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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回忆徐特立 徐老的几个故事

王国桢

舍己救人，爱民如子 　　1935年10月19日，徐老随党中央到达陕北靖边县吴起镇。徐老到吴起后街，首先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 　　吴起是洛河流经之处，河水涛涛，水势急湍。不料，这天早晨，有一位老大娘和她的孙女不慎掉进河里，在水中大声呼救。由于水深流急，许多人站在岸边，束手无策，情况十分危急。徐老闻知此事，迅速赶到河边，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跳入水中，救起了那婆孙二人。事后了解到，那位老大娘，是我红军部队中的一位班长马增范的祖母。从此，徐老舍身救人的事迹深深地留在当地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作为佳话，广为流传。 　　另一件事是，10月28日徐老和谢老(觉哉)，途经赤安县千百户这个地方时，发现路旁留下一位红军战士，在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两瓶药，他们推测可能是部队的卫生员。当时这位战士病情严重，需立即设法救护。由于空中有敌机侦察，背后又有敌军追赶，徐老和谢老既不可能留下照顾病员，也无法把他带走，只好设法找个较为安全的地方，暂时把他隐蔽起来以后再设法给他治疗。于是，徐老从他的马背上取下一条军用毯和干粮袋，谢老把他的水壶和茶缸也取来，徐老就亲自把病人背着，在村后的半山坡上，找到一孔破窑洞，地势较为偏僻，把病员放在里面较为妥当。两老将病员放在破窑洞里，给他盖上毯子，把干粮、水壶、茶缸等用具也给他放在旁边，以备他醒过时食用。他们离开那窑洞时，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用柴草把他们行走的足迹扫掉。 　　来到张家湾子后，徐老将隐蔽在千百户破窑洞中的卫生员一事给张瑞卿乡长作了布置，并请张乡长将此事转告皮区长，徐老给他们说，找到卫生员后，如果他还活着，要赶快把他送到适当的群众家疗养；如果他死了，就要把妥善的掩埋。他再三叮嘱，一定要设法找到那个卫生员。皮光喜区长和张乡长立即去调查，他们很快找到了那孔破窑洞，但里面却没有那个卫生员。据当地群众张德元、张彦清说：“敌人通过时，并未到后村去”。他们又到中央红军在吴起留下的三、四十名伤病员中去查询，但仍无结果。 　　一直到1946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把我又调回吴旗县担任保安科长，在处理一件反革命案件时，查明在押的犯人张彦勋不是特务，他受到了感动，主动揭发了杀害卫生员的凶手。 　　悬而不解的疑案，经过了11年，终于破获了。在此期间徐老曾几次询问过此事，我们均未能圆满答复于他，破案后，我们立即给徐老写信汇报破案的经过。徐老收到信后，给我们寄来了复信，信中说，11年的冤案终于弄清了，你们对人民负责，替人民鸣了冤，替死者报了仇，你们真正是人民的好勤务员。对我们鼓励一番，我们深为感动。从这件事中，充分说明徐老对革命、对工作、对同志的认真负责精神，对存在的问题，总要弄个水落石出。 　　徐老随着中央长征到达吴起时，身边有一个小通讯员，名叫耀民，据说是松潘地区藏族的一个孤儿，父母双亡，无依无靠，8岁时当了红军。因他年龄太小，部队没有人敢要，而徐老却要了他，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当通讯员。试想想，8岁的儿童当通讯员，能起多大的作用?除过打水扫地外，在生活上他不能自理，倒是需要徐老更多的去照顾他。行军途中，他拉肚子，弄脏的衣服，徐老要给他清洗，夜间他尿床，徐老要几次叫他起来解手，途中走不动了，徐老让他骑在马上，自己步行。总之，徐老像对待自己的儿孙一样关心、照顾着小通讯员。为了培养革命后代，他不顾个人的辛劳，主动去承担一般人难以承担的事情，徐老的高贵品质，真可谓当代师表。 　　时刻关心教育事业 　　1935年10月21日，红军部队打了胜仗，消灭了国民党部队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我军和广大群众的情绪十分激昂。高凤山的战友刘保堂前来调查红军打胜仗的情况，高凤山将他引见给徐老。徐老热情的给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并且教育他：第一，要积极宣传抗战、支援抗战；第二，要办教育事业，培养干部；第三，要推广新文字，普及文化，消灭文盲。徐老给予刘保堂的帮助对他后来成为模范教师影响很大，徐老到延安后，刘保堂曾多次前去看望。徐老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他永远铭记在心，并成为他不断前进的动力。 　　1936年，我在保安县担任列宁小学教员时，约在七、八月间，乡长交给我1元钱，派我到县城去买新文字课本。在县城里我遇见了徐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徐老。只见他神采奕奕，头戴五角列宁帽，脚穿麻鞋，手里打着一把雨伞。他看到我后，问附近的老乡：“你们认识这个娃娃吗?”那位老乡回答说，这是五岭湾的娃娃，是小学教员。徐老听说后，很客气地和我握手，他问我到这里来是办什么事，我回答说是来买新文字课本给学生教学用的。他又问我，买到了没有，我回答说，买到了，还剩几角钱，可以给学生买二十几张麻纸。徐老又问，在哪里买的，我回答说，在合作社买的。徐老又让我同他一同到合作社，他拿出了1元钱，买了160张麻纸，让我带回学校给学生用。徐老这种大公无私、关心教育事业、关心少年儿童的革命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思想上久久不能平静，并激励着我努力去工作。 　　1937年在鲁师，有一位同学名叫晏景山，学习很努力。他来到边区时，要经过国民党队的封锁线，被敌人追赶，丢掉了被子，来到鲁师后，没有被子盖。徐老得知这个情况后，他说，这是个好娃娃，把我的被子给他盖。徐老把自己的被子给了那个同学后，自己盖雨衣(徐老的雨衣，是周总理送给他的)。另一位同学，名叫罗锦华，是黄陵县人，他是晚上从学校偷跑出来的，为了防止脚步声，脱掉了鞋子，赤脚来到了鲁师，徐老看到后，把自己的鞋脱下来给了那位同学，他自己穿上麻鞋。徐老慷慨为人，爱学生如子，关心他人总是胜过关心自己。当时人们称赞徐老说：“徐老不聚财，不是没被子，就是没有鞋。”后来徐老回到延安，蔡畅同志看到徐老穿着麻鞋，反映给李富春同志，李富春就把自己的鞋送徐老一双；又经林伯渠主席批了条子，给徐老又解决了被子。 　　徐老对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他在工作中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对知识分子不搞唯成分论，只要是拥护抗战，有爱国思想的，都团结他们一道抗战，共同工作。另一方面徐老重视培养当地干部，他具有远见卓识，懂得当地干部土生土长，扎根于群众之中，通过当地干部做工作，有利于联系广大群众，便于进行工作。因而，每到一处，首先抓培训干部。1935年，徐老第一次到保安县时，当时缺乏干部，他只住了9天，就办起一个新文字训练班，培养当地干部，培养师资；1936年，他第二次到保安县，又办了新文字训练班和教师训练班。就这样，一批一批当地干部培养起来，为发展教育事业创造了条件，徐老是当之无愧的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1940年，徐老从湖南回来后，在延安创办了自然科学院，那时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我们到自然科学院去参观时，徐老亲自带着我们到各处去看，并给我们讲解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院的发展远景。虽然我们当时还不理解它的意义，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当时创办自然科自学院确实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预见性，延安自然科学院培养的一大批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我国科技工作方面的骨干力量，发挥了栋梁的作用，这一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徐老。 　　团结、使用知识分子 　　徐老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北靖边县吴起镇后，他关心靖边县的人民教育工作，对靖边、志丹、安塞、子长等4个县的学校教育工作的过去和现在作了初步的调查，发现苏区时期的学校教育工作比国民党时期教育工作还落后一些。他分析后，认为当时苏区的领导主要抓对敌斗争，腾不出手来办教育，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当时的劳动农民在旧社会受地主、土豪劣绅等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每天用手在地主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受着牛马苦，吃的猪狗食，穿的破烂衣，住的茅庵草舍，过着非人的生活，那里还能谈上送娃娃上学?自从陕北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农民起来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才彻底得到解放，分得了土地和农具等，受苦受难的劳动农民高高兴兴地当家作主，在自己的土地上给自己进行劳动，不愁吃，不愁穿，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成为主人翁，过上了好光景。但是，由于陕北在旧社会文化特别落后，高小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是富农以上成份的人，贫下中农根本没有知识分子，他们都过着睁眼瞎子的生活。土地革命时期，又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不允许富农以上知识分子来当人民的教师。翻了身的农民想送自己的子女去上学，想从文化方面彻底翻身，但是没有贫下中农知识分子的老师。这才是我们没有做好学校教育工作主要原因。 　　侯锡康是瓦窑堡人，他是满清末年巡警大学毕业的一个秀才，多年在瓦窑堡和附近农村任小学教员。陕北早期革命领导人郭青廷、吴岱峰、贺晋年都是他的学生。侯老先生也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们常秘密到侯老师家中去，有什么困难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侯老师给他们好的吃，好的喝，招待的无微不止。侯先生在政治上既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国民党，是个中立派。陕北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了，侯老先生也不敢教学了，怕共产党把他家当为土豪劣绅来对待，便在瓦窑堡街市开了一个小饭馆，每天以卖饭过日子。1935年冬天，徐老同党中央到瓦窑堡，经过调查，认为侯老先生在国民时期没有什么恶迹，在子长县教育界是一个有威望的人，群众也普遍拥护侯老先生再来教学。徐老认为群众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晚间派通信员去请侯老先生来谈谈子长县学校教育工作的发展情况，还想征求侯老先生意见，争取他再继续当老师。可是通信员是新来的农村娃娃，没有经过训练，也不懂礼貌，对侯老先生说：“走!跟我走，请你把身上的大白褂子脱下来!”侯老先生内心有些莫明其妙,有些恐惧，也没有敢问一声到那里去?去干什么?侯老先生家中老老少少也怕的颤颤抖抖，以为出了什么事，大瞪两眼，一声也不敢哼气。徐老先生和侯老先生见了面就说：“侯老先生!我久闻你是子长县的老教育家，是有功之人，你的学生在陕北红军的领导人中也不少，今天想和你商量，你是否丢下杓把子，再拿起笔杆子，把子长县的教育工作搞上去，对人民作出更大贡献。”徐老这一番话，感动得侯老先生流出了热泪。他把子长县学校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滔滔不绝的给徐老讲，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材料。 　　从此侯老先生即担任了瓦窑堡完小的老师，学校面貌迅速有了改变，学校的学生增加了半数以上。清涧县群众送孩子来子长念书的也多了。可是党内有人向毛主席反映说：侯锡康在国民党时期，随便出进县衙，和土豪劣绅是一个样吃的开；到了共产党时期，徐老仍然把他调到完小任老师，也吃开了，是个“红人”，这是失掉无产阶级立场的行为。 　　毛主席知道了党内有些领导人对徐老使用侯锡康老先生有些不同的看法，耐心的对大家解释说：把侯老先生争取过来，这是我们党内在子长县教育界方面的胜利：如果国民党把侯老先生争取到他们那边去，就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而我们把侯先生争取过来，就增加了革命力量，减少了敌人的力量，对人民是十分有利的嘛?希望在陕北多做这样的争取工作，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为人民的事业服务。 　　徐老争取侯老先生继续当人民的老师，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后，他把毛主席的指示和使用侯老先生情况通报陕北各县仿行。另外由陕北省政府教育部长蓬飞把陕北各县教育部长调来开了会，传达了毛主席对知识分子使用的指示精神，把子长县教育部长张云峰请来，共同对子长县农村所有知识分子进行摸底排队，并把选择出适合当老师的和现有小学教员调来，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再派回原籍任小学教员，使子长县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快发展。1936年以前，全县原有小学2所，教员7人，学生40人。1936年到1937年初，子长县新增小学17所，加上原有2所共有19所。原有教员7人又新增加27人，合计34人。原有学生40人，又新增467人，合计507人。从学校和教员、学生等猛增10倍以上。其他各县教育事业也都有了蓬勃的发展。徐老抓住使用侯老先生这个典型，在教育战线普遍推广，使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广泛吸收、团结、使用知识分子，搞好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徐老对知识分子，只要他拥护抗日，就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大胆放手使用的典型，在陕甘宁边区广泛推广后，对于推进边区教育工作，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国民地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短期训练后，于1937年10月派到各县偏僻小山沟和农村先当冬学教员，以后由冬学转为小学。从此陕甘宁学校教育工作突飞猛进，得到了很大发展，为革命事业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