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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等最后胜利降临

周文

我在成都一年多，到了今天，不晓得咱个的，忽然得到一个结论了。这结论就是：我们这儿的人们都很有一股“等”的劲儿。 　　这“等”的劲儿真是广泛得很，随便啥子地方都在露出它的头角，几乎成为人们生活的法则。你不信，你试到公园里头的茶馆，或者口子上的茶馆去看看。无论哪一家茶馆，——成都的茶馆恐怕不止几百家吧，——总是时时，刻刻，天天，年年，都是像攒拢在沙糖膏上的苍蝇似的，挤得满满地，你举目一望，都是黑压压的头，有的慢条斯理的吃纸烟，有的咕噜噜的吃水烟，烟雾弥漫在人们的头顶上。有的纸烟水烟都不吃，单是交头接耳摆龙门阵，从天气摆到女人，从女人，摆到鬼，无穷无尽地，有的自然不摆龙门阵，单是坐着，翘起二郎腿，把脊梁靠在椅背上，张着瞌睡的眼睛望来望去，时不时又抱起茶碗喝一口。总之，吃烟也好，不吃烟也好，摆龙门阵也好，不摆龙门阵也好，结果总是一样，把一碗大黄水似的茶吃到雪白，虽然吃到雪白，还没有走的意思，大概要到堂倌提起扫帚来，把椅子四脚朝天的翻在桌上的时候，也就是说，掌柜恐怕他的电点得太多了的时候，人才把袖子两抖，身上两拍，站起来伸一个懒腰道：“噢，又去了一天了!”这些人成天登在茶馆里头，究竟在等些啥子?等看女人么?或者是等女人看么?自然这是说不一定的。如果你一定要问：等啥子?勉强回答起来，恐怕是：等天黑。等该回去睡觉的时候，但这些都是我的擅自揣测。我想要是你一定要去拉着一个人问：“喂，你究竟在这儿等些啥子呀?”我恐怕他是只会莫明其妙的骨碌着一双眼睛，张开嘴巴对着你发楞的吧?真的，哪个又晓得自己在等些啥子呢?然而这似乎是从多少年以前的祖先就一直传下来的生活法则：从幼年等到壮年，从壮年等到老年，从老年等到死。从茶馆到坟墓的路其实是并不远的，出了城就是，但也总得等呀!有啥法子呢?自然在这等的中途，生活并不像时光的飞逝那样顺利的，所以也不免要抱怨生活。你试在茶馆里头听听吧： 　　“唉，等那一批坏人老死了，我们这一代年青人长大起来，生活大概总会好起来了!” 　　或者是：“等运气来了!……” 　　或者是：“等儿子长大起来了!……”等等，等等。 　　这是一种“等”。是一种颇带了消极的乐天主义的“等”。 　　另一种相反的，富有积极性的“等”，则盛行于官场里头。所谓“忍狠等”，——就是要忍耐，要狠心，要等得——久矣夫已经成为做官的秘诀了，你看那办公室里头，每张办公桌边的椅子上都各坐着一股“等”的劲儿。平常只见他把到一划，就坐下来看报，把报一看完，就摆龙门阵攻击哪一个同事，把龙门阵一摆完，就张开嘴巴打瞌睡。遇到公事多的时候，就铺开纸写下去，“等因奉此”，“等因奉此”，“等因奉此”，……等到叮当叮当声，“噢，又去了一天了!”这就把帽子一抓，皮包一夹，下办公室了。真是如一位“诗人”说的，“国家事，管他妈”，且去“打打麻将”，以便等第二天的到来。你试留心看看那每个屁股上的一幅吧，不管那是西装是长衫，是旗袍，那儿都有一塌油光光的颜色，这就是“等”的标记。他究竟在等些啥子?这就需要更深一层的观察了，你看，无论啥子样的横逆一来，他都非常驯顺的领受，决不露出一点不好看的脸色，这样子“上头”就喜欢，喜欢了之后，他就像一个老猎人似的等着，用炯炯的眼光窥伺着前面，等到那东西——就是那“机会”——一出现了，他就狠心的来一下，不管是哪个，只要是挡在前面或挡在旁边的都老老实实不客气的一掌推过去，把他所要的位子抓将过来。这“抓将过来”，似乎就是那“等的目的，然而仔细考查起来，似乎又并非终极目的”等到“抓将过来”之后，不是又坐下来，照老样子“等”下去么?这终极目标是啥子?我想也是问不得的。因为如果一定要拉出一个来问，恐怕也只有一对骨碌的眼睛，一张张开的嘴巴莫明其妙地对着你发楞的吧? 　　然而这两种“等”，——不管是积极的也好，消极的也好——其为“等”总是一样的。如像一些乐天家所说的：人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呀。以这为基础，它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譬如开会或宴会吧，你都非有“等”的劲儿不可。假使约定的是两点钟，你顶好是等到四点钟才到。不然你去也只有坐着等别人。而等别人，也就非有那种坐茶馆或坐办公室的“劲儿”不行。至于宴会，你就更应该有那股“劲儿”了。做主人，固然要耐烦的坐在家里头等客，而做客，就顶好是等众人都到齐了你才到才好。不然人家会疑心你是饿慌了的呢!而饿，就是没有吃饭，把吃饭做得太露骨，那就是俗不堪耐的俗人。俗的反面就是雅。一个雅人，就非有“等”的劲儿不可，即使你的肚子哇哇的精叫唤，也没关系。你只消从这城里头一家名叫“忙休来”的馆子，就可以看出那端倪来了。它就是适应这个环境的要求出现的，真真实实标本地表现着“等”的劲儿所到的地方。 　　这种“等”的劲儿，在我们这城里头可以说是充沛乎天地之间了。抗战以来，有两句人人知晓的口号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力的自然都是俗人，他们就根本没有“等”的劲儿，或者不配有“等”的劲儿，或者不敢有“等”的劲儿，所以都一队一队的开上前线去了。有钱的当然都是与俗人不同的人物，所以那“等”的劲儿特别令人起敬。救国公债，七七献金寒衣募捐，……别人只是空嚷嚷一阵，或者一些男女学生们被太阳晒得红了脸，流一阵大汗就过去了。这些事，我们的可敬的先生们并不是没有看见。他们是在“等”。火线离得那样远，有啥子等不得?他们等的事情多得很呢：抗战以前等国联出来防止日本的侵略，抗战以后又等国联出来干涉，虽然不见等出啥子名堂来，大家究竟是在“等”呀!也等打胜仗，果然打胜仗了，大家就高兴得跳起来只等前线的健儿们把敌人赶出去，自己就又舒舒服服的过太平年。大家等着，不晓得咱个的，忽然前线又撤退了，等得真是有些焦心：“咱个哪?”这么想着。终于等出和平空气来了，大家又高兴起来，大概就要过太平年了。但是又不晓得咱个的，忽然听见说，那些和平空气是汉奸亲日派做的：而且过去了。大家又只得另外等了，等别的国家同日本打起来就好了。上海紧张的时候，就想，“这回大概英美不得不动手了!”啛!没得影响，这下子等得有点抱怨起来：“唉，苏联!你为啥子还不出兵?”甚至于说：“唉，我们中国是帮你打的呀!”等等。等了一阵，没得法，只好去翻报纸：“呵，敌国的经济困难了!”“呵，台鲜兵叛变了!”“呵，敌兵的反战情绪高涨了!”于是大家就等敌人自己的崩溃。然而这一类的“等”究竟是糟心的事，为啥子?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总不免要令人皱眉头呀!现在，二期抗战一来，这才好了，放心了，因为前线的将士确确实实很进步，抵住敌人了，而且可以渐渐打走敌人的样子了，自然也就大概不会打到我们这儿来了，真的可以过太平年了，这两天人们不都是忙着在街上窜来窜去的办过年货了么?而且有些人已经非常安心的坐在茶馆或办公室里头大谈其“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以后的伟大计划了呢： 　　“等到胜利以后，我在北门外买的那块地皮，一定可以涨到几十万，因为那时的铁路一定修好了!”一个说。 　　“等到胜利以后，”另一个说。“国家一定要派我们到外国去考察学术，吃黄油面包的!” 　　第三个呢! 　　“我的希望倒不大。等到胜利以后，国家一定建设起大的服装工厂，我那时一定要好好换它几套漂亮的洋服穿穿。” 　　还有最后一位则叹一口气道： 　　“我倒啥子都不想呵，只想着杭菊跟龙井，杭州失陷以来，简直贵得买不起，弄得我都好久品不出啥子茶味儿了!等到胜利以后，杭菊跟龙井，嗨嗨!……” 　　真的，应该感谢抗战，它把人们从空虚的等待引向实际的等待，从虚无主义引向了现实主义，人们现在等的不都是国家大事了么?我想要是这些人也写文章，“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大概还是不容易写得出来的。不过，最后胜利大概既然就要降临，因此有些可救的先生们已似乎觉得不再需要甚么救亡工作，横直让大家等着就是。如果你没有“等”的劲儿，就应该练习练习。你看那在春熙路上愤慨了一通，拿刀子割自己喉咙的青年多么傻!死了就要看不到最后胜利，真是活该!“谁叫你没有‘等’的劲儿呢?”现在是大家都坐着恭等最后胜利降临了。虽然又有人说，最近恐怕有敌机要来轰炸。但是人们都相信这是没有关系的。你想嘛，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是最后胜利，哪里会是炸弹! 　　1939年3月16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3卷第1、2期 　　署名：周文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