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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思想问题

周扬

目前有一个普遍的呼声与要求，就是提高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这表示今日的文艺已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要求，文艺工作者自己也不满足，深感有提高的必要。这也反映人民十分看重文艺，对文艺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文艺作品更能教育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毛主席说：“中华民族将以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因而我们的文艺要能与我们今天的国家地位与中国人民的伟大业绩相称，更能代表人民与国家的利益。 　　今天放在文艺工作者面前，除了普及这第一位的工作以外，就是跟着普及而来的提高的工作。自然，普及工作是最迫切最重要的。广大人民缺乏文化，或是只有封建旧文化。他们还没有机会享受新的文化生活，我们还是要“雪中送炭”。不要看到这儿上演《莫斯科性格》，那儿上演《战斗中成长》，就以为自己新文艺的力量很大了，那是错觉。我这并不是长旧文艺威风而灭新文艺的志气，这是冷静的估计。我们一切努力应根据冷静估计出发。今天中国大部分地区，连“五四”的文艺也没有达到，更不用说解放区的文艺了，这是指新解放区。我们再看看普及工作已有相当基础的老区。 　　石家庄专区这五个县之中，据初步估计就有一百四十多个旧戏班子(当然不完全是职业性的)。平均一县就有二十八个。旧戏在各地仍然受到群众的欢迎。新年画，今年全国印了约三四百种，五百万份左右，看起来很多了吧?不，这简直是沧海一粟。太原市上今年旧年画就有七千多种，而新年画只有少数几种。在北京的同志很容易忘记这一点：我们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今天人民解放了，但绝大部分还是生活在封建文艺中，在这一点上，人民的精神上还是没有解放。 　　紧跟着普及而来的是提高的问题。普及的工作已经很多很重，提高也好不容易。比如秧歌吧，所有新解放地区，秧歌成为风气，秧歌恰好地表现了人民解放的快乐情绪。但过了些时候就冷落了。《兄妹开荒》现在已普及到了天桥，家家戏院都有，几乎成了经常节目，这很好。新旧文艺两种货色摆在前面，群众要比较的，要选择的。新旧文艺的斗争是关涉到广大群众的思想，爱好，习惯的问题，因此就不能采取简单行政办法解决问题。我们发展新文艺，并提高它的质量，使新文艺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胜过旧的文艺，经过竞争最后完全代替旧文艺，只有这样才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新文艺是新中国统治的文艺，但它现在还没有充分实现与发挥这种统治的作用，这就是说，它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与旧文艺的竞争中，还没有取得事实上的优势，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新文艺，第一没有普及，第二普及了，若不跟着提高，叫群众老是看《兄妹开荒》，群众要厌倦的，旧文艺就会卷土重来。所以提高与普及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提高如果跟普及脱了节，普及工作就要受到阻碍，而提高工作本身也要发生偏差，整个文艺运动就会走上错路。 　　所以提高比起普及来不是第一位的工作，但是带决定性的工作，因为普及要在提高指导之下，指导不好，就无法普及，指导是决定的关键。 　　所谓提高，就是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提高思想性，主要是提高作品的政策思想水平，因此就必须解决文艺与政治，即文艺与现实结合的问题。提高艺术性，主要是提高作品的技术水平即技巧熟练的程度，因此就必须解决向遗产学习的问题，特别要有正确地对待民族遗产的态度，要承继并发展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文艺与政治结合了，它就在现实中生了根，文艺承继并发展了民族传统，它就在历史中生了根。一个是“结合”问题，即文艺与现实的横的关系问题；一个是“继承”问题，即文艺本身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亦即今天的文艺与过去的文艺的纵的关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得正确，普及与提高的正确关系就基本解决了。 　　今天没有人会说文艺不必服从政治，不必与政策结合。但是也不能就没有了问题，结合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文艺界提出了“赶现实”，“赶任务”的问题，就是说文艺要结合现实，反映政策，完成任务。可是现实发展快，政策变化多，任务时时有，文艺老在后面追，追不上，就有“疲于奔命”之势，又因为是“赶任务”，“赶现实”，急就章不免标语口号。这种情况，从客观上说，是反映了革命斗争发展迅速而又复杂，反映斗争的紧迫，文艺不能不适应这种情况。革命的文艺如果回避了这些任务就不成其为革命的文艺了。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从主观领导上说，也反映一种对政治的比较狭隘的了解。认为目前的那些日常工作任务就是政治，除此之外都不是政治，政治眼光比较小。出题目做文章，不大考虑文艺创作过程的特点。他只向作家订货，而不善于真正从政治上帮助作家。这也往往是引起作家“苦闷”的原因之一。 　　有的同志这样来强调文艺与政治的统一，认为“艺术即政治”，既然艺术即政治，那末，只要艺术搞好，政治就不成问题，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强调文艺的一面，而拒绝文艺与政治结合的努力。有的同志抽象的承认文艺要与政治结合，但却拒绝文艺反映各种具体政策，离开了具体政策，政治就成了空的了。还有一些同志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好象政治是调料一样可以任意加到任何一个作品中去。 　　什么是政治?政治是关系千百万群众的事情。正如列宁所说：“政治是发生在千百万群众所在的处所。”一个人有无政治就要看他是否注意到千百万人的事情。千百万人，不是几个几十个人，几千人。我们的某些文艺工作者往往只注意少数人的事，甚至只注意他自己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注意千百万群众的事情，关心他们的利益，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要做到这点，最要紧的，就是要与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样他脑子里才有群众。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整风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政策是根据千百万群众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得来的，反映群众利益与愿望，决定群众的命运。它是从生活中产生出来而又反过去影响生活的，从群众中来而又回到群众中去的。政治既然与群众生活有如此重大关系，我们就不能想象一个作家热爱群众却不去关心与研究与群众生活有如此重大关系的政策，那末，这种热爱不是假的也是空的，作家是否注意政策，也可以测量他对群众的生活与命运是否关心，也就是说他是否真正热爱群众。常常听说作家要与群众的脉搏一同跳动，要拥抱群众，这都是好听的话。重要的是懂得群众生活的实际情形，真正感触得到他的脉搏的跳动，否则所谓群众不过是一个假想的幻影，同幻想拥抱当然是最容易的呵!一个作家如果真是关心群众的，他就必然要注意政策，研究政策，并在作品中反映出来，而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这样，文艺服从政治反映政策，就会是主动的，自觉的，有力的，而不会是被动的，勉强的，无力的。这样，就可以脱出“赶政治”，“赶任务”的那种勉强状态。 　　政策是否会限制了作家创作的视野呢?不!真正的政治是扩大作家的视野的。毛主席说：“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毛主席说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应当这样，反过来说，不这样做，就是没有出息的了。要作家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这里，第一，是“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而不是“临时地、有条件地、半身心地”，是到生活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而不是“走马观花”，这就是说，文艺家对于群众要爱到极点，对现实要深入又深入，最执拗地去了解。第二，要“在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和体验，而不是站在斗争之外冷眼旁观。第三，“观察、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而不是“一个人、一个阶级、一部分群众”，这不是在作家面前展开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吗?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说过，“当工人阶级还没有学会根据政治事实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所有其他阶级、阶层的所有表现及一切阶级相互关系时，就不能说他有真正无产阶级意识。如果有人把工人的注意观察力完全或主要集中于工人阶级本身的话，那就无真正工人阶级意识，他就不是共产党人的观点。”这说得多透彻。我们若只看见自己阶级而看不见其他阶级，那这就不能说我们政治觉悟高，而只能说是政治觉悟不够。工人阶级既然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如果他不去注意被他所领导的一切其他阶级，如小资产阶级等等的活动和表现的话，那他又怎能领导他们呢?我们解放区的作品反映了工农兵的生活，这是正确的，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应反映工农以外其他阶级和阶层。我们要首先引导不熟悉工农兵的知识分子作家去熟悉去了解工农兵，使他们的思想情感与群众的思想情感结合，这自然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工作，可是已在大体上掌握了工农群众思想情感的作家，就要用工农劳动群众的观点去观察与描写其他阶级。我们要把能以劳动群众的观点来观察一切其他阶级的能力做为我们政治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所以，“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是不能成立的。提出这问题的中心意思似乎是在：“能不能不必写工农兵?”可不可以离了工农群众的火热的斗争去写小资产阶级?如果是这样，那的确是不值得写的。脱离开了群众的火热的斗争，去描写小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阶级，那不会写出真实来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也有内心的斗争，这种内心斗争说起来比任何人还复杂微妙，还要激烈，但不管怎样，这不过是如一位伟大批评家杜勃罗留勃夫所说的“茶杯里的风暴”，只有群众的斗争，才是“大风雨”“大世面”。 　　政治就是引导作家从群众斗争的观点去观察一切，这是构成政治家文学家的共同条件。 　　文艺作品要反映群众生活中最根本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斗争，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主要的是阶级斗争。政协纲领中说文艺要“提高人民政治觉悟，鼓动人民的劳动热情”，这两条包括了这两种斗争，因而很好地概括了文艺的主要内容与任务。有的人感觉得这样好象不够深刻，我们要问：什么叫深刻呢?所谓深刻就在充分揭露事物的内在矛盾，特别当这种矛盾大家还看不见或看不清楚的时候。目前的主要斗争是战争、土改、生产、民主。这四种斗争中主要的是生产，战争与土改都是为了解除对生产力的束缚。民主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生产。因此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文艺作品要写斗争中的困难及如何克服困难。比如说民主的问题吧，即使在老解放区已充分获得民主权利的地方，也还有不民主存在。农民中的封建意识习惯，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山西五十县在两月之中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被杀的有四百六十人之多，这证明《小二黑结婚》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常常听到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不错，解放区的天比起过去国民党统治区来当然是明朗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是不消说的。但这到底只是一种诗的说法，在现实中，并不那么简单，解放区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许多作品的结尾，总要唱一两句“共产党是大恩人”，“跟着毛泽东”，这当然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情绪的，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能够通过具体事实来表现这种情绪，没有着重教育人民如何认识与相信自己的力量，如何去斗争，去克服困难，这才是真正拥护毛主席呵!我们在一切群众工作中都依靠群众，反对“恩赐观点”，而在文艺作品中却常常不自觉地宣传了这种“恩赐观点”。 　　文艺作品如何服务政治，及服务的好坏，就要看它对人民起的教育作用如何。我们应努力加强作品的教育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把真实地具体地从革命发展中去描写现实这个任务，和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人民的任务紧紧结合的。 　　过去我们的群众教育工作，一般都是与当前中心任务紧密结合的，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缺点是产生了一种缺少思想、缺少分析、缺少预见、单纯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的教育方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文艺创作上。“真人真事”的创作方法，有许多好处，但也包含了这种缺点。因此这种教育常常只解决眼前的问题，今天解决了这个，明天又解决那个，这个问题与那个问题往往缺少联系，没有将更根本的东西告诉群众，即是从根本上启发群众的觉悟，并将这种觉悟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如将农民思想提高到工人阶级思想的水平。 　　加里宁说：“教育与训练不完全是一回事，训练只告诉人某种知识或某件事，教育则主要是告诉人用什么观点去观察与认识一切问题。”即告诉人一种人生观。“真人真事”“赶任务”“赶现实”的作品所起的作用就常常不能达到这种程度。 　　文学的主要教育作用是培养人民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产的品德，这“五爱”是彼此关联，不可分割的。爱祖国，就是爱祖国的人民，人民中劳动人民最多，当然要爱劳动，而科学与公共财产又都是人类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产物，当然要爱科学与公共财产。歌颂人民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歌颂，而是具体表现人民中最优秀的品质，对这种品质要加以扩大、夸张，还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的现实主义容许浪漫主义，而且必须包含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构成部分。毛主席说：“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长期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我们的文学就要帮助人民如何摆脱旧习惯旧思想，引导人民前进，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任务，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正是反映了政治上的实际精神与革命精神，实践与预见。 　　今天因时间关系暂告一段落，下次再谈第二个问题，如何对待与发展民族遗产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 　　 周扬文集 第二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