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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横扫千军如卷席

盛夏

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 　　周扬首当其冲即被打倒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扬的社会身份有三种：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领导人；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理论家。前两种都有一种执政党代言人的身份。 　　一、“文革”爆发，周扬即被打倒 　　1965年，毛泽东召见了周扬。这一次，也是周扬与他所衷心崇拜的伟人最后一次会面。谈话中，毛泽东针对他“政治上不开展”，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和文化界的老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能再温情了。”周扬却没有预感到，一场文艺界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文化大革命”爆发，周扬即被打倒。当时，报刊上到处可看见“批倒批臭周扬”的大批判文章。林彪、“四人帮”一伙给他扣上的罪名五花八门，主要是：“17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奴隶总管”，中宣部“阎王殿”的“二阎王”，“四条汉子”之一，“反对鲁迅”，“招降纳叛”，等等。一夜之间，周扬从领导当代思想解放运动者变成了阶下囚。但他相信毛主席是信任他、了解他的。1967年1月，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发表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对周扬进行了大肆诬蔑和攻击，前后卷入“周扬一案”的共有八十多人，周扬从此失去长达9年多的人身自由，1949年以后周扬一直处于高层文化领导的位置，执行过许多“左”的政策，宣传过许多“左”的理论，这当然是他个人的责任。考察其文学思想发展轨迹，这些“左”的错误对他来说也有顺理成章的必然性。但周扬不是没有自己隐衷的，如果翻读一下“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编的“黑话录”之类，其中透露周扬许多未正式发表的言论，对他所宣传过的“左”的思潮理论就有过一些尖锐的批评。这些材料也许不足征信，但作为一种参考，多少也可以透视周扬某些矛盾心态。这种复杂的心态，值得周扬研究的学者去认真探究。不过这里要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周扬被江青等“四人帮”当做所谓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本来“左”的倾向却遭到更“左”的倾向的批判，这就完全走向了反面，直到1975年3月17日毛泽东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1978年，周扬才从秦城监狱出来。 　　二、周扬被推上祭坛 　　“文革”初在批判周扬时，称周扬为“反革命两丽派”，对“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始了实质性的清算，“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的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① 　　由此可见，对周扬的清算式的批判，确实是一次非常重大的行动。这不仅仅是因为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高，更主要的是，这一行动标志着对“30年代文艺传统”的否定，以及对“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全面出击。自“5·16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解散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撤销其办事机构起，周扬便失去了他在文艺界的地位，政治上也随即陷入深渊。也未经任何的法律程序，他便被投入监狱达近10年之久。 　　“文革”中在批判周扬时，称其为“党阀兼学阀”。周扬在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方面是一个坚定的“从属论”者；而在文艺美学上，他说：“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因此，在建国以后，周扬以一个党的文艺政策执行者的身份不断地在“文艺从属政治”的前提下组织和开展各种批判，表现上不可谓不左；同时，他又以一个文艺理论家的身份试图对《讲话》作局部性的美学修正。对于那些在建国以后由周扬主持或参与的思想、文艺批判运动中受伤害的人而言，周扬是应当负有责任的。1978年复出之后，周扬也确实多次表达了悔悟之意，多数人也最终原谅了他。但是，历史的意义只能存于当下生活，对于深受极左思想作风影响的周扬的行为的批判性反思却是必要的，因为这关系到对当代文艺思潮史方面的研究。 　　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周扬被批为“反革命两面派”，那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第一部分就将周扬定性为“反革命两面派”；第二部分“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历数周扬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1954年到1955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开展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1957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中，其“反革命两面派”的具体行径；第三部分“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列举周扬1958年到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一系列“修正主义”言行，重点是揭批“周扬疯狂地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第四部分“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归纳出1962年以来周扬“利用职权，依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窃踞重要职务的反党野心家的支持，压制左派的反击，力图再一次使用两面派伎俩，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的过程中对人民犯下的12大罪状。在最后的一个部分说：“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另一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是周扬。“周扬的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在这条黑线内，除周扬外，还有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生、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说这些人相互间尽管也争吵和排斥，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在针对周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时，先是指责其“自封”，后是轻狂地说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呢？”“文革”中在全面清算周扬，所以文章批判点密集，涉及广泛，同时也有相对集中的地方，例如文艺方面，即“修正主义”文艺批判。 　　周扬自1930年代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进入文艺理论界，历经近20年的时间，到建国前，他的文艺理论家的名声已经是响亮的。20世纪30年代的周扬，侧重在对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是俄国现实主义理论的译介和参与有关论战，期间，结合中国的创作实践，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多有贡献；20世纪40年代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包括对《讲话》的阐释，从而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文革”中对周扬的文艺理论家身份提出的质疑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何评价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关系到对中国左翼文学、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以及发生在当代文艺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部分文艺论争。我们不能简单地抹杀周扬的文艺理论家身份，否认其有文艺理论建树。 　　迄今为止，对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整体性研究是不够的，即使是部分的、专题性的研究也不是很多。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就现实主义的阶段性发展过程中作出的随机性研究；夏中义的《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就俄国现实主义在周扬的译介并阐释下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的专题性研究；张德祥的《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就周扬某些篇章的理论定位研究；包忠文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把周扬定位为一种“现象”，从而对其文艺思想和理论活动加以评析；以及李慈健、田锐生、宋伟的《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对周扬的分阶段评述确有可观处。这些研究者的观点值得周扬研究者关注。 　　三、“文革”后复出，反思过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粉碎“四人帮”不久，周扬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周扬坚持思想解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思过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倡导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传统，在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的道路上，周扬努力地做着拨乱反正、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努力地工作。 　　十年内乱，九载囚徒，经历大苦难磨炼与精神炼狱洗礼的周扬，理论思维豁然开朗，他对文学理论批评的思索也产生了一个大跨度的飞跃。“文革”后复出的周扬，理论激情不减当年。所不同的是，周扬不再担当文艺政策的制定者与代言人，他开始比较超越地真正独立思考地研究和提出一些尖锐而又富于现实性的理论课题。他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站到新的历史高度去反思历史，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这种理论姿态又往往比纯粹的理论研究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复出后很短的时间内，周扬就又挺身于时代潮流的前列，在事实上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名积极的号手。 　　这段时期，周扬先后在《人民日报》、《瞭望》、《解放日报》、《文艺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重要文章或讲话，具体涉及的内容包括思想、文化、文艺等各个方面。主要有《在斗争中学习》、《关于外国文学的研究问题》、《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哲学社会科举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等。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说：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现在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重新清醒地正视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教条而造成蒙昧主义的状况，也正视了“文革”后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的为现代迷信所支配的新蒙昧主义。他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僵化，这对促进当时思想解放运动无疑是一大推动。周扬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以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论证准确剖析“左”倾蒙昧主义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原因，特别是他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与延安整风并列，这种“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模式正是被当时人们、特别是文艺理论界所充分理解与接受的。 　　1983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论文直接论及了一些与文学理论相关的问题，例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周扬这篇论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不相信终极，而是一种发展的学说，要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克服和纠正自身的缺点与错误。这个观点的重申是为了打破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的状况。由此出发，周扬提出要重视认识论问题。认为中国革命的一大弱点是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表现在思想界，则是轻视和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因而在认识论方面出了偏差。把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忽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也形成了急功近利的不良学风。这些反思无疑渗透着对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反思与总结，周扬都将其上升到哲学理论的历史批判高度去重新认识。 　　在关于认识论问题上，周扬重新大胆起用了康德和黑格尔的三个范畴，即感性、知性和理性，认为可以考虑用这三个范畴去代替多年来理论界已习惯使用的感性与理性两范畴。周扬意识到人们几乎长期公认的这个观念：一旦形成概念判断即可以理性把握事物本质，其实是一种误解，原因就在于摒弃了知性这一概念。周扬指出，长期以来，人们由于摒弃了知性这一概念，常使之与理性概念混淆，结果知性的分析方法就往往被视为正确的方法而通行无阻，以致成为简单化、概念化的思想根源之一。周扬这种思考也许还值得哲学家们去做更深入的探讨，然而他提出问题的思维角度已经足以给文学理论批评界以某种启发。然而周扬这篇论文所论及的与文学理论批评最密切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其中又牵涉到“异化”的问题。周扬重新肯定了“异化”是辩证的概念，并认为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有过详细论述，后来把“异化”的思路贯彻到剩余价值学说中。周扬重提的“异化”理论，是导向人道主义的入口。周扬指出，马克思主义讲的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他认为必须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中，去理解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周扬充分肯定了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思潮的进步历史作用，虽然他也力图区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以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本质区别，然而他更为强调的是两者的思想承续关系。周扬显然意识到了几十年来一直把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当做反动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来批判，是有很大片面性的，甚至是错误的。他坦诚地承认自己过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周扬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含义的解说，为文学理论批评界探讨解决这一长期困扰并且争论不休的命题提供了大胆的思路。这就是19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批评界出现活跃的空气，有越来越多批评家热烈地探讨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与人性等问题的由来。 　　周扬不顾晚年的疾病的折磨，仍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心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1989年7月31日，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摧残、积劳成疾的周扬在北京病逝，终年81岁。 　　周扬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他的一生可谓风云激荡、大起大落。人们不管是谈到“左联”时期反文化“围剿”运动，还是谈到抗战文学运动和解放区群众文化运动的兴起，抑或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程，都不能不提到周扬的名字；不能不记起他作为一位理论家、批评家、美学家、翻译家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他为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是值得我们研究的。② 　　四、周扬的理论建树与贡献 　　不可否认，周扬在文艺理论界的地位，与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特别是建国以后成为党在文化方面的代言人有关系，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客观地讲，周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有如下十个方面的建树与贡献。 　　第一，1932年他加入“关于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讨论，在批判胡秋原、苏汶的“文艺自由论”与“第三种文学”论时，提出“文艺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定形式”的观点，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党派性，坚持认为“文艺……都是煽动和宣传”，“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1946年他在总结“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是一个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运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可以看做是文学革命的两篇正式宣言，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最初文献。他们反对了旧文学，提倡了白话，主张了文学须‘言之有物’，须‘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揭橥了‘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口号。文学应为人生，表现人生，改良人生，这种思想已成为当时新文艺界的共同信念。所以，‘五四’初期的作者没有一个以文学为闲书，而都把它当做改革社会的工具。‘五四’初期作品的主要价值也就在这里；它们的鲜明思想色彩，它们的启蒙教育作用，正符合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特别是反封建的文化斗争的需要。”历经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周扬，敏锐地把文学与政治的联结立足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特别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的现实需要上，从而赋予了这一命题一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第二，1933年11月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汇入并最终左右我国现实主义思潮，从而推动现实主义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提倡“写真实”，并以从历史发展趋向中“真实地描写丰富与复杂的生活”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更可贵的是，他还认真地从哲学的层次剖析批判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形而上学机械论实质，指出其决定性的错误是“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关系看成是直线的、单纯的。换句话说，就是把创作方法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从而打响了从理论上清算“拉普”在我国消极影响的头炮。 　　第三，也是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一文中，他介绍了恩格斯关于典型的论述，并强调典型从本质上反映社会动向和历史趋势。在后来与胡风就典型问题展开论争的过程中，又先后写了《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等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个性对于典型构成的重要性以及个性与共性的矛盾统一关系。通过论争，与胡风的观点一同在深入中接近，最终形成“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的经典性论述，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激发了人们对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兴趣，其影响远及今天。 　　第四，在重估浪漫主义价值，并把浪漫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的过程中，他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除《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一文，他还先后写了《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现实的与浪漫的》和《高尔基的浪漫主义》等文章，提倡“积极的战斗性质的浪漫主义”。周扬认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本质上并不矛盾，在现实主义所要表现的真实生活里，浪漫主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要素。他因此推断，浪漫主义可以成为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正当的、必要的要素”。周扬从果戈理、海涅、席勒那儿看到了这两种取向的完美结合，为此后不遗余力地推广毛泽东的“两结合”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五，1938年写作《略谈爱国主义》一文，强调作家下乡入伍，掌握生活材料的重要性，反对“单单凭据几篇政治论文，剪接新闻上的一些消息，就写成抗战主题的作品”的做法，为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风气做了贡献。 　　第六，1938年加入“暴露与讽刺”的论争。他在肯定“暴露与讽刺”的必要性的同时，指出，在暴露黑暗时，作家必须有“对于日渐增长的民族抗敌力量的透视”，才能避免“流于民族的悲观”，避免“无意中把这不健康的气氛传染给读者”。认为无论是歌颂抗战中的先进事物和光明面，还是暴露讽刺抗战中的落后事物与黑暗面，都可以反映抗战的本质，都可能有利于抗战，关键在于如何从抗战必胜这一历史趋势中去显现黑暗事物衰败的社会本质，并以典型化的方法揭示出来。这比那些单纯主张暴露与讽刺有更高的现实主义要求，对当时的创作是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的。 　　第七，1944年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并写作长篇序言，第一次全方位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突出《讲话》“文艺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心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标志着周扬由一个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家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家。 　　第八，建国后，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中审视周扬文艺思想，他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的特殊贡献。在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过程中，他始终关注文艺思想与文艺创作，长于理论思维，对文艺发展的思考也总是宏观的思考。及时而敏锐地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和提出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周扬的概括和总结的才能令人叹服。 　　第九，建国后，周扬提出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这一“英雄论”的提出，也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第十，建国后，周扬更加致力于现实主义理论的阐释与发展。周扬的文艺理论直接地、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把文艺与政治结合创造新文艺的历程。客观公正地说，周扬、胡风、冯雪峰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这是共同的，不同的是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不同。周扬不但注意跟毛泽东《讲话》提法相衔接，并且试图发展，胡风、冯雪峰毕竟提出了自己的文艺观点和主张。周扬本是个二元的人物，虽然做了革命家，本色仍是文化人、理论家。 　　以上十个方面，是建国前后的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五、突破禁区：探讨人性、人道主义 　　历史地说，建国以来，曾多次讨论过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但都为简单化的政治批判所打断。“文革”十年，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更成为禁区。新时期以来，随着解放思想、突破禁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重又成为探讨的热点。 　　关于人性。首先是关于人性的概念，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有主张人性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的，有主张人性即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中），有主张人性即社会性的，还有主张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其次是关于共同人性。讨论中尽管仍有人坚持在阶级社会中并没有共同人性的观点，但多数人是承认有共同人性的，这种共同人性就是指“人人相通的东西”；有人还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话，来论证马克思是承认有共同人性的，因此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性的提法是不对的，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的提法也是片面的。 　　关于人道主义。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人道主义，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一种思想和文化运动。广义的人道主义，是泛指一般主张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人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等思想观点。有人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主张以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有人则认为很难说人道主义是一种严整的世界观，而只能说它代表着对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和前途的一种看法和思想倾向，是一种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人道主义的争论比较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的关系，二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无异化现象。 　　关于第一个问题，周扬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尖锐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做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尖锐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但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人道主义（最高层次的人道主义）是不是对呢？很多人认为不对，“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在人道主义中，或是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人道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研究人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含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一，如果缺少了这个内容，那么它就可能走向反面，变成目中无人的冷冰冰的僵死教条，甚至可能会成为统治人的一种新的异化形式。”胡乔木提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根本不能互相混合、互相纳入、互相包括或互相归结。完全归结不能，部分归结也不能。”同时提出了一种被称之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认为它同作为伦理原则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存在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王若水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种只承认伦理道德领域内存在“批判继承”关系，而无视世界观、历史观上的批判继承关系的观点，表现出一种主观随意性。因为人道主义并不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不仅在反对封建主义而且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都起过进步作用。“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了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名词表明它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的继承关系；‘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革命的，等等）这个定语表明它和其他人道主义的区别。” 　　关于第二个问题，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周扬认为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现象。“‘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心主义可以用它，唯物主义也可以用它。……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胡乔术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对异化概念，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作为理论和方法，另一种是把异化作为表述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些特定现象（包括某些规律性现象）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拒绝前一种异化概念，而只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且把它严格限制在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不赞成把异化概念作为基本规律、范畴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某些消极现象。 　　关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直接涉及对新时期文学的总体估价，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地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基本线索，就是整个新时期文学都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的。”并且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与‘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冲突将是本世纪文学领域中最基本的文化撞击。这种撞击也许要延伸到下一个世纪”。对这种意见，既有赞成，并做了进一步补充和发挥的；也有不赞成的；还有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又指出其不足的。不赞成者认为，人道主义的深化至多只能是新时期文学行进的历史河床中的一条重要脉流，而并非是主流。新时期文学所蕴涵的一种历史精神、民族精神和现代精神，这是难以用人道主义来概括的。还有的认为，人道主义是19世纪的思想武器，面临20世纪所遇到的问题，它毕竟是软弱的；我们对人道主义的解释没有超出自由、平等、博爱的范围，体现不出时代特色和现代意识，还停留在19世纪。真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有专章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梳理。 　　六、周扬与胡乔木的论争 　　周扬和胡乔木两位都是中国文化界的大人物。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做讲演。此外，再召开一个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中宣部提名，由周扬作主要报告人，题目是有关马克思和文化的问题。周扬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王元化、顾骧、王若水三个写作助手，为了方便讨论问题和写作，周扬与助手住在天津迎宾馆。 　　对这篇长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起草的框架定为四个部分：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周扬认为，第四部分可以谈出些新意。根据他的意见，该部分突出讲“异化”问题，并列出以下更详细的写作提纲：“一、何谓‘异化’；二、马克思‘异化’论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异化’论的区别；三、克服一切形式异化，人的全面解放，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观形成的关键；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五、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的表现形态；六、社会主义社会‘异化’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根本不同；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存在克服‘异化’的条件；八、‘改革’是克服‘异化’之途。异化与改革挂上了钩，力图用异化理论对改革作论证的。”周扬确实“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些科学探索，力求在理论上有点新意。他说：‘多年以来，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战斗过来的。战斗中有很多错误，但总是战斗了，战斗的时间不短，整整半个世纪。所以写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对我有一种吸引力，也有一种责任感。我希望能够说一点意见，说一点多少有些新意的意见。……新意就是探索。’③” 　　1983年3月16日，周扬的长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周扬指出，在十七年，我们对人道主义和人性的研究，曾经走过一段弯路。所以今天有反思的必要。他强调说，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有详细的论述。后来，他把这个思想发展为剩余价值学说”。“那种认为马克思在后期抛弃了‘异化’概念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所以，对“异化”这个词，没必要“大惊小怪”。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这是因为，“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中，他没有单纯、孤立地谈异化，而是将改革开放看做是克服异化现象的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因此，他相信，“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批评周扬文章的长文公开发表，题目就叫《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他说：“我们的一些同志，一方面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当做一个极重要、极新颖的命题提出来宣传，另一方面又极力模糊以‘人’为出发点同以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这两种出发点之间的原则区别，试图把它们说成是差不多的东西。”他认为，借“文革”的个人崇拜而把“思想异化”、“政治异化”和“权力异化”的观点，存在着将“异化”现象普遍化和本质化的错误倾向。为此他推论道：“在谈论社会主义异化的文章中，有的实际上已经根据这个概念的逻辑，引出了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处处都在异化，说产生这些异化的根本原因不在别处，恰恰就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最后，他得出结论说，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这等于是对周扬文章的观点表露出权威性的态度和结论。 　　对这场在文艺界产生很大震动的争论，后来各方面反应不一。有人认为，从周、胡二人在文章中表述的主要观点看，他们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分歧”。但是，为什么却发展成一场事态严重的“对弈”，而且终于酿成了一场对周扬的批判，并使“人道主义”讨论以这一十分奇特的方式而告终结的呢？有人指出，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礼堂做完这篇长篇报告时，“会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还特意走到周扬面前说：“讲得很好！”报告送胡耀邦审阅，他没表示意见。“在一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胡乔木对发表周扬文章的《人民日报》严厉批评。胡乔木认为现在对意识形态的领导软弱，文化界情况一团糟。这一着收到了效果……当年10月，提出了“精神污染”问题。 　　这是否深刻地显示出了当时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真实状况？ 　　首先，两位“当事人”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时，都承认首先有一个很大的、重要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学说，所以，“前期”和“后期”是一种不断反思、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断裂和对立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主要观点和表述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只是，他们在认识问题、使用材料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个别地方文字上的口气和程度略有差异而已。但是，后来，为什么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道主义”讨论中的两种针锋相对，并且完全不同的“思想思潮”了呢？ 　　其次，胡乔木和周扬十七年分别为主管新闻、文化、文艺和科学的重要领导者，对组织和推动这些领域的工作起过积极作用，也犯过“左”的错误。“文革”中，他们先后受过迫害，所以，对1970年代末文化思想界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持支持态度，对历史有过深刻的反思。换言之，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后来，两人都是“共性”多于“个性”，对文化的意见是共同点多于差异性。所以，联系以上情况，并按照一般常理，在1980年代他们一起领导、影响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时，虽不能说是并肩战斗、完全一致，可也不至于最后走向对立和决裂的地步。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想到，1983年前后，“人道主义”大讨论的确令人鼓舞，叫人感奋，对推动1980年代文学的探索精神有巨大作用。但是，另一些至今没有直面探究的问题也值得注意。例如，虽说鼓励要“百花齐放”、“解放思想”，但“解放”得如果“过头”，却不令“百花齐放”的主张高兴；虽说什么都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拿出来自由争鸣，不能什么都与“政治问题”挂钩，但假如“自由”发展到没有“边界”的时候，那“学术问题”的“性质”也会悄悄起变化，等等。在1980年代，被浪漫主义精神氛围弄得多少有些飘飘然的人们，都没有看清楚“文学史”背后这些话语的缠绕，不能理解整体性、系统性中还会有“差异”和“分离”。倒是福柯老早就警告过人们：“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画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④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宣讲了批判周扬的重要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在他的文章发表后，又对周扬施加点抚慰。春节前的1月26日，胡乔木给周扬写了一封信，附上一首他的“小诗”。春节期间，我去周扬家里拜年，苏灵扬同志拿出一张录有这一首“小诗”的纸给我看。那一段时间去周扬住处的人都欣赏了这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拥抱着一对战士”当然是指胡乔木与周扬了；“逃出剑匣”的“你”呢？是“人道主义与异化论”？不得而知。⑤ 　　七、周扬的悲剧 　　建国后，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得到了政权的支持，手中的权力更大了，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对文艺理论研究的贡献。当然，也要看到建国后的周扬在具体的文艺运动中的某些失误行为。例如，关于“写真实”，本来，这是他努力为现实主义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直到1953年全国二次文代会上他还在高声提倡“写真实”。可是，在1957年开始的清算活动中，却把“写真实”当做了批判对象，这中间也许有隐情，但失去一个理论家应有的学术承担精神，如此，对失去了这种精神的理论家的身份提出质疑，也是有话可说的。当然，从“文革”中批判周扬的文章中，不仅仅能够看到一位坚定的“从属论”者对另一位同样坚定的“从属论”者施以批判时所付出的百分之百的忠诚。这种忠诚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一种生活真相。其实，对于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周扬的人生经历是有某种类型意义的。不能抽象地处世，即不能对现世保持一定的距离，则必定无法逃避现世权力意志的劫持。我们并不认为知识分子是圣洁的、伟大的，我们只强调知识分子的特性。周扬的悲剧，从现实的层面来说，他除了“文革”中被愤怒揭批的“两面派”生存之外，并无其他选择，因而他遭遇了时代注定的悲剧命运。然而，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的推进是不可否定的。⑥ 　　①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杂志1967年第一期。 　　②参考文献。《周扬文集》1984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扬序跋集》1985年9月，湖南人民出版社。 　　③《周扬文集》第五卷，第451—452页。 　　④程光炜；《“人道主义”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 　　⑤顾骧在《晚年周扬》中对此有详尽的纪实文字。 　　⑥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值得周扬研究的学者去深入认真探究。 　　 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