观中，指出它对于社会现实全体的客观的反映的成分。同时，阶级性也并不是固定的、不变的东西。出身于和历史的客观相矛盾的阶级的作家，如果他认清了历史的运动的全行程的时候，他可以而且必然要转变到和历史的客观相一致的阶级，即革命阶级的方面来，这样，他就不致被自己的阶级的主观蒙住了眼睛，而可以大胆地张开眼睛，去看现实了。普列汉诺夫也说：“凡是有相当才能的艺术家，假如他为我们现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所灌注的话，是一定会大大地增加他的能力的。”这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思想必须渗入他的心血中，他必须完全以一个艺术家来表现它们”。(普列汉诺夫)可以算是无产阶级的斗士的巴比塞，在他的作品(如《锁链》)中不能完全脱去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忠实的同盟者的辛克莱却保持着基督教的社会主义的偏见(如在《波斯顿》中)，即其显例。但这转变却是完全可能的。像培赫尔和约翰里特那样的无产阶级的作家的发展的道路，就证明了革命作家是怎样可以克服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而转变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第二次大会的决议)。 　　从上面的说明，我们看到，虽然受着历史的、阶级的条件的限制，一个作家，在某种特定的客观条件之下，是可以获得对于全体的社会现实的若干程度的正确的认识的。这样，他的作品，就不但反映着某个特定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同时也反映着全体的客观的真实。至于他反映客观的真实，正确到甚么程度，这就要和他的时代的历史的限制，及他的阶级的发生、发展、没落的过程联系起来说明了。这个客观的真实之文学的反映的程度，就是文学的真实性的程度。文学的真实性之客观的标准，即在于此。所以，只要在对于文学作品的阶级性的具体分析中，看出它所包含的客观的真实之反映的若干要素，这才是对于文学的真实性之正确的理解。 　　不从“现实”与“认识”，“客体”与“主体”，“客观的真实”与“阶级的主观”之间的极其复杂的辩证法的关系中，去看取文学的真实性，苏汶先生竟这么Naively⑥地相信文学作品之反映现实可以像“镜子反映人形”一样，“美的照出来是美，丑的照出来是丑”，而且可以“与赞助某一阶级的斗争毫无关系”。这实在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Naive Realism)的见解，一种观念论的看法。 　　由于对文学的阶级性之不理解，苏汶先生对于阶级的、党派的(包含着无产阶级的)文学，就一律取着否定的，至少是不满的态度。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不了解：第一，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的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认识客观的真理，换句话说，就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真实性。勃兴期的资产阶级就是一个这样的阶级。它以“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作基础，打破了封建文学的“宗教的”偏见，更进一步地接近了客观的真实，给予了全人类文学的发展以很多的东西。但是，每个阶级有它的发生，发展，繁荣，同时也有它的没落，灭亡。现在，资产阶级是“处在一种所谓前进就是下降的状态中了”(普列汉诺夫)，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样，资产阶级文学也日濒于灭亡了。它逐渐地离开了客观的真理，充满了对于现实的主观的歪曲，粉饰，虚伪，而正在急速地陷入文学的破裂的深渊。“回避现实”，成为了现代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最大特色。因为资产阶级一面对着现实，就非预言自己的灭亡不可。所以，在现在，能够最真实地反映现实，把握住客观的真理的，就只有无产阶级。 　　第二，无产阶级是一个将根本消灭阶级对立，并消灭阶级本身的阶级，是一个如马尼柯夫斯基所说，“在自己的前进运动中集中社会全体的历史的前进运动，在自己的‘主观的’阶级的利害中表现运动全体的利害，在自己的‘主观的’认识中表现客观的真理”的阶级。这里，就有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和历史使命的特质在，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历史地优于过去一切文学的地方在。这样，无产阶级之建立自己的阶级的文化(文学自然也包含在内)，就并非“和过去的各阶级如出一轨”。因为，无产阶级文化不单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者，而是继承包含着资产阶级阶级文化的过去一切文化的遗产，并根本消灭阶级文化这个东西的文化。无阶级的文化，只有通过资产阶级文化之无产阶级的否定，即，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化之建立，才能长成。这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所以，苏俄的无产阶级之建立着从阶级立场出发的新文化系统，并不如苏汶先生所说，是“同样地在造着文化上的万里长城”。至于苏汶先生所说的“尽可不必替这历史的一环节造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以无形地拖延了这一环节自身的抛弃”等等的话，实在是和托洛兹基如出一口的。 　　无产阶级文化不是像“万里长城”一样固定的东西，而是随现实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东西。因此，随着社会中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文化将要逐渐地失去它的阶级的性质，而消解在社会主义文化之中。但是，在阶级未消灭之前，无产阶级文化是要继续存在的。而且，到了某个一定的时期，文化之无产阶级的色彩不但不会变弱，反而会加强起来。 　　所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之一部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并不是以隐蔽自己的阶级性，而是相反地，以彻底地贯彻自己的阶级性、党派性，去过渡到全人类的(无阶级的)文学去的。这样，则愈是贯彻着无产阶段的阶级性、党派性的文学，就愈是有客观的真实性的文学。因为，如前面所说，无产阶级的主观是和历史的客观行程相一致的。这虽是一些由我们说得烂熟了的话，然而这是真理!但苏汶先生却以为作这样主张的人，若不是“根本不懂政治”，便是故意“打官话”。这就可见苏汶先生对于“党派性”，是有着极深的误解的。 　　首先，请苏汶先生注意“党派性”这个名词的意义，不要把它和狭义的宗派性混同。“党派性”云者，实际就是“阶级性”的更发展了的、更深化了的思想和实践。列宁对于文学的党派性的规定，可以说是对于文学的阶级性的更完全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关于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阶级的性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命题之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这样，“无党派性”结果是超阶级性，是资产阶级的“中立性”“纯粹性”的幻想，就不待言了。其次，请苏汶先生不要把党派的文学误解成为“因着政治的目的而牺牲真实”的，只“可以替代一张标语或一张传单”而毫无“艺术价值”的文学。我们认为政治的正确和文学的真实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如果这政治真算得上正确的话。我们也并不否认一张标语或一张传单的宣传鼓动的作用，但我们需要更大的艺术的效果。所以，在我们，党派的文学，就非同时是真实的，艺术的文学不可。 　　由于把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分开的结果，苏汶先生把文学的“真实”和政治的“正确”对立起来。虽然苏汶先生自己，在谷非批评了这点之后，满口不承认他有把“真实”和“正确”对立的意思，而且郑重声明，他所说的那句“凡一切正确的都不是现实的”的话，也是在上文加了个条件的。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凡是读过苏汶先生的《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的人都会回答：不是!在那篇文章中，除了“凡一切正确的都不是现实的”那句话之外，苏汶先生还说了“构成优秀的艺术品的条件是作者和作品的整个融合，而不是作者和政治的融合”，“……从政治立场来指导文学，是未必能帮助文学对真实的把握的”，“艺术家是宁愿为着真实而牺牲正确的；政治家却反之”(傍点原文)等等的话。对于这些话，苏汶先生又将怎样解释呢?即使苏汶先生主观上并不想把“真实”和“正确”对立，但苏汶先生对于文学和政治之辩证法的结合，以及根本对于政治本身的认识不足，却是无可讳言的。 　　苏汶先生对于政治先就有着不正确的概念。他以为政治只是目前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换句话说，就是只顾于目前有利，而无暇讨论甚么真理不真理的。其实，革命的政治决不是如此。相反地，它是一种从现实出发，适应现实，并革命地转变现实的，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政策。列宁说：“只顾目前的利益而忘记主要的观点，只为暂时的成功而斗争，毫不想到将来的后果，放弃将来而注重现在——这一切是……最危险的机会主义。”约瑟夫也说，“无论何时，革命者是不惧怕真理的。”从这些话看来，则革命的政治家是怎样反对目前主义，功利主义，而爱好真理，就不言而喻了。 　　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在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看出文学和政治之辩证法的统一，并在这统一中看出差别，和现阶段的政治的指导的地位。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三个形态——经济的，政治的，理论的形态。而成为这三个形态之中心，之枢轴的，是政治斗争。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同时，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现实，即阶级斗争的客观的进行，也有彻底地把握无产阶级的政治的观点的必要。对于文学之政治的指导地位，就在于此。 　　但是，所谓政治的指导地位，并不是叫作家创作些苏汶先生所说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式的文学，去“替政治势力粉饰太平”。作家虽不是，如佛莱里希拉特(Freiligrath)所说的一样，“站在比政党之塔更高的塔上”；但是他，如果不是一个单单的政治斗争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而且是一个能够看见现实的微细的变动，连那微细的否定的部分都能够感到的作家的话，那末，他就可以大胆地，批判地把政治斗争的客观的行程反映在他自己的艺术里面。他是决不会“战战兢兢地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其次，也不是叫作家无条件地把政治论文抄进作品里去，或是没头没脑地在每篇作品后面硬扎一个“革命的尾巴”上去。文学作品之公式化、概念化，罪过不在它“有政治目的”，也不在“官方批评家们好用正确不正确这论点来评衡作品”，而在作家自身的消化不良症，换句话说，就是在于作家把政治的概念囫囵吞下去，而不能给它们以具体的、艺术的表现。 　　苏汶先生不了解文学和政治的统一中政治的指导的地位，而以为文学一和政治结合就会损坏它的真实性，或至少它的艺术性。因为文学，据苏汶先生说，是自有它的“永久的，绝对的，决不能用旁的东西来替代的任务的”。 　　……供给时代以一面镜子的任务，固然由社会思想家们用他们的锐利的解剖和批判来担任了，但我们知道，单单有这种根据纯理智的批判和解剖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感觉地来体验这些矛盾。 　　在这里，作为时代的里程碑的文学，便可以来完成从切身的感觉方面指示出社会的矛盾，以期间接或直接帮助其改善的那种任务。它有时候给予社会思想家们的理论以解释，有时候可以供给实际的例证，有时候甚至会钻到连社会思想家们都未及批判或解剖的琐碎地方去。文学的永久的，绝对的，决不能用旁的东西来替代的任务，盖在于此。 　　就这样，苏汶先生给了文学的任务以非常之特权的、神秘的色彩。这里，苏汶先生有着过度地重视文学的认识中的感觉的经验的要素，而抹杀理智的或思想的要素的倾向。这倾向，在苏汶先生是一贯的。例如，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就曾把中国目前何以不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学的那“主观方面”的原因，归咎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他固然可以学到用无产阶级的理解去理解人生，但是他不能学到用无产阶级的感觉去感觉人生”这个事实。其实，第一，不和某种程度的理智结合的纯粹的感觉是不存在的；第二，构成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条件正是在于用无产阶级的理解，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去理解人生。自然，要把握住无产阶级前卫的理解，要把这种理解艺术地融化在作品里面，这决不是单靠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所能成功的，这只有在和大众的日常的革命的实践的紧密的关联中才能成功。但是，不和一定的革命的世界观结合，而只感觉地去体验人生，则决不能达到对于人生的正确的认识。很显然地，一个落后的工人所感觉到的人生就一定和一个革命的工人所感觉的截然不同。而前者所写出来的作品就断然不能称为无产阶级文学。例如，英国作家柯立(Joe Corrie)是苏格兰的矿工出身，他自然懂得用无产阶级的感觉去感觉人生，但他的作品之和无产阶级文学不相干，正如“劳动宰相”麦唐纳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干一样。所以，抹杀或轻视文学认识中的理智的思想的要素，实际是否定文学中的“目的意识”“政治目的”，换句话说，就是使文学和政治绝缘的张本。 　　苏汶先生的这种倾向，可以说是一种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倾向。这，在苏汶先生的如下的话中更明确地表现出来： 　　……作者只要不受传统偏见的束缚，尽量从生活体验中供给出一些不骗人的东西来，他也是可以而且必然和客观的利害合拍的。 　　其实，作者如果只是不受偏见的束缚，而并没有多少把握到革命阶级的观点——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方法的话，则他从生活体验中所得到的东西就将只是一堆既无顺序，也无联络的，杂乱的事实。他决不能够在这堆杂乱的事实中分辨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这样，作者不陷于只抚摸着现实的表面的“事实的经验主义”(Factual empiricism)，就会陷于钻入“潜意识”的深处的“心理的经验主义”(Psychological empiricism)。他是决不能获得对于客观现实之正确的认识，完成文学的真实的任务的。 　　这里就需要说到苏汶先生在《批评之理论与实践》中所极其错误地理解了的“现实”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的问题了。 　　在“现实”与“现象”的问题上，苏汶先生完全误解了谷非的那段文章的意思。譬如，谷非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作为社会存在底内容的对立物，必然地一方面是代表阻碍历史发展的属于过去的力量，一方面是代表推动历史前进的拥有未来的力量。前者我们可以叫做消极的或反动的侧面，后者我们可以叫做积极的进步的侧面。”他的意思真是明显而又明显的，就是说，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里，必然地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进步的，一个是反动的。但苏汶先生却以为积极的或进步的，即推动历史前进的，是指的现实；而消极的或反动的，即阻碍历史发展的，是指的现象，于是，替谷非得出一个“要写现实，不要写现象”的可笑的结论来。这实在是误解得太厉害了!这且不提。我们再看看苏汶先生自己是怎样理解“现实”与“现象”这个问题的吧。 　　我们研究观察社会现象，应当把全般的现象放在眼线之内，不应当只把主导的认为现实，而把从属的摈弃于现实之外，给予了一个不必注意。文艺作品，它也应当把社会全般现象来描写，来分析…… 　　我们研究观察社会现象，固然应当把全般的现象放在视线之内；但，第一，我们不能把现象单单当作现象看，而必须看出隐在这现象里面的本质；第二，我们不能毫无分别地“把全般现象来描写，来分析”。 　　我先抄引一段黑格尔对于“本质”问题的见解吧。黑格尔是这样说的： 　　我们，例如观察雷鸣和电光，这是我们熟识的现象，我们就常常从知觉来认识它的。然而人，单只认识现象，单只认识感觉的现象，是不满足的。——他要知道隐在这现象的背地里的东西，他要知道那东西是甚么样子，要研究它。因此，我们就努力着要用思维来知道那作为自身的，和现象不同的某物，即原因；努力着要知道和单单的外在的东西不同的那内在的本质。 　　在这里，黑格尔告诉我们，要我们在常常从知觉来认识的现象中找出“隐在这现象的背地里的东西”，即，“和单单的外在的东西不同的那内在的本质”。在现实的多样性、复杂性中，如果只看见浮在认识的表面的现象，看不见隐在这现象里面的本质，就决不能获得对于现实的正确的认识。相反地，如果忽视现象，只单单去找“纯粹的本质”，则这时候，本质就会转化成死的、僵化了的抽象的公式。因为“现象的世界和本质的法则的世界，并不是甚么一个烦琐学派的范畴，而是同一内容的两面，同一客观存在的两面”。(法捷耶夫)所以，我们是只有通过现象的世界，才能透彻到本质的世界之中；也就是谷非所说的“透过现象，认识现实”。 　　但是现象的世界是一个“万花缭乱”的世界，即“森罗万象”者是。这“森罗万象”自然都可以作文学的题材。但作家，为历史的、阶级的条件所限制，决不能够“把全般社会现象来描写，来分析”。他只描写了他所愿意、所能够描写的现象。而且作家之所以成其伟大，也并不在于他“把全般社会现象来描写”，而是在于他描写了含有积极的或进步的moment⑦的题材。如果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话，则他就非选择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必要有关的题材不可。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主题的积极性。如果以为不管取甚么题材，只要“唯物辩证法地”去描写就行了，那这种说法自身就已经是非唯物辩证法的了。 　　和“本质”与“现象”的问题相关联的，是“必然”与“偶然”的问题。 　　苏汶先生说：“社会现象而有必然与偶然之分，实在是观念论的说法。……因为凡懂得一点唯物论的初步的人都知道：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必然的。”(傍点原文)这实在是苏汶先生自己犯了“初步的”理论的错误。 　　对于偶然性的否定，这是机械论者的见解。机械论者断言世界上所谓偶然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据他们说，“偶然是没有被认识的必然。”而苏汶先生所说的甚么“只要是一种现象，那我们便必然可以给这现实以合理的解释，而看出它的必然性来。假如看不出，那只能怪自己理解得不够，万不能以‘这是偶然的’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来潦草了事”云云，就恰正是“偶然是没有被认识的必然”这句话的最好的注脚。不幸的是，这种机械论者的见解在苏联，不，在全世界，是早已被辩证法论者驳得体无完肤了。辩证法论者承认世界上是有偶然的东西的。“对于某一体系(或过程)是非本质的东西，对于这个体系就是偶然”。例如说，当做一九一四年的战争的根据的那在撒那热坞所发生的奥皇太子之被暗杀，这事实本身固然是有原因的(辩证法论者只区别偶然性与必然性，并不区别偶然性与因果性)，但这事实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却只是一个偶然，即是说，它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发生的过程，并不是本质的东西。它虽然给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一个动机，但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的原因却并不在此。帝国主义战争并不是由这个偶然而发生的，即使没有这个偶然，也必然要发生的。 　　作家必须在一切过程之中看出它的必然性来。但这决不是叫作家把这给予过程以一定的影响的偶然抹杀，不要说起。相反地，所谓偶然事件(Accident)在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重要的，是在“作家必须把这个偶然当作必然的过程的一个动机来看，来描写”。(藏原惟人)如果单只看见现象中的偶然，看不出隐在这偶然的现象里面的必然的、本质的东西的话，则不但不能获得对于现实的正确的认识，而且会走到歪曲现实的路上、文学的虚伪的路上去的。 　　只有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握住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从万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即运动的根本法则，才是到现实的最正确的认识之路，到文学的真实性的最高峰之路。 　　①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一期，署名周起应。 　　② 通译马克思。 　　③ 通译“席勒化”。 　　④ 通译《毁灭》。 　　⑤ 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 　　⑥ 天真的。 　　⑦ 重大的。 　　 周扬文论选/周扬著，朱耀军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