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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①——答《社会科学战线》记者问

周扬

记者：我是《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的记者，这次来参加《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有机会见到您，很高兴。有几个问题希望周扬同志给我们谈谈。 　　周扬：你们的刊物很大，创办的也比较早，头几期我看过，后来刊物多了，没来得及看，我的印象还不错嘛。今天怎么谈，你有什么问题啊? 　　记者：《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您在一九五八年《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经提到这部著作，那实际上是一个倡导，这之后《文心雕龙》的研究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现在全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了，您对今后《文心雕龙》以及古代文论的研究有什么希望? 　　周扬：中国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确实是世界少有的。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也十分丰富、十分宝贵。特别是《文心雕龙》，在古代文论中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它是中国古文论中内容最丰富、最有系统、最早的一部著作，在中国没有其他的文论著作可以与之相比，在外国，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当然比《文心雕龙》产生更早，他是欧洲美学思想的奠基者。古罗马则有贺拉斯的《诗艺》和郎吉纳斯的《论崇高》，都比《文心雕龙》早，但都不如《文心雕龙》完整绵密。布瓦罗的《论诗艺》则后了将近十个世纪。《文心雕龙》和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它只论诗文，而没有涉及戏文(戏剧文学)，这是各个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道路不同的原故。这样的著作在世界上是很稀有的。《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我看可以称得起“伟大”两字。在文论这个范围里，一千多年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恐怕世界上很难找出来。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欧洲的国家在内，还处于中世纪，或者中世纪以前，还是黑暗时代。当然，中世纪在文化上也有成就，不能一笔抹煞。但是中国在中世纪就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文心雕龙》这部书的价值，还有充分估价的必要。它确实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一千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就有这么一部书，虽然只有三万七千字，但对文学的各种体裁、各种风格、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批评鉴赏、文学的创作活动，文学的批判与继承，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 　　全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对于《文心雕龙》、对于古文论的研究都是一个推动，现在全国的学会很多，不知道有多少。胡耀邦同志说，学会太滥了。学会应当是学术研究的组织，对于本学科的研究，应该有所促进、有所提高。成立学会，不是凑热闹，也不是把一些人请来游山玩水，它应该有个明确的目的。 　　我希望通过贯彻双百方针，把古文论的研究提高一步。但是，这个提高，包括文学创作的提高，不能像物质生产那样，定出一个指标。大跃进时有人提过中国要出多少个关汉卿，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不能由主观确定的，这是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至于，什么时候出个关汉卿，出个曹雪芹，出个鲁迅，那是由许多条件、许多因素构成的。文化，不是以量递增的。所以，学术发展，学术提高，只有通过开展自由讨论，自由论争，没有别的办法。当然，要鼓励个人的研究，但个人的研究成果也只有通过讨论才能看出来，才能为大家所注意。 　　记者：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不仅是经济战线上的任务，也是全国各行各业的重要任务。您在全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讲，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建设最重要，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理解? 　　周扬：现在我们党提出，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本世纪末使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目标是宏伟的，建设是全面的，既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又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建设最重要。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先进不先进，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它的理论上的成就。我们讲理论建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理论，它是英、德、法三个国家，当然还有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理论的总结。德国的古典哲学起了一个核心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要符合客观需要，符合客观真理，符合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若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一是回答现实问题，一是说明历史问题。真正的理论，要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回答实际中提出的新问题，而且回答得准确、及时。我们说现在理论工作显得薄弱，文章没有说服力，就是还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个问题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譬如，有的干部，他讲了许多话，都是陈言，别人讲过的，或者是上级讲过的，所以人家感到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小平同志的《文选》出版了，这是全党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著作，是我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胜利成果，它及时地提出并解决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发展，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理论建设，要有创造性，这就需要有勇气。没有勇气，谈不到创造性。小平同志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基本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也是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同志集中火力批评了教条主义，同时也批判了经验主义。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也是有勇气的。虽然毛泽东同志自己晚年没有贯彻到底，然而他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功绩是与世长存的。小平同志概括现在的情况，又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同样是需要勇气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讲到理论工作的勇气，没有勇气，便没有理论上的创造。陈云同志讲不要唯书、唯上，要唯实，这是很有道理的。书本上怎么讲就怎么讲，上面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怎么会有创造性呢?但是，也不能乱讲，要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这个规律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说：哲学家到这个世界里，来寻找真理，正像夜里在一个大屋子里寻找黄金一样，即使他们已找到了黄金，他还是不能确切地晓得那就是黄金(列宁的《哲学笔记》摘引了这段话)。可见，寻找真理，发现事物的规律，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就是要经过调查研究，经过实践，寻找真理，发现规律。这是需要勇气的。 　　记者：关于文学创作的民族风格，关于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您在五十年代就提过，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广大理论工作者仍然很关心这个问题，您能再谈谈吗? 　　周扬：我讲过这个问题。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能凭空建设，总要在自己民族的基础上，文化也好，理论也好，它都有个基础问题。凭空建设，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列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像波格丹诺夫那些人，都是老革命，老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有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脱离实际，他想凭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是不能凭空建设的，只能在自己民族基础上，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东西去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派”没有搞通这一条，所以列宁的反对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危害性。我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以前的大跃进时期，都有类似的倾向。要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我们民族的基础上建设，这样才能有民族特点。没有基础，就没有特点，要建设自己的文化，走自己的道路，就是要有个基础。 　　这些年来，文学创作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还是比较突出的，进步很大。 　　民族风格，是个形式问题，也是个内容问题。我想，首先是语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现在的文学创作运用民族语言有很大的进步。不但文学，戏剧也很突出，你看，哪个地方戏没有自己的地方语言?吉林的“二人转”是东北话；北京的“曲剧”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语言，就没有地方戏，没有人民的语言就没有人民的文艺。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民族形式时说，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东西讲起来很抽象，实际是很具体的，老百姓一看它就能接受，就喜爱，就感到是自己的作风，自己的气派。这大概就是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心理、民族风俗、民族习惯吧。现在的许多文艺作品在这点上来讲，就比过去进步得多了。当然，有些作品还不能令人满意，但它确实是民族自己的东西，你不能说它没有民族特点。只是“文”“野”不同，有的还不精致，艺术性不高，这可以提高。现在的文学创作，比起三十年代，比“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都有很大的进步。翻出三十年代的东西一看，差距是不小的。关于文艺创作的语言问题，三十年代还有过论争。那时候，瞿秋白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倡大众文艺、大众语言，这是正确的，但把“五四”提倡的“白话”太贬低了，说是“新文言”，是“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甚至比旧文言还坏。这就过“左”了。当时也有影响，我个人就多少受过他的影响。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早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同志。文章也写得很好。茅盾化名和他争论，比较起来，还是茅盾同志的意见正确些。后来秋白也比较正确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就写得好，影响很大。 　　文艺理论的文章，最近我看的不多。三十多年来，进步还是很大的。过去，我们对中国古文论注意不够，现在，扩大理论工作者正在努力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的古文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当然，还存在着某些简单化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可以随着讨论的深入、理论的成熟逐渐得到解决的。 　　总之，三十多年来，从文学理论上看，特别是从文学创作上看，民族特色还是很突出的，进步是很大的。 　　在文学创作上，当前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你们大概也注意到了。有的作家不满意文学创作的民族传统和特色，想要追求西方，虽然人不多，但有影响，甚至影响还相当大，因为他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心理。要创新。对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有不同的意见。所谓追求现代派倾向，我觉得这也不必过分奇怪，但要进行批评，要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讲道理的方法，指出他不对在什么地方。对于外国的东西，像对待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一样，我们是要吸收的，批判地吸收，外国古代的、近代的，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文化，我们过去都不是拒绝的，现在还得借鉴呀。现代派当然要批判。但现代派是现代潮流，还应该去研究，不是迷恋，研究还是必要的，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对外国文学艺术新的现象，怎么能不注意，怎么能不研究?一出来，一两句话就把它打回去，过去我们有过这种做法，实践证明是不好的。还是要讨论，要研究，不了解怎么进行批评呢?所以，学术讨论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没有讨论，就没有学术。 　　今天说的，就算对你们刊物的回答，因为我欠了你们的债，没有给你们写文章，这样可以吗? 　　记者：耽误了您的时间，谢谢。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于青岛 　　①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周扬文论选/周扬著，朱耀军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