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徐特立 > 全文图书 > 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

第一讲 徐特立的生平和教育实践

孟湘砥，曹国智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湖南省长沙县人，生于一八七七年二月一日，逝世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九十一岁，徐特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职。他德高望重，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徐特立同志在多种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的艰苦复杂环境中，从事教育工作，时间长达七十余年。他积有丰富的经验，有很高的理论修养，这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下面分湖南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和建国以后四个时期，概要介绍徐特立的生平和教育实践。 　　一、湖南时期 　　1.青少年时代 　　徐特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祖父务农兼行中医，父亲徐树兆务农、烧窑兼从事短途搬运。徐特立四岁丧母，家境愈趋清苦。他九岁始入蒙馆，先生的严厉使他常存恐惧，“四书五经”引不起读书的兴趣。但他读朱伯庐的《治家格言》，觉得道理既易懂又适用；读杨椒山的《遗嘱》，竟悲痛落泪。十五岁时，老师是个和尚，除教他读八股文外，还教他读禅宗语录，这使他同时受到封建的教育和佛教的薰陶，从而懂得一些唯心派的哲学。十二岁出继给病瘫的叔祖母为孙，十六岁时叔祖母谢世，因丧负债而辍学，他只好在家一边耕作，一边自学。先是读祖父遗留的医药书籍，拟以行医为职业。由于中国的医学理论与卜卦、算命和堪舆，同是以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加以抽象化的理论为基础，于是他成了医生和阴阳家，同时又是佛家。到二十岁的时候，他放弃行医和迷信职业，改习科举，学写八股时文。不久，结识了一位叫陈云峰的老举人。陈老先生批评他“为什么不读书，好读八股”?并告诉他“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也”的道理，引导他研究汉学。他这样从十六岁到十九岁中，虽“乱撞一顿，毫无成就”，但也养成了“过复杂生活的习惯，破坏了固定不变的思想”(597页)。 　　徐特立从十八岁开始在乡村教蒙馆，一直教了十年。他边教边学，也自学了十年。那时，在既难找到可以问疑质难的先生，也难找到可以相互磋磨的朋友的落后乡村，青年徐特立走自学的道路并非易事，他学习经、史、子、集，遇到的一切疑难，都靠自己查考资料，苦思冥想，才能求得解决。自学代数、几何、物理和化学，困难更多。但最大的困难，还是找不到必需读的书籍。他教书所得俸金极少，第一年仅得三串钱，合大洋不到四元，而买一部《十三经注疏》却需要十五串。买书不易，借书也难，偶然借到一部好书，就废寝忘食地抄读一遍。学问越长进，就越难找到有价值的书读了。于是，他下定决心，订出了“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即将祖母遗留下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用以买书来读。书籍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个大问题就是读书的时间。他很赞赏《三国志·王肃传》注中“学足三余”的办法，即抓住一切闲余的时间读书。他甚至连走路的时候都看书。他晚年回忆当年边教边学的情景时说：“日中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只读两三点钟的书。”(55l页) 　　青年时代的徐特立，其人生观既受儒家、法家、墨家的影响，也受佛家的影响。他主张知识要圆，行动要方。前者学佛家，后者学法家。他对孔子的“仁”、“恕”，对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都是赞赏的。要而言之，青年时代的徐特立，其思想是处在杂乱的时期。(596页—600页) 　　2.辛亥革命前后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所不至，清朝政府事事屈从洋人的要求，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城乡经济日益凋敝。徐特立目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深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忧心忡忡，他矢志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开始崇拜康、梁，拥护“戊戌变法”。但“百日维新”失败了，后来康梁又堕落成保皇党，这使他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刺激”，认识到在中国不可能有改良主义的道路。一九〇五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宣布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旧民主主义的纲领，他也就转而信仰孙中山。这一年他二十八岁，考入同盟会会员周震麟先生在长沙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四个月以后，即和姜济寰、何雨农等同学一起，到长沙县农村创办了梨江高小，开始从事新式的学校教育。他当时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开发民智”。他认识到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对于改变愚昧落后状况，振兴中华，至关重要。在他们举办的梨江高小里，主要招收农民子弟读书。他为了给农民尽义务，提出多教课，只吃饭，不要工资的主张。 　　一九〇六年，他进城协助进步教育家朱剑凡先生创办周南女学，发展女子教育。他为了解决穷苦人民不能受教育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在周南女校任教的同时，组织发动一批教师，在长沙城北门外的李大中丞祠堂办了一所平民夜校。二百多名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穷苦工人和店员。这是湖南长沙最早兴办的平民夜校。后来，他在长沙修业学校教书时，也办过这样的平民夜校。 　　这一时期，是徐特立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因为有机会读到《民报》、《猛回头》、《浙江湖》和《新湖南潮》等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他的民主革命的思想意识更强烈了。他利用课堂教学，向学生宣传民族革命的意义。在“反对制闽换辽”、“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中，他召集私立学校的教师开会，印发传单，组织发动了长沙学校早期的罢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湖南长沙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斗争。一九〇九年，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作时事讲话，以湖南辰州教案和江西南昌教案为例，历述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他声泪俱下，激昂、悲愤至极，竟断指血书，以激发青年起来爱国和反对帝国主义。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徐特立是湖南最先的响应者之一。他往来长沙城内外，向民众宣传武昌起义的意义，并组织教育界人士和各界相配合，推动湖南新军起义。胜利后，他因功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但湖南新生的军政府成立不到十天，革命的果实就被封建官僚势力的代表谭延闿等人阴谋篡夺了。徐特立愤懑之余，决然辞掉副议长职务，仍回教育界任长沙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校长，潜心办学，希望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革人心，以出现好人政府。这便是他长期奉行教育救国主张的思想基础。 　　一九一二年，徐特立为了普及长沙城乡的小学教育，和长沙县知事姜济寰商议，拟创办一千所小学校，并首先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培养迫切需要的小学教师。当时办师范学校既无房屋，又无经费，但他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借善化学宫的破旧房子作临时校舍，一举招收了六个班学生(五年毕业的本科、一年毕业的一部讲习科、半年毕业的二部讲习科各两班)。田汉、周竹安、陈子展等，都是这一届的学生。以后他又经过半年多的艰苦经营，才在长沙荷花池泐潭寺建成永久校址。 　　这时，袁世凯的爪牙汤芗铭督湘，认为学校是制造革命党的机关，停发教育经费。长沙师范濒临断炊停课，他不忍坐视几百个青年失学，断然决定将学生带到李公庙、城隍庙去上课，将原有校舍出租，以每月四百元的房租收入弥补经费之不足。在创办长沙师范的过程中，他不仅倾注了全部心血，而且个人还因此亏欠了六百多元的债款。 　　一九一三年，他一方面为了解决家乡长沙县五美乡农民子弟的入学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了进行农村小学教育的实验，他把自己的住宅腾出来办成长沙县私立五美高级小学校，并自费置校具、聘教师。他还有意将五美高小与长沙师范学校联系起来，把许多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直接输送到长沙师范。这些学生毕业后也都成了优秀的革命人才。 　　他除了创办小学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之外，还十分关心幼儿教育。他是湖南孤儿院的创始人之一，并一度担任院长，至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才辞掉这一职务。 　　3.“五四”时期  　　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的十年间，徐特立与黑暗势力作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一九一三年，公开揭露汤芗铭大搞封建专制主义，摧残教育事业，迫使学校停办的罪行；一九一五年，坚决反对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无耻卖国的罪行；无情揭露湖南教育界的败类及反动政客鼓吹帝制的丑恶嘴脸；声讨南北军阀抢夺湖南地盘、残害湘人的罪行。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徐特立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育学、各科教学法及修身等科的教员，其间还兼任过实习主任。当时的学生中有毛泽东、蔡和森、萧三、李维汉、罗学瓒、陈昌、张昆弟、郭亮等。他们深受过他的影响。此外，他还继续在省立第一女师和周南女校兼课。向警予、缪伯英、蔡畅、丁玲等，也是他在这两校的学生。他还一度被湖南高等师范学堂聘为教师。著名教育学家舒新城就是他任教高师时的学生。由于他思想进步，作风正派，品德高尚，学有专长，知识渊博，因而在学生中威望颇高。毛泽东同志曾回忆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徐特立对学生影响最大的还要算他的艰苦创业精神。当时，徐特立作为长沙师范校长、第一师范的实习主任和湖南孤儿院院长，又是各校争聘的名教员，却总是布衣布鞋，从不坐轿。他从荷花池的长沙师范到南门外的第一师范去上课，往返十余里，不论晴雨，总是步行，多年如一日。他教《修身》课，常以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嘉言懿行为例，结合自己身体力行的体会，来教育学生，使学生有所借鉴和仿效。在对学生学业上，他的指导也是十分得当的。比如，他针对当时一师学生读书贪多图快的毛病，便及时地提出了“不动笔墨不读书”，“博览与精读相结合”的主张。 　　徐特立最初来长沙各中学任教时，本来是一位能胜任数理化各科教学的科学教员。但他看到当时中小学教学质量不高，就于一九一〇年自费到江苏的南京、上海考察小学教育，旋又东渡日本考察日本教育。回国后，他任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兼附属小学校长，进行教育上的改革，并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之一《周南教育》，用以指导小学教育的改革，他也同时由科学教员转变为教育科学教员。到五四时期，他已是湖南教育界颇著声名的各科教学法的研究专家，他精心编写了《教育学》和《各科教学法》等讲义，以丰富的内容、新颖的见解，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这些讲义在当时都木刻出版，现今保存着的还有《各科教学法》上册。 　　徐特立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爆发，进一步激发了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热情。他与何叔衡，陈凤荒、朱剑凡等人发起成立“健学会”，在教育界和新闻界展开对革命新思潮的研究和传播工作。他还不惜个人安危，联合发动陈凤荒、张敏、易培基和朱剑凡等有社会地位的校长，带领教师向张敬尧索薪，并往返城乡，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残民的劣迹，积极参加湖南人民驱逐封建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他不仅大力提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而且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不顾自己已经四十三岁，情愿远涉重洋去法国做一名勤工俭学学生。他到了法国，先在五金工厂做工和替中国工人煮饭，并在木兰公学补习法文。一年后入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 　　“五四”运动给徐特立思想上的影响是极大的。他自己作了这样的叙述；“那时候，国家混乱，令人悲观失望，我的精神忽然死了，到‘五四’时我才又复活过来。假如没有‘五四’运动，国家的前途必然黯淡，我个人也就是一个早衰的可怜虫了。”(603—604页) 　　4.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跃进为共产主义者 　　徐特立初到法国，对于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颇为摧崇，这当然是由于他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痛恨，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有感而发的。但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考察，特别是经过中法反动当局勾结起来迫害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事实的教育，他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黑暗，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之手，大多数人不得温饱，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建筑在金钱基础上；这样的社会同样充满了不平”。从而，他这个“自问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初步懂得了“创造世界基本上是靠劳苦人的奋斗，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要靠和贫苦人在一起奋斗才能改造自己”的道理，终于站到穷苦学生一边而反对中法两国的反动派。他曾和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一起从巴黎赶到里昂营救因进驻里昂大学而被法国当局囚禁的勤工俭学学生。在共同的斗争中，他除了和他从前的学生蔡和森、李维汉、肖子章、向警予、李富春、蔡畅等继续保持密切关系之外，又广泛地结识了周恩来，陈毅、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李卓然等同志。他同时阅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尽管他当时还在信仰无政府主义，但这些人和事，对于他后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徐特立在法国一方面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也注意了解西欧的教育。他用近一年的时间，自费考察了法、比、德三国许多地方的中小学教育，这对于他后来的教育活动亦有较大的裨益。 　　一九二四年夏天，他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祖国，但在昏天黑地的旧中国，反动统治者竟以冷淡、轻侮和弃置的态度来对待这位满怀热望要为国投效力量、改造落后面貌的老留学生。 　　徐特立不向腐朽势力屈服，爱人民、爱教育事业的热心，又驱使他重走私人办学的道路。他没有经费，使用借贷和起会的方式筹措经费；没有房子，便借用长沙师范的一栋杂屋；没有课桌椅，便到一师、周南、省立一女师请求捐献旧桌椅；没有教师，便邀集朋友、老学生尽义务教课，只用两个多月时间，居然办起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中除一个厨工外，别无勤务人员，一切物质条件都很差。他一身兼任校长、教员和校工，每日除了上课，还要摇铃、扫地。 　　徐特立正在筹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时候，适有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曾致函聘请他为广东大学教授，但他决心留在长沙，为发展湘省的中小学师范教育尽力，而婉谢了聘约。他为了广泛宣传在西欧考察教育的所得，以便省内外教育界借鉴，又利用暑期，多次举行讲演会，介绍法国小学教育状况和欧洲义务教育现状，并整理成文在报刊发表，这对于当时教育界影响颇大。 　　徐特立以渊博学识和办学的丰富经验，赢得了教育界及社会各界信誉。自一九二五年春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他一身兼任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县立长沙师范和私立长沙女子师范三所学校的校长。他把过去自己办学治校的经验，同考察西方学校管理制度所得，融会贯通起来，在三所学校实行种种改革，其荦荦大者如下： 　　倡导民主治校，废除校长处理一切的制度。在公立的长沙师范组织“校务会议”，由校内师生代表参加，举凡校内事务，皆由校务会议研究决定，然后由校长公布实行。在私立的长沙女子师范组织校董会。校董会的五名常委轮流处理学校日常事务，只有重大事项，才需请示校长。 　　打破封建校规，鼓励学生特别是鼓励女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课余休息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选聘教师的标准是思想作风正派，学有专长，且教学负责，堪为师表。 　　反对在校内搞派别，拉小圈子的不良风气。 　　提倡尊师爱生，主张尊重学生人格，实行说服和诱导，“诗教”则是这种教育的集中体现*。 　　在他的这种民主进步的办学思想指导下，三校的面貌为之一新，特别是被他聘用和器重的教师中有周以粟、陈章甫、罗学瓒、周竹安、廖锡瑞、曹典琦等共产党员，还有熊瑾玎、周世钊、黄芝冈等进步教师。当时，正值大革命期间，三校中的学生在他和上述革命教师的教育与影响之下，大多积极投身于革命，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有许光达、廖沫沙、赵自选、曾宪植、刘英、朱端绶等。 　　正是在当时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徐特立本人也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一九二四年从欧洲回国时，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仍然奉行教育救国论；在政治上则是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为国民党左派。一九二七年春，他回到故乡考察农民运动后，深有感融地说：“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的革命渺乎小矣!”(604页)他由此进一步认识到依靠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自己为之奋斗三十年的教育救国是一种幻想。于是，他放弃教育救国论，走出学校，担任省农民运动协会的教育科长，兼任农村师范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并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农部部长，全力以赴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际，大革命失败了，反动派疯狂捕杀革命党人，一些动摇分子纷纷脱党，甚至有一些投降了敌人。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徐特立却看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共产主义才有光明前途，他毅然放弃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丰厚收入，不为国民觉反动派的威胁利诱所动，义无反顾地转入乡下坚持地下斗争。当年秋天，经李维汉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年过五十的老教育家，觉得自己“从此真正获得了新生”(605页)。 　　二、中央苏区时期 　　1．坚强的老战士 　　一九二七年七月底，徐特立经由武汉，星夜驰赴南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党务整顿委员会委员，旋任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八月五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城，转战于赣南、闽西和粤东。起义失败后，徐特立脱险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农委秘书。 　　一九二八年，党组织派他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在中山大学两年的学习中，认真研读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并联系实际，清算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例如，他读了《联共(布)党史》民粹派一章时，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存在“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的清高思想。他说：“真正无产阶级者，为着改造污泥的社会，只有入污泥而不染，而不是不入污泥!”(605页) 　　一九三〇年年底，他从苏联回国，冲破重重困难，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红色政权的建设。他开始在红军中做政治文化教育工作，后又做过一段教育俘虏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下半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他也就从跟随部队行动转入地方工作，全面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由于部长瞿秋白在上海，他乃代理部长至一九三四年二月。他在全面领导教育部的工作中，为发展苏区的普及教育，足迹遍于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县。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时年五十七岁，迈开他的那双健足，跨越万水千山，胜利到达陕北。他那英勇坚毅的精神，使他不愧为“坚强的老战士”的光荣称号。 　　2.建立以共产主义为指导的为工农革命利益服务的新教育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特别是近百年帝、官、封的多重压迫，使中国农村经济落后，文化教育落后。而当时江西的广大农村更是贫困不堪，文化教育当然更落后。中央苏区的农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识字，这不利于革命和生产的发展，也不利于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建设。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中央苏区的党和政府很注重发展文化教育。毛泽东曾找徐特立长谈，委托他草拟苏区的教育方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徐特立深入兴国、于都等地调查研究，草拟了扫盲教育方案，提出“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伕教马伕、伙伕教伙伕、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这样一套扫盲方法。这套方法，体现了“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扫盲运动中的体现。 　　在扫盲教育中，他不仅从理论方法上予以指导，而且亲至根据地各区乡，从实际工作上进行指导。例如怎样编组识字委员会、分会和识字小组?如何巩固发展扫盲成果?他都亲自动手，做出样板。他在兴国举办了有九十人参加的扫盲干部训练班，为各区乡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他还采用农民所熟悉的内容和词句，结合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常识，编写出农民识字课本。当时苏区缺乏纸笔，他就把自己早年学《说文》、写篆字的经验，拿来教农民每学一字，就用右手指在左手心照写数遍以至熟练。在有一些地方，他还用沙盘、树枝教农民写字。他也提倡“定期举行读写比赛”来提高农民的读写能力。通过这些措施和努力，苏区文盲在数量上有显著减少。 　　徐特立在深入开展成人扫盲运动的同时，又用极大的气力抓了苏区的小学普及教育。他要求各区乡村都必须兴办列宁小学，并深入动员农民送孩子入学。作为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他曾亲自办起一所列宁小学，亲任教员。一些地区的列宁小学在创办和巩固的过程中，遇到了缺少教师、桌椅、书本等具体困难，他得悉后都亲自过问解决。在短短的几年中，苏区小学教育的发展甚为可观。据当时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办有列宁小学3052所，在校儿童89710人。又以兴国县为例，当时学龄儿童总数20969人，在校学生12806人，入学率达60%。而在国民党时期，入学率不到10%。中央苏区小学教育如此蓬勃发展，与徐特立的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 　　与教育发展形势不相适应的是教师严重缺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特立一面在苏区内的旧知识分子中挑选出一些人任教师；一面到国统区招聘一批教师来苏区任教；此外则是积极开办师训班和创建师范学校，自己培养人民教师。尽管当时条件艰难，但苏区政府大力支持他的主张，并任命他为列宁师范学校校长。他在办师训班的基础上，于一九三二年先后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和闽瑞师范。列宁师范的学生是各级苏维埃政府保送来的贫苦农民子弟，学习期限3—6个月，开设的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政治、图画、唱歌、生理、体操、游戏、劳作等。他除主持校务外，还亲自上课。闽瑞师范是师资培训性质的学校，调训小学教师，由他采用上大课形式主讲主要课程。列宁师范毕业的900多名学生和闽瑞师范培训的大批小学教师，都成为了全中央苏区普及小学和扫除文盲的骨干力量。* 　　在中央苏区，其他类型的教育也发展起来了。为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创办了中央农业学校；为着卫生事业的发展，创办了中央卫生学校；为着培养文化教育方面的领导干部，创办了中央教育干部学校；为着培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干部，创办了苏维埃大学，为着培养文艺人才，创办了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农业学校初创，由徐特立任校长。学制有本科(一年)和预科(两个月)。课程设置有政治常识、科学常识和农业常识三项。校内附设农场，开展棉花、水稻的科学试验。一九三四年春，他曾一度担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并住校主持工作。上述的各种类型学校，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学校，在中央苏区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徐特立对苏区教育，不仅注重在体制上的改革，以适应于面向劳动人民的需要，而且注重在内容上的改革，以适应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内容上的改革，首先体现在新教材的编写上。在他的主持下，组织了一个编辑室，吸收有知识专长和教学实践经验的人参加，负责扫盲教材和小学教材的编写、印刷工作。他对教材的编写，主张不要太偏重于政治，要结合日常事项，内容的深浅各年级要有所区别，以适合于教育对象。他重视教育内容的改革，抓好教材的编写，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 　　徐特立在领导中央教育部工作期间，主持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规。这些法规包括各级列宁小学的制度条例、组织大纲和课程教学大纲，职业中学的试办章程，农业中学和戏剧学校的简章，甚至还制订了托儿所组织条例。这些都表示着苏区教育体系的完善。 　　苏区教育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徐特立为之辛勤工作，无疑是其重要的创建人之一。苏维埃教育，有自己的革命方针和政策，是一种以共产主义为指导的服务于工农革命利益的新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从干部教育到国民教育，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从教育内容到方法形式，都是崭新的一套。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徐特立本人，也因此而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三、延安时期  　　l.在陕北地区开展普及教育 　　红军长征开始，中央决定瞿秋白留在中央苏区工作，由徐特立继任教育部长。在漫长而艰苦的行军途中，徐特立仍然不忘开展教育工作。例如采用在指路牌上、战士斗笠上或包上写字，让战士教战士识字的方法，提高红军的文化素质。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徐特立即全面领导陕北苏区的教育。一九三七年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他首任边区教育厅厅长。 　　陕北地区较之江西苏区，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都更为落后。这里地广人稀，村与村之间相距常在十里、二十里，儿童上学不便；加以农家儿童要帮着成人拦牛羊或下地干活，或在家看弟妹，也无暇上学。由此，世代相传，农民差不多是百分之百的文盲。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后，政府虽尽力动员农民子女入校读书，但农民又害怕儿子读书识字后成为“公家人”，使家庭减少一个劳动力。至于女孩子，因为封建落后思想作怪，父母是照例不让她们上学的。此外，这里没有好的印刷设备，一切书籍文件，都要靠油印和石印，这里也缺少纸张，要依靠自己造纸。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其艰巨性是可以想见的。徐特立在总结中央苏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广泛的群众路线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工作方法，一步一步地把陕北的教育事业发展起来。他认为劳动者都是现实主义者，办教育必须从劳动人民的生活实际、生产实际出发，脱离这两个实际，劳动人民势必把受教育看成是有害的负担，而不认为受教育是权利。为此，他除了积极倡导推广新文字(拉丁字母拼音)，大力扫除文盲外，还坚持把小学办到村子里，办到农民的家门口。他为着迅速地给陕北苏区培养出第一批人民教师，居然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创办了一所文盲师范(即列宁师范，后来改名为鲁迅师范、边区师范)，招收的学生都是不识字的红军青年男女战士和地方的青年积极分子。他任校长，用新文字教学，几个月之后脱盲，毕业后去教小学和扫盲。这可以说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徐特立指导各地分别情形采取公办、私办，巡回流动，半工(农牧纺)半学，全日制、半日制等各种形式，尽可能地多办、办好小学校，尽可能地多让农民孩子入学。一时间，陕北出现了办冬学(扫盲)的热潮，也出现了办小学校的热潮。据当时统计，办起来的小学约200所。他以教育家的敏锐目光，不失时机地发现和扶植教育方面的新事物，总结推广群众自己办教育的好经验。如米脂纺织英雄赵老婆，自己一字不识，却创办了一个半纺半读的小学，识字不仅不妨碍纺纱，还提高了纺纱的质量和数量，又教育了妇女过集体生活。他评价说，这样的半纺半读，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相联系的原理，应大力表彰和推广。延安磨家湾小学校的教师，从医院学来一些防治疾病的方法，当邻村发现麻疹时，就告诉家长预防法；儿童已传染时，就教以自然疗治法，结果救治了五十几个儿童。过去是宁愿处罚也不让孩子来上学，现在群众自己开办学校了。他认为“这里就把教育从历史上的义务性转变为权利性”。他评述群众的这些办学经验时精辟地指出：“边区文化落后，只是历史上的旧文化落后，这固然是边区的不幸，但经过革命英雄不断地从民间涌现，竟把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成规改造了。”(323页) 　　2.开展科学教育，为新中国培养科学人才 　　徐特立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热爱科学事业，把普通教育与科学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培养建设人才，倾注了满腔心血。 　　一九四〇年夏，党中央根据当时和以后革命建设的需要，决定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院。十月，任命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在筹建自然科学院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延安人力、物力的基础都很差，发展自然科学还缺乏应有的条件，自然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可以从缓。也有人认为对于在延安有限的一点科学技术力量，各处都抢着要，不能集中起来去搞教学和研究。徐特立解释说：科学的发展不是短期所能完成的。条件不具备，应该去创造，不能坐以等待。生产与科研的发展，要统筹兼顾，不能只顾眼前，要吸取前人和外国人的经验教训。 　　在他的正确指导与筹划下，延安自然科学院终于在抗日烽火中诞生、成长起来。不论是教育方针的制订还是具体的课程安排，不论是编辑教材还是开展试验，也不论是政治思想工作还是后勤工作，他都领导组织全院干部师生制订与实施。 　　延安自然科学院有五六百学生，分属于大学部、高中部和初中部。大学部有四个系。教学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全国解放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广大师生，成为了新中国科技战线上的骨干。 　　徐特立在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同时，十分关心边区整个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他向有关部门建议发展科学，除了要有专门的领导机关和教育机关之外，更需要有群众性的学术组织，以养成浓厚的科学研究风气。在陕甘宁边区曾成立过自然科学研究会、土木工程学会和延安中国农学会，他领导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总是密切地配合这些单位，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工作。为了广泛地开展科普教育，延安自然科学院和《解放日报》还联合编辑了《科学园地》副刊。在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大力倡议和积极支持下，延安科学界还分别举行过纪念著名科学家牛顿和居里夫人的活动，他在纪念牛顿的大会上，还作了一个有意义有影响的学术报告。 　　徐特立针对当时党内外的对于自然科学的种种思想认识，有的放矢地撰写了《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祝“科学园地”的诞生》、《对牛顿应有的认识》和《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等一批重要科学论文。在论述科学的重要性，科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时，他强调指出：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254页)。又说：“科学诞生在新制度下一定要偕着前进的政治一同前进，政治为科学扫除一切发展上的障碍，科学也为政治增加着一切物质的基础。”(254页)他的这些精湛的见解，深刻地显示出了他对于科学是生产力，科学与政治、经济的依存关系，以及发展自然科举的重大意义，都有着很透彻的了解。 　　怎样才能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徐特立说：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只有这样把科学研究和教育、生产结合起来，科学教育为生产服务，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同时也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发展。 　　徐特立关心爱护和尊重科学工作者，总是坚决认真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一贯重视科学、教育、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把知识分子当作成就革命事业的重要力量之一。他熟悉、了解知识分子，理解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能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从不抱主观的成见。他总是高兴地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在延安整风的后期，他不顾风险，维护党的政策和党的利益，反对康生等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知识分子。 　　四、建国以后 　　1.在教育理论上的建树 　　新中国诞生后，徐特立不顾年高，不顾领导工作的繁忙，仍然热情从事教育科学、历史科学、青年教育等问题的研究，撰写了不少文章。它们或为长篇论文，或为片羽式的论述。共同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联系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社会实际。他的这些论著，正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成果。 　　徐特立晚年特别重视祖国文化教育的历史经验，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有灿烂文化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比任何国家都要多，应当加以总结，加以批判继承，并在继承中加以创新。他对文化教育的科学化，民族化和大众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阐明了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民情的教育体系，作出正确而重要的指导。 　　徐特立的教育活动是多方面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一般教育到特种教育，他都积有丰富的经验。他还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教育作过实地考察和比较，而当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又特别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以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因此，他的教育思想正是他实践和战斗的总结、升华，涉及到教育的各个领域，内容十分丰富。教育的本质、作用和任务；文化教育遗产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教学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发展自然科学教育；以及青年的学习和教育等等，他都进行了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讨。他有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对问题的分析鞭辟入里。他在探讨和分析上述问题时所表达的思想，都是紧密关联着中国的教育实际。它对我们当前办好教育，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很有启发和教益的。 　　2.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  　　徐特立进入北京后，先是作为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参加同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忙于参加各种会议，会见各方人士，与章士钊、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士共叙旧谊，多方进行说服和争取工作。和谈破裂，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他又忙着参与领导接管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建国后，他虽然已经年过古稀，但想到的不是革命大功告成，可以坐享清福，而是国家面临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自己应以有生之余，尽心竭力去从事这个空前伟大的工作。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使他老而弥坚。为了勖勉策励自己，他制订了一个二十年学习与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其时，他仍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宜传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党史资料室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地理学会荣誉主席。他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一起，领导一批史学工作者及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的干部，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及其资料的编纂工作。他坚持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从不稍懈。他虽然学识根底深厚，但总是和从前一样虚怀若谷，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从头学起的精神，即使写篇短文或草拟一段讲稿，都要学习和参考许多种书刊，力求把问题说得正确，说得透彻，于人有所教益。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徐特立最关注的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他在生活上一如既往，简单朴素。他戴的那顶灰布军帽，连后沿都磨破了；穿的那套灰布衣服，已经洗得发白；那件旧棉衣，后勤部门几次催他更换新的，他总不答应；一双袜子，补了又补，还不肯扔掉。他曾说；“我们是革命队伍中的开路先锋，也是建设祖国各条战线打头阵的人，责任重大，困难也很多，我们必须多吃苦。”* 　　徐特立最关注的另一件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他仍象过去那样热爱教育事业，他觉得有必要抓紧时间把自己的教育经验整理出来，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以供教育界的朋友们借鉴。因此，他每天挤出时间，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口述一个半小时，记录整理出来后，再过目修改。他还写了三十多篇教育论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教育》、《教师报》、《河北教育》、《新观察》、《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杂志上。 　　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徐特立被湖南人民选为人大代表，并被大会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作为人民的代表，每年都安排出一定的时间，到全国许多地方去检查视察工作，向党和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愿望，提出改善领导、改进工作方法的建议。 　　一九五五年，徐特立生过一次病。病愈后，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应该让出自己的职务，给年轻的优秀的同志来担当。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委员。不久，他向党中央写信，正式请求党中央批准他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党中央高度赞扬他的这种高风亮节，坦荡胸怀，同意他不再担负实际工作。他在没有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之后，大部分时间，用在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上。他每年都要应邀到一些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和小学校去讲话作报告。平日还要接待好多采访的青少年和报刊杂志的记者，同时还要写文章，论述有关青少年的理想、前途和修养等多种问题。 　　几十年来，徐特立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到了老年，也从不松懈。每天黎明即起，在晨光曦微中跑步，跑步之后，即用冷水洗脸，即使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也是这样。走路、爬山、游泳、打乒乓球、做体操、日光浴、海水浴，都是他喜欢用的锻炼方法。他平日买书、看戏、访友，有时出去开会或作报告，一般是走路不坐车。 　　徐特立曾说：“有关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他一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只有买书，是他一生中的一种特殊爱好；他收藏的图书总数在二万册以上。他一生最善于挤时间读书，日间工作繁忙，就挤早上的睡眠时间。他这种孜孜不倦，认真看书学习的精神一直坚持到晚年而没有懈怠。一九五四年以前，他学习和研究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语言学、逻辑学，写了不少读书笔记。一九五六年后，他又专心致志地钻研过政治经济学，并写过《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谢觉哉同志曾写诗赞颂他读书的勤奋：“你精教育学，更深研数理。哲学政治书，看抄批不已。贯穿辩证法，新奇出腐里。” 　　徐特立晚年仍非常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坚持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专制主义，他曾说：“专制主义、独裁，从来都是反动的。”他一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在真理面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他十分痛恨讲假话和浮夸风。他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语重心长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他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老实作风者必遗害社会且灾及子孙。”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心底无私，敢进逆耳之言。由此，也证明他虽到了晚年，政治生命仍如往昔一样，蓬勃兴旺，没有衰竭。“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对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非常气愤，并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忧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徐特立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综上所述，徐特立一生走过了一条艰苦曲折的道路。他少年时代，接受了儒家、法家、道家以及佛家的思想；青年时代，崇拜康梁；三十岁后转而拥护孙中山，随后又主张教育救国。由于革命的实践，由于党的影响和启发，他成了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最后一跃而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之所以能有这个彻底的转变，是因为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热爱光明，追求真理，严于解剖自己，勇于否定旧我，随着时代的车轮，毫无瞻顾，勇往直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从此，矢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他所走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前进的正确道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有着极为丰富的教育经历，不仅开创了我国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做了奠基的工作，而且在教育理论上有重要的建树，同时也用渊博学识和嘉言懿行，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因此而成为全国人民景仰的光荣师表。 　　*参看周世钊《我们的师表》，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 　　* 见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第116—117页。 　　* 见周世钊《我们的师表》。 　　 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孟湘砥，曹国智主编.—湖南敎育出版社，1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