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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教育文集 1949年 研究历史的目的与方法*——1949年10月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及文科研究所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徐特立

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观点和立场，并用正确的尺度去衡量它。所谓用“正确的尺度”，并不是说要用今日生活着的，必须坚定执行着的政治尺度，而是说要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当时所应该执行的政治尺度。最近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康有为也认为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代表之一。有人认为很奇怪：“一个保皇党怎么会是一个先进人物呢?”这就犯了以今日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人物的错误。在现在看来，康梁等人当然是落后的；但就清朝末年的情况而论，康梁在当时是进步人物。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康梁直接或间接的学生，从他们那里最初吸取了关于西方的知识。康梁是否寻得了真理是另一个问题，可是对于他们在某一个时候追求真理的热忱和劳绩，我们现在是不该一笔抹煞的。 　　我现在编写小学历史教科书，对于周初的封建特别颂扬。有人问：“封建制度是一种剥削制度，有什么值得颂扬的呢?”这便又犯了以今日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事件的错误。封建制度在周初是对于殷商奴隶制度的否定。那时，领主对于农奴的剥削是取之于公田，而农奴的生活费则取之于私田。在奴隶制度下，劳动者(奴隶)是没有任何私有的，周初既然有了这种改进，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便发挥了极大的刺激性。就当时的时代条件来讲，这是一种进步的制度，为什么我们不该颂扬呢? 　　研究一个历史事件的目的，有时是为了寻求它的政治意义，以吸取直接的经验教训，但主要的是为了寻求它的历史意义。所以研究的对象不一定都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但必须具有历史意义。譬如研究初期基督教发展的历史——初期的基督教运动在当时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在现在当然已不再具有任何现实的进步的政治意义，可是却具有历史意义。从历史上看基督教、看封建社会、看康梁思想的发生发展及其死亡的一定趋势与必然规律，便有理论意义了。找出它的理论意义，看出社会发展必然的前途，以指导我们的革命行动，坚定我们的革命信心，才是我们研究的最后目的。 　　研究历史如果企图解决目前革命的具体问题首先应从研究近代史入手。断代为史，如“民国史”也可以成为一个单位①。民国以来这几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多光多色变动最剧的一个时代，这一段历史的内容是无比的丰富，也无比的复杂。我们研究民国史，要从一个问题追到另一个问题，愈追愈深，愈追愈远，最后把这一阶段的全部问题以及它的来龙去脉都搞得清清楚楚，就必然牵涉到整个近百年史。我们研究的对象虽是具体的特殊的民国史，但研究的结果一定具有历史发展的普遍的意义。所以我们搞近百年史要解决问题，必须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观点。能够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观点，解决了某一范围内的具体的特殊的问题，用这同一的方法与观点，也必然可以解决另一范围内的具体的特殊的问题。 　　中国本来就有所谓“一经通则群经通”的说法。譬如以《孝经》而论，它里面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哲学问题………(只是没有涉及艺术问题)等等，能够真正把《孝经》研究得很透澈，研究其他各经便不会再遭遇到什么主要的困难。所以传统的“一经通则群经通”的说法，也可以和我以上所说的相印证。 　　假如我们的目的只是整理史料，不求其在时代上的联系贯通，不分其在意义上的轻重主从，只象毛主席所说的用那种“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方式，把真实可靠的史料排比起来，这只是一种‘起居注’。研究历史不能止于整理史料，用“起居注”的方法写不了历史。我们研究的对象虽可以限于一个阶段，但必须注意它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意义上的普遍性。必须注意那些是核心问题，那些是派生问题。历史的运动是有机性的运动，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历史家的任务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寻出它的本质，层次和关联。因而“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方法决不适于写史。 　　整理史料是一件事，写历史又是一件事。一个历史家可以运用他人业已整理过的史料来写历史，但假如历史上某一阶段的史料尚未经过整理，或尚有待于地下史料的发现，一个历史家就要负起双重任务：他一方面要整理史料，一方面要研究如何运用史料。他是一个历史家，可能同时需要他是一个考古学家。 　　刘知几的《史通》其实只是关于史料学的著作而非史学著作。他所重视的方法是形式逻辑，是论理学方法而非史学方法。形式逻辑有其功用亦有其限制。使事物获得暂时的肯定性，这是形式逻辑的功用。庄子所说的“方生方死”这一句话不能应用于任何范畴。假如天地间的事物连暂时的肯定性都不可能获得，那么任何问题都无从淡起。然而历史的研究不仅要从其静止的方面来观察，更重要的是要从其变动的方面来观察；这便非形式逻辑所能为力了。 　　论断须有根据，所以学术的研究必须从材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出发。马克思假如不寓居伦敦，有大英博物馆的丰富的材料供其钻研，马克思必不成其为马克思。或是马克思虽不失其为马克思，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绝不会如今日之丰富。列宁只有在寓居伦敦时才能完成他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因为在伦敦，他才可以获得他所需要参考的书籍，而当时在俄国还缺乏写这本书的条件。 　　我们不必多读书：学习掌握正确的方法，坚定我们的立场，只须精读几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就可终身受用不尽。泛览无归，有时反而会把头脑搞糊涂。我们又必须多读书，多读书才可以增益见闻，可以使写作内容丰富，象唱一台戏，这里面有劳动人民也有统治者，有儒家，法家，也有道家，这里面生、旦、净、丑，色色惧全。读书太少，写作的内容必然苍白，贫血，教条化，有形体而无生命，象小乡镇上卖艺人所演的木偶戏。 　　一般的“社会发展史”其实只是“社会发展史论”。现在中西历史的材料是如此丰富，‘社会发展史’理应具有更充实的内容。历史规律的发现必须建立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我常说现在一般的“社会发展史”，可以比譬为小孩子画的人。小孩子画的人，我们辨别不出它是男性还是女性，是老人还是儿童，只能给你一个“人”的印象。艺术家的造像便不同：我们不仅可以分辨出它是男性还是女性，是老人，是青年人，还是儿童；而且可以从它的肤色，脸型及其服装的特征上，分辨出它是那一个时代的人，那一个种族的人。历史家写史当进一步如艺术家之造像而不当仅仅如小孩子画人。 　　马克思写作的态度极为谨慎，没有材料他宁可弃而不论，不肯轻率地驰骋他的想像。在《共产党宣言》中写社会发展，关于古代社会时，他只论及古罗马而不及其他。后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问世，东方及西洋古典时代的史料继续发现，在《资本论》中，他才涉及原始共产社会，亚细亚及整个的古典时代。“巴黎公社”没有出现以前，他拒绝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直到“巴黎公社”登临于历史舞台(虽只是昙花一现)，他才指出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标本。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与国家之起源》，除了蒙昧时代的低级期一段以外，无一没有史料为根据。就是这一段的推论，也是根据前后的发展而推断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以及《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都是针对哲学上的具体问题而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虽有志于写一部一般性的哲学著作，然而始终未曾动笔。 　　对于旧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批判地接受而不能一笔抹煞。旧的文化遗产中包藏着许多腐秽的泥污，我们应该洗清其泥污而保留其精华。恩格斯说：“倾倒洗涤婴孩的污水时不能把婴孩一并倾出。”假如因为旧的文化遗产中包藏有泥污就全盘将其否定，就无异是倾倒洗涤婴孩的污水连婴孩都一并抛弃了。 　　我们该承认过去有许多人在学术上有相当贡献，只因他未触及最核心的问题，等于画龙而未点睛，它的价值便往往为人忽视。其实他所未完成的只是“点睛”工作。“点睛”以后，它便具有生命，是学术上了不起的贡献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吸收人类文化一切优秀的遗产，才配称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人著作，只要其中有一点正确的东西，马克思都视如珍宝。他不仅认为可以从前人和朋友的著作中获得许多教益，在他的论敌的著作中，他认为同样可以获得许多帮助。他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普鲁东向来是站在敌对的地位的。普鲁东写了一部《贫困之哲学》，他便写了一部《哲学之贫困》来批判他。然而他仍承认普鲁东会给他许多有益的启发。 　　我们现在却有不少人自高自大，抹煞他人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只要在其中发现一点错误，便否定了它的全部价值，这和马克思的态度，实有霄壤之别。 　　中国现在全国解放在即，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基本上已被打倒；土改工作在东北华北已完成；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产业革命即将有系统的开始。这便是革命进行到今天，社会的下层基础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中。但我们社会的上层建筑，只在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上，有相当丰富的创造，其余都还很幼稚。我们的文化建设需要新旧学人互相学习，文化界团结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在提高的前提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现在的学问无论就它的广度、深度或专门化的程度而言，都超越前代。将来任何研究工作，必须集体合作，才可能获得成果。我常说历史上没有一个马克思，只有两个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任何研究工作，都是与恩格斯合作共同进行的。我从马思通讯集中计算他们之间通讯的次数，平均下来几乎每天一次。任何问题他们都曾共同讨论过。因为有这两位革命巨人的无间合作，我们才能承袭如此丰富的遗产。这应该是我们的学术工作者今后彼此互助，集体合作的光辉典型。 　　* 原载1952年12月《国学季刊》第7卷第3号。 　　① 北大文科研究所有“民国史料整理室”，这里，徐特立同志是针对“民国史”是否应该扩大为“近代史”问题而言的。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