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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教育文集 1938年 抗战给我的机会*

徐特立

特立在过去是一个彻头彻尾标本式的教育救国论者，从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过程中，革命潮流粉碎了我教育救国的理论。但从十九岁一直到六十二岁都是以教书为职业，教育为事业。因为我是一个教育的实际工作者，所以只有教育的事业，而没有具体的关于教育理论或意见的著述这一类的成绩。至于对政治发表言论，那只是近三个月的事，就是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起，直到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止，一百日间的政治言论，登载于报纸和杂志的，不过百分之五十。其实我是一个极不爱写文章的人，一生写文章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写了半年的教育论文，登在《周南教育》杂志上，这杂志是我发起的，文章就是我和周南的同事以及学生写的。我自己校对，自己发行，自己筹款。这时我任周南的校长，兼教员，每天上课总是五点钟左右。全校中有中学、师范及小学，学生三百余人，公家每年津贴纹银四百两，我和校中一切教员都是平等薪俸制，每人每月十元整。当着辛亥革命的前夜，我的文章就被反动势力压榨出来了，而学校的艰难，和家中的困难，以及建立该校的主人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该校教职员的薪俸不足养家等等，都是我写文章的刺激物。我对于教育得有一知半解，还是辛亥革命前夜的环境给我的。这时正是我一鸣惊人的时期，但只不过经过了半年，辛亥革命成功，我也寂若寒蝉了。 　　大革命失败后，在亡命过程中，我的政见没有机会发表。以后到了新的政治环境，自以为国家有前途，颇足自慰，不能引起我的情感。自民国二十年一月起，到二十六年十一月止，我都是负的教育行政责任。但六年间，只发出一个训令，是对于各县教育的指示，其余全用书信。因为我只是一个实际工作者，不是理论家，作家，政治家，或教育家，而只是一个老教书匠，和教育行政负责者，身教主义者罢了。至于发表言论，就非在革命大转变过程中，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最近三个月，我离陕北来到长沙，正是上海失陷以后，南京行将失陷的时候。国家存亡，摆在国人面前，以致人心空前的浮动，也正是敌人的政治进攻最有利的时期，而长沙又是政治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与我接见的同胞，日以百计，至少也以数十计，其中爱国的志士，却把我当作了预言家，而政治间谍也就把我当做了他进攻的目标。因为我不是以个人的资格来湘，而是八路军的代表兼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测量我的态度者，也纷至沓来。我也正坐在狂风巨浪漂泊的舟中，而把舵者十分感觉把握的困难，逼得我不能不发表言论，不能不写文章。所以只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写了超过有生以来十倍以上的文章。因为革命空前的发展，帮助了我个人空前的发展，一切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我当然也不会例外。在革命工作中的发展速率，一月可抵十年；并且祖宗历史上所没有遇到的机会，现在都可遇着，只要自己不消极，不坐失机会。目前整个中国社会便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和军事的学校。一切拯人救己复兴建国的大道理，也随着这一广大无边的学校而发展起来。 　　我的言论的内容和材料，是革命的环境给予我的，同时我的分析方法也是革命的环境给我的。我自己是本来无一物，虽然不免有些过去的成见，但因环境不许可也大部分粉碎了。大概可以相对的估计“客观战胜了主观”，这是第一。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中使我手忙足乱，不能到处应付，平均看待，因此必须放弃人部分琐屑的工作，只抓住工作中心的一环。所以我的言论虽然有数万言，其中不免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但可以相信没有违反大的原则和基本的理论，这是第二。与我接触的人们在每一问题上都有相反的言论，同时还有调和派折衷主义者，也难免不有汉奸，门户洞开，来者不拒，甚至姓名住址我都不知。纵谈政治，不问来意，因此冲破了过去一切狭隘的观点，使我的思想不能不成为全面的，非片面的，这是第三。因为我是八路军的代表和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不免有被人误会的地方，因此我采取绝对公开的办法，言论和行动绝对一致。对任何人，无论相识不相识的，总是一套话。言论有系统，万变不离其宗，这是第四。我所处的环境是异常复杂的，有和我谈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有和我谈政治形势和政治工作的，也有和我只谈人的问题的。但我的态度只问事不问人，因为人的好坏是政治环境造成的，不是根本问题。主要的是谈政治形势和工作，因为政治制度是更根本的问题。为着急则治标，所以多谈目前的问题，少谈及较远的根本问题，这是第五。有不少的人们误解，以为政治就是阴谋，还以为环境是可以由人的意志决定的，竟至有人以为政治家等于宗教家，是为信条尽力。但我所发表的言论大部分是估计最近的将来，如当蒋委员长未发表抗战到底的宣言以前，就估计中日问题的前途是战而不是和，当着敌人深入晋南时就估计整个战争是胜而不是败，因此我的言论就带预言性质，不是阴谋，也不是背诵宗教的信条，言论对或不对，目前可拿事实来证明。我们研究学术，用来说明过去，不如用来估计将来，更有利于检验自己的言论是否正确，这是第六。近三月来我所发表的言论既已登载在报纸和杂志上，本无重印的必要，因应付友人之请，及存稿以备自己检查，于是允友人之请付印。 　　* 这是徐特立同志为所著的《抗战中的政治问题》一书写的一篇代序。写于1938年3月31日。《抗战中的政治问题》共收入政论文十二篇，1938年5月由播种社出版。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