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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相识在东京

谭林通

我认识周扬，是1929年秋冬之间在东京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当时他二十一岁，我是初中刚毕业的十六岁少年，那时他叫周起应。他是在与苏灵扬结合之后，作为一种纪念吧，才开始用“周扬”这个名字的。“国师馆”是类似从前北京的学生公寓那样的一家两层木造，约有二十来个房间的《下宿屋》，住的多是留日的中国人。已记不起是怎样和他熟识起来的了，大概是经常碰见，先是点头招呼，然后逐渐搭起话，交往起来的吧。那时还有一位爱好唯美文学的方信，住在周的邻房。方信原姓蔡，江西人，早年搞过戏剧，自言曾与欧阳予倩同过台。他醉心唯美主义。在东京的时候，周扬介绍我看进步的文学作品，他则介绍我看英国作家王尔德(Oscar Wiede)的《莎乐美》、《道林格雷画像》等。周扬与方信二人时常在一起谈论文学，也争论，年幼无知的我则总静坐一旁，听他们高谈阔论，各抒己见。在这一段期间，周扬介绍我阅读了一些进步的文艺作品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并经常对我作启发性的讲解和讨论。 　　那时的日本，左翼思想和运动相当蓬勃，普罗文学十分盛行。但自滨口幸雄首相被刺，政党政治逐渐失势，军人势力抬头，政府开始大力镇压左翼运动了。 　　周扬被捕的消息，我是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从“国师馆”主人那里得知的。据他被释放回来说，是去找一个左翼人士(或团体，我记不清了)，那里出了问题而被捕的。在警署问口供时，他自辩只是一个研究者，并无任何活动和组织关系，警方经过搜查他的房间，没找到什么罪证，便接受了他的申辩，交保释放。他在小石川警察署的拘留所被拘禁了一个月左右，没有上法庭，也没有投狱。保释他的，是方信和我两个人。 　　一九三○年周扬、方信相继回国。离日回国时，周扬给了我一本布哈林《唯物史观》的英译本。以我那时的初中英文程度和刚刚入门的社会科学知识，对于这样一本大书是只能看看那书名的。但为了不辜负他的期望和好意，我还是抱着一本字典，花了两个多月的功夫，囫囵吞枣地把它看完了。书的内涵并没有领悟多少，连一半也说不上，但却增加了英文的词汇和提高了阅读能力，同时也对我起了关键性的启蒙作用。这是我终身难忘的。 　　方信回沪后，和朱维基、林微音三个人办了一份同人杂志《绿》，自我欣赏，但出了没几期就停掉了。同时，他翻译并出版了意大利作家登南遮的《死的胜利》，还办了一间“腊雪斯跳舞学校”授舞。他的舞跳得很好。舞校设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转角处一幢楼内的二楼，他住在三楼。周扬和他间有来往，但道不同。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一起从事过文学活动。抗战开始后，他的思想变得非常前进，和朱维基一起参加了上海的抗战文艺运动。方信除了参加《诗歌会》的活动外，记忆所及，他还翻译出版了两本苏联的剧本，一本是《红色婚姻进行曲》，另一本的名字则想不起来了。我给他写过一篇介绍文字。“孤岛”沦陷前，他去了苏北，解放后去了北京，听说在一个翻译单位工作；六十年代初，患胃癌去世。周扬有一次闲谈中对我说，他闻讯曾去向方信的遗体告别，事后方信的爱人陈芳还写了一封信向周致谢。还有一位叫萧崇素，我记得他是四川人。三十年代初，他和左明等人办过一本杂志《摩登》，周扬译过一篇美国作家果尔特(Micheal Gold)的短篇小说给他们。周扬那时译了不少果尔特的作品，后来在辛恳书店结集出版了《果尔特短篇杰作选》。另据一个日本人编的面书目录，内有：《拓荒者》第二期登出《现代小说》第三卷第四期的广告目录中，有周起应译的《果尔特自传》和果尔特的群众朗诵剧《罢工》。1931年3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22卷第3号有周起应译果尔特的剧本《钱》。 　　东京求学期间接触到新文学，接触了周扬，使我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回国之后，在“左联”时期以及上海成为“孤岛”时期，均写过和译过一些文字。“孤岛”沦陷后，大家都搁了笔，不久，我也完全脱离了文化圈子，改了行。但对于文学，还未能完全忘情。尤其对于周扬和三十年代“左联”，更是至今难以忘怀。 　　“左联”时期，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周扬不得不经常改换住所。那时住在租界区往往更为安全。可能他利用过方信的舞厅做接头地点。在经济上他的生活是相当拮据的。记得1936年元旦，周扬和苏灵扬的爱女密密出生时，苏灵扬阵痛已经开始，家里没有钱进医院，周扬出去跑了一个下午，晚上七点多才回来，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点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女儿生在了待诊室，当时因为某些原因，周扬不能去医院探望妻女，这项工作就由我和周立波承包了，直到接她们出院，我们每次去都只会带些饼干。苏灵扬坐月子也没什么鸡汤可喝牛肉可吃，买不起，我每次去也还是饼干。为此，苏灵扬留下了一个病根，后来一见饼干就恶心，一辈子不爱吃饼干。 　　有一次周扬买回来一本英国前进作家(名字不记得了)写的《Bows Againse The Barons》交给苏灵扬译，打算换点稿费。他自己那时正在埋头翻译《安娜·卡里琳娜》。苏译了一两章，没有时间译下去，便交给我把全章译完，然后由周扬校阅润色，并写了《后记》，交生活书店出版。译者署名“孙琪”，周说：“孙与苏音近，琪则是林琪，就用这名字吧。”林琪是我的另一个笔名。周扬翻译的《安娜·卡里琳娜》出版后，他们在经济上才稍微好转了些。 　　“两个口号”论战时，上海光明书局请周编了一本《现阶段的文学论战》。周为了避嫌，便要我写了两段《前言》，并署名《林淙选编》。林淙是我的笔名。《前言》后几段选编经过，是他自己执笔写的。 　　我还间接听到过一件事情，说：周扬年青时曾掩护救助过一个被追捕的女子，得免杀身之祸，数十年后，那女子在国外发现周扬就是周起应，当年她的救命恩人，于是派了她的儿子去北京探望周扬。他们在医院见了面，儿子代母向周扬叩谢，彼此都哭了。 　　自从1931年在上海和他一起，直至他1937年去了延安，我仍留“孤岛”时为止，那几年间，我们共患难，同安危。他一直视我为幼弟，提携启发，亦师亦友，公谊私交，情逾骨肉，直至他去世，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始终不渝。1981年8月间，他用便笺写了荀子的两句话给我：“言而当智也，默而当亦智也，故知默犹知言也”。相信一方面固然是戒我说话不要太率直，一方面也未必不是他自己有感而发吧。他病发前在广州，我去看他，他极沉痛地对我说：“我肯承认错误，有的人就是不肯承认。”周扬是一个极重友情的人，感情丰富而真挚，同时也是一个严肃认真，勤奋忠诚的人。他一生的功过是非确实是和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文艺史、思想史分不开的，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劳绩无须我来说了，相信历史会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