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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中国教育界的一代天骄

陈桂生

徐特立早就被誉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中共中央)，“当今一圣人”(朱德)。他不仅在中国教育家中，而且在革命队伍中，几乎有口皆碑。一个人生前得到那么大的殊荣，人们对他评价之高，在中国现代教育家中，简直无与伦比。堪称中国教育界的一代天骄；然而，从现已出版的一些影响较大的《中国现代教育史》著作中，似觉察不出这位教育家有那么重要的历史地位。至于数以百计的《教育学》版本中，吸收徐特立教育思想成果的情况，同中国与外国教育家相比，更不相称。两相对照，反差如此之大，不能不令人感到，迄今为止，在教育理论界的舆论中，徐特立主要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关于徐特立的研究成果虽丰，还不足以耸动教育理论界的视听。 　　这不奇怪，因为迄今为止的“徐特立研究”，主要还处在收集、整理资料和把他作为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与教育家歌颂的阶段；名副其实的理论分析也有，但属凤毛麟角；也有一些应用研究，大抵把徐特立的一些言论同自己的实际工作挂钩，或者把自己的一些实际经验挂靠在徐特立的观点之下，至于自身的实践是否如实地反映徐特立的基本思想，尚属难说。因此要确定徐特立的历史地位，须从对徐特立教育思想全面、系统的研究入手，着重研究徐特立特有的教育思想，还要研究他的教育理论，把他的教育思想与理论放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把他在教育上的建树和同时代其他教育家的建树相比较，果达到这种地步，关于徐特立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该不该占有一定地位，应占什么地位，才能论定。这种研究将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过程。本书以上各章的探索中所提供的只是一些初步认识。 　　〔一〕历史的选择 　　先从徐特立在我国人民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谈起。 　　徐特立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他的教育思想有变化、有发展、有转折、也有一以贯之的见解，但徐特立之所以成为中国人们心目中的徐特立，主要不在于他前期在湖南的教育建树，而在于他从1931年起，经过长期奋斗，在奠定根据地教育思想基础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也就是说，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教育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们在赞颂徐特立时，往往把他同先贤比较：把他比之为当今大禹和墨翟，①比为当代孔夫子，②把他同王船山、顾亭林比较③，也把他同陶行知并称；其实，为确定徐特立应有的历史地位，真正需要的，倒是把他的建树同根据地著名教育活动家的业绩加以比较。 　　就中国人民教育道路的形成而论，毫无疑问，应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标志，然而毛泽东只能于戎马倥偬之中兼顾对教育工作的研究与指导，并且，毛泽东教育思想本身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人民革命队伍中，确有一批积极参予教育决策的革命家和主持实际教育工作的教育家，实际上参与了中国独特的教育道路的创造。不妨把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在人民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同徐特立加以比较。 　　1.在土地革命时期，从1931年11月临时中央工农政府建立开始，就任命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不过他直到1934年2月5日才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而那时民国政府军队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加上中共临时中央对瞿秋白并不信任，虽然他对根据地教育建设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整个说来，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作用的机会；徐特立早在1930年12月30日就进入中央根据地，从1932年3月起担任代理教育人民委员，1934年1月以后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在1933年夏季所谓“团协助教育部运动”之前，实际上是根据地教育的主要组织者。1934年1月以后，才把主要精力用于他所主持的学校工作。长征结束后，在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间，先后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长、陕甘宁特区(后改为“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名义，主持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为远比南方落后的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基础的奠定作出了贡献。整个说来，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在根据地教育建设中的地位，无与伦比。 　　2.洛甫(张闻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在根据地教育中的地位一度举足轻重，不过，他的影响较为复杂。他在1933年夏季，曾为“左”倾教育思想与方针确定基调，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主持干部教育工作中，对当时干部教育的蓬勃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但在工作指导中带有教条主义气息。40年代初，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思想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整个说来，他还是作为领导人参与教育工作的指导。1933年夏季，他直接或间接地对徐特立主持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许多过火的批评。实践证明，他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如徐特立正确。 　　3.吴玉章也是根据地众望所归的教育家。他在1939年11月—1945年12月间活动于陕甘宁边区，是许多著名的文化教育团体的负责人。他先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1939年11月起)，延安大学校长(1941年9月—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2年2月—1945年12月)之职，并成为根据地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推动者与组织者，惟并未像徐特立那样长期主持教育行政工作，且教育理论著作甚少。 　　4.罗迈(李维汉)在抗日根据地教育改革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迄今尚未被人充分认识。他起初担任著名的陕北公学副校长(1938年4月起)、陕北公学分校校长(1938年4月—12月)、从1939年2月起作为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实际主持干部教育的指导与组织工作。不仅在1942年的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尔后又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中等以上学校整学委员会主任和边区政府教育厅所属教育委员会委员，对于确定具有重大影响的1944年群众教育(小学与成人教育)改革的基调，起了关键作用。他不断指导和参与教育实践，同时不断研究教育理论和总结经验。不过，他从1946年4月起，基本上未参与教育工作。他在根据地参与教育活动的经历远不及徐特立长久。 　　5.成仿吾属于为数不多的经历根据地教育建设全过程的教育家。惟他一直未参与影响根据地全局的决策；江隆基也是根据地的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教育家。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他对陕甘宁边区1944年教育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不同凡响。同样，他也不属于影响根据地教育全局的决策者。 　　同上述革命家或教育家相比，徐特立可算是唯一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对根据地教育的全局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这是他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是历史对他的选择。 　　〔二〕时间的考验 　　当然，衡量一位教育家的历史地位，主要不在于他所承担的责任和经历，重要的是看其对教育工作的指导，是否符合历史潮流，是否反映时代的脉搏，他对一定时期教育情况的判断和所采取的抉择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单从以下事实，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1.土地革命时期，徐特立在主持教育工作期间，一向主张从根据地客观需要与实际情况出发，崇尚实际，反对空谈，反对形式主义与文牍主义，把“身教主义”精神贯注在教育行政管理、识字运动、干部学校教育和编写教材各方面工作之中；然而，如上所述，在1933年夏季以后，“左”倾教育思想甚嚣尘上，恣意非难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特别是他主持起草的题为《目前的教育任务》的训令，把教育限制在反封建迷信的范围，没有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教育方针”，甚至把他倡导的以民教民的识字运动口号，曲解为“反对利用知识分子”。多年后，公正的结论表明，不是徐特立的过错，犯错误的恰恰是那些反对他的正确主张和口号的人。 　　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曾经历过一段曲折。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会议总结边区历史经验时肯定第一时期(实即徐特立主持教育工作时期)，教育方针正确。那个时期把教育的权力从人民的敌人转到人民手中，把受教育的权力由少数人转到多数人手中，把教育方针从为人民的敌人服务转为为人民服务，教育内容同当时人民的革命战争与政治上、生活上的需要相结合，老百姓在教育上如在政治上、经济上一样地翻了身，所以，老百姓拥护这种教育。当时的教育也有缺点，就是比较粗糙简略，即所谓“游击作风”，但这是当时条件造成的；1938年以后，教育工作对于人民的民主要求和边区的经济实际很少注意，存在照搬民国政府统治区办学经验的“旧型正规化”倾向。④在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柳湜在回顾边区中等教育发展过程时，也对抗战初期鲁迅师范(由徐特立主持创办并予指导)学校的办学方向正确予以充分肯定，指出1939年7月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为边区师范以后，才出现“正规化”的倾向。⑤证明徐特立的办学思想经得起时间考验。 　　要弄清徐特立的办学思想何以经得起时间考验，还需概括地分析他的教育思想与理论。 　　〔三〕独到的见识 　　关于“徐特立研究”的薄弱环节，是对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教育理论缺乏如实的和系统的分析与概括。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1.徐特立一直标榜“身教主义”，并且确实是一位感人至深的“身教主义者”，但他不是狭隘经验主义者，且相当重视教育理论。他的教育理论视野相当广阔。不仅悉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教育的思想、毛泽东有关文化教育的著作和中共中央的教育方针政策，而且相当关注根据地以外的中国教育家，尤其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相当熟悉苏联教育经验，对西方国家的教学研究成果如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自学辅导制等，亦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重要的是他把所吸收的理论和知识创造性地运用于根据地的教育实践，又不断调查研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 　　由于他力戒空谈，他所探求的教育理论是一种贴近教育实际的理论。他的教育理论，一般未以“原理”、“原则”、“公式”的方式表达，而主要致力于把一般原理、原则、公式应用于实际。其实，在成功的运用中，或多或少也形成一些更为贴近实际的原理、原则、公式层次，而表达又讲求通俗。惟其如此，他的理论不易为不熟悉当时历史背景、教育状况、教育思想上的争议的人们所领会，更难以得到喜欢空谈抽象理论的研究者的赏识。这原是他之所长。他走过的教育理论研究的道路也正是如今仍须探索的道路。只是由于对他之所长缺乏充分认识，才误以为他“没有多少理论”。 　　2.徐特立严格按照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中央教育方针政策办事，无意别树旗帜，另搞一套。惟其如此，人们不易觉察他的理论中的新意；其实，他在毛泽东教育思想和中共中央教育方针、政策范围内，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刻意求新。他对于不同意见，持相当谨慎的态度。虽有时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一般采取正面表述自己观点的方式，至少表示沉默，而决不随声应和；反之，别人若不赞成他的主张，一般(1933年夏季的情况除外)也持谨慎的态度。所以，他的独立见解往往被人忽视。 　　由于现有研究基础有限，目前还难于对徐特立独到的教育见解进行系统概括；惟从以上各章的分析中不难发现这种智慧的闪光： 　　1.他对于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程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发挥。其中包括：把“科学化”列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首要特征，具体分析了教育“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内在联系，并使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一元化。 　　2.他于浓重的政治氛围之中，敢于宣布“旧的‘政治第一’”应予废除，一再公然向教育中的政治空谈挑战，提倡全方位的求实的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 　　3.他于“正规化”教育与“非正规化”教育反复交替之中，力排众议，寻求较为切合时宜的抉择。 　　4.他以自己对于《实践论》的理解为基础，形成独到的“教学实践”观念，力辟崇尚书本与狭隘经验主义倾向，探求理论联系实际的新路。 　　5.更重要的是，他事实上已经形成有别于“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独特的“群众本位”教育观。 　　6.同样重要的是，他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媒介(在观念上又有别于陶行知)，力图寻求一条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教育理论研究之路。虽然这种探索过程才现端倪，毕竟作出了楷模。 　　〔四〕历史将再选择 　　毋庸置疑，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建树与教育思想，是我国20世纪20—40年代教育史上最辉煌的篇章。然而，翻开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著作，不难发现，像徐特立那样曾经在根据地教育建设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教育家所占地位，同诸如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相比，很不相称。 　　40年代初，有人曾把徐特立和陶行知并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两面大旗”。那也只是当时活动于根据地的人士的见识。在现有教育史著作中反映不出这种评价。单就这两位教育家而论，他们确各有千秋。陶行知较之徐特立，善于标新立异，把自己的教育思想“概念化”(即徐特立所谓“范畴化”)，形成若干旗帜鲜明的独特概念和命题，因而较为引人瞩目；如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自觉程度与成熟程度、直接实践活动的范围与实际成效而论，至少很难说徐特立的历史地位在陶行知之下。至于梁漱溟、晏阳初等，固然也有他们的独特贡献，如把他们同徐特立比较，恐怕望尘莫及。不过，这种说法在目前仍带假设性质。因为迄今为止，对徐特立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尚不充分。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历史很可能对他的建树作出新的选择。 　　① 续范亭：“人如墨翟寿如松”，“而今禹墨正匡时”(《寿徐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0、211页)；谢觉哉：“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奉誉徐老自寿诗》，《怀念徐特立同志》第207页)。 　　② 朱德、康克清：“现代圣人称颂久，德高望重公堪当”(《徐特立同志七旬晋一大寿》《怀念徐特立同志》第203页)；柯仲平：“封建大圣孔夫子，人民大圣徐特立”(《祝寿歌》，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8页)。 　　③ 李木庵：“船山气节无其识，亭林议论无其功”(《岳麓山头歌大风》，《怀念徐特立同志》第213页)。 　　④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1月5日。 　　⑤ 柳湜：《边区中等教育发展情况》，《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3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