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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

周扬

我今天这个报告，是作为我参加电影剧作会议学习后的一个发言，有许多意见不一定对，比较起来同志们的学习比我还要好，因为有好多次讨论我都没参加。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中看了很多影片，苏联的以及我们自己的出品，并进行了很多具体的研究和具体的比较。我感到这次学习是认真的，是有收获的。这一次，由于在几个月前，胡乔木同志首先做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使大家在这一方面的学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文件，这是很难得的。 　　我今天讲的题目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这是同志们在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个人感到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意见说得不对时，请同志们加以指正。 　　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提出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别是电影剧作会议这次的学习，我觉得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就是说，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最具体地说，就是马林科夫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的部分，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书籍和我们经常看到的苏联电影)，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电影工作所达到的水平，和衡量我们创作中存在着的问题。这样做，是最正确的。我们的艺术应该是什么道路?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有的同志提出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是太高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很高。这是人类文学艺术方面的最高峰，我们要学习的正应该是这时代中最高的东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最高的东西呢?是最高的。而我们也必定要学习的。同志们感到高，但不是高不可及，经过努力是可以及的。要达到苏联的水平，要使我们的电影和苏联的一样，那是困难的，至少在今天是困难的，但是我们是能够达到他们那样，而且也必须努力要做到那样。当然我们要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单单有一个目标还不够，我们应该有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是中国的现在的状况和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的发展状况，以及我们国家民族艺术的传统，这三方面要结合起来，离开这三方面来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就变成空洞的了，变成没有对象的了。所以我们看了苏联影片，就是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办法，苏联电影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理论，我们的作品当作一种实际，这样的学习方法是我们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实际状况，就是在今天，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国家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我们国家的生活中，在人民的生活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天一天增大的。不能设想若干年以后，中国来一个突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因素今天在增加着。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是国家工业化。为什么我们中国还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呢?工业化不够，工业的比重太少，但这种比重是一天一天在增加着。这就是国营经济比重的增加；农业方面集体化程度的增加，就使我们国家一天一天走进社会主义。 　　我们不能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机械地划一个界线，而要我们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基本问题是工业化问题。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社会主义。在物质上面是这样。在思想方面就要对人民，首先是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一个物质上的准备，一个精神上的准备，都是重要的。尽管在我们的国家里，存在着私有制度，而我们的教育不是去宣传那种私有，当然也不是宣传马上取消那种私有，而是宣传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我想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走的。在这里文艺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提出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 　　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的需要。但是按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们的文艺中仅是占有一个指导地位，虽然，今天我们的好些作品中，已经是在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了。就是说我们的文学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因素；但还不是很成熟的，也还不是最大量的。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的文学作品以外，还有一种恐怕还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而是一种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品。 　　我们要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应当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我们的文学艺术所达到的水平出发。我们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要和我们文学艺术的传统结合起来，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有深远的传统的。新的传统是从“五四”以来，鲁迅所代表的；旧的传统有几千年文学艺术的优秀创造。所以我想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和我们的文学艺术传统联系起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真正具备一种民族的色彩，民族的形式、民族的风格。如果我们抱着这种态度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我们国家文学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我们的传统去研究，去使它们结合起来，这样的学习，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如果离开了这些来学习，那么就是无的放矢。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在文学艺术上也应该如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不足，比起苏联来我们差得很，大大落后于实际，但另一方面要肯定我们过去在创作中的成绩。我想对于电影也是这样，一方面肯定我们所拍的片子中间那些好的，进步的；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我们的缺点，看到我们不足的地方。采取这样的态度去学习，不是一看人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觉得简直太不行了；应该有不行的感觉，甚至有很不行的感觉；但同时对自己的东西也应该要看到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我们所已达到的成绩，应该肯定这些东西。从现在的基础上出发，从现在已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想克服我们今天严重落后的状况，克服我们严重的缺点，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这是一个基本态度。许多人在谈这个问题时，也特别谈到过这一点，大家要向前看，要学习，另外一方面对我们自己的作品也应该提出恰当的要求。有些同志看了苏联那些片子以后得到一个印象，觉得我们的是一无所长，如果那样就不是实事求是了。所以我们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来提高，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我们的传统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目标前进!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我们的创作提出了什么要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提出是在十八年以前(一九三四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该会由高尔基主持)。在这个大会上，斯大林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维埃艺术的基本方法，提出了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的理论家写了很多文章，数也数不清的，但最有权威的还是在一九三四年日丹诺夫第一次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也是最正确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日丹诺夫出席那次大会所讲的两点，乔木同志上次报告也谈过了，但我想这次还应该再提一下：第一条应该知道生活，了解生活，以便在文艺中把它真实的描写出来。但这种描写不是琐碎的，死板的，也不是作为客观的现实来描写，而是把现实安排在革命发展的情形中描写出来。就是说，要真实地反映现实。什么才是真实呢?就是说，要在革命的发展中去看生活，不是在静止的状态下去看生活；第二条是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必须和社会主义精神在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相结合。这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但怎样把这两个任务结合起来呢?马林科夫的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挖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特质，创造值得别人模仿的榜样和仿效普通人的明朗形象。”以我的了解，我感觉这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办法能结合?是不是在我们作品中作者随便地、任意地去写一些，讲一套社会主义思想，或者在我们作品中插一个拖拉机场面，讲一套社会主义道理，我想不是那样。而是通过对于先进人物的描写，先进人物在推动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正是那些先进人物)推动社会的力量，以及代表社会先进力量的先进人物。如果我们要反映时代的真实而不反映那些人物那就不是真实，如果我们写了先进人物就可以拿他们的榜样去教育人民。所以创造先进人物的重要性可不可以这样说：“创造先进人物的典型去培养人民的高尚品质，应该成为我们的电影创作的以及一切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最中心的任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向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就是创造先进人物的形象。什么是先进人物?先进的人物就是先进阶级的代表，先进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时代的先进思想的代表。每一个历史时期总是有一个先进力量推动历史前进的，工人阶级就是先进的力量，先进的社会力量。社会主义的思想就是我们时代的先进思想，我想我们表现先进人物应该把这个先进的阶级的本质表现出来。这一点马林科夫的报告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要写普通人，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所要描写的英雄不是一种特殊的人，他所说的“普通”那就是工、农、人民，正如毛主席说的是工农兵。这里贯串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写英雄人物不是写旧的，概念中的英雄人物，一种特殊的人，我们所要表现的是劳动人民中间的普通人，那一种高尚品质，不是某个人特有的而是很多人都有的或者说都可以具有的。我想，提出要写先进人物的问题过去我们是想得不大明确的，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另外一点，马林科夫的报告中“典型就是党性问题”，这一点，过去我们没有提得这样明确，在讨论中间也注意得不够，我想主要是这样：典型是表现社会力量的本质，与社会本质力量相适应，也就是说典型是代表一个社会阶层，一个阶级一个集团，表现他最本质的东西。关于先进的东西，新生的东西它才冒出一些头，还不是很多的时候，是不容易看出的。新生的力量是从小到大，(所谓新生就是过去所没有的，或者很少，所以就不容易看到。)同时，落后的社会力量是否能看到?现在在苏联也有一种东西，有时也不容易见到。资本主义的残余是不是容易看到?恐怕也不容易看到，不然为什么苏联有那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还有“无冲突论”呢?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不会说：我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一定喊着无产阶级的，正因为是不容易看到才有“无冲突论”，他看见的是没有落后与前进了，都是好与较好的斗争了。所以要看先进的东西，真正看到阶级的本质，这是不容易的事，真正能看到本质以后，作家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了。现实主义者都应该把他所看到的东西加以夸张，因此我想夸张也是一种党性问题。他所赞成的东西，他所拥护的东西要加以夸大，尽管它们今天还不很大；他所反对的东西尽管是残余了，也要把它夸大，而引起社会对新的赞成，对旧的憎恨。这个夸张有人提出是否有标准，怎样夸张好?当然很难说出怎样是夸张的标准，但我想这种夸张是表现党性立场的。夸张，一个是有现实性，一个是有目的性，你夸张的东西一定要有现实根据的，没有根据的，你就不能夸张。在现实中所没有的，不可能有的东西你去夸张，便成为无中生有。所夸张的一定要可能有的，甚至现在是很少的东西，你把它夸张起来，将来它将要长大的。还有一个目的。为什么要夸张?不是很简单地穿衣服怎么样，讲话怎么样，那没有什么典型性值得表现，夸张是要将人最喜欢的地方，最恨的地方加以夸张。我们历代的文学创作中，创造了不少典型，资产阶级的文学，封建阶级的文学，我看都表现了它的党性，不只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现是有党性的。当然，我们表现的党性是最正确的，最自觉的。但过去的伟大作品也都表现了党性。资产阶级文学当他上升时也创造了很多人物，它表现它那时先进阶级的本质，社会力量的本质。当它上升时是充满精力的时候，当它代表人民利益时，它创造的那些人物，就是有理想的人物，例如《浮士德》，以后为什么创造不出来呢?以后资产阶级只能够创造所谓否定人物，同俄国文学中的一种“多余的人”。甚至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贵族阶级的。那种人物与他自己的阶级已游离了，我想这问题我们要做一些研究，联系每个阶级和它的发展，它的没落，我想是很有味道的。中国的文学也创造了很多典型，现在我们常讲外国文学中的典型，我想我们也可以把重心放在中国的典型分析上，我们封建时代的文学是很值得研究的，是创造了封建时代人物的典型的，创造出了封建时代的一些大军事家、政治家。如《三国演义》中所创造的曹操、孔明之类，外国文学里面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典型带有这样广泛的普遍性，那样地深入民间?我看是没有的。不管多年以来，老百姓每一提出诸葛亮就有诸葛亮的印象，提起曹操就有曹操的印象，这就是把封建时代的理想创造了象孔明、曹操这样的一些典型人物。《水浒》《红楼梦》等里边的那些人物，“党”性都表现得非常明确，如果我们分析党性时，把那些作品来分析一下，那我们对党性就能得到明确的概念。所以我想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就是要创造先进人物的典型。只有创造很好的典型，才能很好的表现党性。典型创造得愈完全，党性也就表现得愈完全。马林科夫的报告就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作一个估计；我们的电影中，文学作品中间可以这样说：正面的人物，正面的典型还没有很好地创造出来。几千年来的封建时代是创造了正面人物，正面的典型的，并且创造得很成功。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创造出来。这个阶级正如毛主席所说，在文化上要比政治上更落后，没有创造典型。你看中国资产阶级文学是否有正面人物呢?我看是很少的。“五四”以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是创造了典型的，鲁迅写《阿Q正传》时，他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还是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创造了阿Q这样的典型，并且还创造得那样成功。他也写了正面人物，那些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人，有理想的人。而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创造的典型很少，尤其是正面的典型更少。 　　一般地说，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写反面人物总是比正面人物来得好，比较来得生动。例如《南征北战》(同志们曾对他提出批评，但还认为是比较好的。)影片中的人物，比较起来，敌人的高级指挥员比我们的指挥员写得生动，有性格。我们的高级指挥员就不是那样生动。所以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到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怎样创造先进人物?我想今天着重把这个问题来讲一下。先进人物为什么创造不出来?新人物，正面人物为什么这样难于创造?同志们作了很多的讨论，我也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的重点是要去鉴别、认识新人物，并且在艺术中去表现他，这件事不是容易的，这件事关系着作家的立场、观点、方法。首先在写新人物时，有一种抵抗情绪，这种情形是否可以分为这样三种：(一)对描写新人物，描写先进力量，采取一种否定，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我想我特别要在这里引用一下毛主席在批评《武训传》时所说：“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法则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也就是说，作者不是去看到新东西代替旧东西，而是舍不得那些旧东西、用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东西，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该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阶级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什么人，向敌人投降为敌人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没有去研究自一八四八年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着向旧的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上层建筑——政治文化作斗争的新的政治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新的思想，而去表现什么东西可以歌颂，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所以，我想这问题的提出就是要写先进人物，正如毛主席说的，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有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面实际上是站在旧事物方面，旧事物的立场上，不是站在新的事物立场。对于新事物是采取一种抗拒的情绪，一种怀疑的情绪，或者说，至少在精神上还不是那样完全合拍。因为我们小资产阶级对于群众，对于先进的东西，常常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一种阴暗心里。因为过去多少年来社会是建立在剥削制度上的，在人们的脑筋里面对新的东西，对英雄人物新的品质有时不大相信，不能体会。因为我们作家，我们这一代的人有很多旧社会所遗留给我们的残余，他不相信会有一个连个人打算都没有的人，我们有一个长期的传统，说人总是要为自己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有人可以不为自己，那么这种人是不可相信的，如果有人要描写英雄在临死前毫无动摇，他就说不合乎规律。他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他就是不怕死，劳动人民中间，当他接受新的思想以后，他是具备那些品质的，这是我们不容易感到也不容易体会到的。是不是这样，可以研究一下。列宁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怀疑主义。”知识分子总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人不想自己只想别人。他总不相信也许不是不自觉的，但他总表示怀疑。过去，曾发生过是否可写英雄的动摇这个问题。我想可以肯定地回答说：写英雄当然不能写他动摇，如果动摇，就不是英雄了。这是作家不轻易相信的。例如，在国庆节时，荆江分洪来了一个女孩子，她在劳动时，把手压断晕过去了，醒过来以后，她根本没有问她自己怎样而是问其余的人怎样了?是否完成任务了?等等这你就不能完全相信。她是个女孩子，而把手压断时还丝毫没有个人感觉。后来有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她，表示对她关怀，问她怎样想?她说她很快乐，能看到毛主席，就是一件事很难过，不能鼓掌。失掉一只手是可惜的，她感到在这样社会里见到毛主席而不能鼓掌，没有比这更可惜的了。这种高贵品质，在得到解放后是很多的。但在作家中有一种东西妨碍着他们，就是往往以知识分子的观点去看人类的心灵。 　　另外也有一种人，他们的确也愿意看到新东西，但是他们到了农村中，总是看到缺点与落后的东西比新的先进的东西多。过去我与赵树理诸同志也曾谈过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农村中没有缺点，或者与作家说你不要去写缺点，那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有缺点你不叫他写，那是反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就是什么都要看，有的同志在讨论中提出不要去看缺点，这也是违反现实主义的。看到落后比先进的多，我想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作家对生活不熟悉。他看到的缺点不是缺点，而是农村中的实际生活，甚至还都是些很健康的生活，而知识分子把它看成缺点；另外一种原因是作家的马列主义修养太差。他们看不到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差别。如果说我们看不到农民的缺点，那也是成问题，因为农民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劳动；另一方面是小私有者。如果你在农民身上或者在农村干部身上看到缺点，那看作家对这些缺点是采取的什么态度，作家不是离开这些缺点去写新人物，如果作家他真正与先进人物站在一起，他就有一种义务，有一种热情，去找到农村中克服缺点的办法。作家必需要与先进的力量和先进的人物站在一起作斗争，如果作家事先有个高尚的品质的概念，再到农村中去套，结果没有，净感到只有缺点而回来了，这就是违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应当去农村中，首先感到的不是一团黑暗，而是在共产党底领导下有步骤有计划地在进步着，发展着，那么你就应该看到农村中推动前进的本质力量。那些因素是些健康的思想，而不是去找抽象的空洞的高尚品质。应当去找那些为改变现状而斗争的，为克服缺点而斗争的先进人物。 　　作家产生的那些不正确思想，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主要还是抱有一种中间态度，他没有站在新的事物中去与那些落后的思想作斗争。新的事物不是自己生长出来的，他必需经过斗争才能生长出来。如果新的事物，你去一看就看到了，那还算什么新的事物?那只不过是书面上的抽象的道德观念吧了。我最近虽然不搞创作了，在工作中却是感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者或创作者，他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领导者，共产党员作家，他说拥护毛主席，他就应该站在新事物的立场上，在与旧的东西作斗争。如果说拥护毛主席，但他又不与违反毛主席的思想现象作斗争，就不能说他是真正拥护毛主席。一个要歌颂新事物的，而没有站在新事物一起去和那些落后的旧的东西作斗争，那也不能说他是歌颂了新事物。所谓前进的，就是与落后的作斗争；所谓新的就是与旧的作斗争。如果没有斗争就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也就无所谓新与旧；所以我们到农村中，必须把改变现状的力量本质找到。在机关里也是一样，为什么会有官僚主义?因为是非不分，和平共居，正不压邪。我们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但是没有能时时刻刻去与那些旧的不正确的东西作斗争，这就不能说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我们的作家在这种地方是缺乏那股劲与那股热情的。一个机关里面总是有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思想、好的干部与坏的干部，一个领导者，平时左右看看都是无所谓，是看不到什么新人物与旧人物的，但是到了斗争中，新的人物就起来了。农村中也是一样，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找到那种先进的因素。一个作家的革命性与革命热情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否则一个作家站在第三者的中间立场，而不是为新的事物作斗争，再讨论多少新影片也是找不到新人物的，书面上的理论只是抽象的东西。要去鉴别新旧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不是用一个抽象的道德标准去套就可以套到的，因为它是在那样环境那样具体情况下产生的。如果认为我们的农村和部队中净是缺点，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推动农村和部队前进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没有，那它为什么又会前进呢?有官僚主义的地方就一定有反官僚主义的力量，有单干户就一定有集体与合作在作斗争，总是在运动中会有一种矛盾与对抗的东西。所以作家写不出新人物，就是没有去找什么是新的东西，没有站到先进人物中去看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我想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作者对于新人物抱有怀疑态度，他不相信新人物会不动摇，或者没有缺点。 　　第二，作者对英雄人物不敢写缺点，把英雄人物身上的缺点与生活上的缺点混淆起来了。英雄们生活上的缺点是可以写的，在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中，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释，他说：“必须创造正面的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光辉灿烂的人格，从而帮助培养我国社会的人们具有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毒疮和恶习完全绝缘的性格和习惯。”他在其中提到“完全绝缘”那几个字提得很好，我们要把我们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割断，这是多少年的事，毛主席告诉我们是长期的，一直到社会主义的事。因为旧社会所给我们留下的旧思想旧习惯，不是一下就能克服的。我们文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帮助赶快肃清这些旧东西。这就是英雄与缺点作斗争。 　　第三，我们应当看看缺点是属于那一方面的缺点，如果是道德品质上和政治品质上的，那么这种缺点是不应该有，如果是生活细节上的缺点，或者是工作过程中的一些过失，这就不能算为缺点，如果在这方面还没有缺点，那就把英雄变成一种神仙了。在苏联小说《收获》中，在前线上有一个小姑娘，她把眉毛画的很好看，部队的首长认为很难看，向她说不应画成这样子，意思是让她洗掉，她撒谎说这种眉毛在半年后才能擦掉，过了半年她已调了工作，有一次又碰到他原来的首长，又问她半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擦掉，实际上她又去过理发馆，重新化装过，象这种例子就不一定算是什么缺点，如果说她有缺点，也仅在这个问题上不说实话，这是生活细节，这些生活也就是女孩子的心理，不能认为是政治上的问题。 　　我们要写这些英雄人物，主要还是从政治上不大成熟到成熟，从这样一些过程写他一些个性，个性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这样去写一个人物才是合情合理，人们才可以相信。如果从开始作者就把英雄写得象神仙一样，生活细节上与众人不同，甚至那些英雄生出来就与众不同，使人们觉得英雄是不可做到的。例如《刘胡兰》就是这样，从小就有阶级觉悟，作者这样去强调她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强调这方面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斯大林同志他就不愿意写他少年时代的剧本，他不愿意写领袖少年时代就那么好，当然一个领袖少年时代一定会有不同，但你表现这方面能有什么好处呢?小的时候不同的人是很多的，但小的时候是天才，大了就不一定是天才。真正的天才还是从群众斗争中把他培养锻炼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要写英雄成长过程，就要写他的个性，但政治品质与道德品质上的缺点还是不要写，写了不能教育人。一般地说，苏联的《夏伯阳》《普通一兵》就是这样，开始他在政治上不大成熟，斗争经验不大丰富，警惕性不高，纪律性很差等诸如此类的表现，后来在斗争中的锻炼，警惕性提高了，纪律性加强了，政治上也比较成熟了。这就是他的生长过程。他们有缺点，但这些缺点都是当成过程去写的。例如：《金星英雄》中的谢拉杰，他开始只想把本村搞好，有些本位主义思想，后来经过区委书记的帮助教育，他政治性提高了，他觉得应当照顾到全区。这能不能算为是缺点呢?我看是不能算为缺点的。主要是你对缺点怎样看——你是强调他们的缺点方面呢?还是强调他们的其他方面?中国谚语中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有过者就应“知过必改”，“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这是把过失不当成缺点来描写，而是把“知过必改”当成很美的东西来描写，所以作家应当以高尚品质来描写，而不应当把这个方面当成问题去争论，也许我看的简单化了，我认为这方面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对英雄的缺点看法在概念上没搞清楚。 　　另外，关于从落后到转变的问题，《文艺报》有过很长的争论。如果认为从落后到转变的英雄是最普遍的英雄，这当然是错误的。对于英雄从落后到转变的创作方法，也是应当反对的。那种对落后到转变的描写，总是把落后写的很多，转变写的很少，这样的人物不是积极的人物，而是消极的人物，作品中最后才有个革命的尾巴，这是不对的。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作家对劳动人民的落后表示一种嘲笑态度，嘲笑劳动人民没有文化，嘲笑他们一些不可避免的农民意识，所以表示的不是真诚的、爱护的；而是一种轻视的、嘲笑的态度，反对这种创作方法是对的。 　　那么究竟可不可以写落后到转变呢?是可以写，但是要有另外一种写法，要把克服落后的力量放在主要的地位，不是把落后的人最后才有点转变放在主要地位，应当把改造落后的力量放在主要的地位。这是写新的先进人物的一方面思想。 　　另外，我们不要以为到农村去了，与老百姓见了面，就是接近了先进人物。那就太简单了。那是别人已发现的，你只是去看看，欣赏欣赏，这是不行的。如果是别人发现的，你去访问，那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先进人物的。 　　在这个问题上，写先进人物，有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苏联已经解决了。就是先进人物应该也必须从矛盾斗争中去表现，就是反对无冲突论。我们中国作品里是否有些无冲突论呢?好象还没有这方面的批评文章，这个问题还需要去检查一下，可能也有这种倾向，不管是理论方面的或作品方面的，都可检查。我们中国在生活中间的矛盾是很多的，周总理讲过至少有三点：(一)中国人民与国外帝国主义者的矛盾，具体地说就是抗美援朝中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二)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就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中国虽然进行了土改，解决了土地与经济上的问题，但在思想上尚未彻底解决；(三)人民内部、阶级内部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不管是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里面，都会有先进与落后，这先进与落后的形成就是矛盾。我们对敌人的主要矛盾，我看向来是了解的比较清楚，也比较注意；但对阶级内部，人民内部的矛盾，所谓新旧斗争，我们是有些无冲突论的思想，好象有点最好不去描写这些东西，至少是没有强调去描写这些东西。象这一类的理由与根据，都可以找得出来的。如《葡萄热了的时候》和《人民的战士》这类作品都可以这样说。 　　作家创造人物，写人物来做什么呢?应当在人物身上来表现复杂的、政治的、思想的和阶级的矛盾，而且只有通过这些复杂的矛盾斗争，才能把人物性格展开，这个性格就是表现了社会主义力量的本质。如果离开这个矛盾，离开这个斗争，社会力量的本质是无法表现的。这些复杂的阶级矛盾主要是表现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思想方面。有人提出矛盾太少，我看这种意见是不对的，虽然矛盾只有几个，可是它的范围都是很广的。如我们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看起来好象很简单，其实内容是非常复杂的，例如我们的和平公约，抗美援朝，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等等矛盾都复杂得很。又如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不只是减租减息、土改，在土改后还是有各种政策与各种思想问题的矛盾，如果我们把矛盾看得太简单了，那是个错误。农村中单干户与集体合作的这个矛盾是非常不容易解决的，这矛盾要用很多年的斗争才能解决的。 　　作家从斗争中去描写思想，过去是不明确的。怎样在斗争中去表现先进人物?我认为首先要克服间断情绪和抵抗情绪，也必须要克服嘲笑态度与冷淡态度，其次才是要用什么方法去表现，这就是要在斗争中去表现。如果我们不写矛盾，那我们作品就是没有思想，那些人物也都会是假的，是作者主观创造的。我们可以来看几部作品，如《葡萄熟了的时候》是否写了矛盾呢?它是写了矛盾，它写了一个合作社怎样不能为群众服务，不能为社员服务，如丁老贵就是代表了这种思想；另外党支部书记与青年团的支部书记，他们又代表了一种先进思想，这是矛盾。这里一种是愿意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另一种是不愿为群众服务的；或者说，主观愿意为社员服务，实际上不是为社员服务的；还有农村中农民与私商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很值得写的，问题是作家没有在这个矛盾上展开，他是在这个矛盾上轻轻地滑过去了，并把这个主要矛盾转嫁到丁老贵与周寡妇身上去了。结果仅仅是为了买卖葡萄，主题范围缩小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社会意义，这两个人物看不出那方面是先进的或落后的代表，正如有些同志所批评过的，是落后与落后思想作斗争。这种批评是对的。丁老贵他的很正当，他的为公不要私情，结果是违反了群众利益，周大妈是完全为了自己，结果还是代表了群众利益。由于这种矛盾，也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同情，也就不能教育人民。这种矛盾是人为的，几个主要矛盾没能很好地展开。后来孙谦同志又写了一个《丰收》，那里的斗争就比较尖锐了，其斗争方向也比较正确了。所以过去的缺点主要是对农村看法的问题，不敢写落后与先进的斗争，没有写出推动农村前进的积极力量。在《葡萄熟了的时候》中就找不到谁是积极的，如果不是那样碰巧，从城里来了个工人，那整个村庄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所以这个乡村里就不能形成一种本身前进的力量。总之，问题就是没有写矛盾，有些无冲突论。这个剧本的初稿，周大妈还写得落后一点，但后来还是改写她为先进的，头一句就是为了抗美援朝。和这个剧本比较起来的《金星英雄》，就不大同了，他们的矛盾斗争是明显的，尖锐的，是进步与落后的斗争，但先进力量是遇到很多困难的，例如代表先进力量的谢拉杰，他与老区主席的落后思想的斗争，他与本位主义思想作斗争，他又在建设中缺乏木材困难等等，这些困难都经过斗争克服了。但我们的《葡萄熟了的时候》中的村支部书记，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工作，因此一比缺点，就更清楚了。 　　《南征北战》影片是对敌人作斗争，是表现运动中的战略思想，通过这个来表现部队内部状况，部队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但它也缺乏内部两种思想的斗争。这个剧本如果能按陈毅将军指示的那样去写，那恐怕一定会更成功的。他强调了反面人物，强调了内部坏分子的叛变，我对这个意见以前是不知道的。我们就是不敢写主要矛盾，如果能按陈毅将军的意见，那是对的。我们是要写那些胆怯的，动摇的，叛变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教育人民。苏联影片中有很多是写落后的，动摇的，胆怯的，虽然这是少数，但它却是代表了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南征北战》中的这个本质没有展开，如果是展开了，一定能把运动中的斗争思想更突出。由于这样，军队里的干部，个性也没有显出来。如果在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时没有思想斗争的话，那运动战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就没有什么可贵的了。关于写恋爱问题我是主张写的，以后还可以向这方面来大胆研究。写我们的军队撤退，不写军民的难过，为什么还写老百姓那样高兴呢?我想在这次学习中，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今后再写时，我们的艺术胆子完全可以放大一些，不要去听那些不正确的意见。有人提出问题，在撤退时要不要写难过，如果写了难过是不是失败主义，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我看是应当难过，如果不难过，是不合乎实际的。我们在作品中，每每写到感情时，就不敢写了，怕露出小资产阶级感情来，如张伐同志演《翠岗红旗》中的二猛子，他说他不敢用感情，他的宗旨，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由于他的慎重，结果把解放军演得见人见事都是不动感情。我们不应当把感情看成是个人的，而应当看成是代表群众的，这是感情的标准。这种感情可以引导并激动我们敢于去斗争，我看这种感情不但可以去描写，而且应当去描写。过去作品中没有描写，那是错误。如《人民的战士》中，刘兴告诉了小万父亲说小万负伤了，而小万的父亲都不敢表示悲痛，还有刘兴打回家乡意外地看到了妻子和小孩，也都一点表情都没有，如表现一下感情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这是违反真实的，因此也就不能引动别人的情绪。《人民的战士》因为前后修改过许多遍，关于它我不想多谈，但这里存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不敢去写人民内部中的矛盾与困难。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写英雄人物的许多问题也都无法解决。我们的作品如果不去揭露这个矛盾，不在人物思想上、政治上展开矛盾斗争，要想另外找解决描写人物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方法只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从人物思想去写斗争；一个是从斗争中去写人物。 　　有的同志提出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但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呢?我看主要的是深刻揭露社会的矛盾，强调地表现、引导与推动社会生活前进的那种力量，把人民的思想感情推向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方向——向共产主义方向来领导。由此提出了几个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精神与民主主义精神到底有什么区别?第二个问题是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是不是在作品里，把人物思想提高一步?或者表现乐观的，或者表现他特殊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有区别的。它的区别的基本标志：新民主主义是取消地主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私有财产，不是取消社会的私有制；而社会主义是取消社会私有制。社会主义是消灭一切剥削，但今天要用社会精神去教育人民，是不是在中国马上实施社会主义，提倡取消私有制，消灭剥削呢?这当然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精神不完全与民主主义精神是一样的，民主主义精神主要是反帝反封建，要求实行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精神是要培养人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人生观，培养人民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培养人有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去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因为民主主义还有个人主义成分，有私有制的个人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社会、对国家和对人民都是关心的，不是自管自己，这样去教育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准备走向社会主义，而不等于实行社会主义。这样，可能又有人说了，为什么意识又跑到存在的前面了呢?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意识是在存在的后面，我想，在全国老百姓的思想来说，意识还是走在存在的后边，但对于人民先进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是可以先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所以社会主义精神与民主主义精神还是有区别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就是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劳动对于集体是采取一种共产主义的态度，就是经常关心与感觉自己与国家的密切联系，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上边，就是培养这些思想。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现在所有作品中的人物都有这种思想，如果抽象地提出来，就把我们人物思想提高一步，使他有社会主义思想，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我看也是不妥当的。例如，有的人说，《龙须沟》里的程疯子，也可以把他写成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他如果在那种情况底下，有社会主义思想，那就一定是作者强迫他接受的。除非换了另外一种情况他才可以有的。 　　有的人说，过去的先进人物都是为了打日本，为了个人目的，这种先进在今天来看已经很落后了，是否可以改一下更进步些呢?这种看法我看是包涵一种危险性，这是离开了具体的阶级斗争，离开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去抽象的写英雄，这是不妥当的。如果在抗日时代，他为了抗日而参加了共产党，还说他是不积极，那什么才算积极呢?除非按今天的党员八项条件，但那时还没有这八条。他参加党之后，受党的教育是不断提高的。但作者随便任意去提高，那就不合乎历史条件，才能产生当时的思想。 　　有的人为了要提高作品中的人物思想，往往把区长写成县长，把村支部书记写成区委书记，这种提法是太简单化了。这里又反映了一个错误观念，认为越上边越好，好象下边人物就没有什么高尚的品质，这是不对的。所谓提高，就是把村支部书记里面的主要精神品质突出来，不是外形的，如果只注意到外形的提高，那是看得太简单了。 　　因此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就不能把描写的真实性，历史的具体性与忠实于生活分开的。如果分开，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不能把思想因素与现实因素忽略了，如不强调忠实生活，就是主观主义的，人物事件也都是假造的，因此也就不能令人相信的。 　　我们的作家，要以社会主义的观点，从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观察一切人，一切的事物。而不是把一切事物都写成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两回事，是有区别的。比方，我们写农民，农民无非是土改，无非是生产，写的时候也可以写出两种作品来：一种完全是普通的民主主义观点或农民的观点，农民要土地，地主剥削他，使他失去了土地，经过土改后，得到了土地很高兴。如果一个作品只写到这个地方为止的话，我看那作品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值得怀疑。人民要得到土地，发动了胜利的斗争，把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变成农民私有，社会前进了一大步，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但是在无产阶级利益上怎样来看这个问题呢?无产阶级只看到这一点，把地主的土地拿到农民手中去了，他觉得就行啦，那是很不够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阶级得到了什么呢?工人阶级得到了农民阶级。应该这样描写，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阶级得到了同盟军。工人阶级取到农民的信任，工人阶级要用一种手段把农民阶级带到社会主义。就是写工人阶级也可以写出不是工人阶级的作品来，在写工人时，只写工人阶级在新社会里得到了劳动保险，得到了利益，感谢毛主席，如果这样作品是不是很高的作品呢?我看不是的。如果没有表现出工人阶级那种自觉性，没有表现他对国家对共产党那种真诚态度，没有感到自己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只知道自己在毛主席领导下得到了好处，那就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可以说是民主主义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从社会主义高度去看问题，看的是比较高的。至于说那样写人物有没有社会主义思想，还要看他是什么人，看他可不可以有。如果写知识分子，那就看你是站在进步知识分子的观点写知识分子呢?还是以工人阶级观点去写知识分子。我们写资本家也是一样，看你是从什么角度去写资本家，老舍先生写资本家就遇到过这困难，他一写就写到“五反”上去了，他那个剧本前后改过四遍，这种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但这个主题实在不大好写，如你写它没有前途，那在政治上违反政策，你写它有很大前途，这就不合真理，所以只能写它没有什么很大前途，只能写它还不错就行了。所以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高度去看问题。 　　下边谈一下，写历史怎么办?写历史是否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果我们写现在，写我们国家，那社会主义因素是很多的，不管是工人、农民、解放军、志愿军、青年团员、少先队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经济机关工作人员，在这些人身上都可以找到社会主义的品质，在这会上的人身上社会主义品质也是很多的，只是我们没能把它很好找出罢了。我有个小孩子在念中学，他的思想上社会主义因素多得很，他那些社会主义因素不是书本上来的，而是习惯上的，我们也仅能在理论上比他多。现在的少先队员、青年团员中社会主义思想最多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社会主义生活，他们的身上不会有什么缺点和动摇，如果提到动摇，他会感到很奇怪。 　　关于写历史就不同了。我看写历史基本上也还是要揭露社会的矛盾，写了矛盾的那个特征和那个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那个力量发展起来，那个力量的胜利，就是使人类的解放更近了。不能把古人写成有社会主义思想，那是反历史主义的。过去的文学家对于阶级的矛盾也写了一些，但是那个矛盾的主要一方面——即群众一方面他们写的很少。《三国演义》中写了多少群众呢?是不是《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没有群众呢?那时的老百姓是不是不吃饭不穿衣不生活不斗争?《三国演义》中就写了那些上层人物如刘备、关公等，刘备好象对群众比较好，打败了仗十几万老百姓跟他走，哭哭啼啼，但是那十几万老百姓究竟后来怎样生活的呢?没有下落，没有写。看起来刘备与群众还有联系，还有点群众观点，可以说是马马虎虎的群众观点。但是三国时代人民群众是怎样生活的，就不知道了。不用说《三国演义》，《水浒》也是一样。《水浒》写了那么多英雄，都是群众当中来的，阮小七阮小五他们的成分都是很好的，但是他们究竟跟老百姓怎样联系的，写得很少。所以，过去的文学家艺术家，包括最有天才的最伟大的作家，表现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的力量，都是不够的，可以说完全没写出来的。这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只有我们才能够写出来。什么叫历史的先进力量?农民起义都是历史前进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的。如果我们真正把农民起义写得很深刻，不是仅历史主义的，不是没有研究的，真实地把那时代的农民起义的原因和当时的矛盾写出来，把农民起义的人物写出来，我想这种作品是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伊万雷帝这些人物都是可以写的，要写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里怎样把国家统一和独立了，那些人物就是社会的前进力量。因为他们把这个国家推向前进了。秦始皇，因为修筑了万里长城，使得中国避免了被北部那些更落后的民族的侵扰，秦始皇把文字统一使得我们今天还有好处。我们五万万多人的民族(包括各种民族)，如果没有文字的统一，困难今天要大得多，这些人物是值得我们来写的。不过我们现在不一定来写秦始皇，只不过是举个例子，我们就是要写历史先进的力量。 　　如俄国的剧作家要把《伊凡雷帝》写成《伊万杀子》，把他写成坏人，品质不好，——这是当然的，因为他是皇帝。俄国有名的大画家列宾画了一个连环画，名叫《伊万杀子》，把他画得很刻毒，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伊万杀子》就先从政治上去看，这就是政治观点，马克思主义观点。如果写《伊万杀子》，拼命强调他的心理和性格，他是怎样残酷，怎样杀儿子，我看这种作品是没有多少意义。虽然他在这方面很残酷，但他却拯救了俄罗斯的命运，他使俄国统一也使俄国强大了。还有大科学家、大文学家，他们不一定有为人民服务思想，更谈不上有社会主义思想，可是与人民有联系，在科学方面作了研究，发明了一种东西，因为他们把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距离缩短了，如果没有他们，人类走向共产主义会更增加麻烦，时间也会更长。从这样一个历史的社会过渡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所以并不能写一个历史人物就有社会主义思想。如果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物，那当然不成问题应当去写，总而言之，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如果写一个普通人，他是为了抗日为了个人参加的共产党，你一定要把他写成有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写他要把农村变成社会主义，那是反现实主义的。 　　我们今天的作品，究竟哪部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我不在这里多讲，我们大家还可以再去研究。如《龙须沟》《葡萄熟了的时候》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不是合乎这个标准?我们还可以再做具体研究，我们现在的中国作品，还没有一个最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还没有一个标准，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这类作品，雪峰同志写的文章评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我们也还可以再去研究讨论，我们的作品有些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有一些作品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还不能表现社会主义思想。一个作家，他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中间是没有一个不可超越的界线，他可能开始的作品是民主主义观点的，但到第二部作品就可能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个发展过程。鲁迅的道路就是这种过程，今天的作家也是这样。 　　至于有没有党性，那就要看是什么样的党性了。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集中的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最主要的是创造典型，选取每个人物的阶级本质。如果不选取阶级的本质还有什么阶级性呢?如果你不从阶级的观点看这个人物，不从阶级的矛盾阶级的斗争中去看，那末你还有什么党性呢?我看党性有各种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党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也可以表现一种党性，一种革命性。因为他那个阶级是革命的，他虽然不是工人阶级，可是跟着工人阶级走的，他还是有党性的。人民性比党性的范围更大一些。人民性有时不一定用党性来看，人民性的确是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表现中国人民的力最的。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讲过一句话：“人民的文学可以有阶级性的。”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一讲深入地研究生活和忠实于生活的问题。我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真实，我上面提的意见也是根据这个观点。绝对不允许对生活虚构。比方我们表现新的人物，表现先进人物就要深入的研究生活。不是部分的体验一下，可是要提出来多方面的生活深入的去研究。现在我们最大的缺点是表现在没有思想领导，最基本的缺点是表现对实际生活情况了解的太差。不要以为我们对生活有基础了，那种观点是坏的。我们现在还得要深入生活中去。认真地、仔细地、多方面地去研究，这样来克服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的倾向。写新人物也完全可以写成公式的，现在我们的作品中间对于新的生活写得不够真实，有把生活简单化的倾向。我们一定要表现生活。把新生活新人物美化起来对不对呢?高尔基经常提到要把人来美化，不过和我们现在创作中所表现的那种美化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描写新生活有一种所谓另外的美化，想把它提高一点，就穿上新衣服吃饺子，或者把村长变成区长，把区长变成县长，另外还有把生活简单化的倾向。苏联同志对我们有个批评，我觉得那批评很恰当。看了我们《葡萄熟了的时候》以后，他们说是广告画的宣传。描写新生活画成了一幅广告说：你看这生活很美吧!但里面没有矛盾没有思想或是缺少思想。我想这一点值得引起大家注意。广告画的倾向结果会发展到形式主义。现在我们电影里有这么几条都是把生活简单化、不真实。由此我随便想到这么八条，这是我们电影中表现新生活时最常见的，或者说一种偷懒的简单的八条方法。(一)是唱歌。电影唱歌好不好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电影歌曲太少了。现在的毛病在哪里呢?现在的唱歌可以不顾情节，为唱歌而唱歌，这也是对生活不忠实。唱歌是表现生活中自然的愉快声音，但在一些影片中不该唱的也去唱，而且唱的还很长，这就把画面拉的很长，没意思了。究竟电影是以画面为主呢还是以唱歌为主或以情节为主?当然是情节为主，唱歌要服从情节的，不是情节服从唱歌。现在是情节服从了唱歌，为了唱歌增加情节，没有情节的情节。(二)“笑”的太多，近一年来的影片中这是特别流行的。苏联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是很恰当的。当然劳动是愉快的，自觉性的劳动都是愉快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愉快，劳动过程中还出汗，还是脏的，可是现在我们的片子劳动过程也在唱歌，苏联同志说：“你做导演的时候是不是也能一边导演一边唱歌?”因为劳动是跟自然界作斗争，是个紧张的艰苦过程。所以在这当中总是笑，提高到高度来看就是对生活不忠实。人民战士里面据他们统计笑了三十次。一天笑一次等于笑一个月。笑不等于乐观主义，三下江南时是最艰苦的日子，怎么能那样笑呢?(三)是“跳秧歌”。每一个剧本一定要跳个秧歌。秧歌当然是新生活中的一种好现象，但是我们作家在表现愉快时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呢?人家表现过的方法，就不要再去表现了。(四)是贴报纸。乔木同志上次也提出过，最近影片中比较少了。过去凡是在影片中时代转变了。这种贴报纸是最简单的。有的同志说：美国片子常有报纸，我说就不应该去学美国，美国报纸多是侦探消息，他贴报纸还与人物有关系的，报上登他是个强盗，来抓他了，看了很紧张。而我们的报纸与片中人物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没有关系。如果说贴报纸是纪录片的方法，那么苏联《攻克柏林》也是纪录性的艺术片，在那中间就没贴过报纸。(五)解放军进关，山海关的场面太多。不知看了多少次了。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表现解放军进关呢。如《六号门》中吕班同志表现的就比较巧妙一点了。他不表现解放军进城，只用一些人在楼上看到解放军，观众看了就觉得这稍微新鲜一点。观众要求新东西，有表现力、新花样就应当多方面的表现。(六)“冲啊!杀!”我们的影片凡是战斗中就是“冲啊!杀!”这个也很多。《伟大的转折》那样大的影片宣传战争场面只八分钟；而我们的《南征北战》虽没统计，可能打了全片的三分之一。打仗为什么那么长，以前也没看出来，这次学习才看出。打仗也应该更多的表现智慧的指挥，表现科学的指挥。我们现在缺少这些东西，好象我们打仗时完全凭勇敢，这是不真实的。我们的军队是聪明的军队，是勇敢和智慧相结合的军队，而我们表现智慧很少。我记得东北有一个旧艺人，他批评我们新作品的时候，有这么一条，他说：他是写书的，中国旧书写打仗都是靠聪明的，我们新文学家写剧本打仗都是凭勇敢。我看这个批评很恰当，因为光打仗就显不出作品的思想性来。你看《三国演义》中打了多少仗，他每一个仗都是精心结构，人家看起来才有味道。(七)“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太多了。这话完全是真理，这都是老百姓常说的话。但这话讲的太多了，真理也没有真理的效果了，很多地方都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除了感谢毛主席这句就不讲旁的话了吗?办法一定多的很。我是湖南人，湖南人感谢叫“搭帮毛主席”“搭帮毛主席”。但是作家表现时可以表现得不同些，为农民翻身，我随便举个例子，一个农民翻身后什么也不干，他糊墙，问他你为什么糊墙?他说糊墙为了贴上毛主席像。象这样的例子多得很，有一个老百姓他的一个瞎娘想念毛主席，那是什么道理呢?那不是给了她土地，也不是毛主席的共产主义思想感化了她，很简单的，她一个儿子以前是赌博的，解放后不赌钱了，就因为这她想念毛主席。各种表现的方法，多的很。但我们的作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八)写干部。讲空话，并用一套公式表现。差不多的干部都讲空话。这条相当严重，是不是我们的干部官僚主义比较多，所以写出来都比较空洞!?可能这也是个原因。影片中的干部不大做事情，不大行动的，出来讲那么几句话：“你，这……很好!很好!依靠群众……”诸如此类。毛主席也感觉写正面人物写的不大好。而且成为格式了，甚至走路也有了个公式。我提个意见，是不是干部平常什么样就写他什么样子，因为农民也可以做共产党的干部也可以做领袖，不要另外去找个格式。是不是你平常怎样讲的就怎样讲的，不要做特别一个另外的姿势。也可能因为干部本来讲的没有意思，所以只能做成演说式，因为他本来的话就象演说，如：“联系群众，好好工作，要努力。”他不说具体事情，不交待任务，但不能都是些官僚主义者。我觉得是最突出的就是几个例子。这表现我们对生活没有去追求，缺乏追求。我现在不搞创作也不写文章，写文章时无论如何也写不好，大概你们也有这个苦痛，写出来也还是老样子，只能叫“毛主席万岁!”成了一个格式。别人讲过的话，就不要再重复，这不是猎奇，也不是标新立异，你要表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要反对偷取；马林科夫同志也讲过，你若偷取，但一个普通的法则怎样偷取呢?人家讲了一千句，你再去偷取，我想这是不真实。把生活简单化了。没把生活真正美化，他没有知道新生活的力量究竟在哪里。我想新生活的力量一定是在于它有那么些人物，那些人物正是不满足现状的；那些正是与群众有联系的，这些人物不管遭受了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这是新生活的力量。绝不是只穿上新衣服、嘻嘻哈哈的事，要找那些力量，不要找那些简单的表面化的东西，我这样说不是以后电影中就不能够笑了，不能穿花衣服，还可以笑，还可以穿花衣服，就是不要成为公式。我想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努力吧!另外，还有一种是表现生活时表现得比较窄狭，大家对《葡萄熟了的时候》都有这个批判。表现的狭隘，生活不丰富。在表现人物时，主要表现他在社会上的斗争，在劳动中的斗争，从他的政治、生活、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中去表现，不能单单从他的日常生活去写。主要是写他的劳动、生产而同时要表现他的家庭生活和周围环境的背景，表现他的内心的世界和周围的世界。现在的作品为什么枯燥，窄狭?就是内心的东西表现的少，周围的东西表现的少。一个人他心里的话，大概总在家里讲，如果在家里不讲，他就不能讲了，你是作家，他在家里都不讲还能跟你讲?所以，家庭生活和周围环境的背景以及他日常生活怎样给儿子讲话?怎样给爱人讲话?饮食起居表现又是怎样?如果能把这些方面加以研究，并表现出来，就丰富多了。而我们恰恰在这点上表现的很差，《葡萄熟了的时候》是最典型的例子，不但看不见区的活动，甚至村里的活动也看不见，除了周大妈、丁老贵家，其他家庭的活动也看不见。这样就把生活搞得很狭窄，人物性格没办法表现。如果只是在车间，在开会，在田里边，那人物性格是不能从多方面表现出来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误解要区别一下，写生活的多方面不等于要写得很琐碎。现在把生活写很狭隘相反的正是生活琐事。这是琐碎的倾向。你不能说开会、劳动都是假的，那都是真的，所谓琐碎，就是没写出他周围的环境。另外，我们的作品和我们时代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没能很好联系起来。不要把生活和社会隔离开来，写农村时只看到一个村子，一个家庭，写部队就只看到部队。看不到部队是人民的部队，人民的背景看不见，部队与人民的命运有什么关系?看不出来。如《南征北战》尽是强调写部队撤走时与老百姓的关系，怎样难过，那就更好更突出，也就会把部队与人民联系的更紧密了。你不写，部队和老百姓的命运就看不出来。假定你多写一下，老百姓在军队走时多么难过，在自卫时多么难过，难过不一定流眼泪，表现难过就行了。那么作品的教育意义就大。就显得我们军队和人民命运的联系强调出来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学习苏联，苏联写《宣誓》《乡村女教师》《攻克柏林》，没有一个作品不是写一个人的生活与他的国家命运密切的联系，《乡村女教师》它的背景是俄国革命，《宣誓》也是这样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样作品才有思想，生活才广阔。所以，我想我们的作品是不是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不真实，简单化，写得很狭隘，不忠实于生活，不能写出时代的背景，没有着重写人物，过多写事件。今后着重写人物。但过去人物性格写得不够，是不是事件就写得很多了呢?我看问题不在于写人物太少，写事件太多，首先不应把写人物写事件对立起来，一个作品中大概不会只有人物而人物不做事的，或者只有事件没有人物，那是不可设想的。一个作品的形成，一个故事结构的形成，一个情节的形成，是有人物有事件。所以，问题不是事件写得太多，而是我们写每一件事，他的意义没写出来。对事件缺乏一种适当的选择，适当的安排。哪些事件该写，哪些事件不该写要有点选择；这件事跟那件事有联系要有安排。 　　我觉得我们目前的作品中结构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写的短篇小说那一个真正具有比较好的结构，是不讲究的。而且我们许多新的作家好象认为结构的问题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不对的。我们写了许多模范事迹但是没写出模范人物来，是什么问题呢?作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不慎重的态度，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叫人物怎样就怎样。恩格斯讲得很对，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他是做什么，还要表现他怎么做。现在写英雄只写了事迹，没写出英雄的性格，恐怕正是没解决怎样做的问题。对于英雄是怎么做的，是带着种什么心情去做的；带着什么动机去做的；做了以后的效果又怎么样，恐怕这些方面考虑得不够。以后，我们写一个人物做一件事件，都不能是无意的。现在，有些作品写人物的动作有无意的，有的意义也不明确，如《葡萄熟了的时候》中，丁老贵掉眼镜腿的动作是最深刻的了，但观众不明白作家的意图，为什么丁老贵这样做?写不出个性，他那么烦躁，还是表现这人物耐心不好，还是好?我现在也没搞清楚，也许没很好的研究。有许多动作都是无意思的。只是为了观众好笑。所以真正的滑稽和*(左口右处)头的区别在这地方，*(左口右处)头是没意思。笑不笑呢?他一定要笑，比方一个人摔倒了，很好笑，但是另外一个也摔倒了，那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面表现你的心情，你的性格。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摔倒和在一定的情况下摔倒是不一样的。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时，作家要想一想人物有这样行动时是什么动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做了以后有什么效果?人家会怎么样想?也许这些道理都是ABC，同志们比我懂的还多，但这一点过去好象不大注意，因此许多动作都没有逻辑。有的同志说这样的人物有点精神病，就是这样。因为他不合逻辑，为什么这样做?人家找不到合理的根据。恩格斯讲过这样一句话，他在给拉萨尔的信里面说，每一个人物行动的动机不应该从个人所存愿望而应从他们所适应的历史的潮流中去找。这句话我觉得讲得很深刻，一个人物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革命?如果一个深刻的作家他一定要写他的整个的背景，他不会简单写这个人品质很好，是要革命。所以要找动机时候就应该把他适应在历史潮流中去找，他为什么想到要做这种事?为什么想到要加入党呢?为什么要参加志愿军呢?他有个时代的潮流，那个潮流推动他，你要把那个潮流写出来。恩格斯这句话翻译得恐怕有点不大清楚，他说写各种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的愿望而应该从历史的潮流中去取择。好象动机也要人物去取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动机也要从历史中去找，所以作家这样一写就不同了，事件就有了生命，也活了。事件也就有思想了。所以事件多不多我看是这样：同样一件事，会写的可以写得不同；不同的事件，不会写的他会写得相同。金圣叹也讲过这句话，他说会写小说的人，同样一件事，他可以写得完全不同。都是打仗，《三国演义》中的关公打了又打，他可以写得完全不一样，不会写的呢?哪怕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他写得都一样。金圣叹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三国演义》中写了好多打仗的事，都不同。还有一句话说：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说：同一样的树，叶子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叶子花不一样，都是一样的花，果不一样。金圣叹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批评家，他这话还是有道理的。看起来是多样性的统一，总是有差别，在相同的地方他能找出不同的地方，这还是过去的人，写《三国演义》的相同的人都写得不一样。现在的人，写不同的人都写成一样了。事件是不是写得多了?我看要写有联系的一百件也不会多的，都可以集中在主人公上面，只你写得好。事件与事件是有联系的，如果要没有联系，写两件事都是多的。中国旧小说，写的人物也多，事件也多，《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当然你不能说件件事情都好的，不得了，但人们看起来总看得下去，什么东西都有着联系。我最近翻了好多年没有看的旧小说象《三国演义》这本书写得实在是好，他写那么多人，一个来了，一个去了；太多了也许是缺点，但中心的东西它抓不到了。《红楼梦》里的人物人还没有出来，人家已感到人已经来了，王凤姐还没出来，人家已经感到王凤姐出来了，一听就知道是王凤姐；诸葛亮没出来，“三顾茅庐”那个空气浓得很，搞了整整一章，诸葛亮结果还没有出来。(大笑)他写空气的时候，写那个徐庶本领很大但比起诸葛亮来就小得很，以及刘备的心情，周围的环境简直是仙人的境界。这样使观众不能不感到诸葛亮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把他联系起来了，他只顺了诸葛亮，他就是写诸葛亮。所以我想大家把中国的东西研究研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管它有多少缺点，我想写事件恐怕是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写事件的意义，一个是事件的联系。事件与事件是没有意义的就不用写，有些事件是有意义的但写进去是不行的。例如写技术可不可以写?写技术如果写技术本身那是不能写，但什么人发明了技术那可以写，重点是写那个人的思想心理，写那个人的先进品质。他就是一个先进工作者，他有发明，他有创造，你写出来了，这个东西是能与千万人可以联系的东西，千千万万的人都是先进工作者，但不是千千万万人都懂得那门技术，关键就是与群众的联系，你写技术，那学技术的人不一定要在作品中学技术，例如写开会，也可以写，既然是生活中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写?但在会中不要写会议本身，里面讨论几个问题，那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也许明天就过去了，人家也不会在那里学，主要是写会议上，参加会议人的斗争，思想上的矛盾，每个人的性格，反映会场上各种不同的斗争与思想上的矛盾，这才有味道。例如《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是开会，但我们看得一点不感觉沉闷，而且很生动。那些在会上吵呀，闹呀，至于吵得怎么样，那些具体的事情人家不会去注意，而是两种思想，两种作风，两种路线的斗争。我觉得总是要写明事件的意义。凡是表现人物性格的，人物与周围的关系，时代与背景的那些事件，不管写多少，把主要写出来了，那都是好的。人家不会感到多，不会感到是累赘，我觉得怎样写事件是不是有这样个问题，就是要写事件的意义，这样事件就有思想，作家的目的也就明确了。把人物也写了，事件也写了，然而形成一个很好的情节、很好的结构——作品。如果说作品不要结构或者不重视结构那是不对的。你没有结构，作者的思想就不能表现，群众不愿意接受你的思想，你有了情节，结构，群众可以接受你的思想，你才能把他发动，否则你无法打动群众。 　　所以，为什么把生活简单化了，并不是我们把人物写少，而是对生活的复杂情况、对生活的规律，内部的联系，我们还不熟悉，还没有摸清楚。我想应该作为一个问题：要去熟悉生活，熟悉复杂的生活。有人说，我们与过去不同了，我们也体验了工农兵生活，懂得工农兵了，工农兵的样子也见了，但究竟还是比较单纯，那仅是在一个村里，一个车间里，一个连队里。我们现在要求熟悉更复杂一点的生活了，要求熟悉各方面的生活，不但要熟悉工农兵，也要熟悉工农兵的领导者和领导的角度，不但熟悉工农兵一方面的生活，在村子里的，在开会时的生活，也要熟悉他们的在家庭中的生活，不但要熟悉这个农村的生活，也要熟悉那个村的生活。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想要把我们的作品提高，写出矛盾，写出先进人物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关键问题就是要多方面去研究生活，要忠实于生活，严格忠实于生活。不要以为在生活的基础上就可以创造出新的英雄品质来了。 　　第四是表现政策问题，这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政策，在这问题上有一种争论：觉得文学艺术可以不表现政策，甚至不能表现政策。当然大家都觉得应该表现政策。过去的缺点是从政策出发表现政策，把政策改变成图解来解释政策的条文，不是从生活出发去表现政策。错误就在这里。把政策变成图解式的工作在过去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在当时那样的革命条件，向群众向人民用文学形式来宣传我们的政策甚至图解我们的政策，这是必要的，起了进步的作用，应该肯定这一点。因为艺术在尖锐的斗争中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来服务，当它只能用这种形式来服务的时候，它才采用了这样的形式。将来在那些农村剧团里面，在群众的娱乐里面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形，如婚姻法的连环画，你说一定要不得，可它也是艺术。如婚姻法的小调也可能在社会活动里面获得一定地位。但不能把这些东西，那样反映政策的方法当作文艺创作表现政策的正常方法，或者是说主要是采取这种方法，这样使我们的艺术的思想性，艺术性，现实主义受到障碍。那样要求文学来解释政策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文艺的创作。我们所要求的文艺创作，就是表现人物，表现典型，反映时代的创作。如果不反对那种方法我们就不能前进。 　　同志们提出：反映政策是不是会过时?政策是不是束缚作家的自由?我认为，我们的作品中反映政策有过时的也有不过时的。那种宣传用的小册子象报纸一样，本来是过时的，应当过时，那种作品不过是一种宣传品，等于发传单，不过比传单迟一点。传单总不能说传之永久，就应该过时，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作品中比较全面的，当作一种历史的记录来反映我们党的政策的，是否会过时?我想不会过时的。政策过时了，我们的作品还不会过时，相反地如果不反映政策，便会过时。如果反映我们农村里的斗争不反映农村的政策，反映工人而不反映工人里面的政策，那根本谈不上过时了。你没有记录过历史，你就违背了这种历史的真实。所以我想政策过时问题，主要看我们怎样写，写得好是不过时的。至于政策约束作家主要决定于两方面，决定于我们作家对于政策的了解的能力同作家的表现能力。对政策，在思想上，上级掌握政策与下级掌握政策是有差别的。那些水平高的对政策的掌握他有一种思想，为什么这种政策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些低的呢?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土改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下面的干部感到上面的政策经常变，他只知道政策变的那部分，没有知道政策不变的那部分。对待中农，我们的政策是不变的，总是团结的，对于贫雇农，总是依靠的，对于富农有时候要消灭，有时候不要消灭，但最后还是要消灭的。因此他只看出政策变的地方，没有看到那政策的基本精神，不变的地方。所以他对政策的了解就是片面的。如果要说作家在写的时候是片面的，在执行的时候就更是片面的了。 　　我的意思是要很好地在我们作品中间来反映政策。要在作品中把我们党卅年来在革命斗争中，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所累积起来的巨大经验，反映出来，无论是在革命中的战略思想，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以及各种政策思想都要加以概括地描写。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要表现我们的仗是怎样打胜的；根据地是怎样建立的，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 　　有一天，有些部队来的同志说要写战略思想感到很吃力，很困难，是不是以后不要写了，还是写些普通的吧。这问题我是这样看的：不是所有的都要写战略思想，非战略思想不写，那当然也有些好高骛远，但要去描写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凡是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有了条件，就一定要坚持下来；我愿意从这方面向军委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呼援，凡是有条件的，预定写的一定要把它写成，一年写不成两年，两年写不成三年，三年写不成五年。如果我们连这样最伟大的时代，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思想都不写，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写的呢?所谓的新人物，新品质也是在这种思想上培养出来的，也是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培养出来的。你不了解这个，你怎么能写出新品质新英雄?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很好地研究我们党，我们军队发展和建立的历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历史。党的整个政策路线应当反映在我们的作品里，如果不表现政策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这就是历史的具体性；离开这个也就不能以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不是那种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而是中国的工人阶级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去教育人民的。不写这种政策，不写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而简单地与上层分子作斗争是错误的。不写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与群众的矛盾也是错误的。同样的，如果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上，不写要争取少数上层分子，那么将来我们的后代将不知道我们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时曾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能从形象上了解马克思主义政策。只晓得工人阶级一定要与资本家斗争，农民一定要与地主斗争，而不知道这个斗争有多么曲折的过程。例如与资本家要有“三反”“五反”，要有团结，有斗争，有时对中农又犯了左倾的毛病。这是个具体经验，这就是历史也是最生动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怎么样领导民主主义革命，过去各种政策才成功的。如果不表现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精神也是抽象的。所以说，问题就是不要从条文概念出发而应从生活出发，根本问题就在这里。政策是根据生活的规律，对生活规律的认识，根据群众的愿望与利益制定的；制定了以后又拿到群众那里去变成群众自己的东西变成生活，所以政策和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在苏联，在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东西，是一个辩证的统一。我们的生活离开政策就不是生活，反过来说谁离开生活的那个政策也就不是正确的政策，那样的政策是放在桌上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不要和生活对立起来。无论如何生活总比政策更困难。因为政策是生活中来的，政策固然指导生活，但生活究竟比政策困难。所以我们的作家在描写时就应该从生活出发这一点是肯定的。政策作为它的一个指南，作为他观察生活的一个指导，他能指导去观察生活的原则就是按照政策的观点去观察。政策的观点就是具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具体的社会主义观点。如果不强调这一点，那末，我们就很容易走到另外一个错误的方面去，列宁有一句话说：“政治不是开始在几个人所在的地方而是开始在千百万人所在的地方。”列宁又说：“政治观点是一个政治家的观点，就是群众观点。”不要把政策看成条文式的，它是开始就在千百万人的地方。文艺作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是关系着千百万人的事情。所以千百万人的观点来观察事情的时候，不是按照抽象的，标准的，而是按照千百万人他实际去看，从千百万人的关系去看。列宁曾举过一个例子，很值得我们经常记着，他说：“一个叛徒叛变可以因为他胆小和存心出卖，这里面其他人的品质性格和政治道德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其他人动机并不很重要，因为他们对群众带来的损失是一样的。”这就说明文学家应该首先以政治家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应该是个社会主义者；不能离开千百万人的利益而去找他们的灵魂。有人说这个人他本来还好，是想做好事的，不过以后犯了错误。到列宁说这个并不重要，不管他是投降抑还是叛变了，但给人民带来的损失是一样的。你动机好也是坏，动机不好也是坏。总归是出卖，损失是一样的，所以作家的政治观点很重要，就是他看问题总是从阶级的关系去看，从千百万人的利益去看。例如我们要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也是从千百万少数民族的下层利益去看的，是符合于他们的利益的。如果不团结就不符合下层的群众利益。所以发现政策是应该从这个标准出发，从政策所根据群众的欲望，群众的意志，根据人民的实际生活，群众中间的落后与前进的斗争，对于政策所不同反映，以及党的对于群众的领导出发去反映。只有这样，作品就不会过时，这样作品就会教育我们。当然要这样反映时，也就会写人物，写群众的实际生活，写群众的欲望，写群众的意志。如离开这些来空谈先进人物，来谈历史的前进运动，那是错误的。 　　贯彻一点是我们要“学习”。这一次学习得很好，但仅是开始，这是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我们要熟悉生活，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技术，一定要提倡学习，除了学习我想很少有别的办法。我们这次会是学习的开端，今后我们要多开这种会，要认真地来研究。要我们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提高，首先是向苏联学习，正如毛主席所提出的也正如象同志们所表示的，向苏联先进经验学习。这不是一般地学习，而是认真的象我们所做的那样一个片子对照一个片子来学习。现在，我们一定要防止一种倾向，学习苏联只是学习电影的一些画面，如果那样学习对我们只有坏处，那不是学习而是模仿。很多同志提出来我们的片子好象看出有模仿的痕迹。我想学习时难免于模仿，但我们要努力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尽量避免，因为我们和实际生活和他们的实际生活里不一样，如果模仿他们的生活就会歪曲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学习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方法，表现在技术上。 　　以后，我们一定要学习，向苏联学习，互相间学习，所有年老的，有经验的电影工作者和年青的在一起学习，党与非党的都要学习。我们要建立亲密的艺术关系，是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关系，而不是拿一个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性的帽子，来把艺术方面的东西简单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方面，我们还差得很远，还很不够，这要慢慢的提高到这个水平，接近这个水平，甚至提得更高。这样经过互相批评，互相研究，亲密的艺术合作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不要怕失败，失败了再来。应该承认过去三年来电影方面已有的成绩，过去是坚持了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曾产生了一些好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中国人民所喜爱的。我们相信，经过这次学习，把我们的成绩更扩大，把我们的缺点更快地克服。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做到的，而且我也很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做这方面的努力。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日 　　 周扬文集 第二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