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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回忆徐特立 师表风范耀古今

赵文藻

我先后在徐老身边工作过三个时期：第一次，是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在延长鲁迅师范作政治教员。第二次，是1941年，徐老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院。第三次，是1943年，徐老奉命调任延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职务，负责干部教材编审处工作。 　　在这三次工作中，深受徐老言传身教，谆谆教诲。我这一生虽无成就，但在经历多少次的惊涛骇浪，风风平浪静，便会想起敬爱的徐老，对我辛苦的教导和鼓励，促使我跌倒了，爬起来，抬起头，再向前走。 　　由于我拙笔浅识，实难将徐老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阐述透澈剖析明白发扬光大。只能就三次在徐老身边工作过程中，所知、所见、所闻。切身领教体会到的一点浮浅认识，总结几个问题来谈谈我对徐老的尊敬和怀念。 　　一 视教育事业为革命总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争取人类进步，民族独立，未来幸福，光明前途，自学不厌，诲人不倦，育人第一，教中有育，育中有教，爱护青年，培养人才是徐老光辉教育思想的核心。以革命教育，培养革命人，为国家民族多出人才是徐老一贯的办学方针。 　　抗战开始后，延安干部战士，陆续上前线，延长是上前线的必经之路，抗大熟识的同学，来鲁师与我们告别，大家雄纠纠气昂昂的，高唱《延安颂》。唱着，唱着，我脑子发热，感情激荡，不教书了，要跟同学们一道上前线，被徐老说服了。丁玲的战地服务团上前线，同学们又来鲁师与我们告别，彼此拿出小本子，写下豪言壮语，胜利后再相见。脑子又发热，按捺不住激昂的情绪，下决心，不做这没出息的教员，急切切的到炕上去打背包要走。 　　为什么不愿做教员?由17岁到23岁前，曾做过4年小学教师。在旧社会作小学教师的，名微位卑，被人看不起。童年常听到孩子们污辱教书先生的话记忆犹新。“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尿床。”城市农村作过小学教师的，都被人轻视。“家有三斗粮，不当猴子王。”哄娃娃混饭吃的，做教育工作没出息。上前线当英雄，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徐老看透我的思想根子，耐心细致的做工作，徐老说：“都上前线去，后方工作谁做?没有后方工作，前线就不能打胜仗，你在后方的教育工作很重要，把抗日十大纲领讲透讲好，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抗战必胜的自信心，学生的思想武装起来，出校后，无论上前线，还是其他岗位，一个顶你几十、几百个，你上前线能打几个鬼子?……。”我认真地想了一想，徐老的话是对的，于是服从真理，安下心来做教育工作。 　　二 热爱祖国，热爱科学。 　　延安自然科学院初创时期，我在政治教研室工作。在政治上，我比有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早到延安几天，多学了几句教条理论名词。我仅有点初中程度的自然常识，怎能在自然科学院办公室工作呢?现在看来，这是徐老领导自然科学院的一种领导方法。他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统一起来，形成他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哲学基础。不懂自然科学的政工人员，应向自然科学师生专家学习，自然科学的师生专家们，在政治上，如有认识不清的问题，反映到政治教研室来，经过徐老调查研究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个个迎刃而解，从而提高了大家的认识。从当时的几件事中，可以说明徐老领导自然科学院的领导艺术。 　　1941年，正是陕甘宁边区被敌层层封锁，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时候，自然科学院，虽然创办起来，财力物力十分艰难，没有教学大楼，没有实验室，千方百计搞来一个作实验用的干锅也被炸掉了，大家吵的不可开交，外界也有啧啧烦言说：“徐老真怪，没有条件办什么自然科学院，到全国解放后办也不迟，这样困难，不如把自然科学院解散，少些麻烦。”徐老听见后，笑嘻嘻地说：“干锅炸掉不要紧，再想办法找一个来，搞科学研究，那有一次就成功的。自然科学院不能解散。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慢慢就发展起来了。自然科学院的这些科学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宝，将来有很大的贡献。克服困难，必须把自然科学院办好。”有人说：创办自然科学院是徐老给毛主席建议的，并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和支持，是解散不了的，还得好好办。又有人说：“自然科学者某某政治平平业务平平，很骄傲，爱翘尾巴。”徐老听见，微笑着说：“不骄傲，没翘尾巴，某某学有专长，很有本事。”从此他和某某更加亲密团结，交谈很深，成为学术上的知心人。 　　犯有左倾幼稚病的人说：“陈康伯院长，法国留学生，高级知识分子，生活作风与咱们边区不一样，把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搬到延安用不上。”徐老听见，仍是笑嘻嘻地说：“不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要求不高，用得上，用得上，陈院长的科技知识很高深，教学见解方法是正确的。”他教导政工人员，必须尊重科技干部，虚心学习，改进工作为自然科学院师生专家服务，是政治教研室的中心任务，努力把自然科学院办好。 　　从延安自然科学院，由1940年——1943年，由1944年——1945年，全院师生员工人名录看，共有600多人，在这600人中，除在对敌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其他病故身亡的及朝鲜同志外，健在的尚有50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省市，其中北京最多，陕西次之。在全国各地的校友们，都是今天科技战线的领导骨干。 　　三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在自然科学院时，他对老中青的自然科技干部师生都很器重，尤其喜爱青年科技工作者，如武衡、丁江、林华、林山、李苏、江天成等人的名字常在他口头叨念着。因此，我把这几位的名字也记得特别熟。他们都未辜负徐老的希望，在科技战线上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到中宣部编审处后，一样尊重知识，器重人才。有几次艾思奇同志、陆定一同志找徐老谈问题，徐老热情的喜形于色。我在旁边观看，暗暗取笑徐老，稀罕的比他宝贝儿子都心爱。董纯才去找徐老，一样地热情对待。谁爱学习，钻研文化科学知识，有学问他就爱谁。徐老在知识学术方面，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喜欢探索创新，好学健谈，他有许多忘年之交的学友。 　　小学生和徐爷爷谈学习问题，亲密无间，畅所欲言。凌光和徐老谈哲学，越谈越深。从费尔巴哈谈到列宁；和郝笑天谈地质变迁、生物进化，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潘开茨读的老书多，徐老常和他谈四书五经，孔孟的道德观、教育观一类的问题，谈起来没完没了。 　　有一次我问潘开茨，你们今天谈的是不是“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的故事?”潘开茨说：“是的。”我说：“孔夫子从教一生，只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孔夫子看不起妇女和劳动人民。他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为了做官，屈膝南子，走后门，子路不悦，我也看不起孔夫子。毛主席是徐老的学生，徐老从不承认，不走后门，不求官。这点孔夫子不及徐老。孟子也不高明。‘得英才而教育之。’光抓尖子，够不上教育家。徐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得英才加倍教育之，徐老先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的学生岂至三千?”潘开茨说：“在教育思想观点上，孔子、孟子当然不及徐老，徐老是无产阶级的圣人。”郝笑天插话说：“徐老不仅教育思想进步正确，思想方法很少教条，他把唯物辩证法运用的很熟练。”我们工作人员，余暇谈徐老，都很敬佩徐老。徐老对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读的也不少，对文学艺术有精辟的独特见解，他最爱谈论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故事，及清朝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弊病，常引为笑谈。 　　有一天，徐老通知我，带上本子和钢笔，随他到接待室去会客。来访者是西北联大一名教授(姓名忘了)，两老一见如故，谈吐风雅，礼貌寒喧一番，双方坐定，不拘礼仪约束，侃侃而谈，话题很广，从国内外大事，当前政治形势，抗战前途，中央政策咨询，教育界学者先生们的见闻轶事等等。双方谈兴很浓，徐老博学多才，谈锋犀利，说理透辟。多数情况，徐老的论点，对方都是同意默许的。谈论融洽和谐，直到双方兴尽而散。客人走后，徐老谈兴未尽，非常愉快。我兢兢业业专心致志，纪录跟着他们谈话走，按原话，纪录整理清楚，交给徐老看过，未提出批评，我才放下心。 　　徐乾原是徐老的儿媳，儿子死后，媳妇和儿子感情好，有一女孩，不愿离开徐老家，但徐乾尚年轻，徐老开明有德，打破封建传统观念，将媳妇顶儿子，改名徐乾。培养教育徐乾学习工作，做他私人秘书。背后有人闲言碎语说徐老：“老头子真怪，带上两个政治文化平平的青年女同志(指徐乾和我)，还要花费精力时间教育培养，不嫌麻烦。”徐老听见置之不理。我们在徐老领导下工作，心红、胆壮、眼亮、骨头硬，敢作敢为，工作有劲头，不愿离开徐老。 　　回忆延安时，同志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有五老：林老、董老、吴老、谢老、徐老是民族之光的五个宝。”徐老听见，笑嘻嘻地说：“我爱徐老这个名字。徐老者，慢慢老也。”逗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在延安中央宣传部时，有一次荣幸的遇到任弼时同志。他要我好好跟着徐老工作学习，他说：“徐老是我党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者，你跟着徐老，接受教育会获益非浅。”我说：“我一定跟着徐老工作学习。”后因整风主客观条件特殊，不得不离开徐老。 　　在徐老身边工作多年，思想言行上犯过几次错误。徐老恨铁不成钢，把我批评的很严厉。一次粗心大意，忘记石瑛是朝鲜同志，说错话激怒石瑛；一次和一位男同志生气口角；一次和一位青年女同志打肚皮官司。徐老知道后，严厉地批评到“你胸襟窄狭，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分子，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气魄。”入骨三分的批评教导，铭刻在心。本质的缺点，至今尚未改掉。气量窄狭，修养差，爱和人争论、吵架。几十年难忘徐老的教导。活到老，改造更新到老，除非离开人间，否则难忘徐老的教导。 　　四 重视群众教育，提高民族素质。 　　陕甘宁边区，被反动地主恶霸军阀剥削压迫的地瘠民贫，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群众是文盲，连乡村苏维埃干部。大多数都不识字，妇女识字的更少。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实行选举时，大多数人不会写选票，用投豆子的办法进行选举，徐老对此情况非常着急，除办正规学校教育外，自动自觉抓紧普及群众教育和扫盲工作，和吴老共同推行新文字。来作扫盲的工作，我也跟着学新文字，脑子里有汉字框框，记不住，进步不快，有厌烦情绪，对普及群众教育扫盲工作的深远意义认识不清楚，徐老教育我说：“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不高，文盲的国家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国家，群众文化落后，没有科普知识，很难建设社会主义，扫盲是第一步工作，为将来准备条件。”提高了我们对扫盲工作的重要性及深远意义的认识。在徐老的感召下，我无论到那儿，除正式工作外，都要挤出时间和精力兼做普及群众的扫盲工作。如办夜校、妇女识字班、冬学黑板报、群众阅览室……等，能做多少做多少，为社会主义消灭文盲，创造条件。因为，普及群众教育工作，也是革命教育工作者职责范围内的事，从此也学会自觉关心群众的普及教育问题。 　　五 无私奉献，不计较个人名利。 　　徐老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自学不厌、诲人不倦，学识渊博，能诗能文，何以无有宏文巨著呢?从两次亲眼看见徐老编写教材的过程，一直是日夜抄写，分秒必争，如鲁迅说的一样：“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这充分说明了他无私奉献，忠于人民教育事业，不计较个人名利的崇高品德。 　　在编写《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教材时，当时鲁师没有图书馆、资料室，连本参考书也没有，只有一份抗日十大纲领。徐老拟写提纲，先要我们上课去讲解，结合学生课堂讨论质疑解答记录。与我这半瓶醋教师，在原有的政治文化基础上，从抗大课堂老师那儿，学了点新思想、新论点，和一本不完全的笔记本，讨论发言，供徐老参考，此外，再无其他的书籍资料。就编者、教者、学者三位一体的反复讲解，反复讨论，徐老汇总分析总结，反复写了改，改了写，反复讨论，审查无误，然后定稿。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非常浅显的问题，而在当时要讲清楚并非易事。徐老发扬长征精神，仅用一个脑袋，两只手，一只笔，一张嘴巴，两条腿，边写、边讲，编者，讲师、学生三位一体结合起来，终于完成了编写任务。培养教育出一批批抗日干部人才，陆续走出学校参加工作，走向抗日前线。 　　徐老到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职务后，在编审处，新的任务仍有编写教材，工作条件仍很艰苦，而这次编写的教材要求更高。因为学生对象是党政军有一定实践能力的中级干部，所需要的是政治地理文史知识。编审处和鲁师一样，什么图书资料也没有，只有窑洞、床铺、桌子、板凳、墨水、纸笔、麻子油灯。不知徐老从那里找来一本32开大的旧地图，是唯一的资料。 　　一个老头子带了两个小女徒弟就这样干起来了。地图上的字小的像菜子大，徐老没有老花镜，也没有放大镜，无法看地图。吩咐我和石瑛的工作就是根据他编写中需要的资料，把地图上中国的东南西北地形地势、毗连国界、国名、大河、大川、大山、省县名称、铁路交通要道、重要城镇、省会、物产……等用毛笔写成小胡桃大的字体，写成一张张独立的文字表格，或文字说明，供他编写时参考。 　　为了给学生们提供精神食粮，哺育他们成长，徐老就是这样克服一切困难，终于把政治地理教材编写成功了。 　　正如有人说的一样，敬爱的老师，您象蜡烛，燃烧了自己，照明了他人，引导学生遵循真理的方向，汇流在革命洪流的大海里，奔腾澎湃向前进，而自己仍是两手空空。有人说徐老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算不上教育家，这种说法是武断的、片面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徐老确实没有宏文巨著留传后世，但他不仅在教材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是一笔至为宝贵的财富，对当前和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怎么能说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呢? 　　六 长寿的秘诀。 　　徐老是长征的老英雄。他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山万水，受尽饥寒交迫的苦难。到陕北后，个人生活衣薄食单，工作繁重。何以能健康长寿?秘诀在那里?除了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外，据我的观察了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重视文体卫生修养锻炼和科学保健。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按时作息，劳逸结合。他的饭食不完全吃细粮精粮和补品，而是粗细粮食掺半。他经常以小灶饭食与我们调换大灶饭。不调大灶饭时，要徐乾给他煮包米稀饭。他的学理是人的肠胃也要经常锻炼，增强消化系统的消化力、抵抗力、免疫力。他烟酒不沾，差不多每日必须坚持一定里数的散步，一定时间的阅读，还要用笔抄抄写写。经常保持精神乐观愉快，也是他生活修养的哲理。他说：“愁苦使人愚昧，乐观使人聪明。”工余不放弃有条件的文体活动。扭秧歌、跳舞的场合；他必到场观看，60岁的人，在延河还参加游泳比赛。 　　徐老曾说过，按生理卫生科学规律，他“计划活90岁。”历史事实证明他超预期的纪录，活了92岁。若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可能活到100岁。 　　徐老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他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长征的老英雄，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是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教育事业奠基人，灵魂工程师，推动历史前进的万世师表。这些美誉评论，徐老是当之无愧的。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