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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界《长征》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扬

今天听了许多同志讲话，其中有许多很好的意见。 　　《长征》剧本的创作和演出，基本上是成功的、有意义的。这些成绩，是同志们努力的结果。 　　长征是最值得我们歌颂的主题。正如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里所说的：长征这样伟大的史迹，是从三皇五帝到如今所没有过的。长征里的革命英雄人物，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因此表现长征，表现毛主席，是文艺工作者最光荣的任务，伯钊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这开端是困难的，也是最有意义的。《长征》歌剧是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是十全十美的，完全无疵的。要在短的时间内把这样伟大的史迹一次就写得完整无缺是不可能的，还需要大家继续努力。不断地吸收群众意见，不断地修改充实，才能使它更加完整，使它在思想上艺术上价值更高。目前，尽管它还存在着缺点，但我们讲它是成功的，它的演出是有意义的，是值得庆贺的。 　　《长征》的好处在哪里呢? 　　第一，《长征》充分地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是革命斗争中、长征中，最本质最有特色的东西。在《长征》歌剧里作者掌握了这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并且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这正是《长征》歌剧最好的地方。任何一个艺术创作，任何一个艺术作品，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对我们都是有意义的。同时，《长征》剧作打破了一种旧的格调，有新创造。过去每逢写艰苦的历史时，我们常常会不自觉的表现出非乐观主义的精神，甚至于悲观主义的精神。这并不是说作者怎样悲观，而是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一种悲观的、阴暗的情绪。例如表现人民受难，革命者牺牲；表现得不好的时候，就流露出感伤的忧郁的情绪来。这种作品不能被认为是反动的，因为作者还是看了人民受苦、革命干部牺牲了而感到难过，而且也很表同情。但是这样表现的结果，使观众得到的是抑压，而这种作品只能感动人不能给予人力量。当然观众也可能化悲痛为力量，但是作品本身必然使人感觉缺乏力量。因此，我们必须表现革命人物的英雄气魄，对牺牲、悲惨、感伤的一面，应当适当的避免。我们许多艺术工作者由于长期受压迫，很容易自然地流露出悲惨伤感的情绪来。在《长征》里，伯钊同志完全突破了这一点。过去还有一种错误，就是许多作者把敌人表现成非常强大，气焰压倒我们，或者把敌人写成非常无能；这都是不正确的。在《长征》中伯钊同志根本不表现敌人，这是很好的办法，但不是唯一的办法，在《长征》里伯钊同志不表现敌人，全部都表现乐观主义的精神，突破了传统的表现方式。 　　第二，《长征》正确的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和红军的本质，在《长征》中出现了红军正确的形象，没有歪曲人民解放军和红军的形象。我们可以说《长征》里的人物性格刻画得还不够深刻，但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点和伯钊同志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她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里，而且是在比较重要的部分，在领导干部之中长大的，所以她有可能正确的表现他们的形象。她对红军有情感，她知道军民之间的情感，她熟悉长官士兵之间的情感。而这正是所要表现的最基本的东西，在《长征》中伯钊同志抓住了人民军队的特点，并且很突出的把它表现出来：官爱兵、兵爱官，他们有情感，官兵象不可分的一家人，尽管有些地方人物刻画得还不够生动，人物个性还不够明显，但是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当然人民军队也有落后的一面，但那不是本质的东西，没有必要去描写它。有些同志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去描写人民军队，例如《关连长》里的表现，是应该受批判的；《长征》的演员表演得也很好，尤其是许多演员同志们没有经过长期的生活体验，而能正确的表现了英雄形象，在表现英雄人物坚强的，乐观的，积极的，勇敢的精神这一点上，是非常成功的。 　　第三，《长征》在新歌剧上作了更新的尝试摸索和努力创造。自从《王贵与李香香》的演出，已经开始了在新歌剧上的尝试与摸索，新歌剧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应该如何吸收民间的东西，吸收多少民间的东西等等问题都陆续被提出来；新歌剧还没有完全定型。京戏是完全定型的了，它很难再发展，地方戏也是大致定型了，它还有发展(这可能是个人的偏见)，但是新歌剧还没有完全定型，要从壮年逐渐发展至老年，它的发展前途很大。伯钊同志在新歌剧上的努力创造，是有成绩的。在《长征》中究竟有哪些积极的成就，应该肯定下来些什么，是值得专家们加以研究的。 　　以上三点是大家所肯定了的，也都是应该肯定的。此外，我觉得值得大家向伯钊同志学习的还有两点： 　　第一，伯钊同志有对人民、对战士、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她的创作也是从这种感情出发，尽管她的技术不如许多其他的同志，但是她具有了这最宝贵的感情——艺术家创作的原动力，一切工作的原动力，使她成功的创作了《长征》，我们要学习伯钊同志培养自己对人民、对战士、对党的忠诚与热爱，我们如何培养这种感情呢?那就是要到生活中去，到部队中去，到群众中去。如同《龙须沟》的演员是深入去体验实际生活一样，在实际生活中群众中，我们的思想情感起了变化，得到改造。无论是老干部、老革命、老党员都需要随时体验生活，培养这种感情。虽然说老干部、老革命、老党员都是来自群众中的，但是离开群众久了，感情就逐渐淡下去了，就象老朋友隔离了七八年就彼此失去了热情一样。到生活中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对老干部、老革命、老党员都如此重要，何况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呢?!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是有缺点的。我们应该努力培养对人民、对战士、对党的热爱和深厚的情感。我们要时时想着要表现他们，歌颂他们。这样，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否则还是不能解决的。今天，不写关于工农兵的作品就没有出路，所以一定要写工农兵，问题是在于如何表现工农兵。要表现必须有热情，有阶级情感，对人民、对战士、对党的热爱。当然，表现不能光靠情感，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但是情感是最基本的因素。我们要努力培养自己的感情。 　　第二，严肃的工作态度。这次，伯钊同志和焦菊隐先生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没有这种对艺术工作的严肃态度，是搞不出好作品出来的，无论是艺术工作、科学工作，都是艰苦的斗争。 　　除了以上所说，我对《长征》还有三点意见： 　　第一，艰苦的一面表现得不够。《长征》的好处，是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但是为了表现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应该表现克服惊人的艰苦过程，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必须建筑在克服艰苦的基础上。如果不发生艰苦的问题，事情很平淡，很快活，毫无困难，也就没有什么乐观不乐观了。必须在一种极艰苦的环境或条件下，忍受着不可想象的艰苦，而我们不悲观，表现出乐观主义的精神才有力量；希望修改剧本时，能够想想办法，表现出使人感觉确实是苦，但是可以克服，不使人感觉沮丧悲观而是积极克服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目前由于音乐鲜明，服装整齐，艰苦情节少，也影响了乐观主义精神的表现。关于服装，我反对歌剧中服装破烂，战士们应该穿得整齐的，尽管是有补绽，但是很干净，我们也可以参考旧戏的办法，例如叫化子的服装尽管是绸子的，但是有补绽。这些在这里不多谈了。 　　我认为乐观主义的精神是建筑在几个基础上的： 　　(1)相信我们革命事业的正义性——我们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这是正义的行动，因此，我们终于成功了。长征的乐观主义精神本质也就在于此，这一点在剧本中表现出来了，但是应该表现得更有力些。 　　(2)相信领袖的力量——相信领袖，对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了，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士们，一想到毛主席，任何困难都不成问题了。这不是迷信，而是把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具体的领袖结合起来，相信领袖，就是相信人民最高最集中的代表，相信自己的力量。 　　(3)相信群众——乐观主义精神的产生也就是战胜困难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乐观主义精神，有一点就是要依靠群众，毛主席说：“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说明了要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在《长征》歌剧中，也表现了一些与群众的关系，例如毛主席和老艄公的谈话，第四场老百姓参军，第一场群众慰劳红军等，但是这些还不够，应该在修改剧本时加强这一点，多表现依靠群众的智慧来解决问题，加强表现群众的高度积极性。 　　《长征》歌剧整个比较干净，但是平淡一些。为什么平淡呢，原因在于伯钊同志没有写敌人，因此缺少了斗争。虽然有雪山草地两场表现了与自然环境的艰险斗争，但这不是敌人造成的，同时自己内部又没有斗争，因此显得平淡了。另一个原因是群众场面太少了，差不多全是军队的场面。多写群众当然有条件限制，有困难，但是表现乐观主义精神就要表现依靠群众来克服困难。日常一个人悲观，常常就是他脱离群众的时候，觉得群众不了解自己，如果他完全忘了自己，与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就不会悲观了。《长征》歌剧里表现集体主义精神是很充分的，但是强调表现了军队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对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表现得较少。同时，描写用思想用智慧解决问题也较少，虽然通过彝人区、大渡河两场里表现了，但不是集中的表现，显得分散了，不突出。表现勇敢坚决的地方也很多，例如打飞机、过雪山，但是表现智慧不够。又如剧中人物，团长、师长、政委等人用智慧的表现也不够。修改剧本时，希望能表现他们是更有本领，有办法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很可爱。忠于革命，勇敢，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他们仍然有每个人不同的可爱之处。 　　我们要表现乐观，也要表现艰苦，也要表现敌人的残酷。但是表现敌人残酷，不一定象某些电影里那样的表现死人口里流出血来；尸体本来是丑的，但是苏联电影《普通一兵》就表现得非常好，没有表现尸体的难看像，人死了，还象活的英雄一样。因为它表现了内在的精神一面，不表现肉体的一面，表现了永远存在的一面，不表现暂时存在的一面。例如《刘胡兰》的处理，铡头的场面也是应该避免的。 　　第二，表现群众斗争与表现个人问题。《长征》表现了群众集体，这是好的，但是表现个人不够。过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都是表现个人的，那是要不得的。今天，我们相反，但也有的走了另一个极端的，完全表现群众，不表现个人。苏联文学也曾有过这个过程，例如小托尔斯泰的作品，但是现在又扭转过来，也要表现个人了。这并不是倒退，因为我们要表现的个人是群众中的个人，是群众中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把群众的好品质，都集中在个人的身上来表现。《长征》里的每个人物都是可爱的，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区别还不够明显。例如团长、师长、政委等人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们要求更深刻地刻画人物，这样才能吸引住观众抓住观众。每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例如陈锡联与王震将军都勇敢，都拥护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但是他们的性格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当人物的个性被刻画出来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会使得人觉得更亲切。伯钊同志很熟悉这些人物，可以吸收许多有关我们高级的军事干部材料，更进一步来表现这些人物。性格不是天生的，是在长期斗争中养成的，锻炼成的。描写人物性格是今后文艺创作中的重要问题，我们要抛弃那些只写个人的东西。我们要写群众，但是在写群众中也要写个人，因为要写群众的斗争，必须通过一定人物的性格，描写他们的斗争生长过程。 　　第三，歌剧中的说白与歌唱问题。我同意伯钊同志在《长征》的创作上，打破了旧的规格，不受形式的束缚。但是关于说白与歌唱的问题，我还有一些意见。在中国旧戏里是有说有唱的，西洋歌剧则全是唱。我个人认为：以后的歌剧一般地还有对白比较好。这个意见请同志们考虑。唱虽然比说好听，但如果全部用唱，就有许多问题不好解决了。唱的词都是诗，但是不可能有那么多诗，而诗与散文有所区别，诗要有韵，诗是表现情感更集中更洗炼的东西，是表现思想情感高度集中的语言。日常我们说“你的话有诗意”，那就是说他的话很集中，经过提炼的，但是假如“报告连长”，就不能写成诗，谱成曲也不好听。又如“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开座谈会”，也不能写成诗句。《长征》虽然是在新歌剧的摸索阶段里，尝试着尽量减少说白，但是这还是应该保留疑问，值得考虑的问题。我本来是同意伯钊同志的意见的，在歌剧中歌唱的部分，我们要求把标准更提高一些，歌剧里唱的部分，从诗到歌曲，都应该叫人听得懂，如果有几段诗写得好，作曲也好，唱得也好，这几段就会突出了，这样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太平淡的问题。我主张歌剧还是应该叫人听得懂的，不要强调歌剧本来就应该是听不懂的。我认为叫人听得懂是歌剧的标准，这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希望歌剧创作中，有几个精心结构的片段，然后由群众选择，为群众喜爱的，自然就会流传出去了。 　　总之，《长征》创作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为了希望《长征》在修改中能在思想上艺术上更完整更完美，以上这几点是值得大家讨论研究的。 　　一九五一年八月八日 　　 周扬文集 第二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