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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周扬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一如何积极发展适合广大人民利益和需要的文艺创作；二如何开展群众的、工矿、农村的文艺工作；三党对文艺工作如何领导。 　　如何积极发展适合广大人民利益和需要的文艺创作 　　积极发展适合广大人民利益和需要的文艺创作，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创作就是生产，没有创作，就没有产品，文艺工作就是空的。基本的问题就是要搞生产。 　　人民要看电影、戏剧等，这就是需要。人民看了戏、电影、文学作品以后，要能够教育他，提高他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他的文化水平，这就是利益。所以文艺是党和国家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之一。所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学、新艺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所以文化工作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认为这样讲是适当的。 　　说它重要，是因为它每天都联系千百万群众，影响千百万群众的精神生活，因为每天，人们都要看戏、听广播、看书。我们党就应当利用这个工具来影响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培养人民新的道德品质，建立新的社会风气，要移风易俗。所以我们党一定要抓住这个武器。 　　现在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是全体人民和全党的任务。应当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任务和文化建设任务的关系摆在正确的位置上。文艺作为上层建筑来说，是帮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现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文艺工作的任务就是帮助它形成，使它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并巩固这个基础。不要因经济建设而忽略文化建设工作，应当把它当做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东西。这是从理论上讲，例子很多。农民非常需要文化，很多同志反映，这问题现在成了农村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人民在生产发展以后，就需要提高文化，提高技术，得到正当的文化娱乐活动。这问题应当看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毛主席曾说过这样深刻的话：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相应地发展文化，不办学校，不提倡技术学习，文化学习，发展文艺，结果就会妨碍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把文化工作的位置摆对，文化工作应当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不能缺少文化工作的配合。 　　几年来文艺工作有很大的发展，基本上贯彻了党所规定的文艺方针、文艺政策。几年来所执行的方针、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但目前的文艺工作能不能令人满意呢?应当说不能令人满意。总的说来，文艺工作、文艺创作，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还远远落后于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是基本的情况。这是一个矛盾，人民的需要和我们文艺出产的矛盾。文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生产能够适合、提高他们的作品。人民不需要粗制滥造的、不能提高他们的作品，而需要新的文学艺术，适合他们的、能够提高他们的作品，但这种作品的生产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使我们感到负担很重。广大青年都喜欢看苏联小说，这当然是好的，因为苏联小说的艺术、思想水平高，可是我们自己的作品则不能满足我们青年的需要，这是个缺点，这是基本问题，这是落后于人民需要的根本情况。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客观原因、历史原因，那么在主观上指导方面有没有缺点呢?有很多缺点。 　　几年来在指导方面有缺点错误。首先就是指导思想是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清醒呢?指导文艺要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保证文艺作品都是社会主义思想，至少要不相违背。换句话说要同文艺上各种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小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同文艺上落后的思想做斗争。在这个阵线上我们是不是做的很好呢?这几年来，特别是文艺整风以前，文艺领导思想上曾经表现过摇摆，在某些问题上表现软弱，对觉察文艺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感觉不灵敏。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正是批判《武训传》的时候。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看出和发起的。《武训传》的批判对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对我来说也是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错误不在于拿这片子放映，因为当时对私营影片没有规定审查制度，问题是看了片子而没有看出问题。中央指出以后，才看出来。所以我们在文艺战线上要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观点，在这点上，我们有时是模糊的。相当一个时期，我们没有采取正确方针积极发展和指导新文艺。因为新文艺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新文艺，它比较年青，有些不成熟，需要大力支持，积极发展。我们过去对作品的要求有些不适当，但在最近两年有很大改变。过去，电影剧本很多被否定了，是否都否定得对呢?不见得。对他们缺少积极的鼓励和指导，有些要求和目前实际情况不符合，缺少正确的指导方法，而采取简单的行政的方法。如只简单的说，这个作品行，还是不行。我们应采取细致的思想工作方法，研究每个作家和作品的情况，找出经验，帮助作家。这种简单的、行政的、粗暴的方法，从主观方面、领导方面来说曾妨碍了文学创造事业的发展。领导工作不是做的那样好。我们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有很大发展，基本上贯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但还有缺点、错误。 　　去年第二次文代会时，中央曾有个指示说，积极发展文学艺术创作，积极鼓励作家、艺术家按照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努力创作。 　　中央书记处、政治局讨论文代会会议问题时，中央同志，特别是毛主席对“五四”以来的文艺做了充分的历史的估价。这种估价我们在过去是不明确的。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主席就曾经说过，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共产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应该说在文艺方面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五四”以后就存在了。“五四”以后文艺运动主要的发展趋势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象我们所说的那样，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才有这种文学。我们不敢承认我们作品的基本方向，领导方面是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和毛主席的估计相差很远。当然，我们和苏联作品比较起来“化”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化”的程度不同，但基本方向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一点提高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给我们以极大鼓励，对今后的创作创造了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毛主席说，不要妄自夸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这些话又是鼓励，又是实事求是的，毛主席充分的估计了整个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成果。毛主席不赞成我们一讲文艺就从文艺座谈会讲起，他说要从“五四”讲起。 　　用什么办法积极发展创作呢?现在创作的状况是否已很兴旺了呢?同志们也会感到还不够兴旺，应该更兴旺、更活跃。但也应说一年来是有兴旺气象的。如果指导的好就能旺盛起来。好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如电影剧本的创作是最突出的例子，以前许多电影剧本被否定了，但从去年以来好些了，所有创作的剧本差不多都通过了，完成了计划，这是从有电影事业以来前所未有的。去年的文学、戏剧创作都比前年好，创作家的情绪很好。特别是在文代会受到中央鼓励后，情绪是饱满的，他们都有一种热情和决心，要积极行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和党的期望。现在的问题就是党宣传部如何把创作发展起来。 　　第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尽管中央做了估计说，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但这只是基本的，指导的方向。并不是说，我们每篇作品和文章都做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以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呢?简单的说就是艺术所要求的真实性和用社会主义教育人民相结合。过去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忠实地反映真实的生活的，但它没有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反对人民思想中的非社会主义东西，批判群众思想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东西。所以说，文艺是过渡时期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一种反映、一种工具。我们的文艺作品一定要深刻揭露社会阶级斗争和矛盾，扶植新生的进步的事物，反对落后的事物，培养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所以说文艺工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战线。在《武训传》讨论前，对这一点是不够很鲜明的，常常忘记了这点，实际上文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最容易表现的地方，公开地写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就容易被觉察，而披着文艺的外衣，就不容易被人民所觉察，需要我们格外地警惕。如《武训传》，看不出他有问题的不是我一个人。不喜欢《武训传》的人很多，但看出它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不多。 　　在文艺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影响很严重。在文艺队伍上(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影响也较深。因而我们领导上的工作就是当文艺工作与社会主义相违背，离开社会主义方向时把它纠正过来，对与社会主义相违反的东西就加以揭露。我们曾有这样的著作，专门描写个人温情，投合小资产阶级的爱好。最近一些描写志愿军的作品，在歌颂志愿军时，因不了解志愿军的本质，就用自己感情代替军队的感情描写个人温情，把残酷斗争和个人温情结合起来，这种作品看起来很好，温情、友爱、恋爱还不好吗?但这种作品不是以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唤起人民的斗争，而是以对个人、家庭的爱唤起人民的斗争。又如描写我们生活的改善本来是需要的，但过分描写就会把生活中的艰苦奋斗和矛盾冲淡。党要求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使人民看到困难和矛盾，鼓励人民去斗争，但根据我们目前情况看来是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甚至有些作品对人民有害。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看他是真正工人阶级的情感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情感。 　　目前，广大人民所享受的文化生活，有很多是落后的。广大劳动人民所看的旧剧很多是没有改革过的或是用庸俗方法改革的。有一些东西是不适合劳动人民的。如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就是这样。这些情况使我们感到难过，我们为什么让劳动人民看那些东西呢?为什么不能给他们看更好的东西?不仅从文坛、文艺界来看，作为全国文艺生活来看，艺术中落后的、封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很多的。就艺术界的领导和主导方面来看是有新的社会主义的东西，但对旧的方面、范围也不要估计太低。如天津三不管所宣传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那是封建主义、商业主义的，但要改革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不是一个五年计划就能解决的，要一步一步的改变。不要急躁冒进，但要重视。人民群众现在所看的还是《七侠五义》、黄色歌舞，天津的三不管还在唱黄色、无聊的东西，而其对象则是一些工人、店员。我们一时还不能禁止，用新东西代替它，但我们可以在报纸上展开批评，用新东西去挤他们。文艺战线是党所领导的，一定要对反动的落后的现象进行斗争，天天批评，报纸不给它们登广告，和它们打对台，向群众宣传不要看无益的戏，要看健康的有益的东西。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势而斗争。要发展创作就要解决继承自己民族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什么基础上发展呢?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艺术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新文化是新政治、新经济的反映，这是主要方面，但同时它是从中国几千年旧文化发展来的，必须看重、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决不可轻视。过去长期存在一种盲目崇拜西洋，看不起自己的艺术传统的思想。苏联奥布拉兹卓夫来的时候，要看耍狮子，我们有的同志不敢让他看耍狮子，说这是低级艺术。我也承认这不是高级艺术，但它是民间艺术，并且在去年的“世界民主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得了第一奖。但我们自己却认为不好，如果是有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就觉得很好。 　　几年来，我们在整理、改革、发现民族艺术方面(包括少数民族艺术)做了很多工作，少数民族艺术有很大发展，过去长期被统治阶级或文化工作者所忽视的少数民族艺术，现在被重视了。少数民族的歌舞是很好的，少数民族的诗也非常好，最近在云南发现的《阿诗玛》就是一首很好的诗，是劳动人民的天才创作。今后我们要继续在这方面做工作。但在继承民族传统时要有两个原则：第一，对民族遗产的继承必须采取科学的批判态度，把其中封建的、落后的东西坚决加以摒弃、改革。有的是封建的，有的是落后的，如锣鼓打的很响，灯光、设备都不好，对这些，我们不能说是封建的，但是落后的。第二，我们不要忘记继承民族艺术传统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民族的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简单的保存，如果是为了简单的保存，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放到博物馆里去了。为了继承文化传统，保存是我们的出发点，但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如果以保存、整理古代文化为满足，那是最没出息的。总之对民族遗产一定要批判，区别好坏，另外不能单纯保存它，还要发展它。 　　几年来，在戏剧改革中我们严厉地批判了滥禁滥改的粗暴现象。他们改得荒谬的很，如说孔明“借东风”不好、提倡迷信，就把他拉下来打一顿，但我们要知道那是孔明“借东风”而不是我们借东风。又如说包文正不好，说他是统治阶级的更巧妙的代理人，也把他拉下来打一顿。又如《玉堂春》戏剧中竟开斗争会，斗争王金龙。这种粗暴态度是反历史主义的，我们批判、纠正了这些现象，现在虽然还有，但已比较好些了。另外对墨守成规、不肯改革的保守倾向也进行了批评。目前在中央和各大区，如北京保守倾向相当严重。这种保守倾向，目前已成为戏曲改革事业再前进一步的主要障碍。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重视，过去我们在戏剧改革方面，有时大胆的很，大胆到关云长、包文正都成了坏人，这不是改变他个人的鉴定，而是在改变群众的看法。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随便乱改成分、作鉴定的表现。我们要知道，只要哪个统治者给老百姓一点好处，老百姓就会纪念他几百年、几千年。开封老百姓直到现在还说包文正好呢。随便改是不行的。有些地方很保守，一个桌子，两个椅子多放一个也不行，锣鼓声音小一点也觉得困难，因为这是他们技术上的习惯。周瑜、孔明出来时威风凛凛，令人敬佩，可是老百姓出来时，鼻子上必须搞个白点，把老百姓都看作废物，拿老百姓开玩笑，表现了严重的个人崇拜。张春华在外国演戏时，脸上没有白点就不行。让他们锣鼓打的小一点，他们就说：不能打小，小了黑头出来，精神就没有了。改变这种现象有很多困难，但是可以改变的。现在张春华出来时就没有白点了，不是一样可以表演吗?现在锣鼓打的小一些也一样可以演，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旧戏对人民的影响很大，不改革是不行的，但在改革时，一方面不应有粗暴态度，随便乱改关云长、包文正，另一方面要多鼓励作家，不要要求一下子都改好了。这些旧剧都是在封建、落后的物质条件下、封建思想支配下的劳动人民天才的艺术创作，现在要把封建、落后的东西去掉是很复杂的工作。在开始，改的一定不象，但慢慢地改就象了。这些戏的内容原来是很调和的，改后会破坏它的调和，我们就要找出新的调和，怕破坏调和，不改是不行的，但在过渡时期不要太苛求了，还是多鼓励大家去做。 　　目前，历史神话剧很多，但表现现实生活的戏剧题材不多，这是一个严重问题。要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是不成的，有些地方戏可以。有些地方戏也不是那样容易。过去周总理说不要太勉强了。于是有些人就跑到另一方面去专搞神话传说，认为这样可以讨好。神话是现成的，不用费力，而搞新的东西比较难。天津解放后，演了很多新戏，把原来的身段都忘了，演出的戏人家也不爱看了。我们一方面要保存旧艺术，一方面还要发展新剧。目前《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剧到处上演，这个戏的艺术很好，许多老百姓看后都想变蝴蝶。 　　目前，我们对现代作品注意少，对古代作品注意多，对新歌剧、话剧注意的不够，对民族传统强调的多，对学习苏联的艺术不够，对歌舞注意的也少，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已注意并开始端正了。应当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用苏联的先进经验、思想、艺术改造我们的艺术，提倡多写表现现实生活的话剧、新歌舞，同时改造民族遗产。关于继承发展民族遗产问题，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是一种专门、复杂的工作。中国戏剧的方向到底怎样呢?中国各地的戏剧是大同小异的，但也有差别很大的，这问题不在这里详细谈了。 　　我们应该鼓励多方面的尝试，如果不把中国民族戏剧、音乐传统充分加以利用和掌握，就会缺少自己的民族的基础。所以我们认为，要鼓励做多方面的实验、革新，并要准备失败。我们的遗产是丰富的，但还没有经过大文学家、音乐家的整理，把它继承起来，这有待于将来，只要政策对、道路没有走错，是会有结果的。 　　第三个关键是发展文艺创作，必须对文艺有正确的批评和鼓励政策。毛主席所讲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应成为我们整个文艺发展的方针。但我们有些同志常把这句话写成“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我认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讲法是有道理的，这里面包括了文艺创作事业发展的方针问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什么意思呢?翻成比较不通俗的话就是经过文艺的自由竞赛，在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目的是创造新文化，道路是自由竞赛。“百花齐放”就是自由竞赛，“推陈出新”就是让群众、让历史来判断，好的花就开下去，不好的花，开一下就完了。 　　我们领导文艺方面有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鼓励各种文艺创作的自由竞赛，苏联很强调这一点。我们所说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有领导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原则。我们应该鼓励党内外作家创作的不同的体裁、风格。过去我们曾批判过盲目崇拜西洋，这是对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提倡自己民族的音乐，拉提琴的就没有地位了，也不要因唱山歌、唱民歌，就不敢弹钢琴。无论是自己民族早就有的，还是“五四”以来输入的都让它在群众中开花，通过自由竞赛，采用斗争的方法，社会主义新文艺才能健全的成长。斯大林说，无产阶级的文艺，只有在与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文艺自由竞赛中才能形成，才能得到发展。这是一条原则，我们一定要鼓励社会主义的东西。 　　为什么要鼓励呢?因为它是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他年青，需要鼓励，需要支持，但鼓励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东西应采取什么方法呢?我们不是把它孤立起来，而是鼓励它和其他文艺竞赛，如你说你的新歌剧好，人家的旧剧封建，就要和人家竞赛，你说你的歌唱的比大鼓好，也要和人家竞赛。要去群众面前竞赛，考验，而不是要加以禁止、限制。这是一条原则。自由竞赛就是在群众面前竞赛、考验，艺术不能专制。为什么戏剧有那么多的人民性，因为戏剧是民间创作的。是给老百姓看的，就不能不按照老百姓的爱好创作。封建统治可以利用戏剧进行宣传，控制宣传工具，但他不能强迫群众的爱好，他也不敢宣传压迫人的人好，还是要宣传讲义气、正直的人好。艺术的特点就是它是社会的现象和产物，如果不注意这点，认为用温室的办法可以把它培养起来这是错误的。 　　在和各种非社会主义文艺竞争、比赛时，党要帮助他们在竞争、比赛时打胜仗。同时，就是在社会主义文艺内部也一样，自由竞争可以鼓励文艺个性、风格、题材多方面的发展。如果限制的太厉害，只讲地方戏或只讲新歌剧都是有害的。但特别注意支持一种进步的，接近或就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是可以的。 　　艺术和人的个性是有关系的，艺术有各种特点。每个人写文章时，如果真正是创作的话，都有特点。个性，正是通过其特点，反映生活，不是公式主义，不是八股。小资产阶级的个性当然不好，但从艺术角度上观察，其特长应予以充分发挥。他喜欢这种形式、风格，就让它充分发挥。 　　还有一个问题是鼓励创作必须发展文艺批评，鼓励自由竞赛，鼓励文艺批评。第二次文代会上批评了某些批评，说他们的批评没有起鼓励作用，而参加文代会被批评的人则感觉在文代会上没有受到鼓励，反而受到了批评。在文代会后一个时期，批评是不够的。应讲清楚，要发展文艺、发展创作一定要发展批评，假如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动力，那末对创作来讲，是更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开展批评。现在文艺工作的主要缺点就是批评少。文艺批评是党实现文艺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党领导文艺不能依靠指示办事，主要应靠文艺批评。文艺斗争的主要方法，第一是创造上的自由竞赛，第二就是批评上的自由讨论。这才是正常的发展道路，不是采取行政方法，说这个戏要演多少天，那个就不能演，只有对反动的戏剧才能使用禁止办法，落后的戏就不好禁止(当然对落后的太厉害的戏也可以禁止)，如锣鼓打的响就不好禁止，你说让它打的小一点，他们就说：你不愿意听就不用来听，锣鼓就是打的这么响，庸俗化的不好禁止，迎合落后的观众的也不好禁止，唯一的武器就是批评，或用更好的戏把他的群众抢过来。批评是有利于创作的，不是打击，有些同志写的批评不好，是因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掌握正确的批评，常凭个人感情、爱好来写批评，这样批评是有害处的。我们的批评应该是正确地集中表达党和群众对文艺创作的意见，是党和群众的喉舌。现在许多人不了解这一点，不是个人的批评。爱好那种作品就宣传那种作品好，不爱好那种作品就给予批评，而不管党喜爱哪些东西，群众喜爱哪些东西。党不领导，他就不知道党的意见和党的政策是什么，我们的批评一定要有利于发展创作，不是打击。首先要看到主要的方面是好的就要肯定，对个别缺点要帮助改进，而不是首先看到个别的缺点。如苏联肖洛霍夫所著《静静的顿河》虽有严重错误，但因他基本上是好的，对人民有益，所以斯大林说这本书是好的。批评一定要有利于团结。对反动的文艺家当然要打击。批评如果只限于个人的爱好，狭隘圈子的爱好，这种批评是不利于团结的，不对的。苏联一些办刊物的同志经常见面，形成了一种爱好，互相吹嘘，刊物、机关都成了吹嘘的地方，苏联对这种情形进行了批评。如果总的方面是按照党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办事，然后再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这里面有个政策问题。我们的爱好能够统一吗?形式上的爱好可以允许不统一的，你可以喜欢川剧，我可以喜欢山西梆子，一定要强迫喜欢这种或那种是不可能的。不同爱好是被允许的，但不能因为你是宣传部长、文化部长，你喜欢京剧就提倡京剧，不喜欢京剧就打击京剧，应根据政策、根据群众需要办事。批评能代表党的意见，群众的意见，就一定能够有利于团结，如果不这样，一定对团结没好处。 　　对党外作家、文艺家不能采取关门的态度。是否对党外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要求标准低一些呢?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无论批评党内、党外的作家都是这个标准。不能在批评党外作家时就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站到普通民主主义的立场。但在批评、对待他们时，是否和对党内的一样呢?不应该一样。不但对党外、党内作家不能一样，就是对年老的和年青的作家也不应一样。立场的一致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要统一。对党外作家的批评有一个政策、策略问题，就是不能排斥他们，使他们望而生畏，应使他们更加靠近社会主义。如果一个党外作家单纯歌颂共产党、毛主席怎样好，尽管这作品是肤浅的，不深刻的，但如果他过去不歌颂我们，现在歌颂了，我们首先批评他肤浅呢?还是首先欢迎他呢?我们应该首先欢迎他。因为他原来是不歌颂、不写你们的，可是现在歌颂、写你们了，这就好。共产党作家不应是旁观者，而应表示新的、真实的情感，如果党外作家不是这样表示，而是从他的观点、立场看问题，只要真实我们就欢迎他。如巴金曾写过一篇通讯说在志愿军部队做客怎样好，他虽然不是用我们的正面真实的情感写的，但他没有歪曲真实思想情感，描写如何被志愿军所感动，这对革命有利，我们就不能批评他说这是旁观的。这是党对党外作家的一个政策问题。标准、立场是一个，但在这个标准、立场上我们要团结他们，使他们的作品中的社会主义更多而不是减少。不使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可怕，而是给以可能和方便使他们慢慢走到社会主义。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给他们以勇气。这样文艺队伍才能扩大。第一次、第二次文代会有这种情形，不仅分党内、党外，就是在党内还要区分老区、新区，老区的就正确，新区的就难得正确，这是人为的界线。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长处，大家都是在一条道路上。我们要掌握正确的批评政策，才有利于创作、团结，把文艺队伍搞的很大，而不是分作很多小集团、小宗派。党外作家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必须做好这个工作。 　　批评应当与鼓励相结合，对任何缺点的批评都应当含有鼓励的成分，鼓励他改进缺点，而不是把缺点收集起来做判决，说他不行。应当首先说他好，然后把缺点找出来，帮助他改进。苏联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写得很坏，受到批评，但改了以后就受欢迎。《青年近卫军》也有严重缺点，受到批评，改进后受到欢迎。苏联的一位音乐家，犯了严重错误，但改了以后获得斯大林奖金。这就给人一种信心，在改进以后还可以受到人民和国家的鼓励，以至于奖励。所以批评一定要和鼓励相结合，这是人民的艺术，要爱护它。我们过去采用的戏剧会演、评奖都是发展文艺创作的方法，鼓励、奖励的方法，是很好的，应当继续采用这方法。前年的戏剧会演，去年的民间歌舞会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比发个指示、作个决定效果大的多。 　　第四，要爱护、培养、提高文艺创作人才。发展创作要有人才，包括作家、演员、导演等，不要认为写文章才是创作，导演、演员都有创作，有的演员演得好，有的演员演得不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有创作，一个没有创作。文艺干部水平不够是个严重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原来的旧艺人政治水平、思想水平也不高，还有些是革命队伍培养的新文艺工作者，相当大的部分是文工团毕业的，好处就是受过锻炼，但不是科班出身，演的很好、唱的很好的有几个，他们只是宣传员。迫切需要在政治上、业务上提高他们。这次来了许多苏联导演、画家、舞蹈家、音乐家，很解决问题。办了个导演训练班，来考的都是文工团比较好的团长、副团长、导演、副导演。结果五、六十人只有二十三人及格，这不仅对他们是个刺激，对我们也是个刺激，有很多人政治不及格。过去没有抓紧教育他们，连总路线都考坏了，问现在国家资本主义怎样，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国家资本主义怎样?有个副导演回答说不知道。他不但没看报，恐怕四中全会决议也没看，这问题很严重。考业务不行，考政治也不行。在业务上苏联专家给他们做了三条鉴定，其中主要的两条是，第一他们太不学习了，第二是满口政治术语。讲话只是讲政治术语，具体的一概不知，问他看过什么书，演过什么戏，他就讲文艺座谈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专家不满意。我们解释说，过去都是文工团的，在战争环境里没有机会读书。苏联专家尖锐的说，现在解放几年了?这五年并没有打仗啊!过去我们没有重视和领导他们读书，这次整了一下，现在大家天天看书。只要我们要他读书，他们就很努力。以前我们天天开会，讲些政治术语，是不能把戏演好的，我们要学习政治，还要学习业务。我们提出一些办法来提高业务，这是最迫切需要的。 　　作家应继续深入生活，有同志讲要建立生活根据地，这句话很好。现在已有很多作家到工厂、农村中去，但还要继续深入。 　　加强艺术实践。过去天天学习、看报、开讨论会，就是不演戏。周总理曾批评过多少次。苏联天天演戏。我们有的演员两年不演戏，这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演戏的长期不演，唱歌的长期不唱，写作的长期不动笔，这种情况要改变。要注意艺术实践、加强艺术实践。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各地要培养地方作家。现在有很多作家是业余的，要注意关心、培养他们。以市为单位，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还有三年)每年培养一个作家，共培养出三个来，不知是否可以。培养作家当然是困难的，有的甚至培养不成。作家要地方化。北京、上海应有许多作家，但作家都集中在北京、上海这是错误的办法。就是中央的作家，也应在地方上有根据地。苏联有许多作家都是地方的。如《金星英雄》的作者巴巴耶夫斯基；《收获》的作者尼古拉耶娃都是地方作者，肖洛霍夫是全世界的作家，他一次也没有离开过顿河。又如中国柳青就是一直在西北。有许多作家同志有这种长期打算，有的同志准备长期在鞍山呆下去，李季准备在玉门油矿呆下去，这种办法很好。发现作家的最有希望的，最可靠的来源有二：一是部队，二是地方。老作家很重要，但数量有限，对新生活不如年青的熟悉，所以我们将来的希望应放在地方和部队作家身上。 　　对少数民族文艺人才如跳舞、唱歌等要采取办法，加以培养。 　　艺术人才要注意去发现。艺术人才的培养不象普通教育，小学、中学、大学这样上来的。目前全国新文艺干部只有两千人，数量很少，将来要大力发现。苏联考取戏剧学校学生时，导演亲自去看哪个有天才，一年只招几十个。艺术方面要有特殊条件，唱歌一要嗓子好。演戏的也要有天才，有的演戏的让他看书就头痛，让他演戏就热的很快。戏剧中有梅兰芳、常香玉，有好的名声，这里是否有个人崇拜?对个人不能宣传的太厉害了，但要去发现。要改革戏剧没有演员参加是不行的，党委制要有书记，演员也要有出色的演员和演员领袖。 　　现在，我们对演员的健康保护很差，嗓子喊哑了，就换一个，总是这样，一个也培养不出来。我们一定要对戏剧干部加以爱护，对他们加以特殊照顾，把他们做为文艺战线的重要力量。现在文艺界戏剧人员有十万人以上，新文艺干部两千多，专业干部一千多。必须把他们当作国家重要文艺力量，改造、提高他们。去年，中央对文化部报告批示中说，应注意在戏剧界中发展党、团员。使他们成为戏剧改革中的骨干。袁雪芬、张云溪现在已成为党员了。戏剧改革从外边改革是不行的，要靠他们自己，靠那些主要演员，所以在里面发展党、团员是很有意义的。 　　第五，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此问题在下面讲)。 　　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工作 　　开展群众的文化工作，首先是面向工矿，其次是面向农村。满足工矿，满足农村群众的迫切需要。艺术创作出来，不是为艺术家自己去看，而是为了输送到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所以要依靠群众进行创作。开展群众文艺工作，满足群众需要是很大问题。如何开展群众文艺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把新文艺产品通过国家掌握的机构——电影院、放映队、剧场、剧团、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报馆等和群众见面。怎样把这些工具利用起来，各地文化局是管这些事情的，它除了管发展创作以外，也要把这些机构管好，充分地、正确地利用起来。现在就没有充分、正确地利用。有些国营剧场有单纯商业观点，马连良演戏卖座，他们就欢迎，两方面分红，而我们剧团自己去演戏就要很高租金，让你演不成。这是把戏剧当作商业资本，并且为马连良个人捧场(当然我不是反对马连良，他也是个优秀的艺人)。我们要歌舞、要国营剧场为的是宣传社会主义、宣传新文化，而不是为了赚钱。 　　把文艺作品输送到群众中去，首先要搞好电影放映队工作。我们要积极发展电影放映队，希望宣传部门注意。全国电影放映队，部队有一千多个，政府、工会系统是二千二百八十八个。每年群众七亿人次，电影是最强大的工具，希望各地大力发展它。五年之内要发展到八千多个单位，希望大家努力。现在平均一个放映单位有十几万群众。苏联平均是四千多，捷克平均是三千多，波兰是一万一千多。就是我们到一九五七年，放映队发展到八千多个，平均也是七万多人。放映队要搞好：第一、现在要初步固定放映队伍。第二、改善放映节目。不演不适合人民需要的片子。特别是改进农村放映的片子。苏联片子，农民看不懂，镇反时放映《丹娘》，农民认为是反革命，还鼓掌。第三、解释影片工作要做好，军队在这方面就做的好。他们放片子时都用扩大器作解释，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第四、我们要培养，提高放映队人员的政治、业务水平。过去在放映一个片子当中要断掉好几回，部队同志反映：这等于看话剧，三幕九场。中央电影局在这方面正在改进。 　　其次，国营剧团必须经常到农村中、工矿中演出，歌剧去年演了三万场。但我们只依靠国营剧团不行，还要依靠民间的剧团。我们现在已将“私营剧团”改称“民间职业剧团”了(这个指示一两天内即可发出)。这是因为这些剧团中已没有了剥削、老板，是艺人自己合作经营，以此为职业来维持生活的，我们要很好的把他们利用起来。现在国营剧团仅有一百四十八个，而民间职业剧团有一千六百五十一个，估计人数在十万人以上，国营剧团与民间职业剧团是十与一之比。“民间职业剧团”不是资本主义，我们对民间职业剧团不必采取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他们，主要是提高他们的思想业务水平，从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他们成为国家重要的宣传工具。他们也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领导。对这个问题很快要有个指示，希望各地注意。更希望各地注意对这种剧团的领导，并加以保护。 　　再次，要搞好文化馆、流动图书馆、文化挑……的工作。我们的文艺作品，就是要通过以上这些工具，把它们输送到群众中去。 　　另外一方面，要正确的指导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业余的、文化的艺术活动。现在许多机关中有业余剧团。业余剧团数目很大，每个省有七、八千，估计全国有八万到十万个，所以我们必须加以领导和指导。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就是方针问题，有许多地方不大重视这个问题。最近我们和全总联合起草了一个《加强工矿企业群众文化工作的指示》，党已通过了，宣传部、文委审查后就可以发表了。工矿、农村的业余文化活动应是工人、农民进行自我教育的工具，应保证思想指导的正确性，保证娱乐应有的健康性，并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它是一种文化娱乐，又是一种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业余剧团文艺活动的内容应该有助于提高人民，扩大人民的眼界。不要都自己来写，也不要只写当地的真人真事或简单的表现生产过程，要写好的戏，叫他们感到愉快。不要老是机器，开会时是机器，休息看戏还是机器，这样结合生产是狭隘的。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应该知道全国人民、军队的情况，享受最好的文化艺术生活。但要搞好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动员文学家、艺术家搞好的材料供给他们，再一个是训练工农文化活动骨干分子，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按照苏联经验成立一个专门管群众业余艺术活动的机构。它的任务是搞材料；训练干部；收集整理民间艺术。 　　加强党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 　　群众文化活动党不领导，就搞不好，所以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几年来党和宣传部对文艺工作给了很大重视和关怀，参加会的同志要求我多讲些就是证明。重要性不多讲了，例如党委书记陶铸同志讲文艺工作，效果很好。党委书记讲文艺工作重要，只要讲一次也好，就会起很大作用。现在问题就是宣传部要把文艺工作抓起来，放到工作日程上来。党委对宣传部注意不够，宣传部对文艺注意也不够，当然中央宣传部还是重视的。有的地方党委是重视的，有的地方党委就不大重视。如果都注意，工作没作好就是我的过错。希望各地领导起来管起来，“灵魂工程师”的灵魂要好，作家要有社会主义的灵魂，如果不管“灵魂工程师”，他们就要乱搞了。那么领导什么呢?一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具体的搞。党委的领导就是监督其思想内容，进行方针政策的领导，演了戏，编了歌子，发表了文章，宣传部长一定要去看看，有的党委在那呆了两年，可是连地方戏都没看过。这情况不好，就是看一次也好，看看他到底是什么味道。宣传部长注意一下，副部长就好做，党委注意一下，宣传部长就好做，宣传部管文艺就等于党委管宣传部一样，要抓思想不要抓别的工作。方针、政策中央规定了，各地要保证执行。看看作品哪个好，哪个坏，有什么倾向，毛病，组织批评，介绍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戏剧改革的政策、创作的政策、批评的政策，把它纠正起来。 　　其次，是管文艺干部。监督、挑选文艺干部，发现人才，培养和提高他们。这两件工作不算多，是可以管起来的。 　　怎样管法呢?文艺有特殊性。有的人看了文艺头痛，觉得文艺家彆彆扭扭，怪里怪气。现在文艺工作者不是过去那样，已经有了进步，“士隔三日，要刮目相看”，我代表他们讲话，他们是愿意和希望党领导的。文艺干部也有很大改变。经过文艺座谈会，文艺整风后大不同了，他们愿意努力，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希望党的领导。 　　任何科学都有其特殊规律，文艺也有它的特殊规律。斯大林讲，灵魂工程师主要是培养人民优良的道德品质。这是可以了解的，不是很困难的。有的人要求文艺与报纸上的新闻一样，这是不合理的。天津演《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总路线一来，就停排了，有人认为演这个剧本不能配合当地总路线的宣传，这种要求是不适当的。又有人认为《妇女代表》把农村写的太落后了，不符合工农联盟，这种要求也是不适当的。评论艺术的好坏是看他是不是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是不是对人民有教育意义，艺术的真实和报纸的真实是不一样的。只要是反映了新生活的矛盾和斗争的文艺，反映了新东西的文艺都是好的，不一定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而且必须不一样。艺术是艺术，他是允许夸大的。斯大林“宣誓”，是在露天宣的，实际上是在屋子里宣的，但我们不能说这是造谣吧，不符合事实吧!如果在露天宣誓就能更好地代表它的时代意义，斯大林同志的话代表了千百万群众的意志，因此，他要在群众中宣誓，如果安排在房间里宣誓就不能代表其时代意义了，《攻克柏林》中，斯大林坐飞机到了柏林，并且是没有保卫人员就下了飞机，还和安德列也夫握了手。实际上，斯大林并没有到过柏林，这不过表现了群众的一种情绪和希望。周总理说，他在苏联时，在一次会议上看到了安德列也夫，他问斯大林，是否可以到斯大林桌前去，斯大林说可以，并对他说：我们在柏林早见过面了。斯大林也没有讲这是造谣。艺术是想象、形象，它是允许某些情节改变的。这就是它的特点之一。 　　一方面，党宣传部长要经常去看戏，去接触它，就可以了解文艺的特点，对文艺工作加以指导，另一方面，要反对文艺干部强调文艺的特殊性，不受党的监督，把它看作与其他工作无关，把文艺当作独立王国，甚至拒抗宣传党的政策。我们一定要和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做斗争。文艺干部中还有分散主义，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应向中央请示报告，而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闹分散主义、独立性是很容易的，党委、宣传部应加以注意。文艺创作的领导者要通过很多的社会活动方式，社会方式就是利用社会的活动，如批评、竞赛、舆论、奖励等，不是通过行政方式。这是领导文艺最有效的方法。反对禁止，禁止一种作品，不如在报纸上写批评。 　　党通过政府领导全国文艺生活，党从思想上、政策上、方针上给予政府文化部门工作的监督和指示，文联是文艺生产的合作社，任务就是组织自己干部搞创作和学习，党则通过这个文艺团体进行文艺工作。党、政府、文艺团体要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文艺以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而努力。为着社会主义建设，文艺工作不应落在后面，而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努力，使文艺工作与国家建设事业相适应，与人民的需要相适应。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周扬文集 第二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