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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晖遍地忆高师

戴伯韬

我是一九三八年冬天和徐老相识的。那年的一个早晨，一个年逾六十的老人，一口气跑上三楼，推开寝室的门，乐呵呵地喊道：起来呀!起来呀!太阳快撕破重庆上空的云雾了!说着把帽子外衣脱了，我们怕他着凉，劝他不要脱。他笑着说：我身体不比你们差。如果你们不信，那个来和我试试，看谁的手劲大? 　　他是一个健谈者。有人问他，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时，他在一次演讲会上讲了半天，还只讲了一半，有这回事么?他爽朗地说：有，因为要讲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共产党人，对群众要讲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要讲统一战线，特别要讲抗日前途，鼓舞群众积极起来参加抗日。这一来，可不就讲长了了，说着，说着，就谈到教育方面来了。他说：你们办的刊物上有篇文章谈到教育本质，很好嘛!在阶级社会里，教育的本质就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时期，你们在后方提倡抗战教育，发动师生和群众组织起来抗日，这就很对嘛。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没有一个伟大的革命文化教育为它服务和它配合，不成。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文化教育的党性原则。但你们要注意，现在是民主革命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啊!他滔滔不绝，有说有笑地谈到晌午，才健步走了。 　　徐老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长，领导苏维埃地区教育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育革命经验。周总理曾要我和另一个同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找徐老总结他在苏区办教育的经验。我们和他谈了近一个月的教育问题。他知识渊博，经历丰富，谈得非常广泛，从土地革命时期办列宁小学，红军大学讲起，一直讲到广大的红色地区的革命群众教育，如夜校、识字班、识字牌等。他说，没有教科书，自己编印，书中讲的大都是土地革命时期的阶级教育，也讲一些自然科学、破除迷信等。因为敌人封锁，缺少纸墨，就用树枝在地上划。他风趣地说：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呀!就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和娃娃，不是学政治就是学文化。我编在长征医院中就是这样做的。在谈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时，他精神矍铄地说：那是非常重要的事，他并举学习自然科学为例说：那时，敌人封锁苏区，学校买不到实验器材。教化学的时候，就用木柴烧成的炭来进行实验。教三角的时候，买不到三角板，就教学生自制。说着，他用手指着我们谈话那间房的天花板和墙壁之间的一条水平线说，我们教学的时候，就指着房屋的那条线告诉学生，这就是水平线；泥木匠砌房子的时候，要使砌的砖墙平直，就用绳子拉成一条直线，这也是水平线，又叫直线；拿根绳子一头系上砖头，向水平线上一靠，这根绳子就形成垂直线。要测量砌的墙平或不平，就用这个方法。他乐呵呵地一直说个不停；这一来，理论可不就联系实际了。学生不但容易懂，而且会在实际上应用。至于当时在苏区教社会科学，如社会是分为阶级的，阶级就有斗争的，怎样结合实际那就不用说了。他的这些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可惜那次谈话的记录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遗失了。 　　提起长征来，我想起徐老写过一篇《长征中的医院》。在叙述他爬雪山的情景时写道：过雪山，一共过了三个雪山，第一次是在六月过夹金山。过雪山的前夜，在山下露营。当时我没有伞，没有油布，也没有饲养员和马，晚上睡在两块石块中间，好象睡在棺材中一样，上面盖上一幅蓝布。晚上下雨，蓝布湿了，毯子和衣还是干的。半夜出发，走到半山，雨雪齐下，披在身上的毛毯全湿了，衣和裤子也全湿了。毫不觉得冷，因为山陡，费力多，体温增加。天明已经下到半山，雪止了，下行也容易了。但湿衣湿毯，感觉寒冷，用力跑步前进。到山下时，衣服完全干了。革命前辈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踏平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跟随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新的长征! 　　全国解放初期，徐老两次到上海视察工作。我第一次遇到他，是陈毅同志邀请他月夜观看吴淞口。三人的话题是从鸦片战争抗英名将陈化成死守吴淞口谈起，一直谈到解放上海时的战争情景，也夹谈了一些诗文。一次是他到上海教育局找我。那次在招待所谈了几回，大都是我向前辈革命教育家请教。他很谦虚朴实，谈话的内容大部分是有关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纪律教育。他说：上海是百年来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乐园，千万别为香风妖雾所迷误了。我看你们都还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这就很好。我回答他，上海人民的风气也在变了。他说：这就好。我们要改造旧世界，而不要被旧世界所沾污。他又问学校的秩序怎么样，“共同纲领”中规定的五爱教育进行得怎样，怎样改造旧教学法等等问题。 　　他对我问起的这些问题，都写过文章。如在一九四九年为纪念“六六”教师节而写的《谈新民主主义教育》一文中，曾谈起，全国即将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统一的国家，已经有条件建设新的经济、新的文化和建设巩固的国防了。他指出，这些新的建设任务，一方面摆在科学技术人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工作者)的面前；一方面摆在文化教育工作者的面前，特别是教师的面前(因为教师是直接进行教育的，又有广大数量的)。这在今天，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我们教师也是一个鼓励和鞭策。他发表在一九五〇年《人民教育》杂志上的《论国民公德》一文中，谈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的时候，对爱祖国这一条十分重视。指出：人民解放军，支援解放战争的农民，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革命的科学家，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又指出：他们的为革命流血，他们努力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他们的英勇奋斗，我们一切爱国的人民都应当向他们看齐。这个号召，对我们今天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仍有现实意义。他曾从一九五一年起连续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各科教学法讲座》，其中提到了教师是教学中的领导者，要了解学生；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等。在教法方面，他提倡要读书，认为：今天人类的知识是几千年来历史的遗产和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所共同创造出来的；又说，一切读书都要加上创造批判的工作，把实践放在认识过程中一个重要地位。他试图用毛主席的《实践论》来改造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教学方法，提出实践是检验理性认识的一个标准尺度等。徐老的这些意见，我们都要很好地学习，在总结近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验中，要予以发挥、加深和提高。 　　我到北京工作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多了，但谈教育的时候却少了。一九六五年曾专程到他家去看望他。那时，他已是近九十岁的老人了，但仍健谈，谈到一些当时的教育问题和我国现代史上教育家问题。我曾自告奋勇地愿意整理他的教育著作，他同意了。那知道这一次的会面，竟成了永别! 　　徐老博学多闻，在治学上主张先博后约。知识面太窄了，不能适应变化多端的客观世界。这个意见是对的。他又主张教师教育学生，不能专靠多讲，一要指导他们做实验，二要教导学生学习的方法，养成自学的习惯，认为这一点在教学方法上很重要。 　　尽人皆知，徐老是毛主席青年时代的老师。当一九三七年徐老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向他祝贺。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并祝愿他“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徐老回信说：“我是你的一日之师，你是我的终身之师。”徐老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身体力行。他一生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革命，足以为后人的楷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