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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
吴玉章
    中国的哲学,在《易经》时代本来就有一线光明,就是以物质运动来解释宇宙,所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以矛盾冲突来解释运动,所谓“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它所谓“上下”、“刚柔”、“阴阳”等等,不过是代表整体中内在的矛盾的两部分,本来是平等而无所軒輊的。到了孔子,就用行而上的理论,把它固定起来,而且把整体中的矛盾两部分分作阴阳二元,用阴阳二元来配合天地、日月、明暗、春夏秋冬、上下、前后、高低、刚柔、强弱、动静、吉凶、福祸、尊卑、贵贱等等。使得矛盾的双方,变成两个不平等的东西来确定宇宙和人间的所谓秩序。例如孔子傳易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序卦傳”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下彖傳”之家人卦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说卦傳”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孔子以仁义二字为人道的极致,与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并列,而为天地人三才之大道。孔子就是以这个原理来树立他的伦理学的根基的。
  孔子的学说,在汉以前,并没有在中国占着统治地位。自从汉武帝用董仲舒的建议,才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孔子学说才独尊。但是孔子的学说只发展了实用伦理的一部分,把哲学思想的一部分棄掉了。因此,有思想的人,不能不另找出路。从魏晋到唐,可称为老学和佛学发达时代。魏晋时代的哲学也可以说是“东汉末年,琐碎的考据和前此妖妄不经的迷信合而为一”的一个反动。再进一步,就索性研究到佛学。佛学在思想逻辑上也有它相当的价值,但是它的“万象皆空”的厌世思想,太偏于“出世”了。所以到了两宋时代,就要再一变而为“入世”。(虽然唐时韩愈已经发动反佛归儒,但没有大的成绩。)宋学发生的原因有二:(一)是魏晋以来,社会上的气节败坏极了,所以这时候的学者,都要讲究砥礪气节,孙復(泰山)等是这一派的代表;(二)是这时候国势衰弱了,社会也凋敝极了,要想挽回国势,救济社会,就得讲究经世之学,胡瑷(安定)、范仲淹等是这一派的代表。这两派的思想,再参以性理学说,把修己治人打成一片,则是张载(横渠)等一派。而宋学最重要的,就在于把哲学说与伦理说联系起来,从而发生了儒家的新哲学。
  朱熹(晦庵)要算是集宋学的大成。他的学问可以代表(一)修己治人,一以贯之;和(二)承佛老之后的反动力,返而求之于儒的两种思想。前一种是吸收魏晋到唐时老学和佛学的精华,以建设一新的儒学,革新儒家不重哲学的傳统。后一种则系承佛老学说大盛之后,矯其过甚之弊,而还之于实用。这两种都是当时学术界很自然发生的思想。朱熹能够代表它,所以朱熹可算是宋学中的正统派。
  从宋学兴起之后,学术思想界起了一个大革命。“尽祧汉唐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傳”是宋学的一个特色。因此就发生“道统”之说,把周、程、张、朱,直接孟子。到元代修宋史,就于儒林傳之外,别立道学傳,把宋学和前此的儒学都分开了。
  以后有陆九淵和明代的王阳明说朱子即物穷理之说太支离,要扼要地先启发人的本心之明。于是就成了和朱子对峙的陆王派。
  现在我们来看宋学的实质是甚么?和它及于社会政治上的影响如何?
  宋学自然是孔子学说进一步的发展,它的哲学思想,具体表现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太极图说》的全文如下: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太极图说》的内容,前半为哲学说,后半为伦理说。易只说太极,没有说无极,无极是老子所用的话。但这里有一根本的不同点,就是易的太极是活动的,周子的太极为静止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易是辩证的,而周子是机械的。周子以本体为静止的思想,亦本于老子。所以周子的《太极图说》,乃调和易之思想与老子学说的东西。
  还有张载(横渠)的哲学说,以其宇宙观之深远精密为特色。张子是排佛老及其他宋儒之说,而自成一家之宇宙观。他以佛教之宇宙观为执无而不知有,老子之宇宙观是由无生有,皆不完善。他亦不用周子太极之语,不述邵子(康节)先天之学,不借程子(明道)理气之说,而独以太虚解释宇宙之本体,创太虚论。张子以太虚为宇宙之本体。太虚者何?无形之气也。气之凝集而静时,谓之阴;气之发散而动时,谓之阳。故阴乃气之静,阳乃气之动。阴、阳二气,即太虚之实质又属性也。气非生自太虚,太虚即气,气即太虚,太虚与气无所谓分别。盖其说为气的一元论。
  张子以太虚为宇宙之本体,以为宇宙间万物,悉由此本体太虚之活动而生,太虚自身有活动的本性。由活动的本性而言,张子名太虚为太和,以为太虚与太和,其名虽異,其实则同。太虚因其内含于自身之本性,本得不必然地活动,或凝聚,或发散。凝聚时生形而为万物,发散时失形而归太虚,万物即由太虚之聚散而生灭。然太虚不因聚散而变更其本质,集而为万物,散而归太虚,仅其状态相異,本质则无殊。
  张子之太虚说,由虚生气,非老子之由无生有。然太虚即气之思想,明明与老子之虚无论及易之太极两仪说相合。而且其现象论,亦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但终不能再进一步,说明物质运动的原因。
  朱子网罗诸家之学说而融合调和之以建设自己的学说,集这一时代思想之大成。其学说大要如下:
  朱子之宇宙论,乃以周子之《太极图说》与程伊川之理气二元论而融合之者。周子说宇宙之本体为无极而太极;伊川以理气之二元为宇宙之原理;朱子则调和此两说,以宇宙之本体为太极,以太极为理气二元之综合。其宇宙论之特点,即在于以太极归着于理气之二元。其实他是企图立一超物质的神秘的所谓道。请看其理气论说,宇宙之本体,太极也。太极,即无极也,即超绝时间及空间无始无终,永久不灭者也。太极与理为同一物,不过其名異耳。太极即理,理即太极。
  视为横于万物之底的实在,即太极;视为与气相对的宇宙原理,即为理。太极为唯一之绝对;理与气为相对之原理。理必与气相对而存,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理,无无理之气,亦无无气之理。若更以理气作用之方面区别理气,则理为形而上之道,为万物生成之原理,气为形而下之器,为由理鑄型之质料。理与气不能分时之前后,惟由其自存的资格言之,则理为根本的,气为附随的。所谓“有此理便有此气,理者气之本也。”即由自存的地位上而定其本末也。夫对气而有理,对理而有气,理气虽可相对地区别,然不能离为二物。理常在气中,非在气外,理气乃同一物也。
  图解如下:
  理—行而上之道—(万物发生之原理)—根本的↘
  气—行而下之器—(万物鑄成之质料)—附随的↗难分时之前后。 
  朱子想以太极综合理气二元,然结局不能脱离理气二元论。他极力主张以太极为理,理与气为一物,此不过形式上之总合,理与气依然对立为二原理。如依其说于此发生一疑问:若太极为理,理与气相对,则太极之理与理气相对之理,同一物耶?抑二物耶?由其说观之,自为同一物。既为同一物,则由理生气之理由不明矣。关于此点,朱子自亦无何等说明,而且也不能说明。因为他不了解自然界辩证的真理,运动发展的学说,而把宇宙的本体看作超绝时间及空间,无始无终,永久不灭不变,与黑格尔所谓永恒之真理一样,是唯心论的理论。
  朱子有许多特殊见解,仍值得宝贵。如他说:“太极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为一画者二,是为两仪,其数则阳一,而阴二。在河图洛书则奇耦是也”。朱子答袁樞曰:“如所论两仪,有曰乾之画奇,坤之画耦,只此乾坤字便未稳当,盖仪匹也,如俗语所谓一双一对云耳,自此再变至第三画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当其为一画之时,方有一奇一耦,只可谓之阴阳,未得谓之乾坤也。”这虽有对立相等的曙光,而他终不解运动的真理。
  由于他的理气二元的理论,以为万物之种类不同,是由于气有清浊而生。他说,理无差别,气有清浊。万物生成有禀清爽之气者;有禀昏浊之气者;因其气之不同,故理不能完全平等实现于万物之中,此万物所以有異同也。万物中禀最清之气而生者,为人;其他万物,则禀较人皆浊之气而生;然人类中有等级,其他万物中更有等级,其种别不能一一画数之也。
  朱子又把人性分为本然性和气质性;把人心分为人心与道心,把人类分为圣与凡。由此建立他伦理道德的学说,尊卑、上下、贵贱、长幼、君臣、父子、夫妇等等所谓大义名分。不平等不自由的孔教,就由此确立。朱子著《通鑑纲目》,根据春秋笔法,于历代帝王之事迹,加以褒贬,以明大义名分;同时又鼓吹爱国的精神,奖励忠孝节义等等。就他好的一方面说,其于振拔陷溺之人心,挽回污浊之习俗,实有一定的功绩。特别是对家族自治,他想出了许多所谓修身齐家的办法来,在社会上亦有其一定的作用。就他坏的一方面说,则是大义名分之说过严,甚至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虽不慈,子不得不孝。”“夫虽不义,妇不得不顺。”以礼教来束缚思想。因此,中国受了儒家很深的毒害,在社会上没有平等自由的思想,在政治上没有民主的精神。虽然主因是在于中国的经济长期停滞,很少发展,而这种錮闭的思想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摘自讲义《中国历史教程》)
  

历史文集/吴玉章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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