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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周扬

我这个发言已经印出来了，里面有不妥当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提出来，以便修正。 　　我这个发言里面，包括四个问题：加强文艺工作的党的思想领导；加强爱国主义宣传；加强文艺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加强文艺的普及工作。其中，我想着重讲一讲加强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和加强文艺的普及工作。 　　一 加强文艺工作的党的领导 　　党来领导文艺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历来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文艺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有一种特别幸福的、特别好的条件，就是毛泽东同志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个特别好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注意文艺工作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写过很多关于文艺方面的作品，仅仅有几封信。列宁发表过一些文章，如《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论托尔斯泰，这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以后列宁就没有可能来写文章了。斯大林对文艺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他写过信，也发表过很多意见，在苏联，有许多重要的文艺问题，都是他提出来的，但是他也没有发表过长篇文章。在这方面，我们很幸福，在一九四二年，正是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恰恰有那么一个机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这样一次讲话，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非常系统，非常全面地作了一个解释，作了一个发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了一个纲领。假若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这里面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文艺同劳动人民结合的问题。这是“五四”以来所一直企图解决而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从一个什么观点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所引起的变化，不能与我们当时的整风运动分开，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外，最有关系的是《反对党八股》，这的确对我们的文学革命起了很大作用。这是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这说明我们领导文艺工作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同时也说明我们党，我们的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的。 　　他们为什么重视呢?这并不是什么趣味问题，并不是他们对文艺有一种什么个人爱好，而是文艺工作是对广大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人民民主革命的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强有力的武器。所以文艺工作是思想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整个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理由其原因就是它是对广大人民进行教育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我举一点数目字，就可以看出它强有力到什么程度：譬如电影，在城市里每天都放，农村还不是每天都放，据统计，有一亿五千万人看；中国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其中有一万万五千万人看电影，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在戏剧方面，有多少人看呢?没有统计，据估计，旧剧每天有一百万人看，这是根据很多城市的统计做出的估计。上海每天有十万人看戏。全国有三十万艺人，经过改造，就等于我们的三十万宣传员。我们现在有多少文工团呢?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大概是两百多个，人数有两万多，这完全是新的文艺工作者，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历来就是配合我们党的工作任务、政策进行宣传的，这是我们现在文艺工作的一个重要力量，一个基本力量。这两百个文工团，两万多个文工团员可以成为我们的宣传员。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宣传员。在部队呢?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所以地方和部队的加在一起至少有四万到五万文工团员。在美术方面：只讲小人书，过去我们对小人书是不重视的，现在看一看，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单独在上海所出版的小人书就有一千二百万册，卖小人书的摊子至少有三千个。有一千一百万册小人书，就不只是一千二百万人看小人书，实际上一本小人书不止一个人看，而是几个人看，所以至少有好几千万人看小人书。广播，听的群众的数目也是很大的。文学的出版物，其成绩也是很大的，去年的文学出版物有一千七百多种，共三千多万册。如果说它不好，那它就是一个有害的武器；如果说它好，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武器。 　　从去年的数字来看，全国文艺活动的规模及它影响群众的广泛，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注意文艺工作，不注意它是不对的。重视不重视文艺工作，这是一个对群众的政治教育负不负责任的问题，如果你对群众的政治教育负责，对文艺工作就应该重视。象那个陶鲁茄同志讲的那个例子：把一个人爱看文艺书做为不能入党的条件。这样对待文艺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八、九年来，对文艺工作一般讲起来应该说是重视的，是很注意的。但是不是还有不重视的情况呢?也有，应该重视，也必须重视。但是过去不重视也有理由，就是因为文艺还没有和群众结合。过去一说“文艺人”，就觉得不好听。毛主席在整风之前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是搞文艺工作的，你要知道，党内并不是那样看重你们的!”在古田会议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注意文艺，但是对“文艺人”，对从上海来的那些文艺人，就看着不顺眼。由于文艺同群众过去没有很好结合，所以过去曾经觉得文艺人不是那样被革命需要的，好象文艺人同革命不是那么融洽。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再加之经过整风运动，文艺工作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它真正深入到群众当中，成了群众有用的东西。这种改变，这种影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过去我也做一点文艺工作，我讲一个笑话：一一五师，在抗战时期，有一个××同志，对文化人做了个鉴定，他说什么叫文化人呢?文化人有四个特点：第一、住房子一个人住一间；第二、办事情不讲话，开条子；第三、吃饭时只吃菜不吃饭；第四、骑马不拴马。在那时，环境那样艰苦，他要住一间房子；菜很少，他只吃菜；骑马，但他不自己拴马，该讲话他不讲，开条子，这还不是要给部队增加很多麻烦?!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例子。现在同工农兵没有结合的这种情况改变了，现在文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深入到部队里面，深入到工厂里面，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了，因此就取得了群众的重视党的重视和干部的重视。我想这个重视是必须有的，因为这还不只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关系问题，而且是对千百万群众的教育问题。我们去年组织了一个宣传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了一下，人家的确对文艺很重视(这倒并不是因为我是做文艺工作的，特别在这里宣传文艺，陶鲁茄同志知道，他也很受影响)。举一个小例子，联共党送东西从来不随便送，因为中国同志不大守时刻，就送表。他们送给我们的书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于马恩列斯的书；一种是关于历史古典文学。联共中央送给中国共产党宣传代表团的书是有政治意义的。可是联共对文艺是有它的看法的。所以我想，我们的宣传工作干部要替文艺宣传一下，要大家重视文艺工作，要大家多去看一看那些文艺活动，要来管，如果不管是错误的，不管就不合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那么怎么管法呢?有几种管法，比如我也是管的，管得好不好呢?那是管得非常不好的。进城以后，特别在这一个时期，我在文联，在党的宣传部，都是管文艺工作，但是都管得非常少，非常不好。怎么不好呢?就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上，缺少思想领导，存在着一种事务主义的作风。这种现象，恐怕不单是我这方面存在，恐怕也还有一些同志存在(当然有些同志管得很好)，没有把文艺工作管很多，管得不好。所谓管得不好，就是没有从思想上来管。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同文艺工作干部发生联系呢?经常发生，各地的宣传部长、文化部长不能说不和文艺工作者发生关系，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比较事务方面的、生活方面的关系比较多，而思想上的联系比较少。譬如找一个作家，我们来问问他的创作计划如何?他的作品那是管得很少。譬如《文艺报》是文联的刊物，它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可是在这方面在全国各大行政区，有的地方比较好，但有的地方也同样没有作好，我没有注意它。我们必须经过我们的文艺队伍，经过我们十几万的文艺干部，新的文艺干部、旧的经过改造了的文艺干部，去领导文艺工作。我们同他们不是没有联系，没有来往的，看起来他也好象在那里管，但就是没有在重要关键上去管，没有在思想上去管，没有去研究这些作品，哪些好该表扬，哪些坏该批评。这是今天我们领导文艺工作中最严重的缺点。当然，思想工作不只是文艺工作，还有其他建设性的工作，譬如研究哲学、研究社会科学等，但这些东西接近群众还少一点，而文艺这个部门却更带群众性，接近群众更多一些。但过去在这方面没有作好，所以，我现在想起来感觉非常难过。过去在思想上管的不多，大概在这方面管的多：我要办一个刊物，你批准吧!我们的编制不够，请你给我们批准编制!这些问题应该不应该解决?应该解决，但如果把主要力量放在这方面，那就可以说是没有领导。难道说我们作文艺工作，就象一个总务科长的责任一样吗?!你要我批准刊物，就批准刊物；你要我解决编制，就解决编制；你发生纠纷，我去调解……。甚至于更坏的，就是太庸俗了。譬如我们改革旧戏曲，教育旧艺人，一般说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有的同志就不完全是这样，而是成了一种同旧艺人来往，去捧场，这种现象也有。譬如，言慧珠这个旧艺人，她今天有点进步当然很好，但是，她过去的名声并不太好，可是我们有一位同志认为她有点进步，就写了一个访问记，说言慧珠是“涅槃后的凤凰”。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对她称之为“凤凰”，这就不好理解，这个“凤凰”是从哪里来的呢?她可以做凤凰?!我想这种情况就是缺少思想领导，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这是错误的。在我个人来说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所以，我们要在文艺上实行思想领导，要发生思想上的关系，而并不是在事务上、生活上发生关系。 　　我看，我们也不要把这件事情看的那么困难，党的文艺这个东西复杂得很，麻烦得很，文艺的道理很多。文艺道理是有一点，如果说文艺没有道理，那就不成为一种艺术形态了，既然成为艺术，就是它有它的规律，但这并不那样困难去了解，我想我们每个党的宣传部长，至少省委、地委的宣传部长，是能够分析它是否正确反映了我们的政策。问题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去看，去注意。如果不去看，或者把看戏只当做一种娱乐，或者只愿看旧戏，不愿看新戏(我想我们干部里面，宣传干部里面恐怕也有这种现象)，那么我看他就永远不会懂得怎样领导文艺。 　　我们应该学习毛主席，毛主席不仅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他经常关心文艺，在电影里面的一些问题都是他提出来的，他并不是把看电影当做一种娱乐。老实说他是最应该当做娱乐的，因为他太辛苦了。可是他看到对人民有害的东西，他就提出来，我们做宣传工作的，连我包括在内，有时就不是那样的态度，真正在那里娱乐，马马虎虎地就看过去了。要对它采取一种认真的态度去看一下。学习领导文艺工作并不是那样困难，只要去注意，它哪个地方反映得不好，对真理、对政策反映的正确不正确，我们的宣传部长是容易看得懂的。 　　文艺工作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上边的帮助，缺乏政治上的帮助，他们最需要政治方面的帮助，就是如何使他们注意政策问题，注意人民生活中哪些是正当的问题，哪些是不正当的问题，领导他们对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发生兴趣，帮助他们去表现。今天我们有这样大的文艺队伍，能不能创造出很多的作品?其决定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党的宣传干部能不能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当然，帮助的时候，要注意政策问题，注意思想问题，但也还要注意艺术的最基本特点。这一点，只要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一下，就很容易学到。譬如我们要求文艺作品反映现实，有的不是在大的政治方面去要求，而是要求他写的同那个地方的事情一模一样，这个要求对不对呢?合理不合理呢?这个要求对比较高级的干部就不应该这样。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他说：文艺比生活要更加集中，更加典型化，同本来的生活不完全一样。不在大的方面去要求，而要求它在小的地方完全一样，这样就做不到，对文艺就不能发展。艺术的表现方法，和新闻报道根本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譬如我们看苏联电影，它在大的方面是真实的，但在小的地方就不完全一样。不完全和实际情况一样，这是可以允许的，而且是需要的。举一个例子：譬如，《胜利渡长江》打仗的那个场面，炮排得很密，从军事方面看，觉得不对，哪里在打仗时把炮排的那样密呢?辽沈战役，在电影里有几万人往上冲，这都不合乎军事情况。但是你要向观众来表现我们过长江的规模，如果象原来那样：这个山上几门炮，那个山上几门炮，电影只有那么一块地方，怎么能表现出来呢?!你又不能说明这里有几门炮，那里有几门炮……，这样说，群众也看不见嘛!(笑声)群众看电影并不需要学习军事知识，他只要求看到我们军队的威力有多大。帮助我们拍《中国人民的胜利》的苏联同志介绍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拍《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时候，将军说：这炮不能排得很密。拍出来以后，斯大林同志一看非常不满意。他说：这是将军们要求这样排的，不然，他们说不真实。斯大林同志说：你这个电影主要不是给将军们看的，而是给群众看的。还有一个问题，你把炮排那么几门，兵工厂就会不高兴：我们制造了那么多大炮，结果在电影上就那么几门。你打仗要真实，兵工厂也要求真实。所以在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表现手段的问题。还有一个例子也可以讲一讲：譬如《宣誓》这部苏联历史影片，斯大林宣誓实际上是在房间里，但在电影里面却是在广场上。这种不真实是允许的。因为斯大林的宣誓，是代表了苏联千百万人民的意志，如果是在房间里，那就表现不出来；在广场上，通过千百万人的那样一个大的场面，就把千百万人民的那种意志表现出来了，这种表现方法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可以把斯大林在屋子的讲话，搬到广场上。《攻克柏林》也是一部历史影片；刚打开柏林时，斯大林并没有到柏林，可是在电影上，斯大林坐着飞机，什么也不带就到了柏林。实际上斯大林是以后到的，而且大概是坐着火车去的。这是因为攻克柏林，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希望斯大林去，斯大林果然去了。这表现了一种精神，表现了人民的意志，表现了人民的欢笑。所以，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要注意大的方面。斯大林也好，毛泽东同志也好，都是注意大的问题。而我们往往只注意小问题而不注意大问题。思想问题总是比较大的问题，也是很具体的；原则问题才叫思想问题，如果是小的技术问题，那怎么能叫思想问题呢?所以我们要注意思想领导，就是要注意原则问题的领导。而在这方面我们恰恰是弱的。 　　我想加强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头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我们广大的文艺干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实践论》，要重新学习、重新宣传。 　　加强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那末拿什么去领导呢?就拿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武器去领导。过去我们对这个武器没有很好运用，特别在全国胜利以后，在这样新的复杂环境下，我们没有很好运用这个武器。 　　在这一两年以来，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思想在全国有很大传播。就是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几十万旧艺人在内)都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接受了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文艺思想上，没有哪个人对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表示反对，都是拥护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但是，由于在传播中我们没有很好的宣传，没有很好地拿这个文艺思想来改造批评过去的那种文艺观点。所以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一方面在传播，一方面又在传播中间遭到某种程度的歪曲曲解，把它的革命性降低了，冲淡了，把它庸俗化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据我看就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的改造问题，到实际斗争中去改造，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才能改造。有些新的文艺工作者(新区恐怕比较多)，没有经过很多的群众斗争，没有经过整风，他们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了解觉得很容易，觉得很简单。其实如果他们的思想情感没有经过改造，为工农兵服务那是一定做不好的。有各种情况，我不详细说了，譬如有的人讲：“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好，但是毛主席指导下的文艺作品不一定好，流行一下就过去了，还是洋东西比较好。”这种人口里这样讲，实际上是看不起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他认为解放区的文艺是农民文艺。我们是不是有一点农民文艺呢?检讨起来，有些文艺是带有农民思想的，但整个来说，并不是农民文艺，而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所以说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各种曲解。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有些文艺工作者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也发生了一些模糊的认识，进了城以后，生活环境安逸了，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倾向：脱离生产、脱离了群众生活、脱离了实际斗争。有的甚至在入城以前就发生过动摇：认为我们解放区搞的这一套譬如秧歌等，进了城就吃不开了，相当没有信心。当然，我们不是说解放区那一套都好，我们承认是低级的东西，但是那是人民的东西，是代表正确方向的东西，是有前途的，在城市也是吃得开的，事实也证明在城市是吃得开的，受到了广大人民一致的欢迎!尽管它写的是农民，但是它是写的在农村中所进行的革命。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偏偏强调技术，认为到处都有生活，自己的生活已经够了，我们现在是要提高；所谓提高就是要学习技术；所谓要学习技术，就是要学习西洋技术，这种倾向在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中是存在的。为要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就要首先反对这一部分人。因为这一部分人尽管很少，但是核心力量，是骨干力量；同时他们已经过初步的思想改造，他们有些革命经验，文学修养也比较高。在这种人有这种倾向最危险，必须加以纠正。 　　这里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为要加强思想领导，首先就要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重新加以宣传学习，向一切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倾向作斗争。这是我们贯彻思想领导的头一件事情。 　　另外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文艺要实行思想领导，要看我们的作品，今天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要表现爱国主义。我们过去的作品是不是表现爱国主义呢?这个问题我不详细说了。但是这个爱国主义表现得很不够，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这个情况，表现得很不够。过去的爱国主义主要是反对压迫者、剥削者，反对自己这个民族过去的黑暗，今天的爱国主义，主要是要表现今天中国人民的光荣以及中国人民过去的光荣。要转到这方面来，这个爱国主义才能充分、才能适合中国的情况。在这一方面讲，我们的爱国主义就表现的不充分了。有些文艺作品确是表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表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但有些文艺作品就表现得还没有站起来，头还是那样低着。比如有些作品，把敌人的力量扩大了，把敌人表现得那样残暴。我举一个最普遍的例子，也许这是同志们不大注意的：就是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把敌人强奸我们中国妇女的照片也登出来了。这在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那样残暴上来讲，教育作用很好；但是在另一方面呢?敌人侮辱我们中国人的照片，今天就不应该登出来，而且这种照片是敌人自己制造的，可是画报上就登出来了。譬如过去美国人在跳舞厅强奸了许多妇女，也宣传。我想这个宣传也不好。尽管被强奸的那些妇女是一些小姐、太太们，但这样表现没有意思嘛!外国人侮辱中国人何必去宣传呢?!这里面缺乏民族自尊心。如果苏联人受了德国人的侮辱，苏联是绝不会去表现的。因为这不能教育人民，反而容易给人民一种消极的印象：我们被人家侮辱了。譬如写人物，往往是写一些消极的人物、写落后的人物。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严格地检查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很不充分的。有些问题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讲了。 　　这里，我想特别提出一点，就是关于《武训传》和《荣誉属于谁》这两个电影的错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特别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因为这两个电影我自己也看过也审查过，但是没有看出它的错误，没有加以注意就通过了，结果毛主席就看出来了。 　　《荣誉属于谁》这部电影，我们有些同志看过以后觉得问题在哪里呢?开始我个人也没有看出来，只是提出：表现新老干部的关系表现的不真实，态度上有些小气忿等等，可以举出很多批评。但是根本问题不在这个地方。根本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剧本是根据高岗同志那篇文章《荣誉属于谁?》编写的，高岗同志这篇文章是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其中讲了三种干部，一种干部是不好的，蜕化的，只看到个人利益；还有一种干部是没有朝气，工作没有创造性，一半为工作，一半为自己；另外一种干部是最好的，就是高岗提出的：革命性、创造性，事业精神很强。就是我们今天过去的那种革命环境转到了这个环境，要建设我们的国家，象毛主席所讲的：过去我们熟悉的东西又要闲起来了，许多不熟悉的东西，要强迫我们来熟悉。高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在这种新的任务面前，我们的干部要有一种新的事业精神，在工作中能够钻研创造，能够克服困难，这样把党给予我的任务完成的最多最好，荣誉是应该属于这种干部的。从整个来说，革命的荣誉是属于我们党的，属于中国人民的，但对干部来说，就是应该属于这种干部的。我觉得在高岗同志这里也是特别强调革命的创造的。但是这个电影跟高岗同志那篇文章的精神完全不同，它不但是消极的，而且是带错误的，把那个局长描写得非常没有脑筋，没有思想，很可笑的，拟了一个那么大的计划，这个人物本身，作家描写得就不完全，你说他是教条主义，是经验主义?都不是，你说他是经验主义?他有远大的计划，他反对旧作风；你说他是教条主义?他也很保守，很落后。总之，在这个人身上所表现的是没有思想，没有头脑，荒唐可笑的这么一种人。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在那个荣誉应该属于他的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是不是很有思想，很有创造，象高岗同志的文章里面所说的那样有思想能力和创造精神?有什么特别的创造能力呢?看不出来。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很简单，他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苏联的调车法，采用人家的经验，采用人家的技术方法，单纯的一种技术方法，就可以得到荣誉，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党员，最好的干部!这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都是很大的歪曲。我不在这里讲，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又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党，毛主席把马列主义跟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自己的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在建党的问题上，在建政的问题上，在建军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创造；而且这个创造有许多是不完全依靠苏联的经验的。一方面是过去我们跟苏联隔离了，这个经验不易传来，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完全合于苏联的经验。所以我们党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他的创造性。我这一回到苏联去，有两种很大的感觉：一个感觉是苏联比我们前进得多，他们宣传工作的规模、方法、思想，都比我们高。而我们的宣传工作，这样不完备，规模这样狭小，制度这样不完备，思想水平比较低，比起人家差很多，这是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更深刻，感觉苏联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基本的精神，基本的方法，都是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中提出来的(并不是依靠苏联的经验提出来的)，这个东西对我的印象很深。毛主席在农村环境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同志认为那个方法只能用于农村、游击战争中间，进城后就不一定还可以用了，但是毛主席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在今天都是适用的，基本上都可以使用的，所以说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到苏联以后对毛泽东思想体会更深了一步。毛主席提出来我们的工作应该跟群众结合，那末苏联的工作都是与群众结合的。毛主席提出来党的领导要一元化，苏联党的领导完全是一元化的。许多的观点，宣传工作的观点，基本原则，基本方法都提出过，而是被我们经常地忘记!经常地忽视!这是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中国的党有很大的创造，以毛泽东为首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创造集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今天这个片子要表现我们中国党最好的党员，应该有荣誉，则首先应该表现中国党的这种创造精神，首先应该表现中国共产党真正能够把马列主义跟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创造自己民族独有的东西。我们中国党在世界上有地位，就是这样有地位。象片子上所写的人物，教条主义又是经验主义，一定会给我们中国革命很大的损失。这部片子表现的不是创造，而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方法，并且为一个技术方法问题又发生这样的争执，这对我们党的思想斗争是个很大的歪曲。我们党员的水平低得很，幼稚得很!要得到荣誉必须开动脑筋，创造新东西，得到荣誉，我看问题是在这里。而这些问题有时就不容易看出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作鉴定，对中国共产党作鉴定。这部影片说，中国的党是有荣誉的。为什么有荣誉?因为他能用苏联新调车法，他得到荣誉就是这个新调车法。还有什么经验?有什么创造呢?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这里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明我们自己的党员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究竟有多么伟大是不知道的，没有这样伟大的感觉。他感觉能够用苏联的新调车法就已经够伟大了，已经可以得到荣誉了。这是歪曲了中国人民革命，歪曲了中国共产党，请代表们研究一下。比如苏联电影《宣誓》里面的斯大林，是在房子里面还是在房子外面?问题不在这里，重大的问题是看你描写苏联人民是很伟大的、很高尚的，还是不伟大的、不高尚的?《荣誉属于谁》也是这个问题，他把中国党的那样伟大、那样光荣、那样正确，描写成并不伟大、并不光荣、并不正确。看了《荣誉属于谁》以后，不能感到象少奇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看不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文艺，如何表现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确还是很大问题。你根本没有表现出他的伟大，就替他作结论，都是非常轻率的，而且一定要发生错误。 　　《武训传》也是作结论的问题，是对历史作结论，对中国人民作结论，对我们自己的祖宗作结论。但是武训是不是象许多同志讲的这个人怎么样的伟大、高尚、卓越呢?这个《武训传》闹得很热，许多人都写了评论，我们许多党员同志也写了评论，说这个片子好，好到什么程度?说武训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典型。中国人民连我自己也在这里面，的确有些麻木，人家给共产党作结论，给中国人民作结论，你又是共产党员，你又是中国人民，你也不吱声，说武训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典型，是不是伟大的典型?你也不吱声，所以我自己很难过，有些事情等到主席指示以后，我们才注意，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很重要的批评文章，这种落后的思想，那就是乔木同志讲的，那实在是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 　　武训是这样的一个人，这里面(文件)都讲了：武训就是叫化子，如果讲成分，他原来的成分倒不错，但不能“唯成分论”，武训是雇农，成分很好，但贫雇农出身不能决定一切。他作了几年长工，因为不识字就吃了亏，他就得了一个生活教训，他就不作长工，去讨饭了，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就起了变化，他就开始乞丐的生活，这样的讨饭生活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农民阶级，离开了劳动生产，他有时也作一些生产，但主要生活还是讨饭，变成了职业乞丐，变成了游民。但是他思想里面有个主意，就是搞“义学”，那末，他一生就是办义学，就办了三个义学。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拿我们现在的看法，他过去是贫雇农出身，以后变成了乞丐，成分是这样。成分不是重要的问题，问题是看他的思想，他所办的事情。他的思想是替劳动人民服务的，还是替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事业是对劳动人民有利，还是对统治阶级有利?这是评定一个人的最主要的方面。他办义学的事业，可以肯定的说，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不是为贫苦子弟服务的。大家捧他就是说他“为贫苦子弟办学校”。我开始也似乎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大家都研究这个事情，我越想他的好处越少，没有什么好处。他为贫苦子弟办学校，那么他的学校办在什么地方呢?办在柳林镇，……大的镇子里面。教课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当时的进士、举人，这些都是比较高的知识分子，都是书生，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地主、恶霸。学校设在市镇里面，学校里面又搞上这样的人教学，这样一种学校，我们估计，真正的贫雇农去住学校恐怕很难，真正的贫雇农子弟跑到市镇里面去住学校，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老解放区的学校不要钱，贫苦子弟都不住学校，他还要劳动，可想这种学校里面贫苦子弟不会多。这里也不要讲成分，也许有些贫苦子弟，问题是这些贫苦子弟也好，中农子弟也好，地主子弟也好，究竟培养出来干什么?培养出来还是只能为地主阶级服务，成为地主阶级的奴隶，仆从，不能有别的用途。所以我们说他办学校的动机、效果都不好。你说他有点改良主义，就是仅仅就他本来是想为贫苦子弟改变这种不识字的状况。使贫苦子弟由不能识字，变成能识字，在这一点上还是改良主义的色彩。那么改良主义也是最反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武训的思想是最封建的，他是封建统治下的奴隶，他最崇拜封建主义，他并不反对封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自己刻苦，对地主磕头，他非常相信地主的，他存钱也存在地主家里，他办学校也是由地主给他办，对封建秩序遵守得非常好。他请地主吃饭，地主来了，他都不敢和地主在一起吃。他说，他们是先生!我怎能和他们一起吃饭呢?他就在外面吃饭。他对封建制度是最遵守的，对封建制度没有任何抗议，没有任何反抗，是最服从的，是封建思想最多的一个人。前几天的报纸上许立群同志他也写了篇文章，武训除了讨饭以外，还给人家作媒人，包办婚姻，从中得到一点钱。反正封建社会中的那一套他都来。对自己能刻苦，什么都吃，吃尿、吃蝎子、吃屎、吃砖头，那真是相当奇怪。对人家就是磕头，这个人很厉害，他的厉害就是磕头，人家给他钱他也磕头，什么事情都是用磕头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人，你能说他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保护人民，反对人民的压迫者，统治者。而武训并不是这样，怎么能说他是为人民服务呢?“横眉冷对千夫指”，要跟人民的敌人作斗争，然后才能是“孺子牛”，对敌人没有仇恨，对人民就没有爱。这个问题我们也经常讲，这是基本问题。对人民的敌人有仇恨，对人民就有爱，这两个东西分开是不行的，只有哪一方面都不行，两方面一定要结合。有人说：武训有鲁迅的精神，那是不对的。鲁迅完全不是那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是毛主席对鲁迅的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武训恰恰是最不硬的，说他有鲁迅精神，这种事情实在是非常可笑，非常荒唐的。对武训的表扬，过去的统治阶级表扬他，一点也不奇怪，满清政府表扬武训，并且给他立了牌坊，北洋军阀表扬武训，国民党表扬武训，反动统治阶级都表扬武训，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武训的确是他们利用的工具，对自己最刻苦，最遵守封建秩序。反动统治者就是叫人民对自己最刻苦，最服从他们的，所以反动统治者表扬武训完全是应该的，一点也不奇怪，而我们自己的文艺工作者也表扬武训，才真是奇怪。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同志的思想中间，还不能区别什么叫改良主义?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落后的东西、黑暗的东西、错误的东西?把改良主义的东西，当成革命的东西，把黑暗的东西、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当成先进的东西，革命的东西，进步的东西。在教育工作者来说，过去人家要捧武训有很大的理由，陶行知先生捧过武训，现在陶行知先生的许多学生因此也来表扬武训。我们是爱陶先生的，但是我们更爱真理。陶先生早年是改良主义者，他想以“教育救国”，我们批评这种思想是改良主义的思想，陶先生早年也有这种思想，后来他赞扬武训跟他的改良主义思想是有关系的。当时也许还有个理由，因为当时反革命统治非常黑暗，简直不能活动，陶先生是以武训这样的东西来作工作，反对国民党，是为的作掩饰。我想这个理由在当时也许是个理由，但这也不是我们所应该取法的。我的报告里面写的是“是我们今天所不能取法的”，我看到许立群同志的文章是根本不能取法，不是今天不能取法，在这里还要修改一下，把“今天”两个字取消，承认错误，我的观点比许立群同志还落后，今天不捧武训，过去也不能捧武训。“今天”这两个字里面包含着妥协的味道，对陶先生不敢讲真理，我想这不好，许立群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今天”这两个字当场修改。对表扬武训，在过去在今天都不应该表扬，作为一个爱国者，我们不能赞成武训，武训是侮辱我们劳动人民的，是劳动人民的败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统治阶级最好的工具，最理想的工具，我们不应该赞成武训，应该批评武训。我们应该有这种坚决的态度，然后才能严格地区别改良与革命、落后与先进、黑暗与光明、革命与反革命，否则就不能区别。所以对武训应该有这样的分析，应该从政治上来看。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还不爱国，天天订爱国公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镇压反革命，那是爱国，可是在这些问题上常常表现出来的这个爱国就没有爱好，就是爱了我们国家不应爱的东西。不应该表扬的，你去表扬他，你的爱国主义到哪里去了呢?所以爱国主义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没有无产阶级立场的爱国就成了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了，甚至成为落后的反动的了。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应该加强思想领导，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我们一定要加强爱国主义的艺术，形式上特别要强调民族化、大众化。要强调新文艺要与中国传统的文艺结合起来。“五四”以来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今天应该解决，比如搞旧剧的应该把旧剧清理一下，检查一下，旧剧里面哪些是应该要的?哪些是不应该要的?应该要的就要，不应该要的就不要，不然新东西不能发展。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今天要解决。 　　我们同志中间有崇外的倾向，文艺工作者对中国民族的东西不重视，对传统的东西不重视，对于民间的东西不重视，只看重外国的东西，我自己在过去就是这样，只看到外国的东西，对西洋的东西看的高，对中国的东西对自己民族传统的东西看的低，很不重视。这种倾向在我们现在的文艺工作者中间还存在，戏剧是外国的好看，唱歌是外国的好听。文艺座谈会以后有了根本改变，中国有了我们自己的歌剧、秧歌。这个改变应该继续，应该继续反对文艺教条主义，反对崇拜西洋的思想；如果不反对这个东西，我们进城以后，文艺中盲目崇拜西洋的倾向就会抬头。苏联搞了三十年了，到现在还有崇拜西洋的，他不崇拜俄国，他不崇拜苏联，他崇拜外国——英国、美国、法国，就是世界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不要讲中国的资产阶级弱，中国内有资产阶级存在，外国帝国主义包围，外国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传到中国来了，所以盲目崇拜西洋，这个问题相当严重，这个工作是长期的工作。 　　这个工作从哪着手呢?如果去从《离骚》屈原——那一大堆东西作起，那多得很，一辈子也搞不完。我们今天应该首先从民间流行的形式着手，如旧戏剧，旧连环画等，应该首先加以改变。一年多以来，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改编旧剧各地都有成绩，根据政务院的指示我们应该贯彻执行。 　　在这里提一下，旧艺人有很大进步。应该充分估计三十万旧艺人中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的，他们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有很大的觉悟。如前天报纸上发表了常宝堃牺牲的消息。常宝堃是天津第一流的相声家，天津人民拥护他拥护到极点，真正是人民的艺术家。他过去对日本也曾经反抗过，解放后拥护人民政府，非常积极。我可以把他牺牲的事情简单地向同志们报告一下：他是曲艺大队的副队长，出发以前，所有的人都回家了，他没有回家。他叫“小蘑菇”，他父亲叫“老蘑菇”，“老蘑菇”的儿子没有回家，第二天问他，他说：我现在不能回家，我现在是干部了，我是曲艺大队的副队长，怎么回家呢?我对这些人有责任。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后来在朝鲜前线，过鸭绿江的时候，他领导大家唱歌，喊口号，很受大家拥护。因为他是副队长，所以他很注意保护乐器——三弦、胡琴等这些东西。他说：这就是我们的枪。所以美帝的飞机轰炸的时候，他就不离开这些乐器，怕丢了就没有武器了，非常积极。后来轰炸的时候，因为他听说消灭了一万五千敌人，非常兴奋，飞机来了，别人都躲起来了，他就没有躲，对着飞机说：你不要厉害，过几天就要消灭你!后来就把他炸死了。他的牺牲在天津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追悼他，开会，大家都讲了话。“小蘑菇”的父亲他表现非常好。不知道是不是确实，我听人家讲，开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敢告诉“老蘑菇”和他的老婆，怕对他们刺激太大，就对他父亲讲：你儿子在朝鲜前线回来了，回到沈阳因为他的胃病复发而死了。他父亲听到很伤心，说：“为什么不死在前线?!死在前线很光荣!”我们的干部对他父亲的觉悟程度估计得很低。(笑声)听了这个话以后，就告诉他：你的儿子的确是在前线炸死的。后来他父亲在大会上讲话讲得非常动人，当场就有很多老艺人报名要到前线去。听说有很多人经常去问什么时候出发?这样大的革命性!所以我们戏曲改进的方针——依靠他们，团结他们，改造他们的方针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也证明过去对这些旧艺人采取轻视、排斥的态度是错误的。所以我想，我们对于这些广大艺人应该承认他们是我们可以采取的一支很大的队伍，他们就是我们的活的遗产(遗产有两种：一种是材料，如书籍，房子等；一种是活的遗产——旧的专家、民间艺人等)，这活的一种遗产更为宝贵，我们要尊重他们，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的新文艺才能说在群众中生了根，否则就不能说在群众中生了根。这个问题我想可以这样肯定。中国民族艺术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是不能分开的。 　　二 普及问题 　　我想普及工作中间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自从文艺座谈会以后，各地都作了许多普及的工作，群众的艺术有很大发展。过去的普及大体上是采取比较手工业的方式，一种农村的作风，小手小脚的，搞什么村剧团、小剧本子……，不是大规模的。现在有了新的条件，跟过去完全不同了，现在是和平的、全国统一的，有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工具。所以我们首先要把那种旧的普及概念克服掉，充分的利用现代化的工具——电影、广播、幻灯等，这些东西是我们最好的普及工具，我们要把它充分利用起来。同时对旧的工具——旧戏剧、旧小人书等要统通加以改造。把旧工具加以改造，把新工具充分地利用起来，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普及工作大规模地展开。要把普及工作从比较低级的、分散的手工业式的水平提高到比较高的、集中的、大规模的水平。现在广大群众经过土地改革、发展生产，需要很多东西，但是供给不上，所以我们的普及工作要提高，要扩大规模，利用现代化的工具，供给统一的材料。但是现在他们得不到材料，成了“自编自演”。这个“自编自演”好不好呢?我个人的看法，群众自编自演，这表现群众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了群众的天才，我们今后还是要提倡群众的创造，发动群众的创造。但是单纯靠群众创造，让群众创造大剧本子的这种现象是应该纠正的。最好到苏联看看，苏联的村剧团和工厂里的剧团也没有写大剧本子。我们中国的工人、农民比苏联还厉害，自己可以编，苏联他们自己编的戏很少。讲到这点，我想中国的农民、工人是值得骄傲的，比苏联还厉害，苏联的文化程度那样高，自己不编戏，我们编戏。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我们工作的一种落后现象。我们的文化工作者既然是为工农兵服务，为什么不为工农兵编戏呢?为什么叫他们自己编呢?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解决：群众的创造要发挥，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供给他们东西，否则单纯发动群众创造是不妥当的。只发动群众创造，也不去指导他们，也不供给他们材料，那就是不负责任。所以单纯发动群众创造也是脱离群众的，下边就讲：“当了多少年兵，天天背着枪，看兵、看戏、娱乐也是兵演兵。”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要从上而下的供给材料，一方面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创造，两方面要结合起来。 　　第二，要正确地解决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作普及工作的同志很苦，文工团、宣传队……都是作普及工作的，有两万人，这些人都相当普遍地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边搞文艺工作队，搞了多少年不能提高。对于他们就是提高的问题。过去对他们的提高工作作的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我们的艺术学校里边应该训练他们，教育他们，提高他们。讲一个例子，也很感动：上海的音乐学院，因为条件的限制，不能收取更多的学生，我们三野文工团的人就自己带锅子，自己带伙夫，自己出伙食跑到上海音乐学院受教育，那样训练，提高。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这些人的提高问题。 　　另外，我们作普及工作的同志是很辛苦的，他们有功劳，他们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有些作普及工作的同志，觉得自己在工农兵里边工作，于是背上一个包袱：我就是工农兵，我就是工农兵的方向，你们就不是工农兵的方向。对于那些专门家——活遗产，就采取非常粗暴的排斥态度，好象你是专门家，我是搞普及的，不是吸引人家一起工作，不是虚心请人家来，而是排斥人家，我想这种倾向也是非常有害的。只以为在群众里边，工厂里边，车间里边，村子里边才叫文艺，这是错误的。这样就把文艺变得非常狭隘。一九二五年苏联共产党决定党的文艺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不是工厂文学。中国今天的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它的文学应该是反映各阶级的。你既然是领导他们，你就要反映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我们对那些专门家、文艺遗产采取否定的态度，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这样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这样不仅不能提高工农兵的文化，反而限制了他们的文化的发展。我想我们这些作普及工作的同志要同那些文化专家、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它割裂开来；你是作文艺工作的，我是作普及工作的，你们走开!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在普及工作里边要反对两种偏向：一方面要反对专家不作普及工作；另外方面，也要反对作普及工作的同志对那些专家、文艺遗产采取不正确的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结合起来。 　　最后，普及工作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专业文艺工作者与业余文艺工作者的结合问题。现在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有了极大的发展，许多工厂、农村有业余的剧团、美术组、歌咏队等各种各样的艺术组织。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指导他们，跟他们建立正常的关系，供给他们材料。 　　业余活动的方针必须和生产相结合，不能违背业余的原则、自愿的原则、季节性的原则。不要强迫人家唱歌。过去我们不了解这个问题，参加土改以后才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农村干部搞村剧团，强迫命令，强迫人家演戏，人家不演。这个不好，要采取自愿。人家娱乐也要强迫，结果娱乐成为痛苦。群众娱乐应该自愿，不要违背业余的、季节性的原则，不要妨碍生产。同时业余文艺活动应该跟政治任务相结合，使娱乐与教育结合起来。 　　另外，过去我们的专业文艺团体与业余文艺团体发生联系是不固定的，高兴找就找，不高兴找就不找。以后我们要规定一种固定的协助关系，要供给他们材料。我们的文艺是不是为工农兵服务?就表现在我们能不能出很多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过去出版了一千六百多种文艺书籍，有三千多万册，我们应该调查一下，看这三千多万册文艺书籍到底有多少到群众里边去了。如果这三千多万册书都还摆在书摊子上，或者是在学校里边，到工农兵中间去的很少，那我们的所谓“工农兵方向”就不是工农兵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所谓群众文化运动的高潮，广大群众的文化没有提高，高潮只是少数人的高潮，城市里边演戏，而农村广大群众看不到戏，这不叫高潮，这叫低潮。真正的高潮应该是广大群众的文化提高，有戏看，有书读，过正常的文艺生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真正贯彻了，那时才能说是真正的文化高潮；否则不能说。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周扬文集 第二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