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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光辉典范*——怀念徐特立同志

辛安亭

《徐特立教育文集》出版后，我买来一本，如饥似渴地很快就读完了。读时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感觉：全书共计六十三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原先并没有见过；但几乎篇篇似曾相识，毫不觉得生疏。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反复想了之后，觉得道理有二：一是文如其人，徐老的每篇文章，都充分反映出他为人的特点。我过去和徐老接触不少，徐老的为人处事、精神面貌，在我脑子里留有深刻的印象。因此，文虽是初读，反觉得似曾相识。二是徐老善于和人深谈，他对许多问题有独特的见解，容易给人留下亲切难忘的印象。我在延安的十一年中，和徐老见面估计总在二十次以上；在北京的十一年中，和徐老见面也有十几次。少数是在会议上相见，多数是个别接触。徐老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每次个别接触中总要谈好多话，涉及许多问题。在接触中听到的意见和文集中文章的主张是一致的，因此初读也不觉生疏。 　　徐老的知识极其渊博，教育经验又很丰富，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讲教育问题，常常结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某些具体内容，从不泛泛地空谈教育原理与教学原则。有时他讲得十分精彩，有理论，有实际；又原则，又具体，很能启发人的思想，鼓舞人的勇气。 　　按我与徐老接触次数之多而言，应该写出好多回忆来，讲出自己曾受到的教导；只恨自己近两年记忆力锐减，过去的事许多都模糊起来。好在徐老的教育文集已经出版，这是徐老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应该学习它，继承它，发展它。下面我只把印象较深，尚未忘却的几件事写出来，既作为对徐老的怀念，又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徐老的教育思想，提供一些素材。 　　大概是在1941年的时候，延安《解放日报》上有一篇文章，批评我编写的高小历史课本中对秦朝政治的写法，认为只应写暴君暴政，对统一中国、废分封、改郡县，修长城，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等不应多讲，更不能说对历史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徐老看到这篇文章后，有一天来边区教育厅见到了我，就问我对那篇文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不同意它的看法。徐老立刻说，你的意见对，不能把秦朝的政治只看成是暴君暴政，秦朝政治徭役繁重，害苦了人民，是一个方面；但秦朝有许多措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后来汉朝也继承了，这些是应该肯定的。他鼓励我写一篇文章，寄到报社，争辩一番。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徐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和热心教育青年、鼓励青年，倡导讨论，争辩的优良学风。 　　这次谈话结束时，徐老要了一套我编写的历史课本。过了些日子，我去找他，请求指教。他谈了不少意见，其中有两点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一点是对历史问题要辩证的看，要有历史观点，不能机械地讲，不能讲死。如西周的井田制度，在当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是好的；但到春秋战国时就阻碍生产，变成坏制度了。又如科举制度，在隋唐时代，比起原先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进步，能够选拔人才；但到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取士，就变成坏制度了，妨碍了人才的选拔。再一点是，他说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长，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影响特别大，至今还是社会改革的阻力。因此，讲中国历史要多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提高学生反封建的觉悟，注意肃清封建流毒，促进社会发展。徐老的指示，使我深受教育。当时我正在编写供小学教师和工农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讲话》，徐老的意见，我都在写稿中尽力体现了。 　　1944年延安整风之后，有一次我和徐老谈起党内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问题，他讲了一段话，分析的很透彻。他说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特别长，资本主义来得很晚。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它的民主、自由是反封建的，是反封建主义的专制主义、家长作风的。可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发展，对封建的东西还没有彻底破除，社会主义就来了。就社会主义制度说，我们比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进了一大步，但就反封建的彻底说，我们远不如人家。人家的封建残余是很少的，我们却大量存在，在党内也还残存着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气。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些东西都是不民主的表现，都与封建思想有关系。因此，我们不但要反资本主义；而且要反封建主义，或者说更要反封建主义。肃清封建主义的流毒，不是容易的事，而是我们文化教育工作的一个长期任务。这个意见我在延安只听徐老讲过一次，许多人对此似乎不甚了了。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对这一点才明确地认识到了。 　　徐老的谦虚，好问是十分突出的。他在陕北当苏区教育部长时，对地方干部十分尊重，经常征求当地干部的意见。他说当地干部是土生土长的，对地方情况了解得多，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工作，就不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对后来边区教育厅的某些知识分子领导人的作风，很不赞成，说他们是上海亭子间来的，不了解下情，还不尊重地方干部，这就难免在工作中犯错误。大概在1944年延安整风之后，有一天徐老和我谈到陶行知先生，他非常钦佩，特别赞扬陶先生的小先生制，说陶先生谦虚，有民主思想，所以才能发现儿童的天才，发挥儿童的天才。还说到他在江西苏区时，也有与陶先生的小先生制相似的做法，但没有理论化，而陶先生却比他更进了一步，他自己曾署名为“师陶”，要向陶行知先生学习。徐老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不仅问下边的干部，而且向农民群众请教。他曾对我说过，他初来陕北时，不懂得为什么冬天下了大雪，麦苗冻不死；不下雪，麦苗却有可能冻死。后来问了老农，老农告诉他干冻比湿冻更冷，雪是保温的。于是他恍然大悟，麦苗盖在雪下，温度就停在摄氏零度；如无雪覆盖，温度会降到零度以下。徐老对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愈的“师不必贤于弟子”等讲法十分赞赏，不仅常对人宣传，而且身体力行。 　　1946年边区教育厅出刊《边区教育通讯》，由我们编审科的同志负责编辑工作。当时我们对小学教师可否采用体罚的办法管理学生，认识不清，有不同意见。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徐老，请他指教。徐老回信把体罚的不良后果讲得很清楚；同时对犯错误的同学应如何用诚恳耐心的态度，用说服教育的办法解决问题，指示得很具体，使我们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徐老的回信和我们的原信，现在文集中都有，这里不再详细讲了。 　　全国解放以后，大概在1953年的时候，有一次我找徐老，请教对毛主席提出的“健康第一”、“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应该如何理解。他说青少年是长身体的时期，首先应该注意身体健康。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身体好了，学习、品德就都有了好的基础。身体不好，即使学习好，又有什么用呢?全国解放以前，北京、天津有些著名的中学，功课很紧张，学生程度好，考大学成绩最优；但上了大学以后，有的身体不行，常闹病，学习也就落后了。有的甚至大学毕业了，病很严重，不能工作，成了社会的负担，这是教育的失败。我们人民的教育，无论如何不能给社会培养“包袱”，为社会增加负担。徐老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是多么深刻呀! 　　大约是1956年，一次徐老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徐老问我如有陕甘宁边区的《边区教育通讯》，给他送去一些，他要参考。我把身边有的都找出来送去了。去时，他在屋里地上站着，两腿微开，站得很稳，当时徐老已是八十高龄了。我关切地说：“站着太累了，请坐下来吧!”他说身体要锻炼，健康的身体应是“坐如钟，立如松，行如风。”坐要稳重，立要挺拔，行要如一阵风。我问他如何锻炼法，他说进城后不太方便，锻炼主要是走路。当时家里的人不让他随便出去，但他每天还是要独自出去转一转，走四五里路，而且要快走。他说人不运动不行，越老越要运动。他说身体健康了，就能朝气蓬勃，要干啥就干啥。他还说做事要专一，不要三心二意。学习就专心学习，坐下来，正正经经学；休息就认真休息，不要身子躺下，还拿一本书翻。这些话虽很平常，但却是经验之谈。由于徐老一贯坚持锻炼身体，所以他活了九十多岁。 　　1937年徐老六十寿辰时，毛主席在写给他的祝贺信中，高度赞扬了徐老的道德品质，说：“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自己第一。”1947年，徐老七十寿辰时，毛主席又给以“坚强的老战士”的评价；周恩来同志赞扬徐老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同志称誉徐老是“当今一圣人”。徐老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充分说明他对革命无限忠诚，对革命必然胜利充满信心。他一生献身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徐老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教育经验丰富，身体健康，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光辉典范，是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徐老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永远要向徐老学习!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文中提到的《徐特立教育文集》，指1979年初版本。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