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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吴玉章

我从小就喜欢历史。我十二岁的时候，便和我的二哥在一起读《通监輯览》等史书。我们读到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事迹时，都深受感动。我的爱国思想就是这样萌芽的。 　　以后我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家都爱宣扬汉族的光荣历史传统，以此来激发人们的革命情绪。这使我认识到历史在革命宣传中的巨大作用。在我主办的《四川》杂志中就用了许多篇幅来讲述历史。我也经常在革命宣传中运用历史这个有力的武器。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我再度出国到法国去留学，由工科改学政治经济，更多地学习了世界史，特别是西洋史，其中我尤其喜欢法国革命史。这对我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有帮助的。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后，我对历史的兴趣更增加了。我很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但是紧张的革命工作使我无暇从事历史的研究。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去苏联。这时我一方面潜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方面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九三〇年以后，我开始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我编写了一部名叫《中国历史教程》的讲义。同时为了教学方便，又根据讲义写了一个教学提纲——《中国历史大纲》。直到一九三六年，我在苏联都是根据这部讲义和这个提纲进行教学的。 　　抗战初期，我回到了中国。秦博古同志看到了我的讲义，极力慫恿我将它出版。我认为要出版必须进行加工，没有立即答应他。后来虽然把讲义的绪论发表了，但因工作繁忙，始终没有抽出工夫来把讲义全部修订出版。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之初，我在重庆工作。我从重庆撤回延安的时候，党中央已开始从延安撤退。在这次撤退中，我的讲义被遗失了一部分。对于这部残缺不全的讲义，我以后就未再过问。 　　一九四八年华北大学成立后，我不断向师生们讲授中国革命的历史。为了教学上的需要，我拟订了一部《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史提纲》。我本想根据这个提纲系统地写成一部讲义，而革命的发展极其迅速，我的事情也越来越忙，因此这个愿望也始终没有实现。 　　近年来，在报刊编辑同志们的催促下，我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回忆录；有时难却别人盛情的邀请，也作过几次有关历史问题的报告；但系统地研究和讲授历史的工作却中辍了。去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我以一百天的时间，匆匆地写成了《辛亥革命》一书，偿还了我三十年的宿愿。还在三十年前我初到苏联的时候，我和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方维夏等同志在莫斯科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他们就鼓励我，要我把亲身参加辛亥革命的真实历史情况写出来，我当时爽快地答应了。以后革命斗争紧张，对于写这类东西，我既没有这样多的时间，也没有这样大的兴趣，因此就搁下了。一九五六年，全国政协邀我去作了一次有关辛亥革命的报告。我随后将这个报告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继又装印成册，陈伯达同志看到后对我说：“你写得太短了，还应该多写些嘛。”其他一些同志也都这样地鼓励乃至责备我。一九六〇年林伯渠同志逝世，我于哀痛之余，更加感到有实践诺言的必要。于是便趁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之际，一鼓作气完成了这项工作。书成之后，如释重负，感到无限的轻松。 　　去年十月在武汉召开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的时候，同志们看到了我的《辛亥革命》一书，又听说我还有些历史著作未曾出版过，他们除鼓励我继续写回忆录之外，还希望我把从前的历史论文、讲义和教学大纲等一齐整理出版。本来，对于历史，我只是一个爱好者而已。从前写的东西，都是因工作需要应急而作的，那有印刷的价值呢?不过考虑到中国较早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太多，我们当年走过的道路，尽管迂迴曲折，而且有许多错误的地方，但对后来的人也许正好是可鉴的前车，因此我才决定编印这本《历史文集》。 　　搜集到这个文集中的一共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如何研究历史的讲演和文章；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历史上若干问题的论文；第三部分是两个教学提纲。第一部分都是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第二部分有些文章发表过，但大部分则是从我的《中国历史教程》那部讲义中摘录出来的。因为讲义写得比较拉杂，而且又残缺不全，所以没有全用；其中的“绪论”已经印过两次，这里也就无需编入了。这部讲义的原稿，我准备交给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保存，以供参考。第三部分的两个提纲，第一个从未印过；第二个华北大学曾经印过，但份数不多，现在已很难找到了；所以都编了进去。对于过去写的东西，现在自己看了，也很不满意。但为了供研究者的参考，我还是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子。这次整理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删而不改”。删是为了节约，不改是为了存真。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的地方，为使读者容易明白，我也作了些字句上的修改。 　　我学习、研究和讲授历史的时间不可谓不长了，但回顾起来，却很惭愧，因为成绩实在太小了。只是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倒也有几条基本的经验，可供今天从事历史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根据我切身的经验，深深地感到历史是一件很有力的革命斗争武器。研究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获得进行革命斗争的知识和坚定我们革命胜利的信心。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培养出自己的历史学家，让他们熟练地掌握这件武器来为革命事业服务。工人阶级的历史学家必须实践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一切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观点和作法都是错误的。 　　历史工作者必须认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我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虽然很喜欢历史，但却不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对许多历史现象都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只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才有了科学的理解。因此我深刻地体会到，没有马克思主义便没有科学的历史，要想掌握历史科学必须首先掌握马克思主义。 　　历史既然是一门科学，而科学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因此，研究历史就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必须占有充分的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史实务求其真实，评论务求其公允，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一定的成绩。“事实确实，立论公平”，这就是我研究历史的座右銘。 　　以上几条，并非什么高论，但要做到也颇不容易。我自己是否做到了呢?同志们一读我的文章，就会发现其中有不少的问题。我热烈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教! 　　(1962年2月15日) 　　 历史文集/吴玉章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