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全文图书 > 周扬文集 第二卷

怎样批判旧文学*——在燕京大学的讲演

周扬

我们对旧文化、旧文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有人嘲笑过我们，说共产党没有文化，不要文化。无疑的，这种肆意的造谣是不值一驳的。可是有没有什么客观的因素使某些人有这样看法呢?有的，在对旧文化问题上，我们发生过偏向。在过去异常紧张的军事情势下，我们没能十分注意的研究这个问题，在个别解放区也错误地斗争过一些知识分子。 　　在今天，我们应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民族遗产，怎样继承民族遗产，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从“五四”起，才有新文学。“五四”时期深刻地接受了西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严格地批判了封建文化、封建文艺；反对文言文、四六体，斥桐城派古文为妖孽，反对旧戏曲；介绍进来大批的现代小说、话剧、自由诗。五四运动借西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武器，来反对封建文化、封建文艺，是完全革命的。五四运动表面上受了很多外来影响，实质上它却有深厚的民族基础。不要认为吸收外来文化就没有民族基础了。正是因为中国民族有这种需要，所以才有了五四运动。有人说“五四”新文化与旧的民族文化没关系，这是错误的。“五四”仅仅反对了旧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封建部分，同时却继承了人民的或比较接近人民的一部分。陈独秀、胡适力争白话文是文学的正宗，宣扬《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价值，这是很正确的。(虽然后来胡适一直反革命，现虽没盖棺论定，怕也很难再争取到人民方面来。但我们有一种辩证的历史态度，我们不抹煞他的成绩。) 　　那么，五四运动有没有缺点呢?五四运动在总路线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些偏向。当时有一部分过“左”的人，说西洋一切都好，对整个中国旧文化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所有的旧的只能进博物馆。这种倾向后来也被左翼文学继承下来。左翼批判了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批判了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这种否定一切旧文化的偏向却没有克服。我当时也在左联，当时我们是坚决摒弃一切旧东西，反对旧戏，就连《水浒》也不主张叫人看的。抗战起来了，民族形式比较得到重视，但那也只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完全认不清采取民族形式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仅只为宣传方面，拿来轻轻利用一下就得了。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正确的。鲁迅劝青年不要读线装书，那只是怕当时的青年还没批判能力，读了倒反受坏影响。鲁迅自己并不是把中国的旧文化一齐否定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很受果戈理、尼采的影响，但到《呐喊》，《彷徨》却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了。鲁迅自己把这摆脱外来的技巧影响，当作一种进步的表示。的确，不摆脱外来的影响，一个人是没法成为真正民族的作家的。不要认为鲁迅抛弃了民族传统，恰恰相反，正是鲁迅继承了民族传统。鲁迅细心地研究过中国旧文化、旧文艺，写了《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史略》等书。鲁迅举过一个很恰当的例子，说对于旧的应该“恰如吃用牛羊，弃其蹄毛，留其精粹”。假如不分辨，连蹄带毛一起吞，当然很危险；反过来，要是把好肉当作蹄毛扔了，也未免太可惜了吧?“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鲁迅早就把新旧的关系正确的指出了。可惜当时我们这些人不留意鲁迅的这些话，偏喜欢说洋东西，不喜欢中国的。这个问题还没能解决。抗战一起，《放下你的鞭子》等小剧流行，老百姓却说：你们这些人要救国，很好，戏也演得很好，就是有点不合乎咱们的口味，不好。这就是跟群众隔离了。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就指出来：文艺宣传运动“不合民众神气等，与民众发生隔膜，必须切实的改一改。”“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当时我们也觉着这话很好，可是并没很好的把它贯彻到实践里去。我们那时没能真正体味毛主席的话，就象我们在那以前不能彻底了解鲁迅的主张一样。又过了四、五年，经过整风，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我们才纠正了这个偏向。 　　对于旧文化、旧文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极明确的说明：“中国现时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这就是说新文化是旧文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和旧的是相互衔接的，而不是相互隔绝的。 　　这就是说尊重古代文化，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是相信自己的民族，爱护自己的祖国的不可少的条件。新文化是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新文艺是反映反帝反蒋，土地改革，劳资两利的。这只是横的一面，但还有纵的一面，新文艺必须是从旧的发展而来的。我们必须拿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来改造旧文学，发展其中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不要把封建时期的文学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学贴上个封条就算完了。列宁说过：“在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那怕是不发展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因为在每个民族里面有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他的生活条件必不能免地要产生着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故宫是供封建皇帝住的，但同时不要忘了它是劳动人民在封建压制下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来的，长城更是这样，不过人民那时被统治着，所以只得按统治者的意思来创造罢了。列宁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那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之下所造成的智力的合乎规律的发展。”人民在封建社会下，创造出来很多戏剧、唱词、民谣、音乐……这里面有很多是人民自己的东西。被剥削的生活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使人要求平等、自由、反抗压迫专制。这里面有很多民主的革命的成分，不过因为时代限制，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也解决不了问题。不是以神仙式的幻想来结束，就是投降妥协，要不干脆就失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民主的斗争。我们祖先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只有等我们这个时代才能解决。诸位朋友说解放后有位小姐看了《红楼梦》，一心想作林黛玉，因作不上林黛玉而大为烦恼。其实这是不必的，自由恋爱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们举个例来考察一下文学遗产里面进步的和民主的成分。 　　刚才提到的《红楼梦》，大家都知道是描写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从兴盛到没落，人民除了当作陪衬的刘姥姥外，在书里没有地位。但这里面就没有民主的成分么?贾宝玉、林黛玉这一派和贾老爷、薛宝钗这一派是恰恰对立的。假如贾宝玉生在现在，说不定是个民主人士，有住国际饭店的资格呢。贾宝玉不想当官，只想追求人间比较单纯的爱；反对等级制，对丫环小姐同是称姐道妹，一视同仁。不用说，他这种作风是为封建专制所不允许的，所以他结果也只有出家当和尚了。《西游记》里的孙猴子也是革命的，他反抗一切封建组织和封建纪律，他把天宫闹得熙熙嚷嚷，你怎么能说他不革命?从这里，我们找到这些书所以流行如此广而为广大人民所欢迎的原因。这就是说在分析批评这些作品时，我们要有阶级观点，要有历史的观点。我们切不可要求从前的人民象要求现在的人民一样。记得从前延安演郭沫若的《屈原》，演戏的人觉着屈原太懦弱了，屈原不该自杀，于是叫屈原的弟子婵娟小姑娘劝说屈原，结果是屈原没自杀，屈原和群众结合了。这完全不合历史。我们应该了解屈原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只有牺牲。又有人演旧戏，把贪官打下去而让群众自选县长，群众看了戏虽然很满足，情绪很高，但是这把历史给歪曲了。我认为：在照顾观众情绪时，原则上是不能歪曲历史的。只要从历史上看是最革命的，那就行了。比如刚才说过在封建的贾府里，贾宝玉类型的人物是有革命性的。有位同志说：《水浒》里面除了官就是流氓，没有一个人民群众。这位同志是不完全了解《水浒》的。《水浒》一百单八将里有很多是劳动人民，比如李逵，阮小七等等。他又说宋江不好，宋江一直想作官。还是由于没有历史的眼光。你以为今天的农民要不是受共产党领导，受无产阶级的教育，就没有那种幻想么?例如在东北，有的农民发家了，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是纯洁的共产党员，但是我的经济成分要上升到富农了，要剥削人了，怎么办?党教育他说要照顾大家，要帮助别人。农民离了共产党离了无产阶级是很容易走到从中农升到地主，继而组织军队，终局是想作皇帝的路上去的。宋江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我们要求他不想作官怎么成呢? 　　有人会问：过去的中国是落后的，文学里面的民主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因素比较少；西洋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比我们多得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重视旧文学，一定要发展旧文学呢?我们的回答是：这除了我们刚才已经说明过的那个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外，还有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 　　在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有些中国人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民族自信心，无形中形成了民族自卑感，以为外国都是好的，中国的全不好。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思想上的问题。比如演电影一定要学好莱坞，搞话剧一定要模仿外国人，演讲起来也得耸几下肩膀，老百姓实在不懂你搞的是什么名堂。这就是由于忘了毛主席再三嘱咐我们的“要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 　　问题在于我们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们的祖先。假如说我们的祖先不全是混蛋，假如说我们的祖先都有过为民主自由奋斗的历史，假如我们认识了这些血泪斑斑的事迹，明了了我们祖先为反对内外压迫者付出了光辉的代价，那我们就应该为我们的祖先而骄傲，我们就该敬爱他们尊崇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 　　有人说哈姆雷特好。不错，哈姆雷特好，可是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他，中国老百姓不喜欢他。老百姓所熟悉的是关公、张飞、李逵、薛仁贵等等人物。我们应该请专家把民间流行的一切故事、歌谣、戏剧等等搜集起来，用马列主义、阶级观点、历史观点，加以分析研究。决定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有用的，和哪些是没用的。把没用的送进博物馆，对于好的有用的，我们不仅只是消极地去继承它，而且更要积极地去发展它。我们希望有很多人来研究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民间文艺。我们绝不忽视这个丰富的，宝贵的文学泉源。例如“孟姜女哭长城”是广泛的流行着的，正是反映着人民的反抗情绪。其调虽悲，但其悲足可以哭倒长城。要不注重民间的东西，比如只写自由诗吧，诗的思想性很高了，艺术技巧也很好，可是老百姓却偏好到西单、天桥听大鼓书，那又拿什么去打倒封建文化呢?光是一个燕大或者再加上一个文化部都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那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吧?老百姓爱大鼓，那我就来编大鼓，唱大鼓。改造旧曲艺单靠艺人还不够，同时也要靠真正有修养的搞新文艺的朋友们。这些人读过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借他们的好东西来改造旧曲艺。例如《打渔杀家》吧，改一下就得了。《空城计》里面也许是还有好东西。要是我们写三、四个剧本是反映目前的现实题材的，那我们就应该拿出写一两本的力量来去作改造旧戏曲工作。旧曲艺的思想性虽然差，但是它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新的思想性虽然强，内容和形式却往往是分裂的，比如演旧戏，要打着令旗喊“我是政治委员是也”，岂不要闹笑话?我们对于这些旧的文学遗产一定要改造它，加以新的内容，提高其民主性，革命性，和艺术性。你好听大鼓，我们就有民族气派好的，音乐好的，思想好的大鼓给你听，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呢?秧歌就因为这样改造了，所以秧歌就受到这样广大的欢迎。我们在分析旧文艺是必须分别清楚：哪些是只有修改一下就成了的，另外一些却是需要比较彻底改造的；再另外一些却只有某些好的成分供我们吸收的。 　　对于曾经流行过的而和现在人民隔绝了的文学，例如大学里讲的《诗经》《楚辞》，我们也应该作一番清理工作，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作一番翻译工作，否则人民没法接近它，它没法成为人民的东西。特别是在大学里的人更有给人民介绍这些古代文学的责任。只有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才会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 　　也许有人要说北京是大地方，共产党进来也变成复古派了吧?那完全是过虑。我们对于旧文学仅是说：你是我的祖宗，好，我尊敬你，我接受你的好处。但是我是你的儿子，是你进一步的发展，那我当然就更有资格来裁判你。我们就是用这种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文学遗产的。 　　*本文为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日在燕京大学的讲演，载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五日的《大刚日报》。 　　 周扬文集 第二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