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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徐特立在延安 坚持真理，无私无畏

王云风主编

从1942年2月开始，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为根本目的整风运动。徐特立同志此时任自然科学院院长，他和学院党总支委的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方针和政策，正确地领导了自然科学院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开始，他就在自然科学院的《学风》壁报创刊号写文章，号召大家大胆发表意见，认真检讨，并向大家指出，党内斗争给人以力量与生气，党从清算自己中巩固起来，激励与增进教职工和学员对整风的深刻认识。为了使自然科学院的整风运动健康顺利地开展，他曾三次致函自然科学院总支委，并向师生提出检查工作之方针：检查领导、检查整个工作，这是主要的。至于谁负责却是次要的，最后才检查思想上的错误。他说：批评不是打击，要有原则，要实事求是，热骂可矣，但不许冷嘲和暗箭伤人(不指人不指事即黑箭)。他还说：少抓小的问题，只抓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思想有无大的倾向，其余一切都包围在大问题的周围。他号召大家：科学院应该做斗争的模范，不应害怕斗争。他要求大家要端正对整风的态度，强调指出：目前无论何人，无论何问题都要彻底的解决，而不是打击，不是调换，撤职和辞退。一切工作只能改善不能放弃。根据他的指示，学院对整风工作，精心组织，缜密布置。4月4日召开了全院工作人员和学员大会，进行动员并研究检查工作的方法，大家充分搜集材料，自由联合商讨准备意见，先后召开多次干部会，让大家对学院工作的缺点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评。随后由学院领导在大会上公开检讨。为了便利学员检查校内工作，学院还把几次干部会议的检查记录与有关文件集中一室，任大家阅读。徐特立同志还亲自给师生讲解整风文件，联系批评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帮助大家理解文件精神，提高认识水平。 　　在普遍整风的学习阶段，徐特立就号召自然科学院的全体教职工和学员，探入讨论自然科学院党内的党派性及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两个重大问题。他在讨论过程中说：我们这次讨论教育方针和制度，主要是根据二十二个文件精神，从对本院具体问题的认识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方法。理论和方针问题弄正确了然后才能谈到如何检查和改造本院的组织问题。 　　在党风学习阶段，他号召大家将反省与学校教育方针联系起来，不要离开工作环境而孤立地反省个人历史，并对整风运动进展及时给予肯定，他说：在党风学习阶段，自然科学院的整风运动根据整风文件精神，开诚布公地进行了反省与相互批评，检讨了本位主义，消除了不少以往误会。学院还根据徐特立同志的指示，在党风学习阶段着重讨论了今后学院建设与改造的方针；教条主义的表现及如何克服；自然科学中理论与实际如何联系等重要问题。 　　1943年4月，国民党又掀起了反共高潮，这时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整风的主要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样，审干、反奸运动成了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在审干运动中，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对敌情和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尤其是康生干扰党的整风方针和政策，夸大敌情，大肆散布“特务如麻”的论调，怀疑一切，搞扩大化。在政治上，混淆两类矛盾性质，把思想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把一些说了几句怪话的人也当成政治问题对待。在方法上，公开号召以比赛的办法清查特务分子，单纯强调发动群众，于是就出现了大轰大嗡，大搞“逼、供、讯”，不作调查研究，使许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都成了“被救”的对象，受到打击迫害。甚至对十几岁的娃娃也不放过，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此时，徐特立同志已经回中央宣传部负责教材编写工作。西北局派陈伯村具体领导自然科学院的整风运动。陈伯村在自然科学院积极推行康生的错误方针和政策，把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引向了邪路。徐特立知道情况后，不顾被打成右倾的风险，无私无畏，挺身而出，顶住逆流，维护党的正确方针，保护蒙冤受屈的同志。他数次在大会上讲话，当面义正词严地批评陈伯村：你们不要吊在天上，下到地球上来。讲出时间、地点，举个例子。并质问他：你们有证据吗?有什么根据要这样干?他还亲自到窑洞去看望被审查的同志，坚定他们对党的信心。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院长，我就要过问，我就要负责。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由于他的坚决抵制，及时地煞住了整风中出现的歪风，制止了错误的发展蔓延，保护不少干部和学生，减少了不必要的误伤，维护了党的威信，使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得以健康的进展，工作得到不断改进。 　　徐特立同志不仅坚持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正确的方针政策，重视对自然科学院整风运动的正确指导，而且能够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积极参加整风运动，带头批判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他在1942年2月就写了《我们怎样学习》一文，批评学习上的关门主义，提倡学术自由。他说：只有学术上的真理，没有党派上的成见和辩护。接着又在《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对王明等自谓神圣、自命不凡的“马列主义者”进行了严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说：孔子是二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最有权威的学者，他自己的学派是儒学，他却向道家的老子学礼，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存在着高视阔步的态度，鄙视一切，尤其是不愿向下级学习，向群众即向一切不如自己的人学习。他批评有些人，自以为知，自以为能，就会阻碍我们进一步的学习，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批评他们把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变成了新旧约、古兰经及南无阿弥陀佛。他们虽然满嘴马克思主义的口头禅，其实并不懂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他们嘴上能否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们行动上是否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解决革命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他说：离开职业事业专凭一己的意见议论人们的政治水平，必然把马列主义空洞化、庸俗化、书本化。目前，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正是我们学风、党风、文风转变的开始。他说：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有效办法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实践而学理论，……即有的放矢。从实践中纠正理论，则理论不是教条，其文章不是党八股，而是行动的指针。徐特立同志不仅深刻的揭示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实质，指出了它的严重危害，同时也提出了根治的基本办法，为清除党内的不正之风，提高党的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徐特立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襟怀坦荡，无私无畏的高尚气质和风格，充分表现了他对党无限的忠诚。在高干会上，他敢于毫不掩饰对自己过去在思想上产生过，但并不为别人所知的错误公开地进行自我暴露和剖析。他在高干会上发言时，开门见山地说：“我讲一讲我的错误观点(笑声)”。他说：“我犯过两个错误，是没有人知道的(笑声)。第一个我拥护过盲动主义，我绝对拥护”。“因为我加入党还不久”，“那时候我的思想，完全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没有党的思想。”“我还主张杀人放火。”认为既然敌人放我们的火，杀我们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他们的火，杀他们的人。他说：有人说，怕犯错误。我说，犯错误多是好的，我们不要犯重复的错误，如果我们消极，不敢作事，那就不会犯错误。他主张共产党人要为革命事业负责，应该积极思考。我们的思想，我们要时时刻刻的用它，时时刻刻要做事，只有在自己的行动中，才能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否正确，也只有行动，思想才能进步。我反对自己不向上级提出主张单纯地请示。 　　徐特立同志认为共产党员要真正忠于党，不仅必须要有马列主义头脑，而且必须把马列主义与实际结合起来，还必须自觉地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和党的关系，摆正个人在党的整体中的地位。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马列主义头脑，来了一个大的事变，就要脱离党，这是危险的，是会发生问题的。没有马列主义头脑的人，是看不远的，结果就要叛党的。相反的，如果马列主义不与实际结合也是危险的，所有理论与实际很好的结合起来才有保证。党不但要自己检查自己，还是要有马列主义头脑，有了马列主义头脑，才能自己检查自己，否则就不容易检查自己。党员要自觉地执行决议案，一定要提高自觉性，要自觉地执行纪律，思想跟行动一定要结合起来，不仅在行动上，就是在自己的主观上要忠于党。干革命工作是我自己的事，为党就是为我，我今天入党，党不是强迫加入的，要自愿的加入，要把党和我分开常常就会不满意，把我同党结合起来就会满意的。他坚决反对在党内有特殊党员，反对对老同志的特殊看待。他认为在党内搞特殊党员对党对己都不利。对某些党员格外尊重容易使他犯错误，因为有些问题不同他讲，尊重他，怕批评他，使他变成了特殊的党员这不是危险吗?所以，党员会老的，不要把他看成特殊了，年老工作者仅仅是历史上的问题，我们无论那个同志，在某一点上特殊的看他，对党是不利的。 　　徐特立同志在整风运动中这种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原则，坚决认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勇于负责，关心爱护干部和科学工作者，为了保护蒙冤受屈同志，不顾风险，无私无畏，挺身而出，顶住逆流；对党无限忠诚，胸怀坦荡，严于解剖自己，勇于否定旧我，坚持用马列主义不断改造自己；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质，不以老自居，不搞特殊的精神，显示了革命老前辈的伟大崇高的气质和高尚风格，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