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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人物形象 多样的艺术手法——读中篇小说《在白森镇》

刘传辉

周文是鲁迅先生培养成长起来的优秀左翼青年作家。抗战爆发前，他出版过四个短篇集、一个中篇和一个长篇，而《在白森镇》是选入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篇卷的优秀之作。这不是偶然的，与小说新颖的题材、深刻的内容、成功的人物形象、多样的艺术手法是分不开的。 　　“一个忠实于现实的作者所应该遵守的一个创作上的铁则，就是：应该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①《在白森镇》和周文的许多短篇与长篇《烟苗季》一样，也是取材于他所熟悉的川康边境。无论是“边荒”的生活题材，还是小说通过某县的县长与分县长争夺刑事案件的斗争所反映的军阀官僚多而地盘小，将一县分割而治的黑暗现实，对于内地读者来说，都是很新奇而闻所未闻的。正如茅盾所指出的：“在中国这个最大最富庶也最黑暗的边省里，封建军阀——大的和小的，曾经怎样把广大的幅员割裂成碎片，而且在每一最小的行政单位(例如白森镇)的成为各派军阀暗斗的场所。”② 　　文学就是人学。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主要决定于人物形象是否成功。别林斯基指出：“如果在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里，没有形象和人物，没有性格，没有任何典型的东西，那么，不管里面叙述的一切是怎样忠实而精确地从自然中摹写下来的，读者还是找不到任何自然性，看不出任何观察入微并被巧妙地把握住的东西。”③周文也说：“艺术作品决不是‘故事的编排’，‘政治的杂音’，而应该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于是描写人物，创造典型这些问题特别被强调起来。”④《在白森镇》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抓住“人为主体”，塑造了刘县长、陈分县长和施服务员这三个主要人物形象。这三个成功的形象又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和思想内容。 　　刘县长是一个有着绅士风度，军阀作风、官僚习气的典型形象。他肥头大耳的脸上闪着油光，留着八字胡，穿着长袍马褂，屋里挂着观音像，桌子上摆着香炉，念着《严华经》，坐的是虎皮交椅，乘的是绿纱大轿，一派绅士气派。他当过王师长的心腹秘书，作了县长仍保留军阀的粗暴性格，只要听见重重的“呼出一声响痰”，就知道他“多半是要发脾气”。他不知道世界上有《民约论》、《人权宣言》，更不知道卢梭姓甚名谁，只笃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教条，说什么边荒的群众愚昧落后，“从来就不懂什么权不权，而且他们也觉得要维持地方治安，老虎凳这些是很需要的。”然而他又有封建官僚的贪婪和圆滑世故。他仗势有王师长作后台，在地方上或加派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或用刑事案件收受贿赂，或强迫富户非法买枪枝以饱私囊，或用酷刑拷打以榨取钱财。为同陈分县长争权夺利，他一手策划了深夜下乡打匪，导演了乡民告状的丑剧，妄图坐实分县长的“通匪”，又假施服务员之手将状纸转到军部，以达到“撤职查办”分县长的目的。军部的回电还未来，他将关押“犯官”的房子已准备好了。但是他心黑手毒有余而计谋不足，始终未能坐实陈分县长的“通匪”，铲除心腹之患。虽将“暂行兼代”的职务委过于施服务员，结果却带来了更大的祸患，说不定他自己会落到“撤职查办”的下场。 　　陈分县长是军阀统治下一个极其阴险狡猾的贪官污吏典型。只要看看他那张寡情的猴子脸，两片薄嘴唇，一条鹰钩鼻，一双机灵的小眼睛，说话时眉毛一扬一扬的神情，就知道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仗势军部参谋长是他的亲戚，在地方上为所欲为，任意征税罚款、严刑逼供，与土匪头子冯二王串通一气，非法买卖枪枝大发横财，与刘县长分庭抗礼，公开争夺刑事案件以捞取更多的钱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伙狐群狗党来白森镇大半年，就搜刮了大量钱财，“大家都算并不空囊而归”。他十分阴险狡猾，抢夺刑事案件而能抓住对方受贿的把柄，“通匪”而不露痕迹。当得知自己被撤职的真象后，一方面惊恐万状，怕漏洞百出的账目补不好有坐牢的危险，另一方面穷凶极恶，在纸上写道“此仇不报非丈夫”，并用朱笔在“刘施”二字上点了两点(死刑的标志)，又点了两点，以发泄他心中的仇恨。然而他不动声色，先让施服务员坐冷板凳，给他一个下马威，接着用“贴红告”和所谓法律稳住他，再利用对方的矛盾挑拨离间以骗取他的同情和疏忽。他利用施服务员接替没有经验办了假“交接”，自己脱身后，他的报复计划就一步步实现了。他暗中策划了一系列阴谋事件打击施服务员，搞得他狼狈不堪、落荒而逃，给刘县长摆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乱摊子。 　　施服务员是一个具有二重性格，处处受利用的青年人，终于成为官场可悲的牺牲品。他刚从军阀的政治军事学校毕业，分配到县里服务，兰灰色的军装上拴着白铜方扣的斜皮带，光洁的圆脸上显出几分天真的稚气和得意的神彩。他一方面从书本上学习了几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民主、人权的知识，有改造社会为群众办事的主观愿望和热情，另一方面又有光耀门庭、官迷心窍、钱迷心窍、拼命往上爬的旧思想旧意识。由于他社会阅历浅、不谙世故、理论脱离实际、热情而富于幻想、浮躁而急于事功，根本不懂得官场的险恶，卷入两个县长的明争暗斗而不能自拔。两个县长也正是抓住他性格的弱点进行挑拨利用，而他还不自觉。刘县长给他灌了“几口米汤”，他倒向刘县长而恨陈分县长，在刘县长策划的深夜下乡打匪和乡民告状的丑剧中，完全充当了向军部转状纸和打击陈分县长的工具。去白森镇，陈分县长几句同情和挑拨的话一说，他又倒向陈分县长而憎恨刘县长，成为直接打击对象而不自知。最后在陈分县长的捉弄和一系列阴谋事件的打击下，自己糊里糊涂地得到一个“通匪”的罪名，落荒而逃。光耀门庭、官迷心窍、钱迷心窍，沿着封建军阀官僚的道路爬上去，这是他处处受利用的根本原因。 　　总之，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既有封建军阀官僚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相当典型。这与作者现实主义的多种艺术手法的纯熟运用分不开。 　　三十年代，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学习，周文结合我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他说：“要把人物刻画得清楚，明显，强烈，最好是从一定的事件中各个阶层生活行动关联上去反映，自然各各都活现出来。”⑤把人物放在一定的事件中。从他们行动的关联上作对比描写，这是他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 　　刘县长和陈分县长同属于军阀统治下的官僚，由于各自的经历、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性格也有所不同。作者把他们摆在争夺一桩刑事案件上，从他们对立的行动加以描写。因为陈分县长抢走了吴老娃的案子而触怒了刘县长，于是主动约请陈分县长到县里来，决心就“各自的职权作一个彻底的解决”。照理说，刘县长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虽感“辣手”，但占有主动权，有制服对方的把握，结果却出人意料之外。两人一见面，刘县长想就吴老娃的案子谈谈具体问题，但机灵狡猾的陈分县长却不买账，先拿出军部参谋长给自己并附笔问候刘县长的信，压下他的气势。果然，刘县长一见“老弟鉴”的信就头痛，陈分县长又趁势夸耀参谋长如何精明能干，“一支好手笔，文武全才”，连军长也离不开他，以及如何关心自己，并警告似地说参谋长对部下如何严厉，但能马虎的地方也就马虎过去了。刘县长虽有王师长作后台，师长岂能和军部参谋长相比?就这样，陈分县长先杀了刘县长一个下马威，转被动为主动。在谈具体问题时，他一下端出吴老娃案子中受贿的要害，刘县长见事不妙，想马上转谈“一般问题”。按照北洋军阀政府的有关规定，分县署只管“违警”案件，这是陈分县长理屈之处，所以不同他谈什么“一般问题”，而是抓住具体问题不放，说吴老娃四百元贿赂是黄村长经手的，并当着施服务员的面说，这是“一件图财害命肆行贿赂的事件”，弄得刘县长嘴唇乌白，既无抬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一般问题”只好不了了之。通过这一场斗智的描写，两个反动官僚的形象就活画出来了：一个迷信法律权势，愚笨而少谋略，一个阴险狡猾，机灵而善于应变。 　　“无论人物或环境，都去写它要害的地方，找他的特点……也就差不多了。”⑥封建军阀官僚的要害或特点是什么呢?是官和钱。作者抓住官和钱的要害，写出他们在官和钱上做什么，怎样做，这是作者又一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两个县长都以官和钱作诱饵，利用施服务员达到自己的目的是相同的，但在怎样利用方面却各不相同。诚然，刘县长为扩大自己的官和钱有惯于搞阴谋、耍手腕的一面，但不善于搞阴谋、耍手腕，与陈分县长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他拉拢利用施服务员，不是在官和钱上建立一致关系，只用灌“米汤”、造谣言和以官与钱作诱饵等低劣手段，连派施服务员去白森镇替自己接事的薪水也要分一半。他想搞到陈分县长“通匪”的证据，策划了深夜下乡打匪和乡民告状的丑剧，又假手于人将状纸转给军部，自以为得意，结果不但没有坐实对方“通匪”而告倒对方，反而结下更大的冤仇，成为对方打击自己的真凭实据。陈分县长不但惯于搞阴谋、耍手腕，而且善于搞阴谋、耍手腕，其手段比刘县长高明多了。他当然不会与施服务员在官和钱上建立一致关系，但他正是抓住对方在官和钱上的矛盾进行挑拨离间，而且他策划的地方挽留、呈请加委施服务员为分县长做得煞有介事。他越是骂刘县长“简直不是人，是狗”，施服务员越恨刘县长，觉得对不起这位倒台的人；他越是在官和钱故作同情和关心，施服务员越感动，说“陈监督是很冤枉的!我到这里都清楚的看见了，这刘县长是太狠毒了!”他就这样骗取了施服务员的同情和疏忽，利用他没有经验办了假交接。自己脱身后，不动声色地制造了一系列阴谋事件打击对方，把分县署搞成一个不可收拾的乱摊子，使施服务员和刘县长两个都下不了台，其手段真是巧妙、毒辣已极。前后对照，三个人物的不同特点又活现出来了：一个狠毒而手段低劣，一个阴险而手段高明，一个年轻幼稚处处受利用而不自知。 　　根据人物的不同性格，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表现，这是作者表现手法的主要特点。他根据刘县长、陈分县长和施服务员的不同性格特点，分别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艺术手法。 　　刘县长性格外露，粗暴狠毒，然而作为县长又要保持他尊严和稳重，故显得沉着、世故、圆滑。根据这一性格特点，作者主要采取了心理描写和正面描写手法。“描写人物的心理怎么办?当然不能是拖沓的叙述，抽象的说明，最好是从人物间的关系上动作上去反映。”⑦这意思是说，他不是采用外国小说客观叙述的心理分析，而是采用我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即用人物自己的动作和语言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小说一开头，就是刘县长早晨一觉醒来，还因陈分县长抢走吴老娃的案子的余怒未息，“他于是恨恨的咬紧牙齿，在被窝里握起拳头来了，毒毒的把头一点：‘好，我今天一定要同他坚决地我们各自的职权作一个彻底解决!决不能再象往常似的优容下去了!”“但他的拳头随即又无力地松开了，掌心里还湿了一片汗水——他迟疑起来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反映了他心理活动的复杂过程，前面几个动作和几句话，表现他对陈分县长公开作对的极度不满和解决问题的决心；当他想到陈分县长敢于抢走吴老娃的案子，是因为军都参谋长是他的亲戚，他的决心动摇了，拳头无力地松开了；当想到陈分县长可能从吴老姓那里知道自己受贿赂的事情，如果弄不好，可能败在他手里时，吓得心惊跳，掌心里也出了冷汗。 　　小说更多的是直接通过情节和人物自己的语言作正面描写。比如在深夜下乡打匪和乡民告状的丑剧中，作品用了一系情节、场面把他写得煞有介事。他接过乡民的状纸看了半天，才说：“哼，这简直……你看，这这这……真是!”自己制造了骗局，却以局外人自居；对陈分县长明明恨之入骨，却装作并无恶意；想假手于人转状纸给军部，却不强加于人，让施服务员站出来“伸张正义”。这一句含糊其词的话，把他县长的稳重、沉着、圆滑、世故的复杂心理，活生生地描绘出来了。但他心黑手毒、外露的性格，毕竟不能掩饰，所以当军长的电报还未来，已按奈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对施服务员说：“你看吧，我看只好把那房间叫人给他打扫出来了!门口给他派两个背枪的团丁，自然，我想脚镣是不好给他上的，你以为怎样?”几句话，就把他得意洋洋，凶狠残暴而又故作宽容的神态充分表现出来了。当收到军长撤销陈分县长职务的电报时，他大失所望：“哼，‘兼代’!这简直是拿大蜡给我坐!……陈分县长是要去的人，他在交代上玩我一点花头我就吃不消!而且他一定要干的!那么撤职查办的倒不是他，倒该是我了!……”这一段独白，揭示出他内心的恐惧，表现了他丰富的官场经验，分析事物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去白森镇接事的任务交给施服务员，委过于人。但事情并不完全如他所料，陈分县长弄得他和施服务员两个都下不了台。小说就是通过一系列情节、场面、语言、动作的正面描写，将刘县长的表里、言行统一起来，塑造出这个血肉丰满的反动官僚的典型。 　　陈分县长是个阴险狡猾、性格内向的人，作者对他主要采取了侧写和暗写的艺术手法，正面描写不多。连他的外貌、姿势、神态都是通过对刘县长的正面描写，从侧面表现出来的。小说后半部分，主要是写他和施服务员，但只正面写了被撤职后的惊恐万状，对刘县长和施服务员的刻骨仇恨，以及如何稳住施服务员、挑拨离间施与刘的关系。至于施服务员坐冷板凳、“贴红告”、在假交接上签字、守空衙门、赶小偷、率团丁打匪、被地方挽留呈请加委、“通匪”等，尽管这些事件背后都有陈分县长的鬼影在晃动，在策划、在操纵，却很少出面，都是通过对施服务员的描写，从暗中表现的。通过这一系列阴谋事件的暗写，写出他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疯狂的报复心，有力揭示出阴险毒辣、狡猾凶狠的性格特征，又符合他被撤职后的处境和身份。 　　施服务员年轻自负，性格外向，然而又心地纯洁。作者采用了对照描写、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等多种正面描写手法，但主要是自我表白、内心独自和细节描写的手法。当谈到酷刑，刘县长问他：“假使你来办，你会怎么样?”他立即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说，要“从根本做起”，第一步普及教育，第二步改造城镇和农村……“好，这一下生活起来了，谁还有争夺?那里还有盗匪发生?那么这时候的老虎凳还用得着吗?”他不从根本上去认识和推翻封建军阀官僚制度，妄图凭几本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教育的书本知识，在城市和农村建设理想的天国、世外桃园，这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但这一大段自我表白，把他天真幼稚、头脑简单、性格直率、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理论脱离实际的学生性格表露无遗。他根本不会作战，当刘县长问他会不会打仗，他却将在学校打靶的距离、姿势和所得的名次，大大炫耀一通，令人感到幼稚可笑。 　　人物的内心独白，是揭示人物内心隐秘的重要手段，能把人物的语言、行动表达不出来或不便于表现的内心世界展示给读者。在乡民告状的骗局中，刘县长假手于施服务员转状纸给军部的目的达到后，便狡猾地说：“不过这回假使没有你在这儿，我也要给军长转去的!”他没有识破其用心，但当面又不好说，于是心里想：“别说那许多风凉话好听吧!你们这些世故深的人，办得了什么事?”几句独白，把他受利用后自以为敢作敢为、少年气盛、目中无人、得意洋洋的心理活画出来了。刘县长打匪回来，完全被“胜利”所陶醉，开玩笑似地对他说，军长可能委任他为分县长。他一听便在头脑里闪出一个念头：“想不到我毕业之后不久，居然要在所有的同学之上了!”接着，他想到上任后的第一步、第二步……“军长传令嘉奖，说他是最好的模范，而提升他为管理全县的县长了。于是父亲母亲都接到任上来。”这一大段叙述性的内心独白，揭露了他不可告人的内心秘密，这才是他思想的本质，受人利用的根本原因，他不是从根本上去认识并推翻封建军阀制度，而是出人头地，光耀门庭、官迷心窍、依附军阀官僚往上爬，焉得不受利用? 　　小说还用了许多细节描写来丰富他的形象和性格，描写他骑马的细节就有多处，其中，他“通匪”后有人群冲分县署，他骑马逃离白森镇，描写最为精彩：“他开了后门，就跳上马背，两脚刚刚登紧脚镫，他就使力用拳头打马的屁股，马却只是横着左边跳两步，右边跳两步，马头的嘴筒就老是向着柱头的方向碰来碰去，后脚左左右右的乱跳。人声越加逼近了。他又使力捶了马屁股几下，马还是不掉头向后门去，仍然老是把嘴筒向着柱头左左右右的乱捣，四脚只是左左右右的横着乱跳。人声向后门逼来了!他又吓又急，全身都弄出大汗。仔细一看，才知道忘了解下柱头上的缰绳。”他慌忙解开缰绳，上马就落荒而逃。“通匪”和冲分县署究竟是怎么回事，连他自己也昏头昏脑并不明白。这个精彩的细节，既表现他惊恐万状，来不及拿马鞭，也忘了解缰绳，只是用拳头打马屁股，陷入官场绝景的可怜可笑，又间接揭露了陈分县长的阴险毒辣，不择手段地整人害人。 　　注释： 　　①周文《在白森镇·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中国新文学大系》7卷719页。 　　②茅盾《〈烟苗季〉和〈在白森镇〉》，转引自《新文学史料》1983年3期茅盾《回忆录》。 　　③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新版《西方文论选》下卷388页。 　　④⑦周文《我是怎样写〈山坡上〉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周文选集》，《山坡上》附录。 　　⑤⑥何谷天《在摸索中得的教训》，载上海书店1984年12月《我与文学》影印本。 　　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10月25日第5期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