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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探索根据地教育道路的新里程

陈桂生

随着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不但是全国人民战争的指导中心，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是国内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人民，不仅在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还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道路。 　　徐特立虽然从1931年开始就参与根据地教育建设的组织工作，惟在土地革命的前期与中期“左”倾指导思想干扰甚大，难以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自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为徐特立从根据地实际出发，进行中国教育道路的探索提供有利的氛围。 　　徐特立在1935年10月至1945年8月间活动的轨迹是：在1935年11月至1937年9月间，主持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工作，尔后于同年9—11月间，作为陕甘宁特区首任教育厅长，主持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1937年12月至1940的8月间，离开陕甘宁边区，在民国政府统治区参加政治战线与文化教育战线的“外线作战”；1940年12月至1942年11月间，主持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徐特立从1942年初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职，从1942年11月开始，主要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不过，他在陕甘宁边区活动的整个时期，作为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和人民教育家，始终活跃于人民教育战线，在中国独特教育道路上，留下道道深刻的足迹。 　　〔一〕“红色教育”的新起点 　　从1935年10月19日到1937年11月26日，是徐特立作为教育行政负责人领导根据地干部和群众为陕甘宁边区人民教育事业奠定基础的时期。这是一个实现从反映土地革命需要的工农民主教育向抗日民主教育转变的历史关头。土地革命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划分以1937年7月7日全民抗日战争的爆发为分水岭，而根据地各项工作(含教育工作)性质的转变则以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为契机。在此以前，工作环境较为动荡，徐特立随西北办事处在陕北数度转移；在此以后，从1937年1月13日开始，长驻延安，工作环境较为稳定。 　　1935年10月至1937年1月间，徐特立随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西北办事处转移的路线是：1935年10月19—27日，活动于靖边县吴起镇(今吴旗县)；1935年11月7日—1936年6月，活动的中心是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1937年1月，活动的中心是保安县(今志丹县)城镇。 　　中央红军、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经长征抵达陕北后，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决定，于1935年11月3日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徐特立任教育部长。西北办事处直接管辖陕甘宁晋根据地(实际上为陕甘宁边区)，下辖陕甘省、陕北省、关中特区与神府特区。 　　徐特立在从南方根据地转到远比南方根据地落后的陕甘宁边区之初，首先密切关注的是，当地社会环境与原有教育工作基础。他从调查入手，逐步开展教育工作；其教育工作又以扫除文盲为重点，并借助于推广拉丁化新文字扫除文盲，又从培养师资入手推广新文字。 　　1.从教育调查入手：徐特立到达陕北后，马不停蹄地开展教育调查。1935年11月7日到达瓦窑堡(中共陕甘晋省委驻地)，当天带着仆仆风尘到当地列宁小学听课。他身着破棉袄，腰系草绳，使该校教师(王志匀)误认他为马夫。次日他同董必武、冯雪峰一道去听课，人们方知他是教育部长徐特立。① 　　他每到一处，除听取汇报，即亲自察看学校。经过调查，对陕甘宁边区原有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当地生产特点印象很深。1936年7月15日，他在保安接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斯诺(现名宁谟·韦尔斯)时谈道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事实上，在我们未来之前，整个西北除开几个地主、官僚和商人之外，差不多没有一个人能够阅读东西。文盲几乎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世界上文化最最落后的地方之一。你相信陕北和甘肃的民众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事吗?这里普通人一辈子只洗两次澡——一次是在出世的时候，一次是在他结婚的时候!他们讨厌洗足、洗手、洗脸和修剪指甲、剪头发。这儿是中国留辫子的人最多的地方”，“但所有这些以及别的许多偏见都是由于无知，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智慧上启发他们。这些人比起江西来，真的落后得多”，“这里工作进行得非常迟缓。一切事情都要我们从头做起，我们的物质资源又很有限制”；“不过可不必担心这些困难，我们已经能够实施某些工作了。只要我们有时间，我们能够做出一些叫全中国吃惊的事来”。② 　　埃德加·斯诺采访徐特立后，得到的印象是：他有着轩昂有力的步态，明亮而愉悦的眼睛和一双曾在长征中使他爬过许多高山、渡过许多大河的健腿。“由于他有各色各样的经验，使他特别适宜于担任现在这种工作。他的确需要所有这些经验，尤其是那些如此繁重的、任何一个西方的教育家都踌躇失望、不敢接近的工作，使他更加需要。老徐是过分年轻的，他始终不曾沮丧”。③ 　　2.把普及群众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的重点，其中，成人教育(当时称为“社会教育”)又重于儿童教育。 　　陕甘宁边区在徐特立主持下所开展的成人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南方中央根据地的成人教育。其特点一是鉴于边区居民点分散，耕作粗放，劳动力缺乏，平时劳动紧张而冬季农闲时间甚长，采取冬学形式推行成人教育；一是以拉丁化新文字为扫除文盲的辅助工具。 　　徐特立在1935年第一次到保安时，只住了九天，就开办了一期新文字学习班；1936年第二次到保安时，又办了新文字学习班和小学教师培训班。④ 　　1936年11月，陕北省新文字运动相当活跃。省教育部举办新文字训练班，并建立省新文字促进会。⑤ 　　当年12月13日，西北办事处教育部同共青团中央联名发布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要求在整个根据地范围内大力开展冬学运动与新文字运动。具体办法是开办训练班，以解决缺乏教育问题，建立小先生制，开展竞赛等。冬学以《看图识字》、《儿童读本》、《简单的写法》、《政治读本》为教材，组织形式按照各地具体情况而定。⑥ 　　还在1937年7月15日，徐特立在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斯诺时，就同海伦·斯诺谈到他对于推广新文字的见解，并介绍了根据地推行新文字所取得的初步成就。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继续应用“旧字”(汉字)实施民众教育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工人无法入学，他们必须个别学习和相互学习。定县千字课制所以不易作为农村民众教育的根基，这是原因之一。中国穷苦的人必须由他们自己教育自己，他们应该写得出他们一切口语，所以，即使识一千个字，依然达不到这个要求；反之，“我们所有拉丁化字母，在三个月内，教会一个人读书、写字，能在二年之内使他精通，他所因而阅读报纸和普通的社会政治读物，(而)用旧字来获得这同样的结局，至少在教室里读十年书”。据他估计，当时“单在共产党和红军军官里面至少有二万人能读写新文字”，“今年夏天我们派出一百个巡游教师，他们将到农村和工场去上用新文字的功课”。⑦ 　　海伦·斯诺从那次采访中留下的印象是：“他正勇敢地在西北那些荒芜的孤村中开办普及的教育，对于文字的拉丁化是一个最热心的人”。⑧ 　　当时成人社会教育着眼于政治启蒙。埃德加·斯诺记下了他目睹的事实： 　　“当你走进山里这些小的‘社会教育中心’时，你就可以听见这些人大声地自问自答：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军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就这样念下去，要是他比谁都快地念完那五百或六百个字，就可以得到红色书笺或铅笔以及别的奖品。” 　　在埃德加·斯诺看来，“自然，这是一种粗浅的宣传，但当农民及农民的儿子们、女儿们念完了那本书，不仅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读书，而且晓得谁教他们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已掌握了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战斗思想”；不仅如此，而且“我总觉得这种教法比之从‘这是猫儿，这是耗子’和‘猫儿做什么!猫儿捉耗子’教起的方法要有趣得多。为什么要用寓言教给现实的人们呢?”⑨ 　　3.开展教育从扫除文盲入手，而扫除文盲又从培养和训练师资入手。 　　1936年1月，西北办事处曾以陕北省教育部名义在瓦窑堡开办小学教员寒假训练班。由徐特立主持。招收小学教员90余人。学习内容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修业一个月。据说徐特立在训练班开办之初，发现学员赵生英(原是米西县，即后来的米脂县工农民主政府秘书)是个人材，遂宣布由赵生英任训练班的班主任，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徐特立与陕北省教育部长蓬飞(原名陈蓬飞)参加讲课。⑩ 　　1936年8月，徐特立在保安创办了一所培训扫除文盲师资的简易师范学校(通称“扫盲师范”)，自任校长。当时缺乏课桌椅，徐特立带领学员到河边搬回石板，支撑起来权充课桌，缺乏教材和教师，徐特立采用新文字自编自教。据成仿吾回忆，当时他到该校去找徐特立，到处找不到，后来在伙房发现了徐特立。原来徐特立正在给学员烧饭。成仿吾还提到，从校长到炊事员由徐特立一人承担。(11)徐特立后来提到，“我是新文字运动的积极推行者。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扫除文盲，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我们一到陕北，就办起了一所文盲师范，招收的都是文盲、半文盲。教他们新文字，只要一个短时期的学习即可成功。毕业后便担任小学教员和识字班的先生了”。(12) 　　1937年2月2日，经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批准，在原扫盲师范基础上创办鲁迅师范学校。校址设在延安。起初只有23名学生，后迁至延长县。徐特立曾在校生活、工作三个多月。协助该校整顿。西北办事处教育部还通知各县保送学生。到当年六、七月间，学生数增至360人。经过三个月的整顿，“鲁师的声名远播全国”。(13) 　　4.不仅注重培养扫除文盲的教师和骨干分子，还注意争取原有教师参加工农民主教育建设。 　　当年在瓦窑堡有一位老教师，叫侯锡康。原是清代末年巡警大学毕业的老秀才。多年来在瓦窑堡及其附近农村当小学教师。陕北根据地早期领导人郭青亭、吴岱峰、贺晋年都是他的学生。他虽然了解这些学生的政治背景，仍对他们较为关怀，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土地革命开始后，他怕被当作土豪劣绅，不敢继续教书，改开一个小饭馆谋生。徐特立到达瓦窑堡以后，经过调查，知道侯锡康并无劣迹，群众也欢迎他继续任教，遂找侯锡康恳切交谈，向他了解当地教育情况，鼓励他继续执教。侯锡康感动得流泪。由于当时“左”倾思想的流毒未除，有人就此事向毛泽东告发，声称侯锡康在民国政府统治时期，可随便进出衙门，很“吃得开”，如今徐特立起用他，请他当完全小学教师，他又成了“红人”。这是丧失阶级立场的行为。毛泽东不但未批评徐特立，反而明确表示赞成徐特立此举。嗣后徐特立将争取侯锡康的经过和毛泽东的意见通报各县。陕北省教育部长蓬飞还召开各县教育部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对争取更多教师参加工农民主教育事业产生良好的影响。(14) 　　此外，当时在西北办事处教育部任职的阎锡林，在吴堡县巡视教育工作时，为了形象化地解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谈到主要矛盾变化问题时，曾提到：假如一个人头上有一只虱子，同时还有一只蝎子，哪一个是主要矛盾呢?有人认为这是“反革命言论”。当晚吴堡县保卫部派人去捉(原文说是“杀”)阎锡林，幸而他早已逃离吴堡县。该县保卫部仍不罢休，立即向西北局保卫部上告。控告信呈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转徐特立。他获悉此事后叮嘱“保密”。两天后，声称此事已经了结，不必紧张。(15) 　　这两件事反映当时“左”倾思想影响还相当严重，表明徐特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争取原有教师、保护干部，颇不容易。 　　〔二〕在教育上做出“叫全中国吃惊的事” 　　1937年1—11月，是陕甘宁边区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急剧转变的时期。在这个转变时期，根据地教育工作的迫切任务是：一面适应客观情势的迅速变化，更大规模地开展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工作(其中大规模的干部学校分别由中共中央、军队和最高行政当局主管，教育部及尔后的教育厅直接负责中学、师范、小学和成年群众教育)；一面着手制定教育制度、规章和发展计划。 　　1.为了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教育，西北办事处教育部和青年组织(16)联合发动1937年“春季突击季”。其中心任务是开展冬学、扫除文盲，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并在冬学结束后转为动员儿童入学运动，推动小学教育的普及；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会成立大会又宣布开展“红五月教育突击运动”，争取在当年五月份，恢复三分之二小学，并使每所小学的学生数增加三分之一；5月16日，成立延安市新文字促进会，徐特立当选为理事。在新文字促进会成立之际，延安市已经设立15个新文字学习班，有学员600人；继“红五月教育突击运动”之后，又宣布从1937年5月开始，为“普及教育突击年”。“普及教育突击年”运动(1937年5—12月)中，单在直属各县(共11县)及庆环分区、关中分区，就动员11050名儿童入学，动员9000余青年和儿童参加夜校和半日制学校，建立4742个识字组，有组员29102人，冬学364处，参加的青年和儿童共4768名。(17) 　　2.1937年4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西北办事处开会讨论在从苏维埃政府到特区政府转变的过渡时期：各项重大政策与工作方式方法转变问题。认为文化建设“在目前紧迫需要整理”，以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决定成立以徐特立为首的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徐特立、张国焘、凯丰、廖承志、郭洪涛、向仲华、冯文彬，责成该委员会起草《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18) 　　《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于同年4月29日开始发表。其中分析了过去苏区教育的经验教训和根据地面临的现实任务，提出实施民众教育的纲领与补习教育实施方案。所谓“民众教育”，指的是学校教育；“补习教育”，指的是社会教育或群众教育。 　　《实施民众教育的纲领》： 　　(1)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 　　(2)在一定时期(大约若干年)内普及最低限度的教育于40岁以下的成年和青年男女，及7—14岁的男女儿童； 　　(3)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无论识字或不识字的自动参加教育工作。从工作中创造教育干部，从学生中创造他们自己的领袖，同时需要迅速地建设大规模的程度较高的学校，以训练专门为教育服务的人员； 　　(4)实行优待小学教员，不断提高小学教员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之成为乡村中文化教育的支柱； 　　(5)小学校免收学费、书籍费，中等以上的学校免收学膳等费，使之成为乡村中文化教育的支柱；使学生不致因生活问题妨碍学习，同时使已在社会服务的人员得以暂时抛弃谋生学习更高的学问。 　　《补习教育实施方案》。规定基本课程分为文字课程、政治课程、自然课程与社会课程四类；完成基本课程的时间，最低限度的课程：冬学为60天，夜校学习半年，识字组一年至一年半，最高限度的课程加2倍时间完成；补习教育的组织形式为夜校、冬学校、巡回训练班、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补习教育的教材由西北办事处教育部编印。(19) 　　此外，还颁布《小学教育制度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办学基本原则、学校编制、课程、教员和学校管理。(20) 　　同年5月17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召开行政会议，讨论选举、经济和文化工作。决定从7月份起进行广泛的选举运动。使人民革命的根据地真正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区。18日徐特立在会上作了关于群众文化教育建设的报告。(21) 　　3.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于1937年2月10日主动向民国政府提议，把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经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后来得到国民政府当局认可。同年5月2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西北办事处规定，限期举行陕甘宁边区各级议会民主选举，并把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此后，经民主选举，陕甘宁特区政府于1937年9月6日宣告成立(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徐特立就任陕甘宁边区首任教育厅长(陈正人为副厅长)。惟任职不久，即于同年11月26日离开陕甘宁边区，承担新的历史使命。 　　在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间，在徐特立主持下，陕甘宁边区教育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以前，群众教育的规模甚小，小学尚在试办阶段，为数甚少；1935年11月以后，群众教育的规模逐年迅速扩大，小学校显著增加。到1936年5月，已有小学430所，惟在当年6月以后，根据地大部分转为游击区，新建的学校遭受破坏，只剩下120所，学生500余人；(22)到1937年秋，小学增至545所，学生10396人，(23)1937年冬，开办冬学382所，学员10337人。(24) 　　在此期间，教育工作的特点表现在： 　　1.以成人教育为重点，兼顾儿童教育的普及；成人教育实行扫除文盲、推行新文字、培训师资三位一体；力求适应落后地区群众生活与生产的特点，办学形式灵活，注意可行性；以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迅速推动教育事业的开展，带有某种“游击习气”。 　　2.适应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急剧转变的客观情势，着眼于民族觉悟与民主意识的启蒙，并力求建立以抗日为宗旨的教育界民族统一战线，排除不时冒尖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干扰；同时，基本上避免了正在冒头的右倾指导思想影响的侵蚀。 　　徐特立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提到，尽管陕甘宁边区原有基础惊人地落后，只要有时间，一定能够在这里做出“叫全中国吃惊的事来”。果然，经过短时间的努力就使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面貌发生惊人的变化。 　　〔三〕外线“作战”的历史使命 　　1937年12月9日至1940年8月，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办事处代表身份，主要在长沙执行中国共产党在民国政府统治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 　　徐特立到长沙的次日(9月10日)，《长沙晚报》即发表新闻：“湖南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离开湖南十年，昨日抵长，下榻南方旅馆，各界人士闻知，前往拜会，高朋满座，盛极一时”，(25)另一报道是：“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日下午2时由汉来长。徐鬓发皆白，着灰布短衣，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26) 　　他在湘期间，未公开的党内职务是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委员、统战部长。为执行统一战线的使命，他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和下层群众。他曾拜访郭沫若和茅盾。郭沫若的印象是：“徐特老当时也由延安回到了长沙，我早就听见好些年青朋友说，徐特老的精神很好，一点也不老，他一作报告便可以作三、四个钟头”，“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把这样的一位好老人画出。老人是矮个子，但那么结实，穿着一身延安制的灰布棉军服。巴旦杏的脸那么红润，一对眼睛那么有神，一嘴稀疏的胡子那么坦白，嘴里几个缺牙那么含笑，一头颁白的长发那么纷披。这不就是‘诚实’本身的形象吗?”(27)茅盾笔下的镜头是：“看见一位皓头老人，两眼炯炯有神，我不认识他，正想发问，他已站起来自我介绍道：‘我是徐特立’。噢，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教育家!……我十分激动，因为徐老是我在抗日战争后第一个接触到的以公开身分活动的共产党人，而这样身分的同志已有十年不见了。我们一见如故……徐老还谈到文学，极力称赞我的短篇小说《大鼻子的故事》。”(28) 　　关于徐特立在开展统一战线方面的成就，这里不拟细表。这里着重分析他在湘发表的抗日教育主张。 　　1937年12月25日，徐特立在长沙发表题为《抗日十大纲领》的演讲。这个演讲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7年8月22—25日)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以毛泽东就这次会议的精神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蓝本，但徐特立又根据他自己对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与任务及对新旧教育的认识，对“十大纲领”中的“抗日的教育政策”作了重要补充。他所表述的“抗日的教育政策”是： 　　1.“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毛泽东的原文只限于此，(29)以下是徐特立的补充意见)。 　　旧制度把学校与社会中间划一深沟，把教育与战争中间划一深沟，把教员与学生中间划一深沟，新制度必要消灭这些严格的区别；旧课程缺乏时代性、现实性、伸缩性，必须改变。 　　2.必须实施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 　　教育的最高原则是：(1)消灭教育的歧(畸)形发展。这歧(畸)形的表现，就是富人有教育，穷人无教育，城市有教育，乡村无教育；(2)消灭教育上的愚民政策。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消灭一切教育上的麻醉剂，使人民从民族解放斗争中觉悟起来。自觉是教育上最高的原则，尤其是政治的了解和自己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及民族的解放。 　　3.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以作全国皆兵的模范与准备。(30) 　　上述论述表明，徐特立对于即使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由毛泽东加以表述的“抗日的教育政策”，亦有勇气加以补充和阐发。这种补充和阐发很有必要。因为毛泽东只提出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教育制度与课程代替旧教育制度和课程，至于旧制度、旧课程“旧”在哪里并未提及，关于什么是“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亦未展开论述。 　　徐特立明确揭示了旧教育制度(旧学校制度)的特征，即学校与社会、教育与战争、教员与学生脱节，旧课程的特征在于缺乏时代性、现实性与伸缩性；进而指出旧教育的阶级本质，表现为它是富人的教育，畸形地集中于城市的教育，基本上脱离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更进一步指出这种旧教育是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针对民国政府的愚民政策，不仅强调教育的普及，尤其强调新教育的最高原则在于启发人民群众的自觉，特别是人民在政治上的自觉。可谓深得抗日民主教育的精义。 　　尽管这个教育政策的核心在“抗日”，但已渗透了阶级观点。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国政府统治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过程中，曾受到王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右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徐特立在湘活动期间，既批判了托派形“左”实右的谬论，(31)善意地纠正了朋友的“左”倾论调，(32)也在一定程度上同王明的右倾指导思想保持距离，显示了实事求是的本色。 　　徐特立在湘期间，关于教育的言论，尚有： 　　1.关于战时的干部训练，主张：(1)时间要短(速成)，(2)课程要合乎战时的需要，主要采取政治、军事和群众工作三方面课程，(3)采取陶行知倡导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4)大量吸收学生、难民、伤兵、被裁汰的职员。在实施干部训练的工作中，政府开办与群众团体开办“分途并进”。(33) 　　2.关于农村教育，赞成法国卓莱的主张，把十岁以上的人组织起来，加以教育，人人懂得抗战；同时赞成蒋百里提出的“学校军事化，军队学校化”的设想。(34)明眼人不难了解，他是以曲折的方式介绍根据地教育工作的经验。 　　3.关于群众性的军事教育，一面改革正规教育，克服其“闭户读死书”的弊端；一面广泛开办训练班和组织座谈会，补充正规学校之不及。(35) 　　① 王云风主编《徐特立在延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② 埃德加·斯诺：《生活从五十岁开始》(摘自《西行漫记》)，《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③ 埃德加·斯诺：《生活从五十岁开始》，《怀念徐特立同志》第24—25页。 　　④ 王国桢：《徐老的几个故事》，《徐特立在延安》第189页。 　　⑤ 《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0日。 　　⑥ 《红色中华》1936年12月13日。 　　⑦ 宁谟·韦尔斯：《中国字变了》(《续西行漫记》摘录)，《怀念徐特立同志》第30—31页。 　　⑧ 同⑦第30页。 　　⑨ 埃德加·斯诺：《生活从五十岁开始》，《怀念徐特立同志》第28页。 　　⑩ 赵生英：《谈陕北苏维埃时期的教育工作》，《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第6期(1985年11月)；参见《陕甘宁边区教育大事记》(征求意见稿)第7页。 　　(11)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12) 董纯才：《怀念我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怀念徐特立同志》第36—37页。 　　(13) 筱玉：《鲁迅师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中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14) 王国桢：《徐老的几个故事》，《徐特立在延安》第190—192页。 　　(15) 赵生英：《谈陕北苏维埃时期的教育工作》，《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第6期(1985年11月)。 　　(16) 1936年11月10日，共中央决定将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加以根本改造，使其成为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并吸收大批优秀共青团员加入共产党；1937年4月建立西北青年救国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已被代替。 　　(17) 《新中华报》1938年2月5日。 　　(18) 《新中华报》第350期，1937年4月26日。后来，人们常常引用徐特立于1937年起草的《国难教育的原则和方案》，就所引原文查对，可知即指总名《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的一组文件。(参见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7月)，《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19) 《新中华报》1937年4月29日。 　　(20) 同(19)。 　　(21) 《新中华报》第358期。1937年5月19日。 　　(22) 《新中华报》1937年4月29日。 　　(23) 丁浩川《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 　　(24) (作者佚名)：《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 　　(25) 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5页。 　　(26) 王云风主编：《徐特立在延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27) 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2页。 　　(28) 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第379页；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 　　(29)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30) 徐特立：《抗日十大纲领》，《徐特立文集》第85页。 　　(31) 徐特立：《论反托派斗争》，《徐特立文集》第124—133页。 　　(32) 徐特立：《关于<晚会之歌>》，《徐特立文集》第175—176页。 　　(33) 徐特立：《怎样训练战时工作的干部》，《徐特立文集》第143页。 　　(34) 徐特立：《加紧农村工作是战胜之最大保证》，《徐特立文集》第147页。 　　(35) 徐特立：《目前政治形势和今后抗战的任务》，《徐特立文集》第173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