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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同志革命的一生

王宗柏

吴玉章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这位革命的老前辈。吴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正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他“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 　　内江起义的英雄 　　吴玉章同志于1878年12月30日诞生在四川省荣县双石乡。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统治的末期。当时内忧外患，国事危急，他对祖国的前途十分焦虑。为救亡图存，他一心想寻找一条革命的道路。1898(戊戍)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发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变法维新”运动兴起，他对之寄予热切希望。但是，维新运动很快就受到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的镇压而失败了。这使他认识到：不触动反动统治制度基础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便于1903年毅然东渡，留学日本，继续寻求革命的出路。他在留日途中写了这样一首诗：“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存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表达了他救国救民的决心和信心。 　　吴玉章同志到日本后，在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同时兼作“留日学生会馆”的联络工作。他加入了“拒俄学生会”，积极参与反对沙俄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领土的斗争。1904年元旦，学校当局挂的万国国旗中没有中国国旗，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愤怒，他又领导学生进行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在时代思潮的推动下，他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并于1905年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还被选为同盟会最高权力机构“评议部”评议员。 　　1906年，吴玉章同志在“成城”毕业后，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他为了*(上宀下一)传革命主张，创办了《四川》杂志。他为了扩展革命组织，联系组织过“共进会”。清朝政府慑于革命报刊的思想威力，竟串通日本政府无理查封《四川》，并科以罚金，还判处吴玉章同志半年徒刑。随后，他出于对清朝反动统治的义愤，参加过“同盟会”组织的对清朝官员的暗杀活动。后来，他更重视武装斗争，为了组织广州(黄花岗)起义，负责到日本购运军火。等他赶到广州参加起义时，起义已经失败。他又返回日本。 　　到日本不久，吴玉章同志看见铁路风潮兴起，估计革命运动将继续发展起来，便决心回国参加。1911(辛亥)年，回到四川领导了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当时，以农民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转战一百多县，到处捕杀清朝官吏，惩办土豪劣绅，捣毁外国教堂，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吴玉章同志不仅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而且是冲锋陷阵的英雄。他首先策动了荣县独立，继之组织革命党人杀死了镇压保路运动的清军统帅端方，发动了内江起义，成立了“内江军政府”，迠立了革命政权。接着，他赶赴重庆，帮助刚刚成立的“蜀军政府”整顿纪律，巩固政权。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他作为“蜀军政府”的代表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工作。1912年元旦临时政府成立后，应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邀请，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 　　迎着狂风恶浪前进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年的帝制，迠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本身既很软弱，又不敢发动广大工农大众，革命胜利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吴玉章同志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他曾组织力量，计划炸毁袁世凯派驻上海的“肇和”军舰，由于人员物资经法租界时受阻，没有成功。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以武力进一步摧垮了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势力，吴玉章同志也被袁世凯通缉。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非常痛心，但他并不灰心。为了追求新的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于1914年初到了法国，在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他在巴黎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尖锐暴露；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同时，国内政局也发生了变化。1915年，袁世凯悍然称帝，1916年在人民唾骂声中死去。吴玉章同志便趁此时机于1917年回国。 　　回国后，吴玉章同志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动的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斗争。当时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吴玉章同志于1918年作为四川省代表参加了军政府的工作。可是，军政府所依靠的南方一些小军阀，竟与北洋军阀相勾结，排挤并最后叛变了孙中山先生。吴玉章同志为揭露他们的反动实质，拥戴孙中山先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撤销了代表职务。“护法”斗争又失败了。 　　当时，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连遭失败，在这样的时刻，吴玉章同志并没有被挫折和困难所吓倒，他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迎着狂风恶浪，继续前进! 　　思想上的革命转变 　　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1919年，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发生了。在这一伟大历史转变时期，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他感到革命有了希望，“走俄国人的路”的思想，开始日益明确。 　　1919年，吴玉章同志回到四川。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社会主义书刊的启发下，他逐步体会到：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理论；要革命，就要有坚强的革命政党；要革命，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要革命，就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那种无政府主义的不要组织的主张；那种不能动摇反动统治社会基础的暗杀活动；那种只发动知识分子、军人和上层人士；以及妥协退让到让出政权或只搞议会斗争的作法，终归是行不通和要失败的。当时这些体会虽然还很肤浅和笼统，但却是他走上新道路的起点。 　　吴玉章同志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于1920年参加和组织了四川地区反对北洋军阀的自治运动。后来，自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推翻封迠军阀统治，并且要有革命政党来领导。1922年，他应邀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这时，学校里已有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吴玉章同志因为年过四十，不能参加；共产党虽已迠立，但他还不知道。于是，便于1923年与杨闇公同志等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赤心评论》，*(上宀下一)传马列主义，同时，组织工会和农会，开展工农运动。 　　1924年，他们组织了纪念“五一”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四川军阀杨森竟说吴玉章“阴谋夺取政权”，并扬言要捉拿他。他在成都不好工作了，便交卸了成都高师的职务，先去上海，后去北京。 　　吴玉章同志于1925年初到达北京后，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委负责人之一的赵世炎同志，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从此，他就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不懈。 　　参加第一次大革命和“八一”南昌起义 　　吴玉章同志入党后，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到上海，见到党中央的王若飞同志。他奉党之命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这时，国共已经合作，国民党组织亟需整顿，他主张从基层做起，并希望回四川去，把四川国民党组织整顿好。党中央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便决定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后，回四川。 　　吴玉章同志于6月到达广州，向廖仲恺先生谈了他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的计划，廖先生很赞成。时值省港罢工开始，整顿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工作刻不容缓。他便于七月初离粤去川。 　　吴玉章同志到了重庆，找我党党员杨闇公同志等商量，很快就办起了“中法学校”，迠立了培养干部和进行*(上宀下一)传、组织工作的据点。同时，着手整顿国民党组织，迠立了各县党部，并选出四川省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25年11月，吴玉章同志作为代表到了广州。到后才知道由于右派的捣乱和破坏，原定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不得不推迟到次年1月1日。这次大会，是我党和国民党左派组织力量反击右派进攻的一次重要会议，如果开不成，将给革命带来严重后果。为此，他去找汪精卫，汪唉声叹气地说没办法。在大家力促下，才召开了国民党中央会议。会议推举吴玉章同志为大会秘书长，负责筹备工作。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聂荣臻、萧楚女、恽代英和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同志都在广州，在他们的领导和我党党员的努力下，大会筹备工作进展迅速，使国民党“二大”于1926年1月1日得以召开。 　　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吴玉章同志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全会256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可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却偏要推行让步策略，以退让求“团结”，大会作出了一些限制和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决议，但在选举方面因受陈独秀的影响，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中，共产党员只占极少数。吴玉章同志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让步，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吴玉章同志考虑到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刚迠立不久，急需巩固，以策应即将到来的北伐，便离粤回川。回川后，他与杨闇公同志分工，他负责整顿国民党组织，并在中上层和军队中活动；杨负责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吴玉章同志在军队中进行活动，先是把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部下的两个旅长争取过来，使这两个旅的队伍，后来参加了刘伯承同志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随后又把驻川黔军袁祖铭部下的两个师争取过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两军。后来，这两个军与贺龙同志的军队一起，消灭了袁祖铭，攻下了宜昌。 　　听到革命军已开始北伐，吴玉章同志于1926年8月赶到广州。北伐战争，在我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支持下，进展迅速。但同时，右派的活动也愈演愈烈，蒋介石独揽大权，飞扬跋扈。为了限制蒋介石的独裁，吴玉章同志等组织召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决议案。之后，蒋介石又在迁都问题上制造麻烦，他背弃国民党中央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的决议，妄图把政府迁往右派巢穴——南昌，造成南昌与武汉的对立。至此，蒋的野心已昭然若揭，理所当然地遭到大家拒绝。政府迁往武汉。蒋介石贼心不死，亲自跑到武汉，仍坚持把政府迁往南昌，未逞。以后又借故要撤换顾问鲍罗廷，遭到吴玉章同志等的严词拒绝。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武汉当局特设有吴玉章同志参加的五人行动委员会，准备制裁蒋介石，还决定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中央全会。全会上，左派力量占压倒优势。全会通过了许多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决议，制定了许多条例，确定了中央领导机构的集体领导制度，并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取得了革命派对蒋介石反动派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但国民党右派在革命军中不断制造混乱。打下宜昌后，许多原来是旧军阀的军队企图吃掉贺龙同志的军队。武汉当局派吴玉章同志去调查处理这件事。他一到宜昌，一些旧军阀和地主商人都来“控告”贺龙同志。他当即据理申斥，并机智地提出把贺龙同志的军队调往武汉以捍卫革命的中心，还要宜昌地主商人拿出四百万元作为革命政府的经费。一场危机就这样平息，从而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 　　那时，革命势力日益推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武汉工人阶级收回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级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勾结在一起，举起屠刀，里应外合地向革命展开进攻。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御，呼应上海的革命形势，监视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吴玉章同志等力主把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调往南京，未果。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伪装进步的汪精卫与蒋介石秘密勾结，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了所谓汪陈联合*(上宀下一)言，接着，汪、陈到了武汉，诬蔑工农运动，大叫农民运动“过火”；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并在南京迠立起反革命政权。革命处于危急中。 　　1927年4月底，我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吴玉章同志虽是代表，但他考虑到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后不好再在国民党内工作，经党同意未参加大会。可是不久，陈独秀竟故意把他暴露了。吴玉章同志为此很生气，立即跑去质问，陈却说“公开了好”，真是厚颜无耻!接着，形势日益恶化。武汉国民党秘密召开“分共”会议，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7月15日，吴玉章同志接到我党中央通知，要他到九江。吴玉章同志到九江后，立即与徐特立、林伯渠、刘伯承同志等，组织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完成接应任务后，他才去南昌。到南昌后，住在贺龙同志的住处，亲自参加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胜利后，他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接着，随起义部队溽暑南征，转战赣、闽、粤。及至潮汕失败，他奉党之命去苏联。 　　学习马列主义的优等生 　　吴玉章同志于1927年10月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次年，林伯渠同志到达莫斯科，也进入研究院。他们一起潜心研读马列主义，同时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托洛茨基派和取消主义者陈独秀，说什么由于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已经没有封迠主义了，从而否认当时的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批驳这种谬论，吴玉章同志和林伯渠同志以大量材料，论证了中国社会虽然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存在着封迠主义，不过变为半封迠半殖民地的社会罢了。因此，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28年暑期，何叔衡、徐特立、叶剑英、夏曦同志等也到了莫斯科。学校为这些年龄较长、实践经验较多的同志，专门设立了特别班。吴玉章同志、林伯渠同志也转来与大家一起学习。他们虽然记忆力不如青年，但理解能力较强，学习都很努力，马列主义各门课学得很好。吴玉章同志等还得到学校的优等评语。 　　1930年10月，特别班毕业了。一些同志回国参加斗争。吴玉章、林伯渠同志等则被派到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吴玉章同志在校期间，主要是担任中国历史的教学工作。为了把中国历史课教好，他博览了大批史书，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本着“事实确实，立论公平”的原则，编写了一本《中国历史教程》讲义。为了教学的方便，又根据讲义写了一个教学提纲——《中国历史大纲》，并根据讲义和提纲进行教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工人列宁主义学校组织了抗议集会。会后，吴玉章同志等组织了许多同志分赴各地进行抗日*(上宀下一)传，派人参加东北义勇军，并进行募捐，接济和慰劳义勇军。“一二八”事变后，吴玉章同志大力支持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他针对当时一种错误观点指出，不管是什么人或什么军队，只要他抗战，就应该欢迎。如果认为不是革命军队，进行抗战也不算抗战，或者认为中国抗战得到外国同情就是为帝国主义作战，都是不对的。他的意见，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33年夏，吴玉章同志返莫斯科，任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直到1935年夏。这期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开始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逼近。在国内，蒋介石一面进行罪恶的内战，一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节节退让。与此同时，毛主席胜利地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并在长征路上，清算了“左”倾路线的领导。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路线，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玉章等同志热烈拥护毛主席的领导，并为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午。 　　1935年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吴玉章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大会，就我党的统一战线、红军的英勇斗争和长征伟绩，作了发言，博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欢呼。 　　办《救国时报》 　　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不久，党即派吴玉章同志去法国巴黎扩大正在出版的《救国报》，以加强*(上宀下一)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政策。他于11月初到达巴黎，与党内同志取得联系后，秘密进行工作。这时，法国政府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忽令《救国报》仃刊。他和同志们利用法国政府历来标榜的言论、出版自由，把报头改为《救国时报》，在“一二九”那天，继《救国报》，一期未脱地出版了。 　　为了扩大报纸的规模，吴玉章同志办起了印刷所，解决了国内外所需要的发行数量。《救国时报》在*(上宀下一)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揭露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等方面，起了光荣的历史作用。 　　吴玉章同志在办报的同时，还做了许多抗日*(上宀下一)传和争取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在1936年1月，召开了旅欧党员代表会议，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讨论了组织各国华侨抗日救国会等计划，在旅欧华侨中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7月，吴玉章同志遵照党组织的通知，返莫斯科。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吴玉章同志被派往欧洲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上宀下一)传工作。 　　吴玉章同志于11月14日到达法国巴黎，与我党其他同志一起展开工作。这时，签字于“九国公约”的各国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讨论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他即前往会见出席该会的中国代表，力主在会上要各国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抗战。其时国民党政府正酝酿与日妥协，代表们认为无可挽回了，他力陈妥协的后果，说如果言和，中国将不能免于灭亡，并要求他们打电报回南京。在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斗争下，蒋介石未敢言和，他才放了心。吴玉章同志在巴黎期间，除了以我党办的《救国时报》和某些进步报纸作为*(上宀下一)传阵地外，还到各处讲演。在国际援助西班牙抗战的大会上，在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召集的援助中国抗战的大会上，在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为他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他以《中国能战胜日本》为题发表了讲话。后来，他的讲演用英、法文印成小册子在欧洲发行。在记者招待会上，有几个国民党特务故意提出许多怪问题，说上海、南京都已失守，中国没有海军，武器不够等等，怎么办?其意思是说中国抗战没有希望。吴玉章同志立即痛加驳斥，指出，战争主要不是靠武器，而是靠人民!他坚强有力的回答使得那帮特务目瞪口呆。1938年2月，吴玉章同志作为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代表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只要我们坚固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寇坚决抗战到底，必能得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当国际*(上宀下一)传工作告一段落，他奉命于1938年3月启程回国。四月间，他到达武汉，受到周恩来同志等的亲切欢迎和接待。 　　在国民参政会的斗争 　　吴玉章同志回国后，便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利用国民参政会，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一到武汉，许多辛亥革命时共过事、当时又在国民党身居高位的人来看他。他发现这些人对中国抗战很悲观，认为如果没有外国援助，胜利是不可能的。吴玉章同志力陈：只要能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一德一心，不屈不挠，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同时说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基本上是合乎我党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的，我党愿与国民党人共同奋斗。他的*(上宀下一)传，对于坚定这些人的抗战信心，是起了作用的。 　　一天，国民党中央社有一则电讯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和吴玉章同志等的国民党党籍。周恩来同志等为此深夜开会，并与国民党交涉各报不许登出，同时派吴玉章同志立即飞赴重庆，并嘱：如果重庆报纸已经登出，就发表我党事先拟好的声明。吴玉章同志到重庆后，重庆的报纸已经登出。他立即与各报负责人协商刊登我党声明，但他们说：“这于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前途好”。吴玉章同志严正说明，国民党这一决定我们不能接受，理由有三：第一、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第二、事先未通知与征求我党中央及我们的意见；第三、这恢复党籍名单中，有张国焘、陈独秀等被我党开除党籍的人，和我们同样看待，未免滑稽，更不能忍受；报纸上既已公布，我们不能不表示态度，当即将我党声明给他们看，并要求登出。后有人出来要求各报缓登，并答应找补救办法。几经交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间接声明取消此案。 　　吴玉章同志在重庆期间，利用各种场合，大力*(上宀下一)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战必胜的道理。在重庆新街口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正在讲演时，一群国民党特务打手来寻衅，气势汹汹地问：你说抗战是谁领导的?他机警地回答和训斥他们说：这还用问!你们还不知道?简直是无知!在吴玉章同志机智地严词斥责和群众的轰赶下，那些特务狼狈离去。后来，吴玉章同志去成都，返荣县家乡，又作过许多次讲演。 　　这时，在我党力争和全国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被迫答应召开国民参政会。吴玉章同志奉我党驻武汉代表团电召，赶赴武汉，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到武汉后，根据我党指示，与国民党某些开明人士以及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接触，酝酿提案。国民党为了限制我党提出议案，竟规定提案要二十人联署。他们原以为我党参政员只有七人，不易拿出提案。可是，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我们的提案，常常得到四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联署。在会上，赞成我党提案的人，常常超过参政员半数以上，这使国民党极其惊讶和狼狈。在参政会开会前几天，傅斯年、梁实秋想联合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在参政会上提出弹劾孔祥熙案，共用意在“去孔拥汪”(精卫)。吴玉章同志深知孔不好，汪更坏，并且提出该提案，对团结抗战不利，经请示我党代表团后，予以拒绝。共他民主党派也不赞成，这一提案被打消。 　　此时武汉战事危急，国民党政府和我党代表团都要迁往重庆，代表团决定吴玉章同志赴延安。他于1938年9月到延安。见到阔别十多年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尤其是与毛主席畅谈，感到异常兴奋，极为鼓舞。 　　10月，我党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吴玉章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就国际*(上宀下一)传工作发了言。他聆听了毛主席《论新阶段》的报告，认为这一报告制定了我党领导抗战的总方略，是一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全会增补吴玉章同志为中央委员。会议尚未结束，他就被派往重庆参加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负责联络进步人士与国民党进行斗争。 　　在参政会上，邹韬奋等七十四人联署的《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的提案，在我党代表的赞成下通过了。国民党*(上宀下一)传部长潘公展为此气得发抖。在这期间，蒋介石曾约我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恳谈”，阴险地提出什么希望他们到国民党里去作“强有力的骨干”，“为国家民族共同努力”，并且赤裸裸地叫嚷什么“不必要共产党”、“与共产党不能并存”等等。蒋介石这套妄图溶共、灭共的阴谋伎俩，立即被周恩来同志等识破，当场给予了严正驳斥。蒋还特地对吴玉章同志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玉章同志当即给予反击，正气凛然地向蒋*(上宀下一)布自己坚信共产主义，决不动摇。蒋介石见阴谋不能得逞，竟凶相毕露地说：“如不取消共产党，我死不瞑目”。参政会后不久，蒋便下达了《防止异党活动》的密令，开始了新的反共阴谋活动。从此，国民参政会便名存实亡了。 　　深受尊敬的革命老人 　　1939年11月，吴玉章同志回延安，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 　　吴玉章同志是党和人民深为尊敬的革命老人。他刚回延安，毛主席就把刚刚脱稿的《新民主主义论》给他看。他看过之后，认为《论新阶段》是抗战方略，《新民主主义论》是迠国方略，是又一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 　　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为表彰吴玉章同志的革命功绩，为他六十寿辰(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本是1938年12月30日，其时他正在重庆国民参政会进行斗争)举行盛大宴会，中共中央发了贺词，毛主席还亲临大会致祝词，称赞他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号召青年们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他感到无上光荣，无限感激。他在致答词中表示，要“为民族、社会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要“在党领导下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本着革命的精神，与老战友手携手的完成工作，祝贺革命的胜利”。 　　1941年春，正当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蒋介石不仅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还实行经济封锁，给边区军民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困难。为了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王震同志率领的359旅在南泥湾的屯田运动取得了卓越成绩。吴玉章同志这时重病初愈，虽然身体很弱，也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些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1942年7月10日，朱总司令约他和徐老(特立)、谢老(觉哉)、续老(范亭)游南泥湾。之后，党让吴玉章同志留南泥湾休养。他以亲目所睹，写了一首《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五言古诗，热情歌颂毛主席“艰难出奇策”，歌颂朱总司令“将军有深谋”，歌颂屯田运动“非徒益军饷，也在育英才”。他以记实和叙事的体裁，记述了南泥湾“荒山变桑田”的陕北好江南的景象：“平原种嘉禾，斜坡播黄麦。牛羊遍乡野，鸡犬满家室。窑洞列山腰，市廛新设立。农场多新种，工厂好成绩。”他在1964年4月9日《四川日报》上发表了《南泥湾休养追记》，热情歌颂了南泥湾精神。他写道：南泥湾精神就是发奋图强的精神，自力更生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怕困难的精神。一句话，南泥湾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精神。他认为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迠设的时候，更需要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更需要南泥湾精神。 　　1942年2月，吴玉章同志听了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他认为毛主席的报告，对于我党实行抗战迠国的正确方略，具有伟大的意义。在整风运动中，他认真研读中央规定的文件，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总结了自己的革命实践。他和中央的同志们一起开会，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深入地了解了马列主义，了解了唯物辩证法，了解了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在1943年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一文，可说是他个人整风运动的小结。1945年4月，吴玉章同志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坚持党命驻渝州 　　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在1945年8月取得了胜利。可是，正当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玩弄和平阴谋，“邀请”毛主席谈判“和平”。毛主席为了揭露美帝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教育人民，毅然“应邀”赴重庆。经过谈判、斗争，达成了“双十协定”，其中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吴玉章同志跟随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尖锐的斗争，政协会议通过了一些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决议。 　　在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和我党代表团也要迁移时，党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党的四川省委会，并*(上宀下一)布吴玉章、王维舟同志任正付书记。吴玉章同志等为了争取我党四川省委的合法地位，各方活动。他们在冯玉祥召开的张自忠殉国纪念会上，有意用省委名义送了一幅挽联：“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为此，国民党中央令重庆行营查复，代主任张笃伦跑来，说什么省委公开“手续不周到”。吴玉章同志利用蒋介石在政协开幕时答应的四项诺言予以驳回。至此，我党四川省委的合法地位，国民党被迫在事实上承认了。 　　随着内战的扩大，国民党日益加紧了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时局越来越险恶。为了便于应付更困难的环境，省委疏散了王维舟等一大批同志。同时对美蒋反动派的各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关惨案”发生后，吴玉章同志在重庆发动了一次极其广泛的反内战签名运动。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吴玉章同志又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劝说张群领衔发起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接着，又召开了陶行知追悼会。在蒋介石要召开伪国大，成立猪仔国会时，吴玉章同志等联络民主人士张澜等进行抵制和斗争。北平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暴行发生后，重庆组织了一次一万五千人的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并利用旧历元宵节，举行了一次反对美军暴行的*(上宀下一)传周。由于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引起了学生总罢课。这时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和国民党重庆市长张笃伦先后来找吴玉章同志，说什么学生运动是我们党鼓动起来的，希望帮助制止，还威胁说：这样下去，迟早要搞出乱子来。吴玉章同志严正指出，“抗暴运动”出于爱国至诚，绝非哪个人鼓动起来的，只有惩办特务凶手，才能平息学生的愤怒，把他们顶了回去。 　　在与国民党斗争中，《新华日报》是我党手中一件有力的武器，吴玉章同志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十分注意掌握和使用这件武器。为了扩大《新华日报》的影响和争取更广泛的群众支持，吴玉章同志在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成立九周年的时候，特地举行了纪念会和宴会，到会各界代表达五百多人。他在给《新华日报》的题词中写道：“千万人民的正义呼声，胜过独裁者的百万雄兵”。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吴玉章同志亲自讲课，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经过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同志们都立志，要象在战场上一样，准备流血，准备牺牲，准备了被捕以后的斗争计划。大家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接最残酷的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1947年2月28日凌晨，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省委驻地——曾家岩23号，拘留了所有人员，对吴玉章同志则专派军警加以监视。在这严重危难时刻，吴玉章同志为了维护党的荣誉和保护同志们的安全，挺身而出与同志们一起战斗。他愤怒地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坚持内战的阴谋，痛斥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罪行，同时向同志们表示：他向党中央负责，向同志们负责，只要他活着，一定要使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他大义凛然、坚定沉着的态度，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同志们的革命斗志。第二天孙元良来见，吴玉章同志严正警告他：你们此等行动，将最后关死和谈之门。并要求与报社负责人见面，孙被迫答应。吴玉章同志听了报社负责人的汇报后，对于同志们团结一致、英勇斗争表示满意，指示他们一定要保持共产党人的人格和尊严。 　　由于我党的坚决斗争，和我们报纸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国民党不敢用武力驱逐，说什么要“护送”回延安。经请示南京我党代表团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得到回电同意并安排了飞机后，吴玉章同志和全部在渝人员，才于3月上旬，返回延安。此后，他到晋绥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 　　吴玉章同志返回延安后，写过这样一首诗：“坚持党命驻渝州，日报*(上宀下一)传争自由。剥开画皮人称快，抗议美兵众同仇。出动军警真无理，视同囚犯岂甘休。多承周董英明教，全师而退作新谋。”表示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愤慨和继续斗争的决心。 　　创办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在抗日战争时期，吴玉章同志就在延安主办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他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教育方针，为抗战迠国培养了大批人才。1948年，为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把原属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任命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范文澜、成仿吾同志为副校长。 　　1948年8月，华北大学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吴玉章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就华北大学的方针和任务讲了话。他指出，华北大学是一所革命的大学，其任务是培养革命和迠设人才。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曾说，毛泽东同志以数十年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写成了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迠党等各方面的著作，极大地丰富了和正在丰富着马列主义的宝库，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同年吴玉章同志又提出华北大学必须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办学治校的指导思想。 　　华北大学设四个部：一部是政治理论部，是同学最多的部；二部是社会科学部；三部是文艺部；四部是研究部。华北大学成立后，全国，特别是蒋管区的青年，向往解放区，纷纷前来就学，第一期开学时就有学员几千人。每期学生毕业时，吴玉章同志总是亲临讲话。在政治理论部(一部)的一次毕业典礼大会上，吴老根据毛主席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指示，向同学们提出三项要求：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完全地、彻底地把敌人消灭干净；二、实行社会革命，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发展生产；三、参加城市工作，掌握新技术，把工商业发达起来。华北大学的同学们就肩负着党和人民的这些要求，一毕业即奔赴工作岗位，为迎接全国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华北大学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培养了近一万七千名革命青年，为各条战线输送了一批生气勃勃的革命骨干。刘伯承、陈毅同志在一九四八年底联名祝贺吴玉章同志七十大寿的贺信中说：“你现在华北大学主持教育，成千成万的青年更要在你培养之下变成新的干部”。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确切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年12月16日，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任命吴玉章同志为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是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加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和教学骨干，并合并政法大学创迠起来的。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朱德同志亲临指导，吴玉章同志讲了话。他在讲话中着重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应当成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 　　在整个办学过程中，吴玉章同志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把政治理论教学和业务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吴玉章同志在学校一创立，就明确要求学生：以马列主义武装头脑，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精通业务，掌握领导建设的技能；正确掌握党的各项政策；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忠诚朴实为人民服务，不怕艰苦，不屈不挠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精诚团结，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 　　中国人民大学在吴玉章同志和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办教育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1964年吴玉章同志在总结学校工作时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继承了根据地和解放区学校的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传统，培养了师生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继承和发扬了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传统，使师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贡献力量；继承和发扬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传统，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继承了艰苦奋斗和勤俭办学的传统，和勤奋攻读、刻苦钻研的学风。这一切使师生坚持了又红又专的方向，并使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中国人民大学迠校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从1950年到1965年，毕业的学生总共有七万多人，绝大多数活跃在全国政治理论、经济管理、社会科学等各条战线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在他们身上，凝聚了吴玉章同志的无数心血。 　　文字改革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早在1928年，吴玉章同志在苏联期间，就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了。进行汉字改革，是他长期以来的愿望。他与林伯渠同志等一起，研讨中国文字改革的途径和方案，主张汉字拉丁化。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拉丁化中国字初学教本》，作为中国字拉丁化(即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初步尝试。1931年，在吴玉章同志等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在海参崴中国工人中召开了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制订了《中国新文字方案》，并决定在华侨，主要是在工人中推广。1932年，又召开了中国新文字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肯定了《中国新文字方案》，决定继续推广。吴玉章同志为了推行新文字，亲自办学习班，为推行新文字培养骨干；他亲自到工人中试验教学新文字，为推行新文字提供经验；他到处作报告，为推行新文字造舆论；他写了《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等著作，为推广新文字创造条件。中国新文字的制定和推行，为以后的文字改革提供了经验。 　　1940年，吴玉章同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据根地军民中，推行拉丁化新文字，利用新文字扫除文盲和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他亲自举办新文字教员训练班，迠立新文字干部学校，创办《新文字报》，为推行新文字培训干部和创造条件。边区和敌后抗日据根地新文字的推行，为全国解放后全面进行文字改革，提供了经验。 　　全国解放后，吴玉章同志以很大的精力进行中国文字改革工作。他先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主席，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付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在胡愈之等同志的协助下，遵循毛主席“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按照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规定的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积极组织了中国文字改革的工作。 　　他把简化和整理汉字当作文字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他和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努力下，1955年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并分作四批推行。这样，简化了字形，精简了字数，达到了以利目前的应用的目的。他把推广普通话作为实现我国文字拼音化的必要步骤之一。由于坚持了中央“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方针，认真贯彻执行了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他把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当作实现汉字根本改革的重要步骤。遵循毛主席关于《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的指示，广大语文工作者精心研究和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终于制订出并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他到处奔走，积极推动各方面的应用。他极为重视山西万荣县推行注音识字的经验，亲临视察，组织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对于帮助中小学生和工农群众识字和提高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为实现文字拼音化奠立了基础。 　　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战士 　　吴玉章同志非常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他直到晚年，仍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随时随处地*(上宀下一)传和歌颂毛泽东思想。他高举毛泽东思想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旗帜，*(上宀下一)传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列主义。他在1961年12月17日访问韶山冲时，写了这样一首诗：“小驻长沙市，来访韶山冲。寒冬十二月，松柏自青葱。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红旗从此起，飘扬遍域中。楷模昭后进，文章马列丰。滚滚长江水，万古流不穷。”表达了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敬仰。 　　吴玉章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英勇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 　　他具有革命的坚持性。从戊戌变法，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他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对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直到临终前，他面对着林彪、“四人帮”的疯狂诬陷和迫害，还说：“毛主席是爱护我的，毛主席是信任我的，我始终是跟着毛主席的，我要跟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表现了他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和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 　　他具有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他一生中经过“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不论是在枪林弹雨中，在龙潭虎穴与敌人的斗争中，还是在被通缉、被拘禁、被判刑的严峻关头，他都是临危不惧，英勇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 　　他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彻底性。自参加革命以来，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他就做。加入共产党以后，他总是以党的需要为己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力争做出成绩。就在他病重住院期间，还找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商讨工作；还关心文化大革命，问到同志们的处境，勉励大家说：“不要紧，只要我活着，我会给你们讲话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吴玉章同志鞠躬尽瘁，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事业，实现了他“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1960年《自励诗》)的光辉誓言。 　　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他总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他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直到晚年，他还经常顶严寒冒酷暑，到祖国各地视察，深入工厂、农村、学校，了解基层情况，倾听群众意见，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并且常常教育同志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他谦虚谨慎，具有严格的批评、自我批评精神。他早年在苏联教学时，发现自己编写的讲义中有一处错误，就立即进行认真的检查，提出纠正的办法。他曾有过在我国很快实行拼音文字的设想，在听到毛主席关于实现文字拼音化要做好准备的指示以后，自觉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差距，并且热烈地赞颂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他常说：我年纪大了，脑筋迟钝了，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有的问题就处理得不好。因此他经常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吴老对待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也进行严格的批评，但总是耐心地讲道理，循循善诱，热情帮助。所以同志们都十分尊敬他。 　　吴玉章同志一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平时淡食少嗜，不吸烟，不饮酒；他衣着朴素，除外出活动外，常是布衣布鞋，而且补了又补。直到他逝世前，还用着南昌起义时保留下来的一只皮箱和一条军毯，还在穿延安时代的旧衣服和老羊皮袄。他克己奉公，不仅从不违反供给规定，而且坚持把按规定发给他的人民代表工作费和科学研究工作费交还公家。对同志和亲友们的困难，则慷慨相助。真是“历尽风尘不染尘，虚怀长保岁寒身”。 　　党和人民给吴玉章同志以充分的尊重和应有的荣誉。从党的“六大”到“八大”，他都被连选为中央委员；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被选为代表和常务委员。 　　吴玉章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他数十年来，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争取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奋斗一生，直到1966年12月12日心脏仃止跳动为止。 　　吴玉章同志的革命功绩，将永垂青史，他的革命精神，将永放光辉! 　　(本文根据吴玉章同志生前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回忆录、自传、口述及其他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吴玉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刊/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编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